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时要是“专制”一下，会怎么样——从两段历史说开去
胖黄
有这么两件事情。
其一，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写了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
信中说的“此问题”，指如何解决农村中的平均主义、怎样更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普遍的问题存在于分配，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忽视了不同小队的差异，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毛泽东的打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信中提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指的是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他们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换言之，毛泽东是肯定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在中央会议上批转这个材料，希望能在全国推行。但是“结果没有被通过”。为什么？只可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中央领导不赞同，于是这个切合实际的做法被搁置，毛泽东“屈服”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以后的事情了。
其二，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了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原文节选如下：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1954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 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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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是“屈服”了.原因有二，依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当所有大区的负责人都来表态支持高指标，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当明知面对错误的时候，他选择了“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他已经做好了承担的准备。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毛泽东真的“专制”一点，“封建家长”一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不是能更早的纠正？可惜毛泽东当时没有去“专制”，当多数人都不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候，他只能接受；当多数人都坚持冒进高指标时候，他只能说“领导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于是几十年后，包括“专制”在内的一顶顶大帽子先后的归到了毛泽东的名下。于是毛泽东说过的“领导承担责任”的话真的应验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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