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12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3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他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杜聿明的神经，却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30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于是几次急电上海，又派人找上门来，说“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
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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