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十四

下部　杞人忧天

104）朋友啊！朋友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无私地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这是山东人（当然不是全部）的脾气。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困难，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臧天朔的这首摇滚歌曲，我百听不厌。

　　抓“5.16”运动结束后，许多老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开始同我联系，分配到外地来京出差的一些老同学常到厂里来看望我。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尹聚平正要睡觉，听见有人敲房东的院门，我出去开门一看，来人给了我一拳，啊！是朱军。他又黑又瘦，象个鬼似的，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朱军在北航是我组织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应当算我的办公室主任。我不在时，把许多权力都交给他，全院的财务报销他代我签字，我的手枪交他保管。他个子不高，精明能干，是我的“死党”和干将。我和韩爱晶赴山西、山东以及我去厦门抓周国怀，都是带他去的。他毕业后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一起分到了贵州航空部某基地。

　　抓“5.16”运动中，军管会多次让我交代、揭发朱军的问题，我是他的领导，不可能揭发他的问题，况且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从军管会的口气看来，朱军单位也把他隔离审查了。

　　不知北航的掌权者什么时候把“北航红旗”定成了“反革命组织”，就象解放初期清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分子一样，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们在抓“5.16”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关押，几乎无人幸免。有的人，包括个别头头因受不住逼供，贪生怕死，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地写了许多所谓揭发别人的材料。但朱军是好样的，椐我所知，他没有胡说八道，也没有出卖我，揭发我。

　　我和尹聚平赶紧把朱军请到屋里。老同学死里逃生又重逢不容易，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军管会坏得很。他和爱人皆被关在地下室里一年多，受尽了折磨。贵州潮湿，二人放出来时，两腿皆走不动路了，是抬到医院去的，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过来。

　　“都是因为你。”朱军拼命地抽着烟，笑着说，“军管会一天到晚逼我交代你和韩爱晶的问题，说我是‘5.16’分子，全是他妈的北航转去的材料。还骗我说你也写了材料，揭发我是‘5.16’分子，是你发展的。我一听就是假的。”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一个大学生，抓“5.16”时被逼疯了，半夜里用菜刀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砍死，自己从四层楼跳下去了。

　　呜呼！这就是文革中的抓“5.16”运动。某些人总认为自己文革中受了迫害，把一切气撒在造反派身上，整起造反派来毫不手软。可是造反派也是人，他们中间也有没干过坏事的好人。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究竟谁是谁非，只有苍天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我问朱军。

　　“谢天谢地，林彪叛逃后，我们军管会主任是林彪死党，被抓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解放了。我们成了受林彪死党迫害的英雄，一下子就翻身了。你们呢？”

　　“咳！别提他了。林彪事件都不让我们知道。北京邪门儿，‘九.一三’事件后又关了我们近一年才放出来，至今不得翻身。”

　　“贵州那边‘5.16’都否了。抓‘5.16’是林彪搞的，天天喊林彪语录，一个不漏，一个不漏。林彪一完蛋，全翻案了。”

　　“可你不知道，北京这边抓‘5.16’可是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他们搞的。周总理对抓‘5.16’也有指示，‘5.16’主要是反总理的。”

　　“反总理的那个‘5.16’就几个人，早在1967年就处理了，事过两年之后又想起来抓‘5.16’，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中央文革是贼喊捉贼，拿造反派的脑袋堵老帅们的嘴。看着吧！中央早晚又要出事。” 朱军不愧我的部下，“英雄所见略同”。

　　接着，朱军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我看，真正的‘5.16’后台就是毛主席。‘5.16’者，造反派也！造反派的总后台和最高统帅就是毛主席。”

　　“这话有道理，可不能乱说。” ……

　　老同学一气聊到天亮，和衣而卧。

　　从此以后，我和朱军经常保持联系。

　　恢复高考以后，朱军夫妇为了摆脱贵州三线山沟里的日子，发奋图强，双双考回了北航研究生培训班，二人带着孩子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但是，由于不算正式研究生，北航未发硕士证书。按规定，必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朱军原单位也要求他们回去，并许了朱军科技处长的愿，这是他自己说的。

　　朱军夫妇一心想留在北京，我义不容辞地尽力帮忙。我托了许多人，想了许多办法，朱军自己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朱军一家四口的户口进了北京。

　　当时办一个北京户口比登天还难，朱军一家四口户口进京，连派出所的人也惊呆了，他们怀疑朱军是高干子弟或有通天的关系。

　　户口进了京就好办了。我借了厂里朋友一间房子，安置朱军一家住下。我把朱军当成手足兄弟，该办的事自然不在话下。

　　关键的问题是要为朱军夫妇找一个好单位。这事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俩有学历，业务很好。

　　当时电子部正在筹建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公司。筹备组领导中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把朱军夫妇的情况吹了一通：研究生毕业，精通外语，懂计算机，得过部级和空军多次嘉奖……总之，绝对是难得的人才。

　　第二天朱军夫妇便到该公司上了班，成了正式员工，连一个字的证明材料也没有，也没用面试、考试，只凭我一封信。档案是后来转过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朱军夫妇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我不过尽了点义务而已。否则，换了两个笨蛋，人家也不会要。

　　后来，朱夫人被派往法国培训，但离出国还有一个月时，突然得了肝炎，指标很高。若不能很快降下指标，出国只好换人。

　　我托了电子部医院要好的医生朋友，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了朱夫人的病，没有耽误出国。

　　朱夫人在法国培训一年多，被法国某大公司聘请为该公司驻北京总部高级雇员兼翻译。据说该公司总裁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在钓鱼台接见招待，就是朱夫人担任的翻译。

　　朱军本人也被提为处长，一帆风顺，并很快分到了一套房子。

　　看到亲如手足的老同学今非昔比，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因在厂里一直受审查，当老百姓。我的地位、权力等于零，我的能力和关系已经发挥到极限。朱军夫妇基本上不需要我再帮什么忙了，但我们两家常来往，关系很好。

　　后来朱军认识了胡耀邦的二公子胡君，并带胡君到我家来玩，为胡君上研究生的事找我帮忙，我尽上了最大的力量，详情后述。

　　1984年，为了摆脱我在738厂的住房困难等困境，我毅然下海，受聘到海淀区玉渊潭乡任工业公司顾问和中玉实业公司副经理。

　　中玉实业公司是我介绍玉渊潭乡和朱军单位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联合成立的。玉渊潭乡出厂房、职工住房和地皮，中计公司出资金和技术人员，派人出任总经理，朱军担任技术副经理，我代表玉渊潭乡出任经营副经理。

　　当时，中玉实业公司同“四通公司”和“联想公司”成立时间差不多，但资金、技术等条件比“四通” 、“联想” 好多了，如果好好干的话，后来比上“四通” 、“联想”，也差不多。

　　当时我已经是下了海即将被厂里开除的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而朱军他们是公派的，铁饭碗。

　　我这人本事不大，唯一的长处是爱交朋友。我负责经营，但离不开朋友和技术，渐渐地，朱军单位派来的许多技术人员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受到了公司员工的赞扬和拥戴。我万没想到，总经理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更没想到，朱军竟站到了他一边。

　　“我们的人都让老戴拉过去了，我们被架空了。” 朱军竟然对一把手这样说。

　　我不知道朱军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化。历史上，共患难的朋友很多，共享受的朋友不多，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朱军应当理解我。他曾为我受了那么大的牵连，在关键时刻死保过我。

　　之后，我和朱军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误会也越来越大，很难再合作下去。

　　不久，玉渊潭的“老农民”议论纷纷，说中玉公司把“三种人”聘请来了。这还了得！别把玉渊潭的水搅浑了。

　　不久，中玉公司在朱军和总经理的“运作”下，终于解体了。他们没损失一根毫毛，而我，面临着讨饭的命运。

　　我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向玉渊潭的老农民解释我的一切，说了人家也不信任。如果连老农民也容不得我，那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将无我立锥之地。尽管招聘我的玉渊潭乡有关领导竭力挽留我，但他不是一把手，他保不了我。人活一口气，738厂是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尽管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尽管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趁着738还没有把我开除，我又回到了738厂。

　　后来朱军一直飞黄腾达。几年之后，总公司派他到深圳担任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北京总公司的领导。可是，二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朱军本事很大，他联合了许多董事向董事长发难。不久，《深圳日报》登出了头号新闻：某某公司总经理炒了董事长。

　　朱军后来曾向我多次解释，并请我到他公司去“打工”，我谢绝了，从此再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发财去了，我祝他发大财，祝他一家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观点相左，一家人夫妻、父子之间吵架的很多，但回到家中仍是一家人。可我和朱军之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我的心里一直在流血。

　　多年以来，我一直反省自己，检点自己的诸多失误，包括和朱军的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可能由于深厚的友谊基础一直在起作用，也可能是上帝从中安排，十年之后，我和朱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久别重逢。此时的朱军，据说已经是“亿万富翁”，整年全世界飞来飞去。匆忙一见不久，朱军又变得“无影无踪”了，我真心地祝愿他好自为之，平安无事。

　　什么是朋友？观点、利益一致的人就是朋友；把你当成朋友的人就是朋友；不出卖朋友的人就是朋友。要允许朋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不允许背叛，这是我的观点。

　　共患难的人最后不一定是朋友，但是，消除了误会或矛盾会成为更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广交朋友的人，实事求是地说，我有很多朋友。有些平常来往很多，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爱好，平时吃喝不分，叫“酒肉朋友”也可以。这些人大都是淳朴的工人和同事，他们都很朴实可爱。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但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一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不太关心政治；有些朋友平时很少来往，但一旦有事绝对帮忙；有些是纯政治上的朋友，气味相投，在一起只谈政治，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厂里的一些老干部（包括一把手杨书记），抓“5.16”时曾整过我，但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节假日我常去看望他们；厂里原来的“保守派”头头，文革中对立得很厉害，后来哈哈一笑，皆成了朋友，有些人互相帮过大忙。从形形色色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同情、理解、批评、鼓励甚至赞扬，这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105）怀念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文革之前是团中央书记。文革中，听说他受到不小的迫害。北航红旗与团中央隔行如隔山，既未反过胡耀邦，也未保过胡耀邦。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人民作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邦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戴，不是因他的权势，而是他的人格。他既是远见卓识，顾全大局、襟怀坦白的革命家，又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公仆。他去世后，人们那样悼念、怀念他，说明他为人民办了好事，真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工作期间，冲破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许多受文革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作为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具有远见的卓识和宽广的胸怀。尽管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大度、宽阔胸怀，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宽宏大量，吸取教训，既往不咎。他的主张和作法令我辈感激涕零。

　　笔者曾见过胡耀邦同志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夭折的中央文件。在信中，胡耀邦同志建议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他认为，那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 老家伙” 们都站错了队，娃娃们有什么错？他们年轻无知，上当受骗，而受蒙蔽是无罪的。我们老同志们不要揪住他们不放，特别是受过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气量大一些，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高度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没完没了。再这样整下去，何日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痕何时才能抚平？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创造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胡耀邦同志说得多么好呀？我看了这封信后，感动得掉下了热泪。这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胡耀邦同志这封信没有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和正式中央文件。

　　打倒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考。原北航红旗的头头、二把手井岗山和清华的一个学生头头孙云以第一、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哈工大研究生。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拿不定主意，请示了中央。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纪委副书记。中纪委某办主任闫草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一天，闫叔打电话叫尹聚平和我去他家有事。

　　“井岗山你们很熟吧？”闫叔问我们。

　　“很熟，他是二把手。”我说。

　　“他打死过老干部和李井泉的儿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北航没打死过老干部，但整了一些人。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校长魏思文。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是别人打死的，与井岗山没有关系。” 我如实的向闫叔汇报。

　　“听说你们把彭德怀打伤了，井岗山打了没有？”

　　“没有，是别人打的，井岗山当时不在学校。”

　　“没有就好，井岗山这个人总的说怎么样？”

　　面对闫叔叔，我这时把他当成中纪委的首长，我得到了向中纪委诉苦的机会。

　　“井岗山为人不错，他父亲是抗联的老战士，去世了。他为人很正派，心直口快，但思想同我们一样，受极左思潮影响严重。北航的问题，他是二把手，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他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武汉事件’，他和尹聚平去了。为这事，中央把我们整的好苦，我们都被关押审查了好几年。” 我如实说话，不敢乱说。

　　“武汉事件，那是中央的事，与你们无关。王力、谢富治也是奉命行事。中央早有规定，不准再查武汉事件的事了。”

　　“闫叔叔，我们很委曲，我总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我们有偏见，抓‘5.16’时整得我们好苦，现在又把我们当成‘四人帮 ’的人，我们感到十分委屈。”

　　“也难怪，领导同志也是人。你们造反时把老干部们整得很苦，人家也气，拿你们出出气，也可理解嘛！中央有数，中央只整少数人，很少几个。象上海徐景贤、陈阿大、北京蒯大富那样的。你们不是‘ 四人帮 ’的人，够不上，你们是吸取教训的问题。中央并没有把你们都当成坏人，年轻人嘛！” 闫叔叔说着，拿出一份文件，” 这不，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们要相信中央。井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难得嘛！不过人家哈工大吓得不敢收，全国有名的大造反派头子嘛！报告了黑龙江省委，省委常委五比四，也定不下来，便请示了中央。耀邦同志批了，派我带记者去黑龙江落实处理。今天，找你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对井岗山二人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

　　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胡耀邦

　　我们万分激动。

　　闫叔叔留我们吃了饭，又聊了许多事情，告辞之后，我立即把好消息告诉了井岗山。

　　后来，井岗山所在工厂的工人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班。

　　（注：井岗山和孙云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后，风云突变，中国大地又开始大抓“三种人”，原来决定接收他们的北京某些单位迫于压力不敢再接收他们。靠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如今井岗山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孙云是北京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这真正应验了当年胡耀邦“人才难得” 的话。）

　　胡耀邦同志文革中受到团中央某些造反派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理他应该最恨造反派，但他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令人感动。

　　民间流传着胡耀邦同志的一些笑话和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和赞赏。

　　胡耀邦从牛棚里出来后发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以前做为高级干部，他肯定没有自己拿着火车票上过火车。那天，给他送行的家人拿着火车票上火车进站时，被冲散了，胡耀邦一个人随着人群挤上了火车，家人找不到他了，只好向车站说明了情况。

　　在火车上查票时，胡耀邦没有车票。由于他穿着十分普通，象个老农民，乘务员和乘警不认识他，便把他当成逃票的盲流对待，审问了他半天。要他补票，他又没带钱，眼看着要吃大亏。他只好说自己是胡耀邦，可人家见他这样子，不相信，幸亏车站的电话打了过来，才给他解了围。

　　又一次从河南干校返回北京过春节时，干校每个人发了几十斤黄豆。那时黄豆可是好东西。由于没有口袋，许多人便脱下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架在脖子上上火车。年轻力壮的人没什么，胡耀邦年龄大，个子矮，体弱，脖子上架着几十斤黄豆，上车十分吃力。幸亏乘务人员认出了他就是胡耀邦，扶着他上了火车。从此，胡耀邦用裤子装黄豆架在脖子上乘火车的事便传了开来，许多人当成笑话，不相信。

　　胡耀邦同志“解放”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子女搞特殊化，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完全同老百姓一样生活。

　　他的小儿子胡君在南京某军事院校当助教，娶了一位普通女工做妻子。此事在南京传为美谈。

　　胡君想调进北京，按说易如反掌。可胡耀邦不同意，说若实在想进北京，靠自己的本事正常提拔、调动。

　　胡君只好想法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这样毕业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

　　大约1978年的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朱军带着一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到738厂找我玩。老朱只说小伙子姓胡，是他的朋友，特来拜访我。

　　我把朱军和胡君请到家中，买了一只烧鸡，炒了几个菜，招待他们。

　　酒席间，老朱说胡君是他的好朋友，在南京某军事指挥学院工作。他想考北航的研究生，希望我帮个忙，因为我在北航认识的人多。

　　我一边敬酒，一边询问胡君的有关情况。胡君很朴实，个头不高，人很精明，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有些结结巴巴，似有难言之隐。

　　老朱笑着说：“他想调回北京，只有考研究生一条路。他老子官很大，很有权，但不帮忙。”

　　“你父亲为什么不帮你说说话呢？” 我奇怪地问。

　　“别提我那个老子啦，他太马列，他才不肯帮我呢！他反对我进北京。” 胡君生气地说。

　　“你老子也太不近人情了。现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调进北京算什么，这点小事他也不帮忙？要是我老子，我一定造他的反。” 我半开玩笑地说。

　　“咳！实话告诉你吧，他老子就是胡耀邦。” 朱军道破了天机。

　　我一听，吃惊不小。一看小伙子，对，没错！长得特象胡耀邦，我连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多多原谅，我不该骂你父亲。你父亲可是个好人。”

　　“没关系，请戴大哥帮帮忙吧。” 胡君一脸憨厚。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别的马屁不拍，这个马屁我拍定了。” 二两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

　　我们一边聊，一边高兴地喝起酒来。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北航，找了有关的领导，谈了胡君的情况，并请北航照顾和保密。北航领导同意，但要例行一下程序，参加考试。

　　这事眼看着就办成了，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不知北航谁把这事捅了出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胡耀邦很生气，坚决不同意，并把儿子和有关人责骂了一顿。

　　后来，胡君在南京努力工作。胡耀邦同志去世前，才靠正当手续调来了北京。

　　由于多种原因，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胡君。

胡耀帮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拨乱反正，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后来在学潮问题上，犯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胡耀邦的辞职报告，但保留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决定推选赵紫阳同志为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两年过去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听着大家的发言，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两眼发黑。他呻吟了一声，头一歪， 倒在了沙发里。主持会议的赵紫阳立即停止了会议，秦基伟把胡耀邦扶在沙发里，江泽民掏出了救心盒……

　　1989年4月15日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然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你是伟大的战士，你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汉。你不是神，你也有缺点和失误，但你是大写的人。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你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你能返回万里长空。以上几句话，算是吾辈们对您的永远地怀念吧！

106）话说赵紫阳

　　提起赵紫阳，这里来一段“话说”。

　　胡耀邦同志被迫辞职后，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来却犯了“支持动乱” 、“分裂党”的错误，也不得不辞职下了台。中央内部的事情，老百姓说不清楚，但在他被打倒之前，同胡耀邦一样，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两匹骏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换马，是马不听话，不换不行。“反正人老了也无所谓了”，不拉车的老马更轻松，更舒服。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1919年生，父亲是一位地主乡绅。赵原名赵修业。赵紫阳是后来参加革命后他自己起的名字。赵的先祖也是来自山西老槐树地区的。13岁时，赵修业经共产党员徐仲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是1932年6月，赵当时是桑村完小的学生。小小年纪的赵修业这就算参加了革命，跟着进步教师们散发传单，跑腿送信等。几个月后，共产党人发动的磁县暴动惨遭镇压，共产党人被捕或转移他乡和地下，赵修业没有事干了，又回到父亲身边，继续上学，同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赵修业考入了开封的省立初中。1936年夏天，17岁的赵修业考入了武昌高中。1937年”7.7” 事变后，一心抗日救国的他毅然辍学，并改名赵紫阳，回到家乡，开始寻找党组织。

　　1937年10月，当时的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派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蒋中岳到濮阳、滑县边界一带恢复共产党组织。

　　蒋中岳1929年经王从吾同志介绍入党。他知道滑县有个赵修业，并认识他的父亲。当时蒋中岳是地下党员，身份不公开。后来，王从吾、蒋中岳等人因组织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7.7” 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2月，蒋中岳到了滑县，找到了已改名的赵紫阳，问他还愿不愿出来干？赵紫阳说愿意干。于是蒋中岳和李光录（后任北京铁路局总工会主席）便介绍赵紫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让赵紫阳办了正式入党手续，并确认了他1932年参加革命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1932年参加革命（共青团），1938年才入党的原因。

　　赵紫阳有文化，进步很快，不久便到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1938年9月赵紫阳就当了中共滑县县委书记，1940年春天便任冀鲁豫三地委书记了。不久，赵紫阳又升为桐柏地区党委书记。解放后，赵紫阳当了广东省委副书记。蒋中岳解放后任河南省工会主席，劳动厅长。作为老战友，赵紫阳到郑州时，必来看蒋中岳，蒋中岳到广州时，也必去找赵紫阳。

　　文革初，广州不断有人来找蒋中岳调查赵紫阳，说赵紫阳是叛徒。蒋中岳破口大骂：“你们滚！我们都是叛徒，共产党都是叛徒，就你们是好人！” 把外调人员轰走了。

　　1968年，蒋中岳成了笔者的岳父。有一次我问他，赵紫阳被捕过没有？岳父说，赵紫阳当时还是个孩子，家里是大地主，我入狱后他就回家了，又没有被抓起来过，怎么能是叛徒呢？38年以后，一直在冀鲁豫一块工作，更没有问题了。岳父说他入狱后，倒是有人叛变了。岳父在狱里组织越狱，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岳父一直在河南工作。岳父常以老资格自居，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后来又说彭德怀的好话，被打成“右倾”分子，差点开除党籍，发配到新乡一个厂子当书记，文革前才又当了劳动厅副厅长。文革以后，岳父也被审查，同赵紫阳、万里等老战友皆没有联系了。直到1973年得了肺癌，来京治病，住不上医院，才给万里同志写了封信求援。万里当时刚解放，立即派人把岳父安排住进肿瘤医院。1974年岳父去世时，在四川的赵紫阳派省委的干部来河南吊唁，赵工作太忙没有来。

　　赵紫阳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整得很厉害，他恨造反派，恨“三种人”是很正常的。后来他当了总理、总书记，最后却犯了“支持动乱” 、“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下场同“三种人”差不多，并始终不得“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人物。

　　赵紫阳同志越来越“老了”，满头银发，但身体和精神很好。前几年还有人“陪同”到全国转转。他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逍遥派”和“寓公”。作为寓公，赵紫阳平时只能在家中散散步，炼炼身体，种花养狗，然后就是看书。他喜欢看小说，历史书，经济专著，尤其是国内外的文革书籍等。

　　前几年，赵紫阳在接见来访者时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不管自己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原因推到别人身上，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压力和不平衡感。我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共产党人，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失误往别人身上推卸，尽管也可能别人要负一些历史的责任。例如我没有能力扭转历史的乾坤，这能是别人的责任吗？这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嘛！不行就是不行，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伟大的历史功勋之一，就是帮助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当时华国锋当权，“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是很难的，要经过许多斗争。我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从来不是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每一步都同政治上的较量结合起来，而在军事上也就是他的安全方面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这是他的优势，没人能比。这点，不仅历史上的改革家无法比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无法比拟，苏联的军权不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当时的华国锋更不在话下了。

　　赵紫阳说，1989年5月16日，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年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说这话时，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感到应当把我们党内的这一重要情况公开讲出来，这是事实，讲出来没有什么坏处。香港记者浑水摸鱼，歪曲我的本意，说我对邓小平不满、发起“倒邓拥赵”风波。小平同志也对我不满，加上对学潮看法有分歧，导致了我的辞职。我是认识到无法更好地和他配合的时候，主动要求退位的。既然我对当时小平同志的举措不理解，那么执行起来肯定不得力，与其落一个阳奉阴违的罪名，不如把话当面说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品德。我这个人是最反对两面派作风的，这是我在邓小平同志面前特意说明了的。邓小平对我说：“也好，你看着办吧，我们都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可以让实践来检验。”

　　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比起来毛泽东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采取的办法是统统不用或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讲平衡，讲五湖四海，讲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不允许给不同意见者留有更多的时间来重新认识问题的机会，只能请他们下台自己慢慢考虑去吧。我看清了这一步以后，只好主动要求退位。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关于改革开放，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上，我与小平同志没有分歧，无非是一个愿更快一些，一个主张平稳一点，没有根本分歧。对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潮，本来，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也非常重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学生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学生们停止绝食，采取我们的意见，就可以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有些人钻了空子，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过打击迫害，但我没有对毛泽东有过半点的怨言。尽管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些做法有我自己的看法，那时自己总是想追赶上主席的思维。现在我就是在认真地回顾往事，反思自己。未来的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预测到的，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完全决定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个人只要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自身的安静。我现在从心里祝愿我们党今后能够把相互间的同志关系搞得更好，更正常，从制度上废除和消灭一切腐败堕落现象存在的土壤。也许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全党努力是一定能办得到的。作为一个下台的老共产党人之一，这也是我真正的心愿。

　　赵紫阳的这个心愿是真诚的，我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天的到来。祝他和许多退下来的老同志们心安理得，过个幸福的晚年。

　　（笔者注：本书初稿写于2000年以前，当时赵紫阳还健在。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患呼吸道和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85岁。官方新华社和所有媒体以不到60个字简单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所有的网站不准任何评论，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节约闹革命” 吧！对于我岳父的老战友的去世，我代表全家表示衷心地哀悼！对于赵紫阳的功过是非，笔者无资格也不愿意评论，因为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法官。据” 与时俱进” 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作为1980年代的领导人，赵紫阳与当代中国高层之间已经没有很深的渊源，他当年的政治改革设想也大多成为现实，因此无论从人脉关系还是政治理念上讲，赵紫阳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都已经相当有限。）

107）万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岳父在冀鲁豫时的老战友，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迫害。

　　多年之后，我在故乡诸城见到了一位在沂蒙山区某县当领导的朋友。他向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两点，一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能忘了老百姓，二是中国需要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否则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沂蒙山区某县有一位烈属老大娘，她丈夫早年牺牲了，她孤寡一人度晚年。

　　1985年11月，她丈夫的老战友、文革中受迫害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来沂蒙山区视察，点名要看望这位老战友的遗孀。1938年冬天，万里曾在这里战斗过，当时许多战友牺牲在这里。当地领导措手不及，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

　　老大娘住在半山坡上用石头垒的一间破草房里，汽车开不上去。万里同志步行爬了上去，陪同的父母官们已汗流浃背。老大娘见到万里，一开始不敢认。万里握着老人的手说：“老嫂子，我是东平县的万里呀！”老大娘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万里问老人有什么困难，老大娘说：“没困难，没困难，有吃有住，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太好了，比旧社会好多了。” 万里问老人吃什么？老大娘把万里等人领到里间，只见地上一群耗子一轰而散。老大娘指着地上一小堆发霉的地瓜干说：“这些满够我吃的了。” 万里的鼻子开始发酸，又问吃什么菜？老大娘高兴的领万里等人来到院子里指着一口破咸菜缸说：“有咸菜，我咬不动了，煮烂了吃，又香又甜，可好吃了。”万里上前一看，缸里白花花一片全是蛆，问：“这还能吃吗？” 老大娘说：“不要紧，不要紧，蛆喂鸡，咸菜我吃。”万里的眼泪下来了，陪同的父母官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老大娘从炕席底下捧出一把带土的花生，一边请众人吃，一边说：“真对不起，没什么好招待你们。” 万里让秘书把花生包了起来。他拉着老大娘的手哽咽着说：“老嫂子，我万里对不起你！共产党对不起你！我一定把这包花生带回中南海。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赔礼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眼泪都下来了。我不知道这包沂蒙山老大娘的花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这包花生应当放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我不知道毛老人家在天之灵和共产党的清官、贪官们看了后作何感想？

　　解放多少年了，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这种水平，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万里同志在视察贫困地区时气愤地说：“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我就不信！他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旧社会的县官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对得起老区人民。”

　　万里同志身为共产党的高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忘本。他始终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顶着逆流，大抓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大抓铁路运输，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旧社会的某些小官还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为什么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做不到呢？这就叫腐败。老百姓说，文革中把许多好干部和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批斗、挂牌子、坐飞机，甚至迫害致死，绝对是错了。但如今，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认为再也不会有人造他们的反，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因此变本加厉地搞腐败。他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有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许多老百姓气愤地说，现在如果把共产党的干部（当然是下边的干部）排起队来统统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漏网的。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和震撼人心的农村黑幕，在最近公开出版的、已经震惊了国内外的新书《中国农民调查》里有大量的披露。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看了后不要“跳高”，以免激发心脏病。

108）羊“告御状”的故事

　　本书不是小说，字字都是历史的血泪铸成。下面的故事类似天方夜谭，但确实在我中华民族神州大地上发生过，不管它是悲剧还是喜剧。由于当时考虑影响问题，有关人员多年来严格保密，守口如瓶，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就连国内外某些消息灵通人士也不曾晓得。笔者当时有幸路过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奇闻，后来又从朋友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也自觉保密了多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如今时过境迁，旧貌换了新颜，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价值，所以写出来让读者当笑话听听。用相声元老马三立先生的话说，” 逗您玩玩，千万别当回事儿！”

　　话说公元1998年的一个冬夜，笔者去西单朋友家欢聚，深夜之后才骑自行车回家。快到中南海新华门时，突然看到几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向前走。北京人爱吃涮羊肉，早些年冬天晚上常有人赶着羊群往饭馆里送活羊，不足为奇。（注：白天因影响交通，不允许。）羊群挡住了我的路，我便下了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无意中数了一下羊群，一共24只，个个皆体大膘肥。突然，我发现每只羊的脖子下面都挂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感到奇怪，正想向赶羊人询问，只见羊群已经到了新华门大门口。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只见几个赶羊人迅速分散开来，弯腰伸出双臂，把羊群往中南海里又轰、又赶、又推。

　　大事不好，要出事！我迅速跳上了自行车，向前猛骑了一百多米后停了下来。我想，如此好戏，何不看个究竟？我又不认识赶羊人，怕什么？于是，我又返了回来，停在中南海大门对面不远的地方，点上一支烟，看起了热闹。

　　中南海门口值勤的武警战士们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但训练有素的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时有几只羊已经跑进了中南海里。顿时，哨声大作，只见中南海里迅速跑出了一队战士，把羊赶了出来。一些战士控制住了羊群，一些战士立即把赶羊人抓了起来。这时，许多战士——中间当然有当官的——发现了羊脖子下面的大信封。

　　“我们是来给中央首长送礼的，不要抓我们呀！”肇事者的哭喊声和羊叫声响彻夜空。

　　不一会儿，开来几辆警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把“肇事者”和“肇事羊”拉走了。我们几个围观的过路者也被警察轰走了。

　　中南海大门口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路上，我总在想着这件蹊跷事，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搞个明白。

　　俗话说，朋友多了好办事。无巧不成书，笔者的的一位警察朋友恰恰是处理此事的有关官员。后来从他口里，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

　　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很富，富得“朱门酒肉臭”；有的地方、有的人很穷，穷得“路有冻死骨”。S省S县是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由于多种原因，当地农民生活一直很苦。而名目繁多的“提留摊派” 、“苛捐杂税”更令农民苦不堪言。某些乡、村干部不懂“三个代表”为何物，贪污受贿，腐败透顶，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如狼似虎，甚至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S县有一个赵家庄子村，地处山区，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家家靠养几只羊当“银行”。该村出了个“能人”，外号“赵霸天”。他靠请客送礼拉关系，买通上级官员，当上了乡党委书记。此人“兔子专吃窝边草”，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劣迹斑斑。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年大年初一，“赵霸天”正在家中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喝酒，村里一个因骂过他被他开除了“村籍” 的青年来苦苦哀求他批准开个外出打工的介绍信。赵霸天一边喝酒，一边说：“你没有村籍了，不归我管了，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吧！” 青年无论怎么哀求，赵霸天就是不管。青年气得哭着走了，走到院子里时骂了一句。

　　这时，喝酒的公安人员拍起了“马屁” ：“赵书记，大过年的让这小子扫了兴，我们教训教训他。”“赵霸天” 说：“你们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该青年便被传到了乡派出所里。公安人员二话没说，仅仅三棒子——一棒子打断了腿，一棒子打断了胳膊，一棒子敲开了脑壳。该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打死人后，县公安局例行公事地把打人凶手抓去关了几天就放了。“赵霸天”破了一点财，为凶手们消了灾。一切很快就风平浪静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是，民心不可侮。“赵霸天”等人的累累恶行激起了民愤，正直善良的乡亲们忍无可忍了。他们联合起来，不断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去告状，但皆无济于事。不但告不倒“赵霸天”，反而受到了严重地打击、报复和迫害。最后一次到省里上访，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回来，几个带头的村民竟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村民们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日子怎么过？

　　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的时候，这种反抗总有一天要发生。

　　“我就不信没有地方讲理去！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官都像我们这里一样！我就不信党中央不管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到北京告‘御状’去！” 村子里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学教师说。

　　“对，到北京告‘御状’去！你们看咱们的中央领导人多好！江总书记到处访贫问苦，关心咱老百姓。朱总理张口闭口挂念着咱们农民。坏就坏在下面这些贪官污吏身上，他们害怕中央知道我们农民的情况。只要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村子里的人们齐声附和。

　　“可是，到北京告状，我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告法？弄不好把我们当成坏人抓起来怎么办？再说，到北京要化很多钱，我们哪儿有钱？”有人担心。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不花钱把上告信直接送进中南海里去。”小学教师说，“贪官污吏能花钱买得鬼推磨，‘赵霸天’买通了上面当官的，才敢这样欺负我们。我看咱们也给中央首长送礼，没有钱可以送别的。快过年了，咱们给中央首长送点礼物去，就往中南海里送，顺便把上告信捎带上。自古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好，可我们送什么礼物呢？咱村穷成这样，家家除了几只山羊，还有什么？” 村民们犯了愁。

　　“就送山羊！”小学教师早有打算，“听说北京人爱吃涮羊肉，中央首长也是人，一定也爱吃。咱这里的羊没有污染，叫做绿色食品，中央首长肯定喜欢。我建议各家条件稍好一点的每家出一只羊。我算了一下，有24只就够了，因为中央首长从政治局委员到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一共24人，每人送一只就行了，多了我们也送不起。咱们凑点钱租辆破卡车，把羊拉到北京，晚上行动。每只羊脖子上挂一封信，每个信封上分别写上‘江总书记收’、‘李委员长收’、‘朱总理收’、‘姜春云副委员长收’、‘吴官正政治局委员收’等等。反正每人一只羊，一封信。只要晚上把羊赶到中南海门口轰进去就行了。那地方我到北京时去过，认识路。站岗的要问，我们就实话实说，给中央首长送礼来了。咱们又不干坏事，怕什么？”

　　朴实、可爱、可笑、可怜的村民们说干就干。大家一致推举小学教师为全权代表。如果到北京出了事被抓起来，全村出面营救并负责照顾其老婆孩子的生活。小学教师很快写好了上告信，找人抄写了24份；又用破水泥带子糊了24个大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写上一位中央首长的名字；又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陪同，把各家凑上来的25只羊装上了破卡车。就这样，25只羊带着乡亲们的希望，向着真理的圣地——北京出发了。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大红门附近，找地方停了下来。

　　细心的乡亲们之所以多拉了一只羊，是怕路上万一颠死一只好做“预备队员”用。否则不够24只，中央首长们分配不公，打起架来怎么办？那是很丢面子的。谢天谢地，幸亏多拉了一只，在路上果然颠死了一只，差点误了大事。

　　写到这里，笔者写不下去了，眼睛不争气，开始模糊起来，喉咙也有些发干。啊！我可敬、可爱、可悲、可怜的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恨自己没法当你们的“父母官”，也没法当你们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说，你们受苦了!是你们整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养活了城里人，也养活了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们。他们不但不感激你们，反而变着法子欺侮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向你们三鞠躬。

　　就这样，被逼得走头无路的农民兄弟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北京中南海大门口上演了一场“羊告御状”的故事。

　　值得读者欣慰的是，这次” 羊告御状” 的严重事件不仅感动了笔者，也感动了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有关官员。结果是，“肇事者”不仅没有抓起来关进监狱，反而受到了友好地对待，当然批评教育是免不了的。上告信最后到达了中央领导人手里，听说某中央领导“拍案惊奇”，大骂当地官员“无法无天”！最后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估计不错。“肇事羊”的命运就对不起了，在北京“就地正法”后“拍卖”，其所得一分不少地交给了“肇事者” 们。

　　事实证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起码是党中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贪官污吏再多，再嚣张，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只要事情闹到了党中央那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古今中外，蒙冤受屈的老百姓往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命运逼迫得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申冤说理的时机、办法和地方。正所谓：狗急了可以跳墙，羊急了可以告状。没有狗和羊还有鸡、鸭、兔子、猪、马、牛，甚至甲鱼、蛇、蝎子等等，营养价值皆不错。反正农民兄弟养的“宠物”很多，没有钱没有关系。

　　不过，奉劝农民兄弟们最好还是不要跑到北京来告“御状”了，更不要为难羊、狗、鸡、鸭、牛、马之流，那是你们活命的本钱。况且，中央的领导同志们个个廉洁奉公，也不缺肉吃，不会收你们的任何礼物的，千万不要再干劳民伤财的傻事了。再说，中南海大门口那个地方，庄严神圣得很，也干净得很，不是“宠物” 们闹着玩的地方，弄不好真的要坐大牢的。

109）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常言道；水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伟大而美丽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近40年来，北京给了我很多很多，有欢乐和荣耀，也有沉重和伤痛。北京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年轻人进城创业、发财，老年人下乡养老、等死，是大势所趋。沂蒙山下，潍河岸边，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我一直梦牵魂绕的地方，也将是我生命归航的港湾。正所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也！

　　说起故乡，笔者就象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或者吸了白面的瘾君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其实，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大夫村在渠河北岸，（注：以渠河为界，河南是诸城市，河北是安丘市。）按现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应属安丘市（县级市）。（注：遗憾的是，这几年诸城成了全国经济百强县级市，而安丘却成了贫困县级市，不知道为什么？）安丘和诸城都是我的故乡，因为从地理上，家乡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一会儿归属高密，一会儿归属诸城，解放后才划归了安丘县。历史上的安丘、高密都曾归诸城（当时叫密州）管辖过。宋密州太守苏东坡在《超然台记》中说，为了修超然台，“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 由于诸城知名度高，知道的人多，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诸城人，这决不是攀龙附凤。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父亲、叔父生前战斗在诸城，牺牲在诸城。诸城大地上有我父辈们洒下的鲜血。

　　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我常住山东诸城，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有关情况不说了如指掌，也算略知一二。

　　诸城城关出了个康生、江青。康生本姓张，出生地大台庄原属诸城现划归胶南市。康生从小在诸城城关姥姥家长大。江青家住诸城东关。在诸城时，一个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是穷人家的女儿，年龄也相差很大，谁也不认识谁。有些国内外的无聊文人胡说两个人早在诸城老家时就认识并勾结在一起，如何如何，这决不可能。康生很早就离开老家，投身革命，后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江青到青岛后由俞启威介绍入党并与其同居。俞启威被捕后，其姐姐俞姗介绍江青去了济南，后到了上海。这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青和康生有什么勾结。后来，江青去了延安，也不是康生介绍的。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是毛泽东自己愿意。如果说有“媒人”的话，应当是周恩来，而不是康生。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和康生干坏事主要是文革中的事情，不能说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进共产党内”搞破坏。否则，真正的共产党历史就没法写。

　　康生的父亲在诸城是有名的大地主，我的一些长辈亲友们曾经给康生的父亲扛过活，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1949年，康生从延安回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他派人斗争了自己的地主父亲，并把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这件事家乡人都知道。

　　康生、江青从小离开诸城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更没有为家乡父老乡亲干过一件好事，这是事实。

　　后来的花絮是，文革中，诸城县的领导在北京见到康生时，康生问：“我小时候光着腚洗澡的那个沧湾还有没有？” 诸城人闻讯后，赶紧把位于市中心已变成臭水坑的沧湾挖掘修整了一下，怕康生万一回来看见不高兴。康生倒台后，县里有人主张把沧湾填了，但大多数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现在，沧湾公园已修得十分漂亮，是诸城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江青自杀后，其骨灰无处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从八宝山扔了出来。这时，纯朴的诸城老乡有人说，康生、江青无论怎么说总还是诸城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何不让他们落叶归根？于是有人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把康生、江青骨灰运回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凤凰岭上，每个墓前立个小碑，上书“反革命集团首犯XX之墓”。无论如何，二人刚干革命时，多少总干过一点好事吧？二人埋在诸城，生前未给诸城干一点好事，说不定死后能给诸城增加点旅游收入呢！诸城老乡就是这么朴实、天真得可爱。结果当然是被上面臭骂了一顿。

　　有一次我向王力谈起这件事时，王力感慨万千。他说：“我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在秦城监狱，江青、康生要致我于死地，我恨死了他们。但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人已死了，不应再鞭尸了。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历史上真正死无葬身之他的人，恐怕就是江青、康生了。”

　　诸城出了江青、康生，丝毫无损于诸城人一根毫毛。历史上，诸城（包括周边地区）出的好人、名人太多了。下面仅拣最著名的人物介绍如下，以飧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诸城历史上第一名人应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之一舜帝，又名虞舜。据史学界考证，舜出生于诸城冯诸村，后在济南成就了大业，最后成了尧的接班人。不过，此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且不管他。

　　公冶长，春秋齐国琅琊东武（今诸城马庄，离笔者老家30多里地）人，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博通书礼，终生治学而不仕，是孔子的高徒佳婿，春秋七十二贤士之一。公冶长故里、书院和葬幕位于诸城、安丘交界处的锡山东南麓。

　　樊崇，西汉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领袖。他带领家乡饥寒交迫的农民造反，把眼眉全抹成红色，以示区别。赤眉军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攻占了汉都城长安，迫使汉帝刘玄投降。赤眉军曾经拥立了一个西汉宗室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传为千古笑谈。（注：文革中陈伯达曾自嘲自己是刘盆子。）赤眉军后兵败于刘秀之手，樊崇被杀。（注：看来自古造反没有好下场。）

　　伏无忌，东汉经学家，曾奉诏校订“五经” 、“诸子百家”等书。著有《伏侯注》一书，纪录了上从黄帝下至汉质帝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琅琊（今诸城）葛坡人。汉元帝时为司吏校尉，后贬为庶人。其后代迁到了诸城西南方的阳都（今沂南县砖堡乡黄疃一带）。诸葛氏原姓葛，为区别于当地葛氏，改称“诸葛”。“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诸葛丰的后代“多有显者，亮是也！”

　　诸葛亮，生与阳都，巍峨的沂蒙山水和浩瀚的黄海灵气造就了一代千古伟人。亮父母早亡，十四岁时其叔父诸葛玄携亮兄妹数人去了南阳一带，后遇刘皇叔“三顾茅庐”，成就了伟业。

　　张择端，宋密州（今诸城）人。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有名、最宝贵的一幅画，其作者就是诸城人张择端，他当时是宋徽宗的宫廷画师。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是济南人，但她是诸城人赵明诚的媳妇，赵明诚是明代宰相赵廷之之子，著名的金石专家。

　　诸城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

　　话说诸城历史上有四大家族，“相州王”是其中之一。其他留有丁、臧、刘三家。

　　在我村南20多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叫相州，相州村王姓最多。“相州王”十分有名，

　　可说名扬天下。王力夫人王平权就是相州村人。

　　王平权的父亲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市师大学堂德文班，后在济南当中学国文教员。1920年，王翔千和同是诸城人的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共产党的发起人。1921年初，张国焘到济南挑选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王翔千33岁，王尽美、邓恩铭还年轻，张国焘对王翔千说，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去吧！于是，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王翔千后来在济南办共产主义刊物《劳动调刊》和《晨钟报》，任主编。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长。

　　王翔千有六个儿女，都是中共老党员。王平权的大姐王辩，19 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辩在莫斯科学习时，有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邓小平。1987年王辩去世时，邓小平同志送了一个大花圈。王平权的弟弟王愿坚文革前是《解放军报》总编辑。

　　相州村大革命时期在外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十几人。

　　相州村还有位名人王统照，他是王翔千的堂弟。王统照是一位文坛巨匠，著作颇丰。他参加过” 五四” 运动，一生爱国爱人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1950年，王统照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局长。

　　相州村还出过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要员，如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等。

　　丁氏家族在历史上很有名。连许多诸城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诸城丁氏家族有位名人丁耀亢，是清顺治年间人氏。丁耀亢是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续集《金瓶梅续》的作者。专家认为，《金瓶梅续》和《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文学水平和历史地位不相上下。《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据专家考证是出“兰陵美酒”的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氏——流氓才子贾三近。但这仅是一家着急言。金瓶梅》的原稿已经失传。据说最早的抄本就是在诸城丁耀亢家发现的。丁耀亢看后，拍案叫绝，提笔写了《金瓶梅续》一书。

　　最近，椐有关人士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就是丁耀亢或他的父亲。此说已经得到了史学界许多人的认可。

　　诸城臧氏家族的名人之一是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臧老高寿90多岁了，仍健在于世。许多人只知道他文革中胡诌过几首不伦不类的打油诗，其实，臧克家早年的诗文轰动一时。

　　诸城刘氏家族最有名，因为出了个“刘罗锅”，其实诸城人从来不叫“刘罗锅”，而称“刘大人”。刘墉老人家的才华、性格、脾气是诸城人的典型代表。

　　不言而喻，诸城四大家族为诸城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四大家族全是大地主，否则无钱上学，也就成不了名人。

　　诸城近代最伟大的名人应是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王尽美，可惜他死得太早，27岁就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去世了，否则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知名度将更大。

　　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 鸭嘴龙化石出土地就在诸城。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那个大家伙，就是从诸城拉来的。一进诸城市密州大道，有一幅巨型广告：中国巨龙，源于诸城；附近便是全国县级市最高最大的、带旋转餐厅的电视塔；城南建有庄重气魄的“王尽美同志记念馆”，坐北朝南，踞高临下，俯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旁边即将重建著名的“超然台”，那是苏东坡醉酒望月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地方；前面是风景秀丽的三里庄水库；往南便是有名的苏东坡“密州出猎”之处——常山；再往南是齐长城和著名的马耳山、五莲山，“风景这边独好”。读者若有空，建议您到诸城看看，笔者尽地主之谊。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诸城又出了许多名人，其中首数陈光。

　　1991年，上级派35岁的潍坊团市委书记陈光来诸城市当市长，不久任市委书记。

　　陈光是潍坊西边寿光人，大专毕业生，学历虽不很高，但才华横溢，文笔、书法、口才出众。他年轻气盛，胆子特大，包括敢大碗喝洒，大笔花钱，大胆干事。

　　诸城市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级市，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在前几任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靠天吃饭，靠粮食活命，没有什么大工业，但仍有一定经济基础，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陈光上任后，一边狠抓农业，一边整顿工业。为了诸城的发展，他“拉关系”、“走后门” 、搞项目、引外资、扩马路、修公园、盖大楼、建市场。几年间，把个诸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标准的外环路修得让周围几个县都眼红，过往司机没有不夸的。

　　但是，当时许多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干部职工也有微词，认为他太超前，胆子太大。

　　据说酒量大的人胆子大。陈光英雄海量，但从未醉过。

　　鉴于当时县办企业半死不活的状态，陈光想出一招——“卖”。于是，诸城的各企业一下子全卖给了私人，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这在全国出了名。

　　陈光一没请示中央，二没开会表决，就第一个吃起了螃蟹。有人大骂陈光是“陈卖光”，有人晚上砸了他的汽车，有人写信告他。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也惊动了全世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还没人敢把国企变成私有股份制，连北京的许多不大不小的人物都认为陈光犯下了滔天大错。

　　陈光坚信自己做得对，他让部下们沉住气，顶住。

　　很快，中央先派工作组来考查，随后朱镕基总理亲率大队人马来了。经过一番考察，认为陈光干得很好！陈光等人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陈光一步棋走对，步步棋跟上。不久，他又干了一件大事。

　　北京有个大国有企业——北京汽车摩托总厂（北汽摩），当时日子不太好过，便派人到各地寻找合作伙伴联合办厂，选了许多地方都未能成交，许多地方领导要价太高，想宰北京佬一把。

　　陈光听说后，派人把“北汽摩” 的领导请到诸城，说：“就建在我们诸城吧！地皮、厂房、水电我们一分钱不要，白送，只要让我们的人打工就行。另外，卖车在我们这儿开发票，上地方税。”

　　“北汽摩” 的人一听，简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北汽诸城车辆厂”很快投了产。“北汽福田”农用汽车一下子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并出口，供不应求。

　　“北汽福田”发了，诸城也水涨船高，受益匪浅。光是地方税一项，就乐坏了诸城人。

　　如今，“北汽福田”牌农用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已是全国的大哥大。大广告牌立于首都国门大道上，中央台的广告也不绝于耳。正是，“车到田边必有路，有路必有福田车。”

　　原“北汽摩”北京总部被诸城分厂吃掉了，“儿子吃了老子”。诸城人王金玉成了“北汽福田汽车集团公司”一把手。

　　如今，“北汽福田”已更名为“北京福田”。

　　陈光原来的骂名“陈卖光”早就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赞扬声。陈光作为全国百强县优秀县市委书记，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

　　陈光现已调到山东荷泽市（地级市）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但“常回家看看”。

　　诸城还有位知名人物值得一提，此人姓王，名金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任诸城市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王全友是农民的儿子。他是诸城一中的学生，在学校时就入了党。文革开始时，他高中毕业，没法考大学，便当了红卫兵头头。当时，王金友刚17岁。

　　作为红卫兵头头，王金友带头造过反，破过”  四旧” ，也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他后来当了潍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类似于北京市的李冬民。

　　后来，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王全友又回老家当了农民。他对当农民毫不在乎，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麻！他在农村战天斗地，尊老爱幼，关心集体和他人，吃苦在前，助人为乐，不计个人得失。他用汗水和无私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赏和拥戴，许多有良心的老干部也给他说了许多公道话。不久，王金友当了村支书，后来县里又批准他当了乡党委书记和正科级局长。

　　后来，诸城外贸公司的一把手要退休，需要一个人接替。市里挑来挑去，没人愿去接这个烂摊子。于是，王金友平级调动，去了外贸公司，当了总经理，仍是正科级干部。

　　诸城外贸公司主要靠规模化养鸡、农副产品加工、进出口维持生计。王金友到任后不几年，便创造了“王金友” 神话。在周围县市外贸纷纷不景气，越搞越糟，面临破产倒闭的形势下，王金友广开财路，引进资金，更新设备，扩大市场，上北京，下深圳，考查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市场。很快，诸城外贸公司便发展壮大起来，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如今的诸城外贸集团公司，是以贸、工、农为一体化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拥有一万多名职工，每年几十个亿的产值，为国家和诸城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外汇收入。诸城外贸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设有分公司。有几年，诸城外贸每年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出口的肉鸡和农副产品就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王金友通过进出口粮食贸易，有时一个合同就赚几千万元。多年以来，东北地区、河北、山东的大豆、玉米被诸城外贸” 吃掉” 不少。有时候，诸城外贸直接影响山东省的粮油价格。当然，王金友也有失误赔钱的时候。

　　诸城外贸出名了，王金友出名了。中央领导纷纷来视察。国家经贸委、新华社、中国农科院的人来来往往。全国农业大会的代表到诸城参观，全国外贸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企业家和代表团前来参观，洽谈业务。市委书记陈光高兴地王金友保驾护航。

　　作为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来诸城视察过，连赵紫阳当总理时也到过诸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陈慕华、温家宝、吴仪等领导人来诸城视察必参观外贸公司。陈光、王金友陪同中央领导人参观、座谈的大照片挂满了会客室。中央领导同志对诸城市和王金友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考察时，了解了王金友的有关情况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得好！孺子可教也！”

　　可喜、可贵的是，尽管诸城外贸财大气粗，尽管诸城外贸集团养活了全县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可王金友始终两袖清风，只靠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和政府的奖金过日子。

　　王金友现在兼任潍坊市外经委副主任——副县级干部。有人说：“王金友要是当个体户，早成了亿万富翁了。” 还有人说：“王金友若不是出身不好（红卫兵头头），早当了大官了。”

　　诸城外贸集团公司的大门口，有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大招牌。招我所知，江总书记给一个企业题写招牌，全国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资源和交通条件都不太好的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诸城却取得了令人触目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人”有关。改革开放，人才第一，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诸城人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和教育。在历年的全国高考中，诸城市的升学率尤其是考入名牌大学的人数有多年都是全省名列前茅。诸城人吃苦耐劳又精明能干，很会做买卖。许多人为公、为私拉关系走后门的本事大的惊人。当年外地进京办事的小汽车，作为县级市，诸城恐怕在全国数前几名。当然，诸城人也有非君子。欠债不还者，贪污腐败者，搞垮了企业喂肥了个人者也大有人在。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不足为奇。农民负担过重，下岗职工增多，公款吃喝，个别常在河边站的干部难免湿了鞋等这些国内通病这里也存在，不足为怪。

　　我为诸城的山山水水而倾倒，为诸城的人杰地灵而自豪，为父老乡亲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陈光、王金友这样的人才而摇旗呐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大小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情况下，陈光、王金友等人两袖清风，为人正派，作风廉洁，这十分难得。但愿他们永远是个大写的“人”，不要费了我写书的功夫。

　　（注：关于陈光在诸城市（后来在荷泽市）实行的股份制改革，国内一直有不同意见争论，至今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职工的下岗失业，加大了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关于王金友，由于多年积劳成疾，患了重病，但为了父老乡亲们利益，仍辛勤地忙碌着。笔者衷心地祝愿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10）话说周恩来——兼驳高文谦

　　“话说周恩来”本来是本书初稿的一章，但因为周恩来问题很复杂，笔者没有能力和水平写周恩来，故早已删去。但是最近，一个叫高文谦的人跳了出来，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晚年周恩来”的书，轰动了全世界。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和污蔑。笔者认为，应当对周恩来问题说几句话。

　　关于周恩来问题，目前已经是国内外某些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也是许多文革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喜欢“造神”，毛泽东这个“神”已经被某些人请下了“神坛”变成了人，并在某些人心里变成了“鬼”——这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中国大陆某些遗老遗少们现在对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在否定毛泽东的同时，周恩来又被一些国人推上了“神坛” ，成了许多人崇拜的新“神”。

　　周恩来是不是“神”？当然不是，因为世界上本没有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造“神”，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奇怪的是，有的人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变成“神”，可老百姓就是不买帐。

　　笔者认为，评价周恩来，首先应当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缺点错误的问题。周恩来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尤其在文革中，但是这些失误和错误——就算不是“违心”的，与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比较起来，是值得人民理解和谅解的。况且，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就是很多中国人把周恩来奉为“楷模”——也就是“神”的原因。

　　笔者认为，在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有时候是违心，有些事情是自觉和甘心情愿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不能都说成“违心”。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从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始终积极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始终忠贞不渝地维护着毛泽东的权威。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周恩来绝对是积极支持的，包括向毛泽东推荐林彪、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亲自组建并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说是“违心”。但是，笔者认为，这根本不能算什么错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照样犯错误，干坏事，难道选他们的美国人民有罪吗？笔者和大部分国民一样，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对同一件错事，有的人就是好人犯错误，有的人就是坏人干坏事，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没有什么奇怪。在中国，人们若喜欢一个人，有时会甘心情愿地、千方百计地化解、回避和原谅他的错误，甚至错的也是对的，正所谓“爱屋及乌”；有的人，人们宁愿把他们说的更坏，甚至夸大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即所谓“落井投石”。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怪圈，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去吧！

　　文革中，“四人帮”一直说周恩来是“大儒”，这当然是别有用心。其实“大儒”并不坏，某些人想当“大儒”还没有资格呢！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身上自然留有旧社会的烙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能对他们没有影响，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只不过毛泽东的儒家思想少一些，而周恩来多一些。儒家的正统思想、忠君思想、中庸之道、调和、折中、忍让等性格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避。实事求是地说，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总理，如果没有一点儒家思想，是当不好总理的。

　　关于正统思想和忠君思想，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正统的“忠君”思想，并始终贯彻于他的言行中，这是正常的，正确的，无可指责的。美国人就没有“忠君”思想？那么多人整天围着总统团团转，总统放个屁也是香的，总统明明干错了事，许多人也不敢反对（反对党除外），唯总统命是从，这不是“忠君” 是什么？至于调和、折中、忍让，这更是周恩来的美德。文革中，如果周恩来不调和、不折中、不忍让，而是同毛泽东对着干，要么无谓牺牲，要么天下更加大乱，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点，“四。五”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例子。总之，文革中的周恩来“违心”干的事也好，不是“违心”而是甘心情愿干的事也好，都是政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作出的最佳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至于事情的本身是对是错，并不重要，因为那已经成为历史。

　　新近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主任、原周恩来传记小组组长、现已跑到美国定居的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了许多所谓“内幕情节”，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口诛笔伐，甚至出言不逊。高先生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后代，其父母都曾是共产党的高干。由于高文谦家庭成员文革中受过冲击，“六•四”事件中本人受过审查，虽然后来仍受到中共当局的重用，但他不“买帐”，跑到美国后，宣布同共产党“缘分已尽”，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共立场上，成了第二个李志绥。

　　据有关资料介绍，高文谦在海外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宣称：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其程度甚至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还说，中国从百年屈辱走向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中华民国，得力于抗日战争，并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注：这些话都是歌颂国民党蒋介石的。）毛在中共立国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对于高文谦的这些“高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赞同。按照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不如蒋介石，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是“反革命造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发动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和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的悲哀”，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 作为不是小学生的高文谦的如此言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故意“强奸”历史，也“强奸”中国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客气地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首先包括你高文谦和你的父母。

　　高文谦对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和纪念堂里的遗体，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毛主席纪念堂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有毛泽东亲自题写的碑文。纪念碑下面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精英的的英灵，其中包括高文谦母亲的祖先林则徐的英灵，不知道这座纪念碑高文谦是不是也要推倒、砸烂。对于高文谦这种数典忘祖的“精英败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以正告高文谦们的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小平早就说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我们将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这句话，抛地有声，字字万金，是不可能再“翻案”了。笔者代表可以代表的中国人正告高文谦们，只要共产党还在中国执政，谁敢狗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画像和尸体换个地方，中国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笔者坚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国民及其子孙将用一切手段——包括鲜血和生命与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们同归于尽，正所谓：“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写到这里，悲愤满腔的笔者发问：是谁，“培育”和“造就”了象高文谦一类数典忘祖的所谓“精英”？某些文革中吃过苦头的遗老遗少们与高文谦的思想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大人物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同时，是不是走向了反面？某些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同时，违背了邓小平的“旨意”，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事实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对此，许多被笔者访问过的老干部痛苦流涕、义愤填膺。近些年来，某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一批象高文谦之流的“掘墓人”，他们才是真正挖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徐向前、彭真、王震、薄一波、习仲勋、万里、胡耀邦等人“祖坟” 的家伙。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高文谦家庭和个人尽管受过文革迫害和审查，但事后他仍然是共产党中央的“宠物”，可说委以重任。而被后文革时代的共产党中央几乎致于死地的笔者之类同高先生比较起来，似乎更有理由同共产党“彻底绝缘”。但是，我们严肃声明，我们至今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仍然拥护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贪官污吏除外。）只有爱和怨，没有仇和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母亲的“丑陋”和贫穷为借口投靠豪门，翻脸咬自己的母亲，那是数典忘祖，利令智昏，猪狗不如。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

　　高文谦的书中充满了笑话和谎言，本书仅举其重要一例。高文谦认为，毛泽东恨不得周恩来早死。周恩来病重时，毛泽东有意阻挠周恩来的治疗，下了四点指示：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准开刀，不准手术。结果周恩来延误了治疗，去世了。这件骇人听闻的“内幕”足以说明毛泽东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高文谦是别有用心地“节省笔墨，断章取义”。据香港有关媒体采访报道，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证实，当年医疗组把总理病情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亲笔批示（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已经开死了一个陈毅，开死了一个谢富治，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毛最后批示说：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注：这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不开刀周恩来可以多活几年。）张大夫认为：这并非主席有意刁难总理治疗，而是他的一种思维方法。主席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相信开刀。有人分析说：即便从实用主义出发，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要依靠周恩来稳定大局而绝不可能想“害死”周，并且此种招术也不符合毛的风格。请问高先生：关于毛对周治病的“指示”，你为何只会用“减法”？如果不是出于见不得人的政治需要，只能解释为高先生低能弱智，只懂得“减法”！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确有许多失误和错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刨析和分析这些失误和错误，引以为戒，作为历史的教训，对子孙万代是有利的。但如果站在反共、反华、反民族的立场上胡说八道，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不是一两个所谓的文人、精英凭自己个人的立场和爱憎说了算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口碑才是真正的历史结论。尽管多年来国际上的反华、反共人士和国内某些人千方百计地污蔑、诋毁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连某些共产党人也把毛泽东思想抛到了九宵云外，但是，他们必将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付出沉重的代价。试看今日之中华大地，毛泽东、周恩来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他们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永存。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人不是神，对他们历史上和文革中的某些失误，绝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已经理解和谅解，而继续、永远热爱他们。一小撮与广大人民为敌的家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决没有共产党的今天，也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今天，更没有高文谦先生的今天。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高文谦们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如果认为美国和国民党好，奉劝高文谦先生用骂共产党毛泽东赚来的巨额稿费为布什总统和蒋介石修建豪华的陵园，跪在那里永远不要起来。

111）“四人帮”的结局

　　话说“四人帮”们被抓起来后，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他们“颠覆政府” 、“篡党夺权” 、“祸国殃民” ，注定没有好下场，历史老人的帐本上会永远记着他们。

　　关于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在长春郊区出生，10岁时丧父，1951年4月参军，不久随部队到了朝鲜战场，先当警卫员，后当通信员。1956年，21岁的他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17厂，先当工人，后当了保卫科科员。集工、农、兵经历于一身的响当当的身份成了王洪文的政治资本。

　　文革中，王洪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带头造反，当了上海“工总司”的头头。后来，王洪文被毛泽东看中，坐火箭到了中央，1969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28天，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华国锋等人突然袭击抓了起来。在监狱中，昔日耀武扬威的“造反司令”很快变成了“赖皮狗”，极为老实，认罪态度特好。他可能幻想着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他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在法庭上当场表示服从判决，并发表了自白：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罪。……衷心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机会看来是不会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王洪文的好态度换来的是照样是无期徒刑。从此，王洪文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监狱生活。

　　戏剧性的是，判刑后被关押的一段时间，王洪文同“林彪死党”成员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人关押在一起。原来政治上的死对头，如今成了“难兄难弟”。猩猩惜猩猩，王洪文对吴法宪说：“对不起，吴司令员，我们曾经整过你们的黑材料。” 吴法宪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情，别提它了。” 其实，吴法宪心里可能说：“王副主席，要不是你们早把我们抓了起来，那有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今天？” ……

　　老百姓说，“四人帮” 中王洪文最年轻，身体最棒，但骨头最软。

　　1992年8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则重要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58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58岁身强力壮的王洪文因“患肝病”死在了监狱里，谢天谢地，这是最好的结局。这个罪大恶极的所谓“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能让他活着出来，否则他会继续调皮捣蛋，兴风作浪，甚至会充当盗墓贼，去挖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祖坟。

　　关于张春桥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人物”。他靠耍笔杆子发迹，应当算个理论家，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和信任，许多人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张春桥最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这很正常，因为他是个政治家。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他心里有数。不象王洪文，痞子一个，在法庭上吓得屁滚尿流，什么话都说，什么罪都认。据说张春桥想当总理，没有如愿，心理很不平衡。如今面对现实，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干脆在法庭上睡大觉吧！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如下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病亡。

　　张春桥，８８岁，于１９８１年１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１９８３年１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减为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１０年。１９９８年１月保外就医。（完）

　　（注：上述报道有不清之处。张春桥等人是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的，当然应当折算刑期。如果说最后减为有期徒刑18年，那应该1994年10月6日刑满释放，怎么关到1998年1月才保外就医？）

　　据消息人士向《凤凰周刊》独家透露，张获保释后，在靠近上海的江苏省江阴市居住，死于胰腺癌广泛转移。弥留之际，有女儿、女婿陪伴。从张进监狱到死亡，期间大陆官方媒体没有公开披露有关张的任何消息。

　　张春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和回忆录之类的任何文字。

　　有人说，张春桥法庭上不讲话的行为是蔑视法庭，耍无赖。

　　有人说，张春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是条汉子。

　　关于江青

　　江青被捕后，“态度极其恶劣和嚣张”。从1979年至1981年，江青的案子由陈云接管。1980年夏，彭真负责对江青审判前的讯问和审问。江青大骂彭真是叛徒，是邓小平的走狗。巧合的是，关押江青的地方正是文革中彭真坐过的牢房。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话一点不假。

　　1980年11月26日，设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的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对江青的第一项指控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哈哈！不同意某某人当副总理也是罪行！这真是中国特色。）随后，法官问一个证人：“谁指使你去长沙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该证人哭丧着脸回答：“江青下的指示。” 接着，该证人老老实实地详细地交代了有关情况。这个证人，就是原上海滩的造反司令、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江青当场对这个当年的“帮友”嗤之以鼻，她自我辩护说：“作为中央领导成员，我们向中央主席反映汇报问题，何罪之有？如果这就是诬陷，难道华国锋等人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问题不是诬陷？”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态度十分嚣张和恶劣，笑话和闹剧也很多。例如，当证人揭发她的罪行时，她经常高喊“我要发言！” 气得法官们不停地喝道：“住口，江青！” 当证人揭发她派人抄刘少奇等人的家时，江青终于打断了庭长江华的话，反问道：“抄他们的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破四旧是中共中央1966年8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她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喊出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当公诉人说她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 时，江青咆哮着跳起来问：“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法官没有理她。

　　（笔者注：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究竟有什么问题，官方有责任向全国人民讲清楚，如果有，以历史史实为凭。如果没有，江青的女儿李纳是否有权利以诬陷罪起诉当年的特别法庭？国人拭目以待。）

　　在第六次开庭时，江青突然发难：“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得到江华的认可后，她问道：“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防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起哄，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倒我的身上，天哪！我好象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相当年延安被国民党包围时，坚持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侯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据说当时江青的话音一落，法官们气得说不出话来……

　　江青在狱中得了喉癌，开始她拒绝治疗，怕被治成失音说不出话。1984年后被允许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301医院看病，并由监禁改为软禁。1989年2月底，可能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江青又回到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可以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据说她刚开始曾经在监狱里做过布娃娃，并且做得很漂亮。只是后来她在布娃娃上绣上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些布娃娃不能出售，成了“废品” 。（注：这些“废品”不知那里去了？如果现在有人得到了这些布娃娃，可能发大财了。哈哈！）她曾多次要求在毛泽东忌日时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毛泽东，这当然不可能被批准。

　　1989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恢复软禁生活，这时江青竟要求放她出去回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或钓鱼台17号楼的老房子度晚年。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据说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这时候，她可能已经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江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南方一片树林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并派护士一同居住。这里原是北京武警部队的房子，笔者家住酒仙桥，当年在附近钓鱼时，常见武警战士们出出进进，戒备森严，当时不知道江青关在这里。

　　江青在关押期间一直想写回忆录，并动手写了一些，后来不知为什么全撕毁了。日益严重的病情，使她的回忆录未能问世。

　　江青被关押期间，她唯一的亲人女儿李纳、女婿王景清（曾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曾经多次探监。如今，已经65岁、身体多病、靠退休金生活的李纳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报道说前几年李纳在大街上排队买冬储大白菜，那完全过时的穿戴活象街道里的大妈。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被送进了位于骑河楼附近的公安医院。住院单上江青自己填的名字是“李润青”，她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字润之）的怀念。她的枕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病痛不厉害的时候，她都要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的《选集》。这时，她开始忍着病痛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她甚至因回忆录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或《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向护士们征求过意见。

　　1991年5月10日，在医院里的江青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桥的住地去。鉴于她的病情，官方没有批准她的要求。5月12日，李纳夫妇来到医院，但江青因为生李纳的气，拒绝见他们。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20分，护士们离开了江青的房间。将近两点的时候，虚弱、绝望的江青从卧室挣扎着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室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自己身体下面，吃力地仰起头，伸进了绳套里，然后踢开了身下的被子等物……

　　就这样，一个集演员、政治家、毛泽东夫人于一身的被人骂为“白骨精” 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当天下午，女儿李纳赶到医院，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李纳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李纳和江青、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在场。事后，有关方面把江青的骨灰盒交给了李纳，李纳捧回了自己家中。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事实上，如上所述，江青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保外就医。直到1988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

　　据笔者所闻，关于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后来成为李纳和有关方面的一个难题，原因不言自明。因此，江青的骨灰盒一直长时间放在李纳家中。（注：为了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淳朴的诸城老乡曾经“异想天开”，见本书上文。）

　　另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大女儿李敏家中一直摆放着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灵堂，来访者无不感到崇敬、悲痛和压抑。

　　笔者感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其夫妇归天之后，其尸体无不合葬在一起。而毛泽东和江青这对夫妇，其死后一个升天堂，一个下地狱。这，就是历史。

　　笔者曰：江青，这个出生于山东诸城、在青岛投身革命、混迹于上海滩、发迹于“宝塔山”的女姓，文革中曾经做过“女皇”梦，但没能如愿，如此而已。（笔者注：2007年，美国前总统的夫人要竞选美国总统，又是一个做“女皇”梦的野心家……）江青是一个女强人，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叛逆者，社会原因和自身基因使她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好胜逞强。孔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几乎说的就是她。她的一生，充满了爱与恨的传奇色彩。她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紧相连。有人认为她一生劣迹斑斑，罪该万死，（注：例如有人说江青在上海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并给蒋介石祝过寿；有人至今竟然说是她害死了毛泽东。）但也有人认为她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出类拔萃”之处。用文革中周恩来的话说，“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江清同志30年代的历史是红的。” 而江青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最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有的历史工作者认为，江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出历史定论的人物。中共中央对她的“盖棺定论”恐怕还需要由最后的历史实践检验。

　　关于姚文元

　　姚文元是唯一一个没有死在监狱中的“四人帮”成员。1996年10月，刑满20年已经65岁的姚文元出了监狱，被安排回了上海，先后在川沙、青蒲隐居。据悉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300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离休金），还允许他合法继承了他父亲姚蓬子价值不不菲的房产。他平时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偶尔也练习书画、写生。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两个愿望，一是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查，并不准由海外出版。（注：有人说姚文元根本没有写回忆录。由于中国的新闻记者太懒惰，老百姓想知道点事情真难。只好道听途说或胡思乱想。）

　　据说姚文元化数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从1956年一直写到1976年被捕为止，共40多万字。消息传出后，据说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希望得到该书版权，香港等地也有几家出版社开出了高价。据说，后来国内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决定以500万买断版权。

　　据说姚文元的回忆录完稿后交中央有关部门审查，但一直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据说江泽民总书记看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的养老费变成了4000元，有关方面还派了一名警卫兼秘书“照顾”他。由此可见当局对姚文元的人性化政策。有人猜测姚文元可能因为文革中罪行不大，只是耍耍笔杆子，没有直接整过人，认罪态度较好；也有人认为是占了上海帮的便宜。

　　可能是鉴于李志绥回忆录的教训，2002年，有关部门对姚文元的回忆录审查后就出版问题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布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的2003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就本人亲身经历、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请求被批准，有关方面还给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其中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并爆出了若干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这是他的回忆录简本。以下摘录部分内容，和读者先睹为快。

　　关于林彪外逃事件。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开始不相信。他叫总理再了解进一步的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经四个多小时，总理报告说警卫部队还找不到林彪，毛泽东仍半信半疑。他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对在场的人们（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20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 毛泽东气愤地指着周恩来和江青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发脾气，摔东西，骂人，并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惟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纳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他才平静下来。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姚文元写道，周恩来逝世后，关于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 好” 字。最后毛泽东因为” 行动困难” 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关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1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邓小平的处理问题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是否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叶剑英站了起来，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 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曰：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曰：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曰：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姚文元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报送主席。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了李先念、张春桥、江青，并把江青名字用方框圈了起来。事后，主席召见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姚文元），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东兴）还是张（春桥）提的？谁提谁是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青），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问题，姚文元爆出内幕说，中央政治局都拿不出主意，请示主席，主席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方敌人的一伙，为什么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都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 又说：“判黄、吴、李、邱死刑，也不过分。” 后来毛泽东又征求多名老帅的意见，老帅们对林彪都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40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 罪不致死” ，要求把他们” 养起来” ，甚至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关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作为毛泽东遗嘱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 的条子，姚文元披露：根本就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姚文元说，“九一三” 林彪事件后，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些资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编汇出来的。因为当时中央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和权威出发，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还披露，从林彪事件发生后直到去世，毛泽东始终对自己的身后事忧虑重重。他常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提及他身后中央班子的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对于以上姚文元回忆录披露出来的诸多中央内幕情况，由于没有中央档案佐证，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的说法和江青有出入。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毛泽东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而姚文元否认这个条子的存在。据张玉凤说：“主席很长时间不能动笔了，不可能有那个条子。” 笔者分析认为，这个毛泽东亲笔写的条子可能不存在，但毛泽东可能对华国锋说过类似的话。华国锋和江青等人为了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围绕这个所谓的主席遗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的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方成了“英明领袖” ，一方成了阶下囚；最后的结果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渔公得利也！

　　关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其父毛泽民解放前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1957年11月，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跪在毛泽东面前，眼含泪花，一边磕头，一边说：“主席，我就把远新托付给您啦！”毛泽东收留了自己的侄子。之后，朱丹华改嫁给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从此，毛远新就跟着伯伯毛泽东和江青生活。江青对毛泽东的其他子女并不热情，但却非常喜欢毛远新。毛远新从小同李讷一块长大，管江青叫妈妈。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人之常情的家务事。

　　对这件事，在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新书《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作者汪文风写道：“毛远新……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的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应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牺牲了，母亲改嫁前把他送给伯父毛泽东夫妇收养，就算他称呼毛泽东和江青爸爸、妈妈，有什么罪？难道这就算“投机”？堂堂的中纪委委员说话就这水平？至于毛远新“不认自己老革命的（亲生）母亲和继父，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 ，不知道作者有什么证据？如果找不出证据，只能说明作者的水平太“高”了，灵魂太卑鄙了！据笔者通过朱丹华的亲友了解的情况，这纯粹胡说八道！打倒“四人帮”快30年了，作者竟说出这种小学生水平的话，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大作”问世，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汪文风先生何许人也？是年轻幼稚的学子吗？不，汪先生大有来头！他1929年生与湖北宜昌（大概今年有77岁高龄了吧？），1952年入党，原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主任，行政17级干部，“四五”事件中参与编印“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就因为这点功劳，汪先生自己说他“突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不但他本人不知道，连学校党委也不知情。” （注：不知道怎么“选”的！）后来汪先生又被任命为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注：看来汪先生运气真佳。笔者自认为“四五”事件中和文革中保周总理的功劳不比汪先生小，可是不但没捞到个“一官半职”，反而惹了一身“臊”，看来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

　　汪老先生在自己的大作里还说，“戚本禹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总理，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这段话非常熟悉。从1967年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书里都是这样说的，想不到30多年以后出书还是这样说。看来“真理”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关锋和戚本禹如何组织和支持” 5.16兵团”反周总理，笔者不晓得，但据王力说，他被打倒之前，忙得很，根本没有时间去“组织5.16兵团反总理”。他在被审查和关押的近15年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中纪委专案组）问过他“5.16”的事。作为中纪委的委员，王力的有关情况汪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呢？汪先生有什么证据直到如今还说王力“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总理”呢？究竟是王力胡说八道，拒不认罪，还是汪先生有真凭实据呢？作为中纪委的委员，说出的话是有分量的，甚至会使“人头落地”的，所以也是必须受法律监督的。如果信口开河，那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至于那几个以“516兵团”的名义反总理的混蛋学生们受到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斥责”，汪先生说的是事实。但是，当年我们以实际行动誓死保卫周总理，痛击这些反总理的混蛋们时，不知道汪先生在干什么？

　　书归正传。毛远新1961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他是个注重业务学习，不太关心政治的人。1965年放假回北京时，毛泽东同他有几次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高校中广为流传，成为对大学生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当时，毛泽东就批评毛远新不关心政治，是中间派。文革中，毛泽东重复了他的观点，说他们家也分派，李敏是“右派”，毛远新是“中间派”，李纳是“左派” 。

　　文革开始时，毛远新未毕业，留校参加文革。开始他是“保守派” 观点，后来可能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影响，他开始造反。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很快成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的头头，并写了一篇” 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国，”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也因他而出了名。 毕业后，为了工作方便，毛远新改名“李实”（这是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分配到空军部队工作，后来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北地区的实权人物。这期间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树立了所谓“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个典型。另一件事是伙同当时辽宁党政军负责人把一个好人判处了死刑，这个人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恶毒攻击”并“破口大骂”的张志新。这两件事后来成为毛远新的主要罪状

　　后来，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按照公布的材料看来，主要是在对待邓小平的态度等问题上，毛远新听从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旨意”，没说邓小平好话。至于不说邓小平的好话是什么罪，笔者不晓得。笔者只知道当年自己说过邓小平许多好话，例如，“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为民造福的；邓小平是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等，可惜没有立功。

　　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同时被抓，后来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是上海人，出身平民，比毛远新小12岁。 毛远新被捕后，已经怀孕的妻子也被审查，并差点被迫离婚、打胎。1977年1月，其多灾多难的女儿李莉出生。李莉天生丽质，酷似其母，但因母亲怀她时用药太多，导致双耳失聪，成了聋哑儿。1982年，妻子全秀凤带着五岁的女儿第一次探监。毛远新多么想抱一抱未见过面的女儿，女儿却恐惧地躲到妈妈身后，不认这个陌生人为爸爸，毛远新当时肝肠欲断。多年来，妻子全秀凤为了治疗女儿的病，东奔西走，求亲告友，到处举债。

　　1989年，毛远新被” 保外就医” ，走出监狱。他先被送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妻子女儿从上海来西安和他团聚。1993年毛远新刑满，有关方面修德行善，把他一家调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继续使用“李实”这个名字，其真实身份只有研究所两位主要领导知道。他到研究所报到后，所长虚虚实实地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军工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

　　毛远新隐名埋姓，埋头忘我地工作，很快成为所里的技术管理业务骨干。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出众，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由于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在研究所闹了许多笑话。许多人不明白，一个在空军和公安厅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龄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为国家干事。” 问他是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入党，他苦笑着说：“也许是吧。” 由于他不能当官，有位不明底细的副所长想提他为总工办主任，他只好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再挑更重的担子。” 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年基层普选的日子，所长便事先安排他” 出差” 几天，顺便去检查治疗在监狱留下的腿病。

　　多年来，毛远新以崇高的父爱关心着女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疏通同女儿的关系。他一下班，便帮助女儿学习。为了使聋哑女儿将来生活自立，他引导女儿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女儿素描、水粉、透视学，后来又引导女儿学习电脑。现在正帮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成人大本考试。

　　崇高的父爱，如今早已经融化了女儿心头的寒霜，父女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对年老的父亲处处关心、照顾，妻子全秀凤也已经从悲伤、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家人过着普通、清贫、安定的日子。

　　2001年2月，60岁的毛远新正式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退休养老金人民币1080元，并享受烈属待遇。在上海，这点钱维持四口之家（妻子、女儿、岳父）的生活，可想而知，但比毛远新小时候在新疆国民党监狱和17年共产党监狱里的日子强多了。

　　写到这里，笔者坦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历史老人恶作剧，毛远新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在他掌权期间，肯定也错误地整过别人。但无论如何，对其判刑17年的处理似乎有点过分。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要看主人。毛泽东的侄子不说，作为我党著名烈士毛泽民的儿子，只要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武装暴乱，没有搞反革命政变，无论如何，应当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至于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又怎么啦？全国当时骂小平同志的人多了去了，难道都犯法？最多可以写个检查，向邓小平赔个礼道个歉，也就完了。看来中国特色真是厉害呀！

112）“五大学生领袖” 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 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审查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军管会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华国锋政权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 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 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 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 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 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 。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地举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 请假” 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 天堂” 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了一个病人，其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在附近的妇产医院治疗过。因为上帝即将判处她死刑，官方可能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资源或嫌麻烦，干脆顺水推舟地把她发配回了湖南望城县老家，不久谭厚兰就死去了。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真的占了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 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 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8341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 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 五七干校” 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这事看来滑稽，其实完全正确。事实上，“五大学生领袖”和迟群、谢静宜都是毛泽东文革中不同时期树立的典型和的信任的干将，用江青的话说，都是毛泽东使用的看家“狗”，虽然因为“品种”不同，有时会“狗咬狗”，但都听主人的话，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行事。然而“狗”们哪里想到，随着主人的爱好和脾气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已改变——从“文革宠物”变成了“丧家之犬”。本来，“打狗”要看主人的面子，手下留情，但对已经失去主人的“丧家犬”来说，“屠夫”和“食客”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狗肉火锅”是很香的，往火锅里加上各种“调料”更好吃。（注：这里所谓的“狗”是政治术语，决不是真狗。更不是骂人。文革中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忠诚卫士，或曰看家狗，因此读者不要理解成骂人之言。）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 这大概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注：当时的5万元已经不是小树数目。）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 智商不高” 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 、“雷锋老太太” 。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6年），已经85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 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1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 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 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喜的是，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老佛爷” 仍然很健康，但也许是河南人的脾气——倔强一根筋，至今不愿低头弯腰活着。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至今不懂政治，对许多事情想不通，看不透，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113）塘格木传奇

　　（笔者注：关于蒯大富、韩爱晶二人被判刑后的具体详细情况，笔者断断续续地听二人介绍过，但不详细。笔者写本书期间，尽管多次同二人见面、聚会和联系。但关于在塘格木劳改农场的详细情况二人不愿意多讲，并不愿意写他们的所谓“隐私”。笔者认为，蒯、韩二人是文革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结局和命运也算文革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多年以来，有关批判和丑化二人的不实之辞遍地皆是，所以笔者也想凑凑热闹，于是写下了下面的章节。因缺乏详实的资料，其中有个别情节（仅仅是个别情节）只好想象和发挥——也可以叫胡编乱造，读者就把这章当小说看吧！至于是否伤害、诬陷了当事人，读者自有公论。）

　　话说蒯大富、韩爱晶二人从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的1970年起计算刑期，到被判刑时尚有数年需继续服刑。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这两个年轻的“   宝贝儿” 不能留在北京周围地区，必须把他们打发得越远越好。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经过了数天漫长的“旅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被押送到了目的地。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不知谁选中了这个好地方。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向劳改农场办理了交接犯人手续，饱尝了西北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鲜美的手扒羊肉，酒饱饭足之后离开了塘格木，把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留在了这里。

　　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没有一个善主儿，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

　　有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因无家可归或不愿离开，便在这里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职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许多劳改犯们的后代互相交配，保持着正宗的劣质基因。有的刑满释放留下来当了职工的人把远在老家四川、青海、宁夏、甚至内地的子女亲友（当然是贫困地区山沟里的）叫来，用他们的汗水来浇灌这片冷漠荒凉的处女地，换取维持生命的蛋白质之类。这里犯人们流传的“座右铭” 是：荒原野岭藏野鬼，无处黄土不埋人……

　　笔者后来到西宁出差的时候，到塘格木实地考察了一番。以游山玩水者的眼光，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驾着“巡洋舰”越野吉普，在荒原上奔驰了好几个小时。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一直延伸到天边的雪山下，真正是“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牦牛和羊群悠然自得地啃着青草，互相追逐嘻戏着；藏族打扮的牧民，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如实告诉他，这是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的第二故乡——劳改的地方。

　　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

　　我真羡慕这田园诗般的仙境，甚至产生了当初为什么不替韩爱晶来劳改的念头。这里有我喜爱的一切，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来到农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农场。许多干警、职工、家属及劳改犯们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 。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没风过大世面和“大人物” 。如今来了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和“韩政委”，那绝对是新闻人物。许多劳改犯认为韩爱晶是女的，可能已嫁给了蒯大富，如今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农场上下，一片轰动，人们奔走相告，那气氛不亚于尼克松访华。

　　蒯大富他们临时住的地方，天天门庭若市，连农场的孩子们也象过节一样热闹。

　　韩爱晶警告蒯大富，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不要乱说话，以免节外生枝。

　　作为劳改农场一方，实事求是地说，对蒯大富他们的到来也十分欢迎。劳改农场只管犯人劳动改造，基本” 不问政治” ，特别是文革中那通天的、说不清的政治。天高皇帝远，文化落后，消息闭塞，人们比较愚昧。那些劳改犯们，不是杀人放火的，就是强奸抢劫的，全是人渣，管着他们别跑了就行。而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是“反革命政治犯”，有文化，有名气，又是因文革造反判的刑，每人都有传奇的故事，他们同普通刑事劳改犯们不一样。农场里缺文化人，也搞第三产业，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绝对是用得着的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农场的领导们对蒯大富和韩爱晶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十分客气，不过问他们的“历史”问题。

　　到农场后的第一项劳动就是盖干打垒住房——当地人叫地窨子。

　　青海高原冬天很冷，犯人们大都住在平房里。文革之后，犯人增多，监房不够用，农场便组织犯人自力更生解决住房问题，盖一批” 简易住宅” ——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当地人在地上挖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坑，地上再用草和泥巴垒一人多高，顶上用木条树枝之类做樑，再压上一层草和泥巴，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蒯大富身强力壮，他是农民的儿子，这点活难不住他。他干得很卖力气。

　　韩爱晶体弱有病，力气不大，但他仍然赤着脚挽着裤腿，割草，和泥、挖土，吃力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

　　许多崇拜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小劳改犯们主动帮忙。说来可笑，他们甘心情愿地拍蒯、韩二人的马屁，为二人送报打饭，端茶倒水，服务得很周到。

　　很快，一排新的干打垒地窨子就盖好了。不几天，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人分了一间“安乐窝” 。

　　农场分给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

　　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

　　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

　　据韩爱晶后来说，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日子，使他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在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上，他用劳动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土地，也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从而也明白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人渣成堆的地方，他除了看到了愚昧、丑恶、贫穷、落后之外，也发现了许多闪光的灵魂亮点。那些成年累月与他们在一起的管教人员事实上比他们强不了哪儿去，低微的工资养活不了家口，许多人的妻子都在农场当临时工。他们许多人没有出过青海，更不用说北京了，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哈哈的，心里十分平衡。

　　形形色色的犯人们也成了他的人生老师，教他明白了正义与邪恶、残忍和善良。犯人们中也有人性的良知，甚至有闪光的亮点。有的犯人在暴风雪中为抢救羊群，有的为营救管教人员而受伤了。

　　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   政治家” ，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望着那些农场的孩子们（大多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后代），韩心里百感交集。孩子们可爱又可怜的样子，令他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孩子的大部分，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大草原。他们将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以牛羊为伴，为生存而挣扎，在贫穷、愚昧中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

　　这里最多的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最缺少的是文化，以及那个可以让鬼推磨的资金。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国家应当对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开发、扶贫，甚至移民。

　　但是，此时的韩爱晶，纯粹是杞人忧天。” 你认为你是谁？” 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改造吧！

　　作为天之骄子的名牌大学生，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幸运儿，作为红卫兵的领袖人物，韩爱晶、蒯大富们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举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在北京折腾了二年多，经常出入人大会堂和钓鱼台，那种日子多风光啊！革命原来是这样容易，但是正象把他们抓在手上当猴耍的毛泽东说的，他们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战士，不了解社会，更不了解社会的最低层。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象攀着大树爬到宝塔顶上的猴子，一旦大树和宝塔被风刮倒了，来不及爬下来猴子们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但尚有一口气的韩爱晶、蒯大富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

　　韩爱晶开始把自己的心血和文化知识倾注在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孩子们身上。他教他们识字、学文化，给孩子们讲他们能听懂的道理和喜欢的故事。当然“造反起家人头落地”之类的故事是不能讲的，不能误人子弟，做人要有良心。

　　孩子们很喜欢这个瘦个子老师。他们哪里知道，教他们的这个老师是个“反面教员”，同他们的老子们一样，不是好东西，同广播里天天骂的那个“四人帮”是一家子。

　　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们，劳改犯们对“韩老师”十分喜欢和感谢。

　　让劳改犯当老师，在内地可能是“天方夜谭”，但中国太大，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很正常。正象让“巨贪”坐在人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农场的领导们、干警们对韩爱晶的表现也给了充分地肯定和称赞。

　　韩爱晶经过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决心一辈子当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再也不介入那肮脏的政治旋涡。他甚至想，干脆在塘格木干一辈子，了此残生。这是1984年，韩快40岁了，离刑满还有一年。

　　蒯大富不以为然，他嘲笑韩爱晶目光短浅。他认为不应悲观失望，将来来日方长，不搞政治可以搞科技，搞经济，照样干一番大事业。“天生我才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必要老死在这个地方。将来赚了钱，给这里投上几个亿，改变这里的面貌，竖个纪念碑，不就行了吗？” 这次轮到“蒯司令”教育“韩政委”了。

　　韩爱晶仍然很悲观：“我们出去后就40多岁了，什么技术也没有，戴着大反革命的帽子，能干什么？中国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我看没什么大的奔头了。”

　　“谁说没有奔头？只要我们不介入政治，中央总得给我们出路。我就不信出去以后没人要。我离开青铜峡的时候，许多人都等我回去。山高皇帝远，他们才不怕什么大反革命呢！他们真诚的欢迎我老蒯回去。我那个厂很大，全国第一大铝厂，人才缺得厉害，我是学化工的，回去后大有用武之地。凭我们的脑袋，学点什么还不容易？” 蒯大富胸有成竹，不失“蒯司令”的风采。

　　“我真的是有点悲观了。主席‘7.28’召见时说的一些话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四人帮’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害成这样，我对政治是寒了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出路了，我说的是政治出路。没有政治出路，其它还有什么用？钱对我们没有用，钱再多也没人说你好，况且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赚钱。没有政治出路，还不如在这里了此一生。你看那些看破红尘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不都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或削发为僧，皈依佛门，了此一生吗？” 韩越说越悲观。

　　文革中，韩爱晶常给蒯大富出谋划策，蒯大富也爱听韩爱晶的话，以至毛泽东说韩爱晶是蒯大富的政委，会出主意，是韩信的后代。有些人便借题发挥，说韩信是野心家，毛泽东实际上说韩爱晶是野心家。其实，毛泽东就喜欢有大志有“野心”的年轻人。中国人把野心家当成千刀万剐的怪物，而在外国，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野心家” 。没有点野心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并且被人瞧不起。

　　但据笔者认为，韩爱晶实在不够格当野心家。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办事比较踏实，私欲不高。他生活上甚至象个老农民，很容易满足。文革中他曾对我说过，毕业后最好去当兵，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一生，牺牲了也光荣。韩爱晶和我们都知道，到部队去当兵是很难混到将军、元帅的。

　　蒯大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韩的想法，他甚至怀疑韩爱晶又在卖关子，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

　　蒯、韩二人来塘格木之后，随着刑满的临近，许多人早就盯上了他们。在这人渣成堆的地方，他们绝对是“白马王子” 。大学生，年龄也不很大，又是“名人” ，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人看的很重，有人看的不重。其实，“反革命”是中国的特产，在国外，是没有“反革命”这个词的。人家国家没有“反革命” 、“政治犯”这些词，人家叫不同政见者、反对派，不丢人。

　　盯上蒯、韩二人的有劳改犯家属，有就业职工，也有农场管教人员。他们开始热情地为二人拉线搭桥，提亲说媒。有介绍自己的小姨子的，有介绍自己的女儿的，有介绍自己的。有汉族的，有维族的，还有远在四川、拉萨的川妹子、藏妹子。

　　韩爱晶、蒯大富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

　　蒯大富几句话，就把热心者浇了一头凉水：

　　“我找老婆有三个标准，第一要25岁以下，第二要研究生以上，第三要绝对漂亮。三者缺一不可，拜托诸位帮忙吧！”

　　“好你个蒯大富！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再关他十年，看他还这么狂不！” 众人扭头而去。

　　韩爱晶唱白脸，耍滑头，” 象我这样的，谁看得上？打一辈子光棍挺好。”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人。其结果是，韩爱晶为这句话付出了非常值得的代价。

　　转眼到了1985年，韩爱晶刑满了，但没有” 释放” 。他接受了农场组织上的安排，决定留在农场就业，当小学教师。不久，在农场有关人员的帮助和介绍下，韩爱晶和一位年轻的川妹子喜结良缘，

　　写到这里，为了让读者轻松一下，先插入两个真实的笑话。

114）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保卫部办公室里，有人敲门，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学生走了进来。大口罩上面，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认女生我认识，是导弹系的一位高干千金，姓吴名女。

　　“什么事？大热天戴口罩干什么？” 我问。

　　吴女摘下了口罩，只见她鼻子上贴着胶布，但仍未妨碍她美丽的脸蛋。她低下头，羞羞答答，欲言又止。

　　我见她这个样子，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把办公室的人赶了出去。干保卫工作，常碰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就是保卫部长吧？”

　　“对，我是戴维堤，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 我的鼻子被人咬掉了一块。”

　　“什么？怎么回事？谁干的？”

　　“我们班同学张男。”女生说着哭了起来。

　　“为什么？”

　　吴女越哭越伤心，说不出话来。

　　下面的话看来实在不好说，我已猜出了点眉目。看来她是来告状的。

　　“你先回去吧，我调查一下。” 我把她打发走后，拿起电话，叫导弹系的头头和张男一块过来。不一会，导弹系革委会主任老宋和张男来了。　　

　　“你就是张男？” 我问。

　　“对。” 张男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位高干子弟。

　　“你把别人的鼻子咬了？”

　　“对！我把吴女的鼻子咬了。” 张男好汉做事好汉当，象个高干子弟的样子，满不在乎。

　　我气得把桌子一拍，喊道：“你这是犯法你懂不懂？怎么回事？”

　　“她活该！我恨不得宰了她。” 张男说。

　　“是不是谈恋爱闹矛盾了？无论如何，你不能咬人家的鼻子？你是怎么咬的？” 我非常好奇。

　　于是，张男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二人都是高干子女，谈恋爱已一年多了。他们的老子被打倒后，就当了逍遥派，心灵空虚无聊，就谈起了恋爱。可是最近，女方对他越来越冷淡，最后提出分手。张男很爱吴女，不同意分手。但吴女去意已定，不再理张男 。张男听信了许多有关吴女的传言，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报复。一天晚上，他约吴女出来见最后一面，并还她的照片情书之类，吴女如约来了。张男流着泪，劝她回心转意，表示离了她就不活了。女方表示对不起他，劝他把她忘了吧。这时张男提出最后吻她一次，吴女同意了。于是张男借亲吻之机，用力一口，把女方的鼻翼咬下一块肉来，然后吐到地上，用脚踩烂，扬长而去。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张男的系革委主任老宋也笑了，他说张男说的是实情。

　　我把张男训了一顿，让他写检查，并说要给他处分，然后让他回去了。

　　事后我考虑再三，没有处分张男，让他们系里批评教育算了。

　　当时没有整容手术。不知道吴女的鼻子后来怎么样了，总而然之要留点记号，真可惜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谁料事过多年之后，听说张男和吴女最后握手言欢并结了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们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这里只好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并为他们隐名埋姓，以免挨骂。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恋人、夫妻之间闹点矛盾，最好既不动手，也不“动手”……

　　另一个笑话是割耳朵的故事，这是我毕业以后的事了。

　　我们1968届毕业以后，学校里留下了69、70届学生还未毕业。当时文革已无事可干，学生们百无聊赖，思想空虚、无聊、痛苦，盼着早日毕业。一些学生回了家，一些人谈恋爱，一些人泡病号，干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学生李某因慢性病住进了西郊一温泉疗养院，他本无什么大病，只不过借机来疗养一下。疗养院可以请假外出。

　　在疗养院里，李某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最后勾搭成奸。

　　女护士已结婚，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厂里经常派他出差。女护士常把李某领回家去幽会。

　　不料有一天，女护士和李某被她丈夫撞上了。女护士哭哭啼啼，花言巧语。忠厚老实的丈夫原谅了妻子，把李某骂了几句放走了。

　　女护士丈夫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都骂他是窝囊废，活王八，并出谋划策。女护士的丈夫终于激活了雄性大丈夫的本能。他准备了一把刀子，回到家后，把女护士老鹰抓小鸡一般揪了过来，用刀子对着她。

　　“说，你和那臭大学生怎么回事，是谁先主动的？”丈夫说。

　　“是他先主动的，我全说，饶命饶命。”

　　“要想活的话，就听我的。”丈夫下了命令……

　　于是，女护士回疗养院后对李某更加温存。李某贪恋女护士美色，早已不能自拔。女护士说，明天晚上再去她家，那个该死的又出差了。

　　第二天，李某如约而至，刚进女护士家门，一把刀子就顶住了他。

　　一阵拳打脚踢，李某已鼻青脸肿，跪地求饶。他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只漏着两只大耳朵，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女护士早已躲了起来。大丈夫怒气难消，越骂越气，越恨。他想捅死李某，又怕杀了人不好办。这时，他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李某的两只耳朵仿佛在向他示威。

　　说明迟，那时快，大丈夫手起刀落，一只耳朵掉了下来。

　　大丈夫把耳朵交给李某，骂了声：“滚！” 然后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

　　这就是文革中北航学生被人家割了耳朵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奇不有。

 116）今日韩爱晶

　　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韩爱晶与川妹子的“爱情结晶”——宝贝儿子已经一岁了。这时，突然传来了“圣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将刑满的蒯大富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塘格木的朋友、难友们，携妻儿离开了他刻骨铭心的塘格木。

　　“再见了，美丽的塘格木，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韩爱晶擦去眼角的泪水，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送行的有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王如山等人，一位帮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笔者认为，韩爱晶应当感谢塘格木。塘格木给予他的东西太多、太多，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值得。做为“副产品”，塘格木送给了他一个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个大儿子。要我是韩爱晶，我就是花上一个亿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纪念碑——如果有钱的话。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

　　在老同学们为其“洗尘”的宴会上，我向韩爱晶敬了一杯酒，说：“感谢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几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深表慰问。祝你因祸得福，拐了个川妹子，又得了个大儿子。” 众人哈哈大笑，韩爱晶笑而无语。

　　“不过”，我接着说，” 老兄有几句话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再进北京，北京不是我们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来北京办事，干脆先向中纪委打招呼，来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触谁，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报告清楚，省得别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难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弃，何况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将来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们不是朋友，我老戴将把你搞臭，遗臭万年。怎么样？” 我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声。当时还没有”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句准真理。韩当时处于百废待兴、穷困潦倒之际，他的首要问题是让老婆孩子别饿肚子。

　　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

　　我们陪同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韩便南下“走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安排照顾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处。

　　后来韩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川妹子后来当了临时工，岳母接来看孩子。

　　川妹子鲤鱼跳龙门。她告别了贫穷、愚昧、落后的故乡，变成了城里人。

　　韩爱晶被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一天，从电子部调到株州市任副市长的北航老同学乔钟涛（同韩爱晶一个系的）带领市里大小头头来厂里视察工作，“顺便”兴师动众地看望了韩爱晶。在场的有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各部、委、局、办头头，把韩爱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都想看看韩爱晶是啥样子。乔副市长文革中是保守派，没沾韩爱晶一点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牵连。韩爱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乔副市长让厂领导好好照顾韩爱晶，有什么困难找他。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老同学乔钟涛肃然起敬。

　　不久，韩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几家控股大公司的老总们被韩爱晶的廉洁奉公精神所感动，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开始几年，韩把妻儿留在株州，一个人在深圳闯荡。虽然处于创业阶段，但身为总经理，加上深圳毕竟是半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诱惑很多。但他还行，没有变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近女色。他从未进过卡拉OK厅，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他始终两袖清风，从未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着穷学生时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公司的关系户们知道他叫韩爱晶，没人敢说三道四，买卖照样成交。

　　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韩爱晶老夫少妻。他对妻儿疼爱有加，一有机会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韩本人的户口仍不能进深圳，韩先将妻、儿的户口迁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虽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满幸福，安定团结。社会上的许多谣传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部退休，目前给一家公司当顾问，抽空研究文革历史，写回忆录。儿子韩钢已经17岁了，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内政”，并抽空做一些买卖业务，以贴补家用。

　　看来，本人当初的警告或许起了作用，或许是多余的。

117）蒯大富与女硕士

　　交待完韩爱晶的故事，再说蒯大富。

　　蒯大富的刑期比韩爱晶多二年。1987年10月31日，他服刑满17年后离开了塘格木劳改农场。据说，宁夏青铜峡铝厂的工人自发地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凯旋归来” 。

　　蒯回厂后，夹起尾巴做了一段老实人，但树欲静风不止，人有了名气——不管是什么名气，很难安分守已。找他的人太多，上至厂领导，下至工人们。由于蒯大富在审判“四人帮” 时揭发张春桥上过电视，他那付带着金边眼镜西服革履象个大教授的派头使人目睹过蒯司令的“风采” 。

　　有人为蒯大富介绍了厂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但最后没有“成交”。蒯大富的择偶标准不变。不久，一位符合条件的硕士小姐找上门来，此人便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25岁的云南小组罗晓波。她慕蒯大富之名，冲破了教授父母的阻拦，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进了蒯大富的怀抱，二人喜结良缘。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在给女儿起名时，蒯大富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薄一波骂他“一听名字就是反革命”的笑话，反其道而行之，给女儿起名蒯晓琼。蒯晓琼者，“快小穷” 也！省得别人再骂，蒯大富心里想。

　　蒯大富不想在大西北扎根。他梦寐以求想回北京发展，但此路不通，于是他想“曲线救国”，先调回内地再说。

　　著名的山东蓬莱地区一私营企业家看中了蒯大富，把他聘请到了蓬莱。这事也无可非议。青铜峡铝厂是大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肯定有许多机制上的原因不顺利。蒯大富眼高手不低，他不甘心永远当螺丝钉，他是蒯大富。人挪活，树挪死，不一定在一棵树上吊死。

　　蒯大富受聘担任了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爱人罗晓波一同前往。公司为蒯大富提供了宽敞的住房和汽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蒯大富夫妇决心大干一场，以报知遇之恩。他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广州、深圳，拉项目，筹资金，开市场，又回母校清华运作，大有重振“蒯司令” 昔日雄风之劲头。

　　蒯大富有两个“野心”。一是想进北京发展，这大概受了中关村“四通公司”老总们的影响。“四通公司”赫赫有名，许多老总都曾是蒯大富的战友和部下。另一个“野心”是想出国考察一下，开开眼界，以便为自己公司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作准备，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他又提起了这个问题。

　　“算了吧，老蒯。” 我给他泼冷水，” 进京和出国两件事起码十年内你别考虑，不可能让你的野心得逞的。” 蒯不以为然，他说：“国外好多大公司和社会团体都发函邀请我出国考察访问，甚至某些“研究机构”也看中了我。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我蒯大富还不至于那样无知。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希望为国效力。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按说我现在已经是回头的‘浪子’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牢也坐了，错也认了，罪也罚了，应当给我基本的生存和政治权利了。曹操的将领大部分是降将，照样帮曹操打江山，救曹操的命。我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这样怕我们。我不甘心，我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出国看看。”

　　“你别瞎子点灯啦！你好好给我们山东老乡卖力气干活吧！中央就是怕我们，一些老人们就怕我们挖他老人家的‘坟’。这是明摆着的事，人家信不过你。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让你听毛泽东、周恩来的话玩命造反，结果上了林彪、四人帮的‘贼船’呢？要是救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王震等老人家的命，还用着费这个事了吗？” 我实话实说。

　　蒯大富后来果然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出国，如我所言，不批。

　　机会似乎来了。前二年，北京市有关区的领导想开发第二个电子一条街——电讯一条街。从新街口到人民大学，这中间有邮电部，电影学院，北师大，国防科工委，铁道部水科院，北影，中保公司，航空航天大学，中软总公司，邮电大学，政法大学，金融大学，牡丹集团等大单位，开发电讯一条街不失为明智之举。有关区领导要物色一位合适的人物挂帅，有人推荐了蒯大富。有关领导认为，这是搞经济，不是搞政治，文化革命已过去20多年了，如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于是决定请蒯大富出山。

　　山东人不干。“你蒯大富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把你聘来，又没有亏待你，你这山看着那山高，算怎么回事？” 但是北京要蒯大富，胳膊拧不过大腿，忍痛割爱吧！但不能让你蒯大富白走，得赔我们的损失。北京有关方面同意赔偿损失。于是蒯大富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准备走马上任。有关方面已给他配备了住房和汽车。

　　那天又是老朋友们聚会，蒯大富那个高兴劲，甭提了。在座的朋友们也为他祝贺，宴席上一片欢声笑语。

　　我没有吭气，低着头喝酒。借着酒兴，我对蒯大富说：“老蒯，休怪我老戴扫你的兴，我看这事玄！洞房花烛夜要刺刀见红才算数，陈希同同意并签字了吗？”

　　“这事用不着陈希同管，又不是来北京当处长、局长，区一级同意就行了”。大伙异口同声。

　　“休怪我说扫兴话，你们是不生孩子不知痛。” 我说，“你们到现在不懂政治，你们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我估计这件事成不了。如果没有“六.四”，或许有点希望。”

　　“老戴说的有道理。” 有人同意我的分析。

　　果然，不幸又被我言中。不几天，北京土皇帝陈希同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大富先生，北京不欢迎你，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历史老人又一次把蒯大富的“天灵盖”猛敲了一下。

　　据说某些老同志一听说蒯大富要来北京，马上找到了陈希同：“不能让蒯大富进京！否则我们就撞死在你的办公室里。”

　　蒯大富只好又灰溜溜地回了蓬莱。

　　笔者有感而发。孔子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干的。

118）今日蒯大富

　　书归正传。好马不吃回头草，山东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蒯大富回蓬莱后，自知理亏，未等主人下逐客令，带领老婆孩子去常州过度了一段时间，然后直杀深圳。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多堵墙。蒯大富毕竟是蒯大富，他的朋友遍天下。有杂质的玉石仍然是玉石，不是茅坑里的石头。

　　很快，蒯大富就被一家外资公司聘为副总裁，后来又成立了自己为法人的公司。靠着他的名气和精明的运作，他的公司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今天的蒯大富，已经成了深圳的小“大款”，有住房，有汽车，有利润可观的公司，终于圆了“又快又大又富” 的“梦”，历史老人阴差阳错地把他变成了真正的“快大富”。这正是：有心栽花花常落，无心插柳柳成阴。

　　笔者有感而发。赚点小钱，或者就算成了大款，不是我辈的理想和吉音。犹太人很有钱，但很痛苦，因为他们丧失了家园。我辈丧失的是母爱，而狠心的老母亲至今不让儿子们回家。

　　就在本书写到这里即将“封顶”的时候，蒯大富又来到了北京。他这次是来参加清华校庆活动的。他利用校庆和“五、一” 节假日，拜访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所到之处，宾朋满作，一片欢声笑语。

　　在天安门附近豪华的皇家大酒店里，蒯大富宴请诸位老朋友。在座的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公司总经理，也有我辈下岗职工。席间我端起酒杯：“恭喜老蒯发了大财，看来起个好名字就是管用。”

　　蒯大富哈哈大笑说：“发点小财，混碗饭吃，小康而已，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我的名字给我带来的全是灾难。现在我的一切都是我的女儿带来的，因为她叫蒯晓琼——快小穷。”

　　众人哈哈大笑。

　　席间，蒯大富频频敬酒。他仍不减当年的风采，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笑话连篇，幽默不断，记忆力出奇地好。

　　我翻看着蒯大富的影集，发现了一张蒯大富和韩爱晶在深圳街头邓小平巨幅画像前的合影，这真是一张十分有意义的照片。

　　“老蒯，我说你真应当感谢小平同志，要不是他老人家搞改革开放，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哪有你今天的好日子过？你应当在邓小平画像前磕三个响头。” 我说。

　　“是啊！邓小平虽然把你关押了17年，但没整死你，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你真应当感谢老邓。要是毛泽东时代，你劳改释放后连工作也找不到，更不可能当‘大款’。你应当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你现在是给个部长也不换，多好！” 有人说。

　　“毛泽东时代我早就当工程师了，不可能坐牢。” 蒯大富笑着说，” 现在不用说部长，连个小科长也比不上。我现在事实上许多政治权力仍然被剥夺，仍然不准入党，不准出国，更不准当官，甚至连户口也不让迁到深圳来。我只好当个体户。不过我挺满意，心里很平衡。感谢中央给了我一碗饭吃。小平同志没有要我的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被抓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现在，我是深圳的纳税先进个体户，我只能为国家做这点贡献。我的座右铭仍然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我不计较任何个人恩怨。”

　　“据我所知，深圳人不太关心政治，但特恨‘文革’。‘文革余孽’在深圳不太受欢迎。不知你和老六（韩爱晶）双双去了深圳反应如何？” 我问。

　　“不对，深圳人很大度，很欢迎我。我和韩爱晶到深圳后，许多媒体记者整天找我。有的记者未经我们同意，把我们的照片登了半版报纸，象巨型广告一样，我们很生气。不了解情况的人，又认为我老蒯要出风头。这些记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蒯大富尚有自知之明。

　　“挨整之后，对文革中的事怎么看？”有人问。

　　“文革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帐，对许多人包括我来说也许是一场灾难。我始终认为文革中我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起来造反没有错，错在我头脑发昏，一是世界观没改造好，二是上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当，受了骗，犯了许多错误，伤害了一些人。我早已诚恳地向文革中被我伤害过的人们表示歉意。文革中我有滔天大错，但我也是受害者，我不是反革命，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中央把你判17年刑，比陈伯达、姚文元只少一年，你服气吗？”

　　“判得是有点长了点，政治需要嘛！不过没有什么，谁让我是蒯大富呢？”

　　“你的主要问题是不该反刘少奇、王光美？”

　　“工作组和王光美不整我，我能反王光美吗？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中央文革要我反刘少奇，我能不反吗？当时全中国有几个人不反刘少奇？我也是上当受骗者。那么多人整刘少奇，‘九大’开除党籍，一直到把他整死，难道都是我的责任？算了！不提这些了！”

　　“听说现在你同许多‘太子党’交了朋友？”

　　“有一些。他们都不错，有的人很有水平，不象外界传说的那样。象某某某、某某某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很大度，很开放，比他们的老子厉害。”

　　“‘六.四’时你在哪里？” 有人问。

　　“不怕诸位见笑。‘六.四’时我在西北宁夏，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同罗晓波跳舞，连报纸都很少看。”

　　“高！看来没有白关你，老蒯真是改邪归正了。” 众人大笑。

　　“你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什么，用户群是哪些？” 我问。

　　“我主要做电子产品、声光设备、网络工程、医疗设备等等。客户全国各地都有，我讲信誉，他们也讲信誉，去年业务不错，今年更好。我是深圳市模范纳税人，税务部门对我十分客气。” 蒯大富快人快语。

　　“后来又回过塘格木没有？你应该再回去看看，到那里投点资。”

　　“太忙了，哪有机会去？不过将来有可能去。中央开发西部是英明的决策。当年我和韩爱晶就认为中央应当在西部投资，这不仅是为了发展西部经济，也是政治的需要。如果西部老是贫穷落后，西藏、新疆就不安全。现在中央决心很大，但困难不小。至于个人投资，目前很难有短期回报，况且经济实力也不允许。”

　　蒯大富说罢，举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酒，说：“欢迎大家到深圳去看看。深圳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大了。”

　　……

119）杞人忧天

　　本章内容有点敏感，全是政治。笔者出于公心，抛开一切个人利害，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实话，问心无愧。

　　近年以来，在老同学、老朋友们的数次聚会上，在座的教授、官员、总经理、退休职工等老朋友们侃起了大山，内容海阔天空，包罗万象，全是政治和国内外大事。笔者认为有些谈话内容有必要公之于世。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处境不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很正常。笔者把老朋友们多次聚会的聊天内容回忆整理加工如下，供读者批评指教。

　　（一）“风水”、领导人和儒家

　　“你们看这些年来我们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些什么人？”

　　“首先我发表两个观点：第一，任何领导人都是人不是神。总有一天，中国人能够随便议论甚至公开批评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受法律保护。第二，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口碑才是官员包括领导人死后的悼词。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可以随便评论甚至咒骂外，其他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当今的江泽民、李鹏、朱鎔基等等都还是‘神’，至今不准说个‘不’字，这是十分悲哀的。 江泽民、李鹏、朱鎔基这一届班子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除江泽民外已全部退休。他们的历史功过会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人出书夸奖‘他改变了中国’，一点不错。不管怎么说，江泽民时代十几年国家没有出大乱子，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这就是成绩。问题嘛，当然存在，甘蔗没有两头甜，有得就有失。”

　　“江泽民这个人很可爱，是个标准的江南才子。他才华横溢，会唱歌、跳舞、拉琴，高了兴会用外语同外国人聊几句，比华国锋强多了。他当过我们电子部的部长，平易近人，在电子部口碑不错，不过有人说他缺点男子汉的气魄。李鹏，大家以前对他有误会，‘六。四’前后骂他的人不少。其实李鹏是个大好人，很正派，坚持原则，有时有点‘一根筋’，但起码他本人不是个大贪官。他把自己的稿费都捐助了穷人。对朱鎔基，老百姓的评价现在很复杂，在首先肯定他是个正派的清官前提下，对其政绩可说毁誉参半，许多下岗职工对他很有意见。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情况我们都清楚。胡锦涛天生当官的料，上大学时就当干部，196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当过学生辅导员，还是校文工团的负责人，文革中基本没有介入派性斗争。有人说他是‘4。14’的，这有可能，但据清华大学‘4。14’一把手沈如槐说‘记不清了’。胡锦涛舞跳得很棒，当过文工团舞蹈队的队长。我看胡锦涛这个人很大度，很稳重、很有水平。老百姓说胡锦涛有真龙天子之相，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美男子，象普京一样，是不少女性心中的偶像。不象有的领导人，威严有余，温柔不足，横眉竖眼，缺少魅力。”

　　“当领导人不能只看外表，当年王洪文还是美男子呢！”

　　“温家宝这个人也不错，出身平民，知道老百姓的艰难。文革中他就研究生毕业了，应当是我们的老师辈了。”

　　“胡锦涛一上台就大讲宪法，又去了西北坡，看来中国有希望。”

　　“光凭去一趟西北坡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先办几件漂亮事给全国人民看看。先把社会主义的大旗更高地举起来，再杀几个贪官让国人看看，多关心一下贫困和弱势阶层的命运，用铁腕手段消灭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这都是牵扯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当领导人，首先要取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广大国民对新的中央寄于了无限的希望。”

　　“最近中央已经查处了几例腐败案，处理了几个贪官。这就很好嘛！”

　　“我看了，贪污一千多万也没有杀，老百姓在网上意见很大。”

　　“各位发现没有，现在中国的风水变了，领导人大都出自南方，特别是上海和江浙一带。”

　　“上海、江浙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人才也多，所以出领导人也多，这很正常。中国历来是北方出“强盗”，南方出商人，或者说山东出圣人，江南出才子，基本如此，这是水土决定的。历史上中国北方穷山恶水多，穷人多，起来造反的“强盗”就多，梁山好汉就是代表。而南方山清水秀，经济商业发达，所以商人和有学问的才子多。历史上江浙一带出了许多名人才子和科学家，但有名的政治家不多，当然不是没有，象春秋战国时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三国东吴的孙权，宋朝的包公，明太祖朱元璋，近代的周恩来等，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总的说来，江南还是文人才子多，象越剧《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断桥》里的许仙，《三笑》中的唐伯虎，才华横溢，温文尔雅，温柔可爱，是标准的温和派，但总让人感到缺点什么。”

　　“缺什么？缺两个字，大家猜去吧！江、浙一带主要出才子和商人，很少出大政治家。这是‘风水’决定的。”

　　“现在‘风水’变了。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虽然大部分是江南才子出身的温和派，但都到北京的名牌大学里镀过金，变成了标准的政治家。北京这个地方有龙脉，不到北京镀金的人成不了大业。朱元璋从安徽造反起家，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但到他儿子辈就迁都到了北京，成就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蒙古人和满人入关占领了北京，也看中了这个地方，建立了元大都和清王朝，时间都不短。孙中山、毛泽东都到北京镀过金，所以得了天下。蒋介石没有到北京镀金，对北方水土不服，把民国首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结果选错了‘风水’，最后失败了。所以说南京这地方不宜建都，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政权都是短命鬼，六朝古都、太平天国就是个例子。你们说对不对？”

　　“你这是迷信，但有点道理。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时间都不短，尤其是清政权，维持了近三百年。毛泽东和共产党选中了北京建都，看来选对了。共产党的政权我看短不了，万万岁不好说，三百年我看没有问题。”

　　“三百年不好说，但起码再有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规律。任何朝代的政权都不可能万万岁。正是因为清政权统治中国时间太长，特别到了晚期，各级官员昏庸腐败，闭关锁国不开放，拒绝一切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包括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才导致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文化、教育的长期落后。这其中孔子的儒家思想起到了帮凶作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比西方工业强国落后了许多年。”

　　“其实，儒家思想是有功有过的。儒家的‘和为贵’是对的，和气生财，和气消灾嘛！儒家的正统思想和中庸之道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还是起了好作用的，特别是汉、唐、宋、元、明代和清朝初、中期，中国社会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落后主要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其实，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落后的农业大国，没有点正统思想和中庸之道还是真不行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系是由经济发展状态决定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科技、文化的发展，也就没有先进的民主政治体系。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马克思的话是真理：经济第一，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一切。”

　　“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铁腕人物，而在稳固的政权和安定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推行改革就需要新型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现在中国新的领导人大都是务实的温和派，处事高瞻远瞩，温文尔雅，周到全面，必要时甚至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这是难能可贵的。”

　　“韬光养晦是对的，但要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要被对方瞧不起，也会丢中国人的脸。”

　　（二）关于“中国威胁论”

　　“诸位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何高见？”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针对中国的理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经济崩溃论’，都是美国人发明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人是在无事生非，自欺欺人。关于” 中国威胁论” ，无非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军事力量增强了，形成了对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的威胁。亚洲的某些国家象日本、新加坡等也跟着起哄。其实诸位都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威胁别人，不用说还没有强大到那个程度，就是真正强大了，中国也不会威胁任何人。许多美国人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除了被侵略、被瓜分之外，从来没有往国外派过兵。共产党建国后，出兵朝鲜、越南是保家卫国，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是金日成和胡志明邀请的；中、印之战是边界之争；后来邓小平出兵越南是‘自卫反击战’，是‘教训’一下忘恩负义的老朋友，都谈不上威胁和侵略。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儒家思想，万事以和为贵。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要求中国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发展经济，提高国力，而不是四面树敌，所以中国不可能威胁任何人。现在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务实的温和派，而不是象朝鲜金正日那样穷兵黩武、整天备战的领导人。”

　　“朝鲜有朝鲜的国情。不要总骂朝鲜和金正日，金正日起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朝鲜南北双方几乎势均力敌，加上美国对韩国的支持，朝鲜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和挑战，所以朝鲜不可能不备战，不可能象中国这样大规模地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现在有些中国年轻人整天骂朝鲜，而对美国人则恨不得叫干爹，恨不得朝鲜赶快被美国人占领。这种人不是汉奸卖国贼就是连唇亡齿寒都不懂的无知小儿。至于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忙于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按照国民经济人均产值来说仍然属于贫穷落后行列，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不可能威胁任何人。”

　　“这点，美国人应当十分清楚，但出于政治需要，一些美国人却一直在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威胁论’。美国人一贯以自己的道德观和逻辑思维来揣度别人，认为只要强大了就应当称王称霸，就要威胁和欺侮别人。”

　　“美国人这是地地道道地贼喊捉贼。事实上这些年美国不但天天在威胁别人，而且已经对许多国家动了武。给这些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地灾难。”

　　“最近，美国又有人开始散布‘中国崩溃论’，说中国现在是泡沫经济，银行赤字严重，统计局的数字水分很大，一旦外资撤退，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这尽管是偏见，但不无道理，我们不得不防。”

　　（三）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问题

　　“目前，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鹰派反共、反华势力主宰了美国和世界局势，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也空前抬头，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社会主流。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华、排华情绪也很严重。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处理不好最后都会出大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始终是棘手问题，随时都会成为美国干涉我们的借口。为了中国的根本利益，目前必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外环境，迅速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国力，以便在将来的国际事务中有发言权。所以我支持中央的做法，不主张太刺激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象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那样光靠民族勇气，光靠人肉炸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所以，目前中国实行一段韬光养晦政策是必要的。”

   “但事情往往不能靠一相情愿，如果时时、事事都忍辱负重，都韬光养晦，碰到了横行霸道的强盗，就要吃大亏。你不想当头，他要当；你不想搞霸权，他要稿；你不惹他，他要惹你。暂时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硬起来、挺起来，不能总是‘阳痿’。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你只要不按美国的概念和模式行事，你只要共产党掌权，不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招牌，不彻底搞资本主义，不搞美国式的多党制，他就把你‘妖魔化’，就说你没有人权，没有民主、自由。你发展经济和军事，他就说你是邪恶轴心，是对他的威胁。面对这样一个无赖和强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你越迁就他，他越来劲。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挺起腰杆走我们自己的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理他。要是欺侮到我们头上，坚决回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能因为美国强大就怕它，大不了多死几个人，发展速度放慢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美国就不敢如此嚣张，中国的日子要好过的多。看来戈尔巴乔夫的罪过太大了。苏联共产党不敢搞文化大革命，只知道反左，反斯大林，导致右派戈尔巴乔夫、叶利欣上台，造成亡党亡国，这是血的教训。”

　　“现在的确有一种观点，说文革客观上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所谓极左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使中国人特别是工农兵‘中毒’太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还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甚至千方百计地原谅共产党的某些失误，不愿意共产党垮台，那么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前后的‘六.四’动乱中，恐怕就不只是几个小大学生堵枪眼和拦坦克车的问题了。这话有一定道理。文化大革命有积极的一面，不该全盘否定。”

　　“我倒有不同看法。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不见得是坏事情，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不见得都坏。共产党一党专政开始是对的，是社会和历史的需要，但永远一党专制就不是什么好事。一个国家要走什么道路，不是几个‘英雄’说了算的，也不是一党说了算的，暂时说了算也长久不了。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国家目前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我看很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功勋。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将来中国还是应当逐步实行多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必须实行多党制，这是大势所趋。而实现多党制的先决条件就是首先实行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马、恩、列、斯、毛及其理论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当然是一个不能操之过急的过程，必须得到执政党和和国民的认可和支持，必须水到渠成。有人说任何执政党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话已经被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消亡否定了。从一党专制逐步过渡到多党制，再从多党制过度到无党制即政党和国家的消灭，世界大同，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实行多党制，就要制定新的、权威至高无上的宪法，允许自由成立党派，参与国家政权的竞争；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某一党派的军队，只接受合法政府的领导，任何情况下不能干预政治；开放新闻、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和全民选举制度，真正兑现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靠竞争和竞选上台，党和国家不准由一个人说了算，不准由个人选择接班人……”

　　“您打住吧！您这是天方夜谭。看来你们这些当教授的只会纸上谈兵，完全不懂或者说不顾中国的国情。我认为，苏联解体，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就是因为前苏联共产党没有把住关，没有抓住军权和改革的领导权，结果被右派篡了权，导致全党覆灭，这是血的教训。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亡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不叫进步和世界潮流，这是逆流，是历史的大倒退。我始终反对资产阶级的多党制那一套，可能是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毒害’太深了，但我至今不悔。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情必须一党专政，一切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改革，绝对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实行全国大选。中国不是苏联，苏联是工业大国，也是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大国，国民文化素质较高，农民比例小，军队没有参政，变革才没有出大乱子。中国不同，尽管现在共产党的威信已经今非夕比，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要共产党下台必将天下大乱，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始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的血的教训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保持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历史的必然。相当年杜勒斯就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看来许多美国佬不是白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抓住良机，一方面利用经济、科技优势迅速把中国变成了他的超级市场和廉价加工厂，一方面利用科技和文化手段把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大肆向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推广和渗透。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后达到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目的。现在他们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遗老遗少中已经滋生了很多亲美分子和所谓的民主精英。这点，不能不令人忧心重重。如果说以上是软刀子杀人的话，美国当权派中的强硬派即鹰派政客们实行的是赤裸裸地强盗行为。他们横行霸道，盛气凌人，目光短浅，派性十足。一会儿炸中国的大使馆，一会儿撞中国的飞机，一会儿又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一会儿又鼓吹西藏、新疆独立。你美国佬这样干，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再温和的中国领导人也受不了你这份气，只能使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你敬而远之，甚至与你为敌。这样，你美国佬最后要加倍地付出代价的。这点，连美国的许多明智之士也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美国许多有识之士也反对美国政府的作法。他们主张中美友好，起码不要整天刺激中国。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身上。”

　　“我看应当联合俄罗斯对付美国。俄罗斯现在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普京明白俄罗斯现在没法同美国单独抗衡，尤其是北约东扩之后，俄罗斯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同中国保持友好是上策。普京是苏共克格勃出身，后来也成了反共分子，不过他是条汉子，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我认为中国应当联合俄罗斯遏制美国，最好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架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世界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还是很有实力的，特别是工业和军事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有漫长的边界，有许多共同利益。如果美国坚持搞世界霸权，中俄两国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最好还是同美国和俄罗斯搞等边外交，谁也不得罪为上策。”

　　“搞好他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也有原则。如果为了讨好俄罗斯，把大片的国土送给人家，恐怕就不太好说了。”

　　“目前小日本对我们还构不成威胁，但要提防他们，防止他们捣乱。若不老实，就教训他们一下，新帐老帐一块算。小日本太可恶了，杀我们的人，赚我们的钱，还天天骂我们对他是威胁。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受的伤害太深重了，中日两国的民族仇恨不是一代两代能消除的。什么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扯淡！小日本不认罪，谁跟他友好？现在许多日本鬼子仍然把中国人不当人，公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甚至殴打中国人。而有关的中国人竟然不敢还手，这美其名曰‘有涵养’。小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厉害，他们的爱国教育和武士道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军国主义极右势力已经东山再起，他们的军事力量和尖端武器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一旦有事，一夜之间就可以把自卫队武装到牙齿，发射远程导弹甚至核弹头。但是，今非昔比，小日本只要这样做，就是它亡国的时候。弹丸之地，我们豁出去几个省被打烂，灭了他大和民族。我这是代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观点，汉奸除外。”

　　“我有不同看法。大家知道吧，在近代历史上，美国基本上是中国的盟友。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就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当然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钱，但不给你又怎样？而燕京大学则完全是美国民间的捐款建立的。二战期间，美国有上千名飞行员和军人牺牲在中国。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小日本不可能投降得那么快，我们的抗日战争恐怕还要打下去。二战以后，我们投靠了苏联。后来我们出兵介入了朝鲜战争，从此中美才开始交恶，但这段时间也就是20多年。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以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我看，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没有必要同美国对着干。”

　　“你想的太简单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除非我们不想要台湾了。美国的总统都是铁杆反共分子，只不过有时唱白脸，有时唱红脸。多年以来，美国对台湾问题始终不放手，一直对台湾出售新式武器，而我们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我们很不理解美国佬的脑袋是怎么想的？一个小小的台湾究竟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值得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你不是想赚钱吗？中国大陆的市场赚多少钱赚不了？况且你若支持台湾和平归顺一个中国，一点亏也吃不了。中国的市场任你占，中国的青山绿水任你游，中国人民还要感谢你美国佬一辈子，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支持台湾主要是为了其全球战略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需要，也是为了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需要。为富者往往不仁也！美国佬太富有了，太强大了，就象一个身强力壮的无赖吃饱了饭没事干很难受，总想找人练练拳脚，欺弱压小，称王称霸。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已经欺侮了我们50多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认为我们不能怕他，在忍让和祈求都无效的情况下，该摊牌就摊牌，怕什么？为什么不找准他的弱点狠狠揍他一下，就象李小龙、成龙打他们的拳击手一样，照样把他们打趴下。相当年在朝鲜就不怕他们，现在更不能怕他们。伊拉克问题，明明是美国仗势欺人，是地地道到的侵略战争，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占领，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美国人打着反恐的幌子，把人家的国家灭了，把人家的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还美其名曰推销民主。他撒达姆再坏，应当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对于这场明显的侵略战争，我们的许多同胞却犯了恐美症，羞羞答答，拿不定主意，不敢说话，一点大国的样子也没有。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进行反战示威，惟独‘北京的黎明静悄悄’。‘温和’可以，但不能事事、处处温和。我们真不明白，你派警察把美国大使馆保护起来，让老百姓去喊几句口号、骂几句大街、出出气行不行？有什么可怕的？难道美国人能把你吃了？更为可气的是，我们的某些国人竟然助肘为恶，为美国人叫好，尤其是一些小大学生。如果我们对美国佬友好能换来美国放弃干涉台湾问题，甚至帮助我们收复台湾，那也值得。但事实是，你就是给他磕头，美国人也不买帐。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挺起腰杆子堂堂正正地做人呢？”

　　“但是，惹火了美国，我们是要吃苦头的。同美国搞军备竞赛，我们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更不用说反导弹系统了。中美一旦开战，我们的损失要大得多，怎么办？”

　　“这就要看美国佬的智商和中国人的骨气了。要想武力教训中国，美国的决心恐怕不太好下。第一中国不主动惹你，第二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不是阿富汗，也不是伊拉克。现在全世界的确有许多人——包括中国某些人被美国吓得尿了裤子，放屁都不敢出声，但大部分中国人——包括我们的许多领导人还是有骨气的，我们不怕美国的武力威胁。连卡斯特罗、萨达姆和金正日之辈都不怕美国，我们凭什么怕美国？美国想搞强权政治，称霸世界，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到头来只能是失道寡助，就象希特勒一样，得罪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尽快发展经济，加强国力，增强军事力量。我们要吸取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不能被动挨打。我认为中央应当尽量增加军费，减少因政策失误和腐败造成的浪费，把钱用在刀刃上，勒紧裤腰带也要强军，特别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至于外星宇宙市场，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那么大的海洋和海岸线，不是光用来打鱼的。对南沙和钓鱼岛，我们至今爱莫能及。据说中央的方针是‘搁置分歧，共同开发’。明明是我们的领海，搁置什么分歧？共同开发什么？改革开放快30年了，造不出几艘军舰去保卫自己的海疆，真令人难过。”

　　“由于教育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的许多年轻人是言必称美国，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我认为，一旦美国武力犯我，中美开战，凡是说美国好的家伙一律以汉奸论处。”

　　“没有强大的国力，说什么都没用，关键的问题是尽快发展经济。目前我们的国力是没法同美国较量的。历来弱国无外交，就象阳痿病人，想硬也硬不起来。”

　　“中国人可不都是阳痿病人。你看现在发廊、妓院、明妓、暗娼到处都是，贪官污吏的情妇、二奶、小秘一大堆，谁说中国人阳痿？不过许多人硬的不是地方，该硬的时候不硬，不该硬的时候来了劲，关键是看对付谁？”

　　“哈哈！说得对。对美国佬和反华反共的家伙们，该硬就得硬。现在不是清朝末年了，中国人民早就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中央领导人绝对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来应对任何不测风云。现在我们不但已经站起来，而且已经基本硬起来了。美国佬、小日本是不愿意中国硬起来的，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我们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我认为，老弟们的观点还是有点极左。目前中国还是忍气吞声、自扫门前雪为上策，当然叫韬光养晦更好听一点。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重视美国、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点，中央领导人十分情楚，决心也很大，甚至甘冒被许多干部群众误解和责骂的风险。美国为了自己的全球战略目的，多管闲事，干涉我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我们暂时不能轻举妄动，不能激化矛盾，同美国闹翻，前几年北约炸我使馆和飞机撞机事件，有人说中央的态度太软，甚至有人骂‘卖国贼’，我不这样看。任何时侯处理问题都要有理、有利、有节。政治家看问题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战略的高度和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小不忍则乱大谋’。有些事，该忍就得忍，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草率行事的。外交都是务实的，美国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世界警察，美国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大市场对美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大量引进外资，多买几架美国飞机，让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来中国投资、经营，赚钱，有好处。美国在华投资越多，中美关系就越好，中国就能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央领导人希望赢得20年甚至更多的发展机遇，这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是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为此，必须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有失就有得，水涨船高，中美关系友好，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中国的发展机遇保证了，中国的富强才能真正实现。用当年刘少奇的话说，吃点小亏，占大便宜，何乐而不为呢？”

　　“您这话中央领导人最爱听，我也认为有些道理，但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许多老干部和老百姓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欺人太甚，太霸道。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太软弱，许多人对政府的做法很不满，许多言论你们上网看看就知道了。我拥护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外交方面我认为书生气太浓，软弱得太过分了，比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差远了。当然弱国无外交，但我们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其他什么都不要了。一个国家同一个人一样，活在世界上要有骨气。否则就算你整天山珍海味不断，金钱美女不缺，但一出门就给别人当孙子，从人家的裤裆下爬过去，你还是个人吗？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国家，就应当有共产党人的气魄。当年毛泽东年代那样困难，中国人怕谁了？朝鲜战争就算打了个平局，也是我们的巨大胜利，这点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同美国的关系必须平等，不卑不亢。外交、政治象贸易一样，我给你多少钱，你必须给我多少钱的货。我尊重你美国，支持你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侵略战争，让你们美国的公司在中国赚大钱，你必须尊重我中国，台湾问题必须让步，不能搞不平等交易。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国力强就害怕他，迁就他，甚至助纣为恶。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的事，我们不能幻想天上掉馅饼！”

　　“美国人的所谓鹰派势力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消灭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灭亡给美国人打了一针兴奋剂。尼克松曾经预见苏联共产党1999年垮台，结果竟然提前了8年，你说美国人能不高兴？美国人一直想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家庭，由美国发号施令，管理和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只有古巴、朝鲜、越南和中国了，当然各国的情况也不同。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西方的战略平衡已不存在，我们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确是个大问题。从战略的高度说，我认为绝对不能同美国搞僵，国民中的反美情绪要正确引导和教育。世界形势千变万化，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也会不断调整。美国现在还没有真正以中国为敌，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紧张呢？我看中央领导人不是怕美国，而是保持低调和策略而已。我们要理解中央的苦衷，少说空话，面对现实——包括国内现实和国际现实，才是上策。”

　　“我认为 ，关于中美关系，抛开名字上的贬义来说，我们现在同美国的关系就象一条狗面对着一只狼，最好谁也不要惹谁，各走各的路，各自追逐自己的猎物最好。中美之间的矛盾——包括利益观我认为几乎全部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取之有罪，而美国人认为我需要的就应该归我所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一个中国女人可以嫁给美国男人，一起睡觉，但中美两个国家永远不可能为‘夫妻’。中美关系的前途只能是求大同，存小异，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里面的条件很多，学问很多，文章也很多。我们在尽量同美国和平共处的前提下，首先应当把精力放到国内问题上。否则，激化了同美国的矛盾，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没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整天忙于备战，还怎么发展？”

　　（四）国内形势和社会问题

　　（笔者注：在编写本章时，插入几段邓小平语录。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说的多么好啊！可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语录：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同上书，第64页）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同上书，第229页）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同上书，第374页）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同上书，第364页）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关于国内问题，我们应当说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我们的观点恐怕是苦口良药和逆耳忠言，某些人可能听着不顺耳，但我们的心是无私的，是为国为民的。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央重视国内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并妥善地加以解决和处理。”

　　“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有目共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成绩下面，‘历史老人’给后辈们留下的‘债务’太多，国内面临的问题成堆，可说到了积重难反的地步。首先，社会转型期的管理失控导致国企改革无序竞争、自残。国企的改革基本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大部分国企、民族工业倒闭、消亡，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加入了失业大军。用时髦的说法是所谓弱势阶层被淘汰出局，大批工人和城市贫民被边缘化、贫困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夜之间几乎化为乌有；同时，由于监管不力，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进入了某些个人和贪官污吏的腰包。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暴发户以及相当一部分国企老总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新生的资本家，形成了事实上的新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财富占有量令人触目惊心。在农村，经济改革缺乏力度和持续性，政策上对农民的倾斜远远不够。对八亿农民除了土地承包外再没有给予什么实惠和好处，增加的只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乱收费，农民种地仅维持温饱，甚至亏损，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这些年来，社会财富的获取手段和分配严重失控，造成极大不公。许多‘大款’的‘第一桶金’充满了罪恶和血泪。我们并不否认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奇迹，但相当一批人是靠走后门，拉关系，官、商勾结，坑蒙拐骗甚至组织黑社会成了爆发户。他们疯狂地掠夺着社会财富，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的官、商勾结，把国家银行贷款变成死帐甚至转移到国外或携款外逃，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失业大军越来越大，官场腐败愈演愈烈，贪官污吏越抓越多，社会治安恶化，犯罪率直线上升；执法犯法，草菅人命，邪教闹事，黑社会横行，杀人放火枪银行，图财害命劫人质，贪污受贿天文数字，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防不胜防，打不胜打；另外，国家矿产资源大量承包给私人个体户掠夺性开采，监管严重失控，浪费和毁灭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养肥了一批贪官，同时要了我们多少贫苦农民兄弟的命；大量私人承包的中、小矿山和化工企业污染已经把许多地方的青山绿水糟蹋得面目皆非，一塌糊涂。”

　　“当前的中国，正在真实地验证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关于资产阶级形成和资本积累初始阶段的的血腥和残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很大，有目共睹，但是其代价也不小。改革开放创造了许多奇迹和神话，但主要成绩是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虽然一部分城乡青年作为廉价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但这些劳动力实在太廉价了。社会财富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但他们的工资低得可怜，老板们千方百计地从他们身上榨取着每一滴血汗。有的打工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贫困甚至死亡线上挣扎。他（她）们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加班加点的干活，而收入少得可怜，甚至长期领不到工钱。有的甚至受到老板的关押、毒打、搜身、强奸甚至杀害。有的矿难者甚至象条狗一样被老板随便抛弃或掩埋。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所谓的红色资本家，重复着西方资产阶级初期的野蛮和血腥，而他们上演的‘闹剧’却发生在20世纪末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实在令人愤慨。”

　　“西方资产阶级的祖宗们虽然在资本积累阶段靠战争掠夺和贩卖鸦片、黑奴发了财，但他们发财后基本回报了社会。他们修铁路，建矿山，办工厂，办慈善机构，逐步发展和健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而我们国家的‘大款’们——包括大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演艺界‘明星’、国企老总和拥有巨额不明资产的贪官污吏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不是偷税漏税就是往国外转移资金、买高档别墅、玩高档汽车、‘玩美女人’、包二奶、养小秘……真正是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他们有些人的钱来得真是容易，但让他（她）们献点爱心比登天还难。他们很少有人为国家和老百姓慷慨解囊，有的所谓‘明星’甚至把救灾义演的钱也塞进自己腰包。而我们的某些官员和执法者却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支持甚至纵容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们，起码客观上是这样。最近，某些所谓学者又嚷嚷着要修改宪法，明令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明显，制定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对亿万富翁和下岗职工、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私有财产？来路不明的财产凭什么受法律保护？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怎样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为什么不对劳动者和弱势阶层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医疗保健甚至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修宪保护？另外，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那共产党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共产党首先就是靠武力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而取得胜利上台的。现在反过来走回头路，不知道某些人是究竟想赶什么？难道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这个？如果这样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那为中国革命牺牲了的成千上万共产党烈士们岂不是白死了？”

　　“如果说文革中致死、冤枉和伤害了许多无辜者，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毛泽东和造反派应当千刀万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冤假错案仍然层出不穷，甚至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其中主要是打工者和弱势阶层。造成这样的社会现实谁来买单？谁又该千刀万剐？当然，中国人太多了，死点人无关大局，作为政治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三个代表’的核心问题。‘三个代表’不应当是装饰品，更不能成为‘遮羞布’，而应当是货真价实的治国方针、为官之道和‘游戏规则’。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旨意’，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经济，强国利民，而不是开历史倒车，更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无异于掩耳盗铃，是地地道道的‘自残’行为，是搬起石头砸社会主义的墙角，最后倒霉的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老百姓。”

　　“现在，相当一部分富人的为富不仁和弱势阶层的仇富心理造成了大量不安定的社会因素。现在80%的犯罪是失业的年轻人和穷人干的，国家投入巨额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养活的公检法主要对付的就是这些穷人中的坏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想想毛泽东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学雷锋，人人做好事。究竟什么是太平盛世，不是很清楚吗？要说太平盛世的话，首先把全中国每家的防盗门去掉，敢吗？某些右派精英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的高额俸禄，却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睁着眼睛说胡话。现在几乎每天都发生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背后是骇人的道德沦丧、骇人的社会综合症和深层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导致两极分化，官场腐败导致怨声载道，弱肉强食导致蔑视生命，贫困愚昧导致铤而走险。这一切使许多国民做人的道德底线严重下滑，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失衡和无序，不断地孳生着社会丑闻。这些客观存在的黑暗面严重地抵消和中和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人心不稳。这些社会问题事实上是新的社会阶级的形成以及必然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承认这些现实，不拿出强硬措施，只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是不行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管理是科学，也是政治。国家的管理是最大、最复杂的科学和政治，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仅仅靠开几个大会，提几个口号，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问题的。听说你们大学一个姓张的教授说什么贪污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理直气壮地对待。这简直是屁话！为什么有许多官员不搞腐败？搞腐败有理、有功了？还有的所谓‘著名教授’象鸵鸟一样把脑袋插进沙子里，崛着屁股狂叫什么‘说中国存在两极分化是胡说八道！’这种无耻的御用文人，纯粹给中央帮倒忙。如果这种家伙站在我的面前说这种话，我立即给他两个嘴巴，宁愿去坐牢。”

　　“多年以来，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掩盖了广大农村物质文化的贫穷落后，由此造成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物质文化的尖锐反差造成的许多国民素质低下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导致金钱挂帅和道德沦丧，一个崇尚助人为乐的民族发生了严重地扭曲变形，许多人重新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成了座右铭，把金钱当成了‘上帝’，把‘见义勇为’变成了‘见死不救’；舆论宣传的严重失职和失误导致西方腐朽文化的泛滥，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阵地一片片地丢失，有着几千年光荣传统的中华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学的不多，坏的东西却象洪水一样涌了进来，严重失控，导致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胸无大志、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崇洋媚外，甚至数典忘祖。经济方面，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忽略了共同致富，结果导致社会崎形发展，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竟然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官场的腐败不仅是贪污受贿，更重要的是吏治腐败，管理腐败，用人腐败。由于抛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甚至抛弃了老祖宗的做人之道，所谓‘三个代表’的学习流入形式，导致大量蹩脚的不称职的官员充斥官场，民间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整治。最可笑的是，如今全国28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开创了古今中外之最。”

　　“不错。昨天我看报纸，中国现在的行政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人员已近500万，平均28个人养活一个吃皇粮的，这简直了不得。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我国的办公机构的臃肿和人员的膨胀已经到了极限，国家财政成了‘吃饭型’财政。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国家级的贫困县竟然用国家的扶贫款和老百姓的血汗钱大建象天安门一样的办公楼和私人别墅，某些官员竟然贪污扶贫款。对这些腐败现象，我们不明白某些当权者怎么搞的？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数和老百姓的比例，两汉时代是1：954，唐代是1：500，清康熙时期是1：91，新中国成立之初是1：600，1978年达到1：50，而现在却达到了1：28。诸位想想，28个人就养一个吃皇粮的，基本上吃得是农民。搞了多年的‘精兵简政’，吃皇粮的越来越多，不知怎么回事。”

　　“要说腐败的话，这是最大的腐败。这个责任不怨贪官污吏，责任完全在于中央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国家的管理不能处处搞‘温良恭谦让’，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敢下手，这怎么行？”

　　“本来国家各级政权的监督应当由人大和政协执行，但‘橡皮图章’多年来令老百姓心寒了。现在每年都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但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政府官员，要么就是几个对政治狗屁不懂的所谓明星，根本不是老百姓正常选举出来的。除了少数人还有点水平、良心和胆量的代表外，大部分代表是来举手和唱赞歌的，据说已经闹出了不少笑话。国家存在那么多应当关注的大事和社会问题，按说在会议上应当辩论得面红耳赤，但每年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片赞美声和鼓掌声。这样劳民伤财的会议，建议今后还是少开为佳。”

　　“说来说去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人认为共产党应当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人家台湾国民党就下台了，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这种思想，青年学生中很有市场。原因是他们不懂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的国情，从而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加上这些年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错误的同时把许多正确的东西也否了、丢了，甚至连毛泽东思想都不提了，这必然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后果。而‘后文革时代’的许多共产党官员又不争气，认为否定了文革，没有人敢造他们的反了，因而肆无忌惮地搞腐败。许多官员放松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思想的改造，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丢到了脑后，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甚至‘公敌’。有的人不学无术，无所作为，吃着‘皇粮’混日子；有的人蜕化变质，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这些大量的腐败现象，导致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失去了信任，只好盲目地崇拜西方尤其是美国。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这样发展下去，我看共产党的政权早晚要葬送在某些人手里。”

　　“但是，要共产党下台是绝对不行的。我就不信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搞不好这个国家。关键是怎么搞法。况且，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今非夕比，其成员成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阶层的人——包括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党内各种阶层和思想观点的人都有，这与多党制已经差不多了。况且共产党不能下台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一个有着八亿多农民的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需要一个家长。只要这个家长不偏心，不糊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共产党下台，谁上台？我们不行，右派精英们也不行。那样非乱了套不可。天下大乱，那可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法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农业和农民问题

　　“我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农业和农民问题。有的理论家整天坐在写字楼里纸上谈兵，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农村的现实，说什么城市现代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只要城市经济发展上去了，就会带动农业的发展，农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小康社会就会到来。这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全面的。”

　　“的确，许多知识精英整天坐在写字楼里闭门造车，他们只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高速公路，而不知道这些是拿土地、资源和贷款换来的，甚至是吃的子孙的牛奶。而对大批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困难，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农村，他们只知道‘小靳庄’、‘华西村’、农民‘造飞机’和‘出国旅游’，而对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八亿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充耳不闻。最近出版了一本讲述农民问题的书《中国农民调查》，对安徽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了考察报道，那里面的情形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苛捐杂税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黑幕令人发指，而某些县、市级政权的头头们正是这些黑幕的保护伞。可以说，许多农民兄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上访、上告无门，有的竟然被投进监狱，甚至被打死，真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旧社会的法律和官员还允许老百姓‘击鼓鸣冤’和‘拦轿上告’，共产党执政50多年了，共产党的基层官员为什么至今没有长进？如果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连上访上告的权利都没有，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的确如此。我们老家自然条件较好，农民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仅仅是温饱问题。‘包产到户’开始在一些地方还可以，但它不是灵丹妙药。这些年媒体上整天吹安徽小岗村，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仿佛成了‘灵丹妙药’。其实，一些至今没有包产到户的地方照样搞得很好，象河南的南街村就是走集体富裕道路的典型，只不过媒体不宣传罢了。听说现在安徽小岗村仍然没有脱贫。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如今万里老人家还活者，不知道他怎么看这个问题。最近，‘小岗村’的干部群众代表竟然跑到河南‘南街村’去参观、学习、取经，这真是戏剧性的大新闻，可惜我们的主流媒体是不屑播放这种新闻的。现在化肥、农药和农业资料价格飞涨，农民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加上各种提留摊派，苛捐杂税，农民种地已经得不偿失，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还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广大的西部地区连人畜喝水都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占用农田，可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农村青壮年只好到城里打工。至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说实话，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前些年，一个女歌星整天唱‘我们走进新世界，改革开放富起来’，结果‘走’进赖昌星的怀抱里去了，真正是‘改革开放富起来’了。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而且不是一般的‘富’，简直是富得‘流油’。但是，这些富人不过是宝塔尖上的几快琉璃瓦片而已。越来越多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吃不上饭，这是铁的事实。现在媒体整天嚷嚷‘八亿农民快步进小康’，真是吹牛不上税。”

　　“如果说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是受老板——即新生的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那许多地方的农民则是直接遭受贪官污吏的压迫和迫害。许多农村的县、乡、镇、村干部如狼似虎，草菅人命，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坏事。文革期间，许多县、乡、村干部怕老百姓造反，怕‘批斗游街戴高帽子’，老实了几年。后来全盘否定了文革，许多干部胆子又大了，反正没人敢‘造反’了，所以什么坏事都干。据我所知，我老家干部打死老百姓的事件就有多起。我回老家时有的老百姓对我说，他们对某些乡镇村干部真是恨之入骨，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根本用不着批斗，立即拖出来活活打死。我听了都感到可怕。”

　　“前几年，我老家的农民为了吃水问题同水利部门发生了矛盾。由于某些官员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结果几个村子的上万农民在支部书记和村长的带领下，实行了真正的农民暴动，打死了警察，打伤了公安局的政委，包围了县政府，县长夺命而逃。”

　　“对！前几年我在湖北、湖南出差时，也遇到过农民暴动事件，农民包围政府机关的事件不止一起。不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而解决中国的八亿农民问题，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下，采取有效的农业政策才能够完成。光靠让农民进城打工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况且现在对城市农民工没有相应的管理和保护政策，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我认为城市吸纳农民工终归是有限的，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在农村和乡镇就地解决。现在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涌入大城市谋生，已经使得城市不堪重负。放纵这种现象只能说是政府无能的表现。我认为中央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包括加大农业投资，实行多种经营的合作制的大农业经济，代替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在许多地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缓解目前农村的社会矛盾和农民的贫困问题，我建议中央应当考虑减免农业税问题，真正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尽量减轻农民负担。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吃皇粮人数，必须真正地精兵简政，把县和乡镇一级吃闲饭的公务员和临时工全部‘妥善处理’。我看，一个乡镇有5个‘官’和10个兵——包括警察——就行了。另外，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适当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把一部分风险适当合理地转嫁到城市。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化经济，必须有中国特色，必须服从国情，服务于国家全局利益。例如，对城里人来说，一斤大米和面粉提高一毛钱，一斤鸡蛋和猪肉提高五毛钱，完全可以承受，绝对出不了什么乱子，而农民每年就可以增加几百元的收入，解决大问题。而对于城市里的粮油菜等生活必需品，政府应当严格调控价格，防止城市老百姓负担过重。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

　　“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口饭吃，是决不会造共产党的反的。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奉劝我们的共产党官员多为农民兄弟办点实事，奉劝某些行为不端的贪官们少贪一点，在吃喝嫖赌的时候抠门一点，省出点钱捐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也算积点阴德。要知道，工农兵永远是共产党政权大厦稳固的基石和钢筋，是载共产党政权之舟的大海。可惜这些年我们的宣传媒体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很少宣传工农兵，甚至把工农兵的利益和意志丢进了垃圾堆，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

　　（六）环境污染问题

　　 “刚才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以至把祖国的许多大好河山和青山绿水变成了垃圾场和污染源。许多地方‘诸侯’和企业主为了局部或个人的利益不惜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灾难甚至死亡。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由于执法者的软弱甚至纵容，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以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我们可以算一笔帐，在某些地方，环境污染对当代和后代造成的损失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带来的那点税收和效益，绝对是得不偿失。”

　　“现在中国许多地方的青山绿水已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受到了污染。尤其是淮河流域，许多当地老百姓的庄稼被全部毒死，人畜因为长期饮用被污染了的地下水而大量死亡。据有关报道，淮河两岸有些农村的村民这几年不停地死亡。改革开放以前，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本来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自从淮河被上游的企业污染后，这里就成了可怕的有名的癌症村。这些年死于各种癌症的村民已经一百多人，最小的才十几岁。村支书和村长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天天处理丧事，而死者几乎全是被污染的饮用水害死的。有的县包括县太爷在内的一百多万人口仍在喝着这些‘死亡之水’。对此，他们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只好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亡。这简直是人间地狱！罄竹难书，史书难寻。据说，国家前几年为了治理淮河已经花费了几十个亿，可是越治理污染越厉害，几十个亿打了水漂。几十个亿啊（注：据报载是60多个亿），不知道我们的朱总理心痛不心痛？我们不明白，你国家化一半的钱把上游的污染企业——什么味精厂、造纸厂、化工厂全部炸平，工人每人发一笔钱打发回老家去，把污染责任人和草菅人命的‘诸侯’枪毙几个，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为难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某些官员不是天天讲‘三个代表’吗？究竟干了些什么？你就这样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吗？长此下去，不怕‘水逼民反’吗？中国人的命太不值钱了，中国的老百姓太老实了。要在美国，污染致死一个人，企业或国家至少要赔偿500万美金甚至更多，而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是死了白死。冤有头，债有主。你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有的企业是故意排放污水——害死了人，而且继续害人，完全可用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论处，怎么就制止不了？关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命不值钱。我要是污染受害者家属，我首先找你政府算帐，我不找污染企业，因为企业是你政府批准他办的，是政府管理的。你收了他的税和钱，就必须承担责任。赔偿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当权者不采取果断措施，迟迟解决不了，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官逼民反！”

　　“对！现在国内存在的一些所谓‘棘手’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并不难，关键是执政者的手腕太软，或者说执政能力太差。‘温和’和‘铁腕’历来是治国的双刃剑，缺一不可。许多事情，‘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总是‘温良恭谏让’。现在某些地方诸侯已经发展到对国家总理的批示阳奉阴违，甚至公开顶着不办；公检法的某些人——当然不是全部，对老百姓如狼似虎，对贪官污吏和有钱人‘含情默默’，甚至穿一条裤子。现在许多地方仍然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近来’。老百姓是有苦难诉、有状难告、有冤难申、有仇难报，只好瞪着眼睛等死！现在，除了一些有良心的媒体记者外，许多‘公仆’和‘知识精英’们拿着工人、农民的血汗变成的高额‘俸禄’，坐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纸上谈兵、歌舞升平甚至粉饰太平，哪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的良心早已经被狗吃了。”

　　（七）腐败问题

　　“诸位怎样看待国内的贪污腐败问题？”

　　“贪污腐败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各国的大问题，弄不好确实会亡党亡国。清政府和蒋家王朝末年就贪污腐败盛行。慈禧这个老太太很厉害，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竟然为了民间一个小小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查办和杀掉了一百多个大小官员，既惩治了腐败，又打击了湘军势力。这点，我看很值得我们的领导人学习。现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年收入最多不过几千元，还不够当官的一顿饭钱。现在某些贪官一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刑法规定贪污十万就可以判死刑，现在竟然贪污上千万也舍不得杀，那还要法律干什么？不杀也可以，那就重新立法，判处终身监禁，永远不准放出来，有了病在监狱里治，一直到死。关于中国必须从严治吏，光朱镕基就说了多次，但收效甚微 。对贪官一律从严处理，该关的关，该杀的杀，我就不信中国治不了贪。有人说彻底反贪就要亡党，这话不对，不反贪可能亡国倒是真的。贪官污吏究竟是少数，好干部还是多数，不过贪官比例太大了而已。反贪越反越多，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我看就是由于中央心太软，杀人太少。我们的许多法官大人都是‘慈善家’，信‘佛教’的，不能‘杀生’。现在，一些跑到美国和西方转了几圈的所谓学者竟然天天嚷嚷着要废除死刑，理由竟然是‘罪犯也是人’，尤其是贪官污吏，他们不会再危害社会，所以坚决不能杀。这是他娘的什么理论？被判了刑的人起码有80%不会再危害社会，都放回家算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其它罪犯——包括贪污巨款的贪官污吏，你不判他死刑，过几年他就‘保外就医’出来了。他和亲属早已偷偷地转移出来的赃款足够他们享用几辈子了。主张不杀贪官的家伙们我看很可能就是贪官污吏的亲属或狐群狗友。我认为，中国目前不是考虑取消死刑的问题，而是‘乱世用重典’的问题。不要老拿西方那一套照搬，况且西方有的国家（包括美国）也没有全部废止死刑。人家美国人人有枪，你行吗？拿几个贪官的人头，换取共产党的威信和党心、民心，何乐而不为呢！怕死是人的本能，贪官们更怕死。举个小例子，交通规则就是建立在人人怕死的基础上的，你想违章，可能拿命来换。杀鸡可以吓猴，现在天安们广场为什么安静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六.四’的‘功劳’。”

　　“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是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已经直接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稳固，这话决不是危言纵听。其根本原因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错误，而是管理工作的严重失误和失控造成的。我们的人事制度、审查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法律都存在漏洞和失误。彻底市场化和自由经济的香港到处是钱，管钱管物的人不少，为什么贪官那么少？是香港人不爱钱吗？我看香港人最爱钱，但人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准则，道就是法律，所以人家一个廉正公署就行了。近在眼前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借鉴？我看中国现在除了中央领导人、中纪委和外交部的官员干净些外，很少有几个干净的。随便拉出一个管人、管钱、管物、管地、管水、管路甚至管生孩子的副县长、副局长、副省长、副部长查一查（哈哈，暂且都是副的），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自1997年以来，光是省交通厅长这一行，就有贵州、四川、广东、河南等九省的十多名厅长、副厅长相继落马，而河南省竟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记录，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最近又爆出了北京市交通局长和副市长贪污受贿的大丑闻……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这个国家简直是乱了套，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我们要问，究竟谁应当为这些贪官污吏们‘买单’？既然不承认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不明白，共产党大权在握，枪杆子在手，为什么就治不了贪？” 

　　“随便提个小小的建议，例如，银行建立资金跟踪制度，不管是什么单位和什么人，10万元以上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公款流向私人企业和私人帐户的，尤其是流向外企和国外的，有关方面必须一跟到底，去向哪里？干什么用？必须一清二楚。对银行本身的监管，也出台相应的切实有效的办法，必要时让共产党的纪委委员、真正的人民代表在武警战士的保护下带领会计师坐在银行里查帐。对手握大权和实权的‘公仆’们的私有财产和存款，除了自己‘自觉禀报’外，由上级纪检部门定期检查——包括其配偶、子女和‘情夫’或‘情妇’等人的财产，鼓励老百姓向各级纪委和司法部门‘举报’，并重奖举报有功者。只要你的合法收入和财产不符，立即查办，该判刑的判刑，该杀头的杀头。我看，为了大局，为了得民心，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全国“杀”个千儿八百的贪官怕什么？（不一定处死刑）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限期自首，过期严办，对贪官污吏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说句牢骚话，要是中央拿出当年整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劲头来，使得贪官污吏们或者仅仅怀疑你是贪官就可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辈子不准入党，不准当官，不准出国。照此办理，我看全中国不到三个月，谁他妈的还敢贪？”

　　“这话有道理。历代官场都是官官相护。贪官们都有后台，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看最大的腐败不仅是当官的贪污受贿，而是吏治腐败，管理腐败，也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好办法。现在有的官员简直已经道德沦丧到猪狗不如。单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媒体有选择的公开披露的案例来看，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今我们的干部、警察见利忘义的、见钱眼开的、见死不救的、逼良为娼的、强奸妇女的、开妓院的、嫖娼的、养情妇的、包二奶的、鱼肉百姓的、草菅人命的、汽车肇事逃逸的、故意开车撞人的、欺上瞒下的、买官卖官的……应有尽有。奇怪的是，这些‘宝贝’中就是没有一个‘造反起家’的，弄得我们这些‘文革余孽’们想给共产党辩护几句也理屈词穷，脸上发烧。可笑的是，时至今日，许多后文革时代的贪官污吏、御用文人和既得利益者们哪怕骑在妓女身上的时候也不忘破口大骂毛泽东，大骂文革和造反派，这真是当今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人说，清末作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当代比起来，简直是小学生的作文，是小巫见大巫。有人说当今是千年难逢的‘太平盛世’，如果站在个人立场上，我对此基本认同，因为我这个教授现在工资和其它收入加起来，每年不少于30万，有别墅和宝马车，儿子在美国IBM总部工作。但我不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事实上，‘太平盛世’的提法不很科学也没有好处。中央党校有一位教授就认为现在不能称为‘盛世’。什么是盛世？盛世首先应当是国家领土完整，国外没有任何战争威胁，象大唐时那样，外国只有乖乖进贡的份。国内，应当是真正的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起码不需要家家装防盗门，这才叫太平盛世。某些人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那样是不行的。我认为，当今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社会丰富多彩也是最莫名其妙的社会，就象上演魔术的大舞台，台上光怪陆离，台下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可能是夸张，但当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可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中找不到，是地地道道的今古奇观。随便举几个媒体披露的例子：一个是宁夏吴忠市一副市长带领下属的县长、局长们35人分乘8辆小车下乡查工作。在车队过一个桥时，一个12岁的女学生为躲避车队不慎落入了水中，而在场的官员及随从居然无一人下水救助，致使女孩溺水死亡。当时全国正在领导干部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事情本身已经够荒唐的了，但更荒唐的是事后这些官员竟然官照当，共产党员的帽子照戴；第二件是广东一辆长途客车上一个歹徒公开强奸一个女青年，而全车乘客视而不见，致使女青年在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中被该歹徒强奸多次，无人过问；第三件是东北某县委书记公开明码实价地卖官，全县几乎所有的下属干部都向他交纳了买官费却无一人检举揭发此事；第四件是广西一长途汽车上有人象托运行李一样把廉价买来的十几个活女婴打包托运到广东去贩卖；第五件是河南一个县的警察开妓院，而妓院后门竟然与县委大院相通，妓女们袒胸露腹地进出县委大院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相信，面对如今这些腐败丑恶现象，蒋介石要活着，也会自惭形秽；毛泽东要活着，不气死也会少活十年；而邓小平他老人家倡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恐怕绝不是这个样子。他老人家要活着，我看拍两次桌子问题就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知道发明这个‘真理’的那个南京的秀才跑到哪里去了？如果我碰到他，一定请他谈谈当前中国的社会实践属于什么真理？”

　　“官场的腐败将导致亡党亡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在贪官污吏随处可见，说中央根本不管是冤枉，中纪委的官员整天忙得团团转，贪官污吏也抓了一些，但为什么总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迟迟治理不好？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群众监督。老百姓只有选择保姆的权利，没有选择自己的公仆的权利，更没有罢免贪官的权利，也没有揭露贪官的新闻自由权。举报、揭发的权利倒是有，但十个有九个是被打击报复，甚至投进监狱。老百姓对‘公仆’的监督权等于零，这就是官场腐败的主要原因。”

　　“我来点好听的，国家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治理起来不容易。积重难反，慢慢来吧！给新的中央领导人一些时间，相信他们会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的。诸位，换个话题轻松一下，我讲个真实的笑话。我老家县里的一个局长有一天晚上吃喝嫖娼完后，让司机送他回乡下的别墅。半路上局长酒劲上来了，要撒尿。司机停车后，局长晃晃悠悠下车对着路边一棵小树苗撒完尿后，系皮带时把小树苗扎进了腰带里，一转身动不了，再转身还是动不了。这时局长笑嘻嘻地摸着小树苗说：‘小姐，别闹了！今天不中用了，明天再找你，好吗？’”

　　“哈哈哈哈！有意思，你瞎编的吧！”

　　“绝对不是编的。不瞒大家说，这个局长是我的一位表弟。”

　　（八）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是说‘与时俱进‘吗？许多人认为现在是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时候了。”

   “这是‘六。四’精英们的观点，目前仍然行不通，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我上面说了，目前尽管党内腐败严重，但共产党绝对不能也不应当下台，也下不了台。中国的军队（包括公检法）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这同前苏联和东欧是不一样的。台湾国民党下台有复杂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同前苏联共产党差不多，是自身党的腐败和李登辉之流的坏人篡夺了最高领导权造成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亡党和国民党下台，都没有造成天下大乱，而我们就不同了，共产党下台非天下大乱不可。一个新政党的建立和发展是需要机遇和时间的。中国要形成一个有资格和能力同共产党竞争的党派，谈何容易？共产党下了台，谁上台？谁有能力和本事领导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那样非乱了套不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历史将倒退若干年。这点，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所以，只有某些小大学生毛孩子们和仇恨共产党的人才嚷嚷着要共产党下台，还有一些是别有用心的高智商的糊涂虫。某些‘民主精英’们羡慕美国，无可非议，你可以移民美国去享福嘛！但要中国变成美国，要共产党下台是办不到的。至于我们一些人，虽然文革后的共产党对我们有不仗义的地方，但我们是坚决不愿意共产党下台的，这里面既有利益的需要，也有理性的认识。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共产党进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的改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逐步实行民主政治，尊重民意，保障人权，健全法制，以法治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也好，都不能代替宪法和法律。我们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精华，保持社会主义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卫星上天红旗又不落地，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说得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华，二者缺一不可。可惜毛泽东思想被某些人基本否定了，不提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俗话说，水到渠成，马到成功。社会需求和人民意志决定历史的进程，拔苗助长和杀鸡取蛋都会导致天下大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制观念和民主思想会逐渐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开明的领导人会审时度势，首先在党内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某些右派精英认为现在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如果他们不主张共产党下台，我同意他们这个观点。”

　　“不要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让共产党下台。我认为，在开明的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目前我国完全可以在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前提下，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一些改革试验，不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吗？试试看嘛！我认为，可以先在县级以下实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县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上级不准指定候选人，完全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县委书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差一票也不行。对官员的罢免只要超过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票数就有效。对国有企业负责人也是如此，要由广大员工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废止上级组织部门直接指定或任命企业负责人的惯例，因为这种惯例已经证明存在许多弊端，导致对企业负责人的监管失控，某些国企负责人无法无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广大员工毫无办法。据说广东一国企老总的“合法”收入已经过亿元，一个司机的年收入都几十万元，这合理吗？他就是生产宇宙飞船也不应该拿这么多钱。这完全是国家的管理失控造成的。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监督权。在政治的其他领域，例如在新闻宣传领域，也可一稍微放松一点，只要不是鼓吹杀人放火、鼓吹推翻共产党的作品和言论都可以放行，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真正相信广大国民的政治鉴赏能力。现在国家已经有武装到牙齿的公检法队伍和绝对听话的枪杆子，我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点请诸位放心，目前中央领导人都不是‘土八路’ 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素质，思想先进、敏锐，接受新事物快。社会也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了。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大变革，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听说现在国内许多地方已经在乡镇、村级实行公开民主选举了，党政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也开始悄悄的松动，这就是好兆头。”

　　（九） 香港问题

　　“听说最近香港政局不稳，有人闹事，游行示威，要董建华下台，怎么回事？”

   “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经济出现下滑，股市下跌，失业率增加，一些香港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许多人对董建华和中央政府不满。最近，又因基本法问题发生了对中央政权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普选，导致香港政局动乱，形成了不大不小的“香港风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必须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否则影响很大，也会直接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

   “多年以来，许多香港人象从小被人拐卖的孩子，尽管已长大成人，但由于‘养父’有钱，从小娇生惯养，变得十分幼稚和娇气。说有奶便是娘，这话可能对香港人不太尊重，但这是事实。现在虽然回到了生身父母身边，但由于对自己的生身父母缺乏感情，一时扭不过湾来，加上生身父母较穷，因而不太服从管教，耍点小脾气，可以理解，但继续胡闹下去，早晚有一天要被打屁股。”

　　“我认为香港人没有什么错。自从共产党建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出于战略考虑，没有收回香港。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虽然是殖民地，但济济高度发展、繁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世界所瞩目。香港人精明能干，重视知识，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为建设繁荣的香港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以来，香港作为自由港，也为祖国大陆和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说句玩笑话，起码为双方的特务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总的来说，大陆沾了香港不少光，当然香港也沾了大陆的光。香港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活习惯了，形成了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好得很，是世界潮流，对内陆的社会制度、一党专制和腐败现象持反感和否定态度，这完全可以理解。你邓小平和中央政府不是允许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吗？君子出口，驷马难追。既然允许我搞资本主义，那我就要按照资本主义那一套来搞，包括领导人的普选产生。你中央政府干涉太多，我当然不干。至于香港回归后经济下滑，市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事实，这也是许多香港人闹事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某些香港人不太识时务，不尊重现实。现实是，你本来就是华夏子孙，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应当遵守中国人的游戏规则。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除了象征性地驻军外，没有派一个共产党官员和军代表干涉香港行政事物，这是中央政府的明智决策，也是香港人的福音。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是中国人，就得受中央政府的管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闹独立。地球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世界和自由人。就连野生动物也要靠人类创造条件保护，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说良心话，你香港多年的繁荣，也是共产党给你创造的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人多年以来坐山观虎斗，稳坐钓鱼台，养尊处优，已经沾了不小的便宜。如果1949年共产党就把香港收回来，你香港人就没有那么多毛病了，大陆同胞受的苦你照样要尝一尝。换个说法，你香港人吃得喝的用的大都是大陆人民提供的，包括电力、自来水、鸡鸭鱼肉和水果蔬菜。回归以来，中央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继续让你搞资本主义，维持现状，没有动你一根毫毛。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香港人的新闻、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利也没有改变。现在你的生活水平仍然高出大陆同胞多少倍，你应该满足了。至于经济有所下降，这完全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过去大陆不开放，大量贸易通过香港做，现在大陆开放了，许多贸易内地可以做，香港的贸易额受到了分流，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很正常嘛！本来，作为华夏子孙，你掏点钱出来对内地的贫困同胞帮帮忙，扶扶贫，完全应该。况且，香港的经济仅仅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整体水平仍然比内地高许多。香港出现的暂时困难，中央政权不可能坐视不管，会出台许多相关政策进行补救的。我认为，中央政权对香港绝对是关心爱护的，与内陆同胞比，香港人绝对是宠儿，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许多香港同胞应当知道，内地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收入远不及香港的清洁工人，更不要说普通工人、农民了。许多香港人不体谅中央政权的良苦用心，不了解大陆同胞的困难状况，一个劲地撒娇，某些人甚至撒野，良心大大的坏了的。香港人应当相信，假如香港发生了巨大灾难，例如八级地震，或海水上了楼顶，或水源受到了核污染，自来水断了顿，或者受到了类似“9.11”那样的恐怖袭击，那时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绝对会全力以赴相助的。内地同胞宁可自己不吃饭，也不会饿死一个香港同胞。我这话是替中央说的，但绝对没错。恐怕只有到了那种时候，香港人才知道什么是母亲和同胞！”

　　“说得对！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帮助和刺激香港摆脱经济困境。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经济受到了重创和打击，中央政府克服困难，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香港度过了经济危机。现在，香港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到内陆投资绝对是一本万利。内陆有十三亿人，大部分没有到香港去过，光这个旅游资源就大得很。中央政府正在鼓励内地居民赴香港游。你香港只要准备好旅馆和饭店，就等着收钱吧！现在大陆有钱的人可多了，有的人一顿饭三千五千甚至十万八万都不在乎，到香港赌场和赛马场一抛几十万甚至几百、几千万的大陆大款和贪官也不在少数。你香港君子爱财，可以取之有道嘛！”

　　“对！水涨船高，唇亡齿寒。香港同胞应当明白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不管什么时候，大陆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和靠山。明确了这一点，才有共同语言。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许多香港人来内地投资，大部分都赚了钱嘛！有的人在深圳和内地买了别墅，养了二奶，过得很潇洒嘛！这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也是香港回归带来的好处。某些香港‘民主精英’端起筷子吃北京烤鸭，放下筷子骂中南海，这很不仗义嘛！你说中央的基本法管的太宽、太严，行政长官董建华是中共的傀儡，要求全民普选，这太过分了嘛！董建华是香港的大资本家，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大部分香港人都拥护他嘛！过去香港总督也不是香港人选的，包括许多议员都是英国人任命的，那时侯某些香港民主精英为什么不造英国佬的反？看来还是反华反共的老毛病在作怪。作为一个香港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如果数典忘祖，那就要揍屁股了。”

   “关键还是文化底润问题。许多香港人只会讲英国话和粤语，普通话都说不利落，这是不行的。有人说香港只有科技和金钱，没有文化，这话有一定道理。文化当然是指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这点，许多香港人应当补课。你看香港的电影、文化艺术，包括‘四大天王’、张柏芝等等，实在潇洒和漂亮，但是，花瓶而已，除了玩就是乐，还有什么呢？要想赚内地人的钱，光这样不行。我向某些香港的文化老板们建议，你把香港电影和电视剧拍的上点文化档次，对准内陆人的口味，别整天打打杀杀、爹声爹气、不伦不类；你香港出的书少点儿女情长、无病呻吟，少骂点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进军大陆市场，必要时可向中央宣传部门送送‘礼’，走走‘后门’。只要打开了大陆市场，绝对有钱赚嘛！另外，鉴于香港是弹丸之地，人口太密集，有诸多不便和隐患，因此，从战略角度考虑，我们建议内地和香港著名大学大量互相招生，进行广泛的人才交流和文化交流。另外，建议中央政府把广东划出一大片土地交给香港管理，象征性收点税，或者干脆把深圳与香港合并，深圳的共产党官员全部撤出来，愿意留下的就地免职，靠竞争谋职业和职位，让香港人充分发挥其优势，创造新的奇迹，造福于中华民族。这恐怕不是无稽之谈吧？”

　　“对！‘一国两制’，最后的结局是走向‘一国一制’，不是姓‘社’就是姓‘资’，让历史去回答吧！”

　　（十）台湾问题

　　“诸位，你们同意不同意打台湾？”

　　“从我本意上说，我希望和平解决，不要打。现在是穷人想打，军人想打，富人和知识阶层不想打，道理很简单，主要是利益问题。如果真要打，那也不含糊，我坚决支持，甚至捐款。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当断则断，免为其乱。”

　　“不过台湾问题事实上是同中美关系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慎重，要从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关键问题还是美国，事情很复杂，也很棘手，我很理解中央的难处。”

　　“但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可能干涉就这样拖下去，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贻误了战机。等到台湾翅膀硬了，独立了再去打？那样损失更大。”

　　“不能说是怕。我相信真正的中国人包括中央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怕。但作为中央，是要站在全民族、全世界的角度去考虑处理问题的，慎重一些是有好处的，还是要争取和平解决为好，实在不行了再打。”

　　“你这话等没说。”

　　“你估计打的话，损失多大？”

　　“真打起来，而是必须打赢的话，损失可就大了。台湾的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进攻武器也很有威力。抛开美国干涉不说，我们要拿下台湾，起码要拿福建甚至包括上海交换，尤其上海，象座金库，一旦打起来，两颗导弹就会基本瘫痪，损失惨重。当然台湾的几大城市也将成为一片废墟，双方死人起码要几十万。”

　　“哪有打仗不死人的！中国人太多了，死点没有关系。战争本来就是平衡世界人口的好办法。我儿子就是军人，我支持他上前线，牺牲了光荣。”

　　“美国要出兵怎么办？”

　　“他出他的，我打我的。我不信美国佬会为台湾问题作出太大的牺牲，美国佬更怕死。必要的时候，我们十架飞机对付他一架，直到把他撞下来；逼急了用飞机和导弹撞他的航母。我们一个唐山地震就死26万人，为了解放台湾死点人怕什么？”

　　“你们这是小学生的观点。中央会有全盘地考虑的。”

　　“你估计中央有这个决心吗？”

　　“完全可以，必要的时候，宁可把经济发展停一停，作出一些牺牲。一年、二年不行，三年、五年总可以解决吧？第一，我们已经有拿下台湾的实力，第二，有军界和90%以上的老百姓支持、撑腰；第三，时间不饶人，夜长梦多。不论用什么手段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央领导人都将留芳百世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你们说得都不对。我看，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早已经错过，种种迹象表明，台湾问题短时期解决不了了，根本的原因还是中美关系问题。我看目前我们的领导人很难下这个决心，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为了不冒风险，我认为不妨可以求美国人出面，设法不让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让他们维持现状。这样的代价是要给美国人送‘重礼’。只要台湾不正式宣布独立，我就不打，这样既不得罪美国人，也不得罪台湾人，国内也能交代过去，把包袱留给后人们去解决，化风险为零，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我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三大要素：美国当权派的脸色，大陆领导人的脾气和台湾的真正民意。三者每一方都有否决权。如果将来台湾的民意90%以上要求独立，恐怕不好办。将来的大陆领导人同意台湾独立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关于国家统一和主权的解释，到时候会有文人发明新理论的，这点不必担心。”

　　“高！你这种观点倒是有点新意，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你这不是将国家领导人的军吗？历史上除了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外，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和元首在国土问题上主动让过步。历史上99%的战争是领土之争，再无能再腐败的政府也不敢出让国土，何况泱泱大国中国的领导人。再棘手的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也会解决好的，你放心吧！”

　　“最近中央的调子表示台湾问题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未提不放弃使用武力。但军界的态度仍然很强硬，我看就是一个兆头。”

　　“这是策略。让我们走着瞧吧！”

……

　　“哈哈哈哈！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国家大事，我们没有发言权了，喝酒喝酒！为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健康长寿干杯！”

　　 漫长的宴席在海阔天空的胡侃中总算结束了……

120）迟来的爱

　　公元2000年底，就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本书初稿完成之时，突然传来了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笔者夫人尹聚平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笔者诚惶诚恐地向读者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看来笔者埋怨某些中共老人的言论有失偏颇。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

　　旧世纪结束之际，在某些“政治精英”纷纷退出共产党，某些“高人”甚至民众表示坚决不加入中国共产党妖风迷雾中，象某些人痴迷“法轮功”一样，尹聚平始终怀着对共产党深厚感情，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始终不能如愿。

　　但是，“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0年底，文革中因随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在”7.20” 事件中死里逃生，后被打成” 5.16”分子、王力的“黑秘书” 、“反军乱军”的女干将，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尹聚平，在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了30多年并当了奶奶之后、即将退休之前，终于被单位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多次上报中共最高当局，终获批准，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的“三种人” 被批准入党，这可算是当今中国的大新闻。对于这姗姗到来的“迟来的爱”，我诚惶诚恐地代表全家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本来，在抓完” 5.16”以后，我辈青年学生们并没有查出什么“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杀人放火”之类的“滔天大罪”。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多么想轻装前进，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和人民！可是，某些老人们就是不放心，把我们当成了“四人帮” 的人，当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一定要给点颜色瞧瞧。这一“瞧”，从20多岁到花甲之年政治上始终不得翻身。幸亏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共产党革命烈士的鲜血，始终对共产党坚信不移，否则，不自杀也要得神经病，甚至当“恐怖分子” 。如今，已经当了奶奶的尹聚平终于劳驾和惊动了中央最高当局，被“特赦”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受宠若惊之余，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呢？

　　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是，在积极支持尹聚平入党的人们中，有些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的甚至是当年尹聚平的专案人员。

　　请某些读者不要见笑，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们不能象你们某些人那样，把整个共产党看得一无是处，甚至恨不得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这是你们的偏见。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它的领袖人物，在某些历史时期——不管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政党能不能正视和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这些错误。

　　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又跑了题。本书由衷地说了共产党许多好话，决不是害怕文字狱，忠言逆耳的话本书遍地皆是。

　　最后想说明的是，夫人入党是夫人的事，共产党再好，本人进火葬场之前恐怕是加入不了了。作为至今戴着“三种人”帽子的家伙，本人有自知之明，别把共产党的圣水搅混了，那叫做“污染”。托共产党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先生们的福，有1482。3元养老金，保证粗茶淡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老百姓，做一个始终在中华母亲大地上吃喝拉撒睡，高了兴喝喝酒、钓钓鱼、下下棋、写点文字、画张画、上上网的退休爱国者，既能减肥，又能长寿，挺好！

121）最后的话

　　在本书即将结束之际，笔者最后声明：

　　文革之初，蒯大富、韩爱晶也好，笔者之流也好，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虽然出身不很高贵，但都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其实，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也是一样，不能说天生就是坏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几乎人人发疯的年代里，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指挥下，我们奋起造反。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加上中央文革捣乱，实在真假难辩，因此，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甚至犯过滔天大错。后来很快被当成替罪羊，一脚踢开，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中他们有错误，但他们也是受害者。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叫罪行也可）应当被十几年的重刑和审查所抵消。

　　笔者始终认为，对文革中的人和事，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不能简单地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中央上层的斗争，不能搞扩大化，更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邓小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已“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上的许多恩恩怨怨理应“逝者如斯夫”！如今，“地、富、反、坏、右”早已经平反，中国已经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全国人人都是“活雷锋”，难道惟有蒯大富之流还是阶级敌人吗？如今，为了吸引外资，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让更多下岗失业的中国人有碗饭吃，可以请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建厂、做买卖，给中国人当老板，发工资；台湾省人，香港人，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甚至昔日的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战犯、还乡团头子都可以来中国大陆投资、发财，有的甚至被聘为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级顾问，有的“资本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大批下岗失业者的“救世主”；昔日的“山姆大叔” 、“皇军” 、“国民党将领”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为什么小小的蒯大富们就不能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难道已过“花甲”之年的蒯大富们真的能半夜三更抗着铁锹去挖人家的祖坟吗？某些老同志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是否有些太紧张了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

　　据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国民党战犯十年就特赦了，右派分子由臭变香用了20多年，“地、富、反、坏” 获得“解放”也20多年了。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文革余孽” 们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还要他们“忏悔”到什么时候呢？中国人过去整人兴“灭九族”，如今学会了“马拉松”，让时间老人充当杀手。岂不知，时间老人有时也会不堪重负的。胡耀邦同志活着时曾经哀叹，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怨恨和横沟什么时候才能消失，什么时候才能抚平呢？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呢？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进行任何革命或社会变革时，都应当团结和利用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的人。连封建帝王都知道上台后实行“大赦”以争取民心。任何时候，应当是坏人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和调整。作为当权者，宽宏大量，抛弃前嫌，化敌为友，给政治出路和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为的树敌和树对立面的作法早应休矣！政治斗争，恩威兼并，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宽容时就宽容。所以，笔者认为，文革回潮，文革余孽复活之类的担心早已大可不必，那早已是杞人忧天。

　　有人竭力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许多人跟着瞎咋呼，本人也举双手赞成。但是，想过没有，在文革博物馆里的被告席和绞刑架下，除了应当有文革中受害者的加害者和混进造反派里的坏蛋外，似乎还应当把文革初期真正搞“打砸枪”、草荐人命而至今不认错反而飞黄腾达身居高位的老红卫兵分子们；文革初残酷打击、迫害广大青年学生、教师、干部的“工作组”、“工作队”们和他们的后台们；抓” 5，16”运动的刽子手和后台们，直至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似乎这样才算公平合理吧！某些人不妨试试看，效果如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建，看来不是资金问题。有人说，这是给中央出难题，是不懂政治，惟恐天下不再乱，这话有些道理。某些人坐井观天，只看到自己小圈子里的世界，对文革中挨过的整、受过的苦至死不忘，整天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大量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恨不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知咋回事，您说这文革博物馆怎么建？

　　任何人造的博物馆和纪念碑都不可能永恒，十二级地震一来全完蛋，只有人民群众心中的纪念碑和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才是永恒的历史纪念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仅说对了一半。社会真理是有阶级性或“派性”的。同样一个妓女，有人说她是美女，有人说她是婊子。你去检验去吧！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本来不需要检验，要想检验也可以，但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一个、两个人或一部分人说了算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

　　岁月沧桑。文革中的造反派虽然没有一个进“官场”的，但都大浪淘沙、各奔东西。有的成了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成了退休、下岗或失业者，有的当了爷爷奶奶，有的“与时俱进”，阴错阳差地成了“大款”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去了火葬场……笔者直言，现在真正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理解和拥护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政策的人群中，“文革余孽” 们不在少数。他们是痛定思痛者的反思，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叫好。现在真正给共产党抹黑、帮倒忙的，不是我辈“文革余孽”们，而恰恰是那些后文革时代提拔起来受到重用的贪官污吏和蜕化变质分子们，这些家伙们没有一个是造反派出身。那些“可爱”的“六.四精英”们也没有几个是“文革余孽”出身，某些“精英”们现在恨不得共产党立即下台。我们不明白，某些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既然能同当年的“帝、修、反”和国民党战犯、地主、资本家、还乡团头子们握手言欢，甚至拥抱接吻，为什么就不能原谅40多年前的造反派们？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正视人权的今天，对有公民权的公民似乎不宜再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那有侵犯人权之嫌。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都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做事三思而后行。

　　　　　　　　　　　　　　　　　　　　　　　   2000年 元旦初稿　　　　　　　　　　　　　　　　　　　　　　　 

　　　　　　　　　　　　　　　　　　　　　　　   2007年元旦最后定稿　　　　　　　　　　　　　　　　　　　　　　　  

122）后记

　　本书在长达数年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了有关历史素材，有的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由衷地表示感谢。

　　本书有关章节借用和摘录了王力、叶永烈、师东兵、唐少杰等人著作和文章中的有关内容，有的摘录了不知名的网友的文章内容。另外，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学校的王海鹏、李继俊老师和学生们为本书初稿的文字编辑和录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资料

　　（1） 《中共党史》

　　（2） 《山东诸城市志》

　　（3） 《山东安丘市志》

　　（4） 《潍原战火》

　　（4） 《毛泽东选集》

　　（5） 《邓小平文选》

　　（6）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

　　（7）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8） 王力—— 《文革反思录》

　　（9） 叶永烈——《“ 四人帮”全传》、《王力访谈录》等

　　（10） 师东兵——《中国文革史》、《汪东兴传》、《秦城冷月》、《胡耀邦的最后十年》等

　　（11） 陈再道——《武汉“7.20” 事件始末》

　　（12）叶永烈——《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

　　（1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大事记

　　（14）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

　　（1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保健医生回忆录》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17）香港——《邓小平的最后十年》

　　（18）张佐良——《周总理的最后十年》

　　（19）《江泽民传》——香港版

　　（20）《赵紫阳传》——香港版

　　（21）《中共太子党》——香港版

　　（22）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2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24）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2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26）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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