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在攻击清朝时常引用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我认为是一种恶意的歪曲引用。顾炎武原意很清楚：亡国指一个王朝灭亡，亡天下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破坏，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这叫“亡天下”。一般而言，一个王朝在王朝末期统治集团必然严重腐化堕落，并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民不聊生和社会矛盾激化，再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按照顾炎武的标准，任何王朝的王朝末期都可以说是“亡天下”。再看明清之际：明朝末年汉族统治集团腐朽透顶，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清朝前期满族统治者朝气蓬勃、奋发进取，在认真总结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改善民生，振兴文教，完善典章制度，强化皇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乾隆朝，中原人口首次突破三亿大关。两相比较，明末与清前期，究竟谁才是“亡天下”？
明末最大的苛政莫过于三饷加派，清朝顺治入关，马上废除三饷，并整顿赋役全书，废除正税外的一切苛捐杂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在介绍清朝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时，明确指出：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商品经济水平与工商业繁荣程度，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范文澜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本第一编的绪论部分，在谈及清朝时明确指出：清朝前期的封建经济比明朝更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没有所谓“停滞”“倒退”的意思。
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经济是基础。国家的赋役制度反映了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65项目之一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在明清部分明确指出：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死后，由于政治腐败，在实行中走样。清初整顿赋役制度，不仅仅是重复明朝的一条鞭法，更在其基础上改进深化：一方面更简明了税收程序，一方面提高了赋税货币化水平，总体而言，符合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发展趋势。满族统治者的政治表现很卓越优秀，“补课论”对他们不适用。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要有效统治全国，好的民族政策非常重要。统治政策的好坏最终体现在统治效果上。清朝既然能在空前辽阔的疆域上实现空前有效的统一，奠定现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就足以表明清朝的民族政策总体而言是非常成功的。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资本，清朝乾隆皇帝才会以自负的口吻批评明朝的民族政策，指出明朝汉官在对待边疆民族时，当对方态度恭敬，则轻视侮辱人家，当对方态度强硬，则委曲调停，往往激发事端。原文见《清高宗实录》卷1116。
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上传统的内忧外患，内忧如皇帝的严重失德，权臣、外戚、宦官的专权乱政，文官党争，藩镇割据等，外患主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在清朝，统统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儒家讲德治而非法治。德治强调统治者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希望能有个“好皇帝”。历代帝王，清朝帝王的总体素质最好。用前人的说法，就是“清代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用现代人最流行的话，就是“清朝无昏君”。站在儒家立场，历代政治，清朝最完美。如果我们不与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比，单在封建王朝范围内比，清朝能给人一种近乎完美的感觉。中国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在清朝，都被发挥到极致，也就是最完善最完美的程度。就象孔子认为周朝的典章制度是对上古三代的集大成，清朝的典章制度也是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清朝在中国历史大进程中的地位相当于孔子推崇的周朝。
附录一：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清朝强盛时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
白寿彝是老一代史学权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史学家，回族出身。不存在满汉两种形式的民族偏见，评价问题应是客观公允的。由他主编，8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在清朝前期部分有个对比明清的简要评论，带有所谓“褒清贬明”倾向。内容如下：
大致认为：清朝强盛时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清朝不只沿袭明朝的制度，还很注意吸收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清朝对人民的剥削比明朝缓和。清帝没有宠信宦官和多年不上朝的事。清帝与军机处的关系比明帝与内阁的关系密切。在相当长时间内，清朝还能保持一个相当强大的形象，是有原因的。
同书又指出：清初废除了明朝的匠籍制度，放松了封建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
四库提要上说：“终明之世，边患不绝”。
附录二：
台湾一些学者对清朝比较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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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高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150年。除去世祖一代的18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134年，是清朝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100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上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清室以异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268年，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满洲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
——傅乐成《中国通史》下册，大中国图书公司印行1977年1月增订12版，第673页
就中国历史来说，清朝是相当修明的朝代。无论是开疆拓土、行政规画，都不让于汉、唐；若说到外戚、宦官，这些中国历朝的通病，清朝几乎免疫，可说还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夷夏观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种族立场上被歧视的地位；一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使它一直承受着在民族立场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随时代的进步，其观念已湮没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却随时代的演变，愈演愈烈，回顾往事，仍然是更增愤慨。
——段昌国《中国近代史》，大中国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4页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第623—624页
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故宫丛刊，1982年版，第1页
清人入关以后，顺治一朝，由于抚平南方反抗力量，戎马倥偬，岁无宁日。康熙前期，又有三藩事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国家极少有建设与进步。直到台湾内附、准噶尔部初降以后，再经雍乾两朝，前后约100多年的时间，清朝在文治武功方面才有足以称道之处，这就是史家所称的盛世。盛清时代，国家力量增强，局面改观，固然这与英明君主的领导有关；但是康雍乾三朝的人才辈出，可能也是造成盛世局面的一项重要因素。
——陈捷先《盛清名臣田文镜之家世及其发迹背景略考》，载《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3号，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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