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2008-4-3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　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　200米　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　4月6日晨　，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月7日　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尘封的记忆》　2005年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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