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但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
    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彭德怀和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

                                      二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住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一个强调重点在生产关系，一个强调重点在生产力，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点。”“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批评仍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5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