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祖籍江西德安县，1930年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之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为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91年获国家发明特等奖，1995年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200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曾经有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杂交水稻竟能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取得重要突破。我想这其中原因有很多，像同事的精诚团结，各地百姓的密切配合，但我更想说，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好领导。
——袁隆平
我从1964年开始搞杂交水稻研究，迄今已是37个年头了。回顾我走过的路，深深感到，杂交水稻的成功以及我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的关怀、鼓励与鞭策。
曾经有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杂交水稻竟能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取得重要突破。我想这其中原因有很多，像同事的精诚团结，各地百姓的密切配合，但我更想说，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好领导。
记得我1964年最初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株以后，需要挤课余时间进行试验和配备助手短期帮忙，黔阳农校党支部书记管彦健同志便通知教务科，把我的课排在上午10点钟以前或下午，还调来一位教师协助我。1966年，我把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在《科学通报》第四期上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黔阳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要求省科委和黔阳农校给予大力支持。这一纸文函起的作用可不小，它使我在“文革”的暴风雨中得到了少有的顺利进行杂交实验的机会。
1967年3月，“文革”动乱席卷神州，但省科委仍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省农业厅同意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学生留下作我的助手。科研小班子搭起来后，省科委年年派人到学校和海南实验基地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
1970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2年9月，农林部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自此，每年召开一次，有力地促进了这项研究工作。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试种成功以后，这一成果没有沦为展品、样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这又是因为有一批热心扶持杂交水稻的党的领导干部。如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农科院院长陈洪新同志，他不辞辛劳，深入到湘南十几个县宣传发动，并与有关领导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周密计划。1975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易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杂交水稻。
新事物的成长总是要经过斗争的。尽管有人反对，嘲笑、挖苦、谩骂，无所不有，但每次都是党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那时，我虽然担心自己可能被打成科研骗子，但想到有党支持，浑身就有劲了。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了，我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研究中心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最为突出的是科研经费紧张。1994年12月17日上午，李鹏总理一行来到我们研究中心，我当时做完汇报，便琢磨着怎么开这个要钱的口，没想到总理竟主动说：“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一定帮助解决。”我真是激动万分，忙递上准备好的报告，请求支持1000万，总理当即就签了字。1995年，在原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保持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急需一笔资金来购进更新的基本设备，我们打好报告并将它转呈给朱镕基总理，这份不足600字的报告马上引起朱总理的高度重视，次日就签字批准，并关照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向报告人转达国务院全力支持的信息，这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与重视。
我不厌其烦摆出这一件又一件事实，就是想说明一点，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到全面推广，从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顺利建成到蓬勃发展，这每一件事都体现着党的关心和培育。我常想，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科研能在国际范围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就在于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实事求是的党。党的80周年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名倍泽党恩的老知识分子，我十分感谢党给予的无上荣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感激的话难以尽述。人类新千年，科技又一春，我决心在党的指引下，戒骄戒躁，为发展杂交水稻作出新的贡献，让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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