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历史的是非
——读邵燕祥文有感
祝东力
从古典中国的解体到现代中国的重建，如果画出一条历史变迁的曲线，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拐点，因而它也是近代世界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关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不同利益集团、不同价值立场和不同知识谱系的人们还将争论一百年，直到相关的历史周期结束，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终水落石出，全部呈现为止。
今天，需要重申的一些基本事实是，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在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国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当时全部耕地为14.68亿亩），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被免除；到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5%，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释放了生产力。但是，与之相比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消灭了一个高消费阶级。这个高消费阶级不论当年是以“反动派”命名，还是今天称之为“精英集团”，其社会经济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即他们在中国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情条件下，长期占有并消耗掉了过高的资源份额，从而一再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之几乎无法启动。中国革命以雷霆之势，一举扫除了这个腐朽阶级，用他们原本占有并无谓消耗掉的巨大资源作为投资新工业的基础，以致在短短30年间，即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便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包括研制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从而实现了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中国革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历史意义。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是非曲直，无论群体的还是个人的，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历史坐标下来衡量。
以上，是我在读了《海岸线》杂志2005年秋季号上邵燕祥的《世间曾有“定胜糕”》一文后生发的一点感想。邵文讲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拮据，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夫人做卖糕点贴补家用，由此又讲到抗战胜利后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一些个人的升沉荣辱。结尾慨然写道：“回首战后六十年，亿万人民经受的折腾牺牲，都是缘于民族内部的互相歧视、自相残杀，坐看民族复兴的机遇一次又一次失之交臂，岂不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后继者笑！”
在“民族内部”，究竟是谁在“歧视”谁，是谁在“残杀”谁？是怎样“歧视”的，怎样“残杀”的？其中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因果？我曾设想：假如旧中国的精英集团高尚一回，主动放弃或者说让渡一部分他们占有并消耗的巨大财富份额，那么中国革命当然不会发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将提前启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历史的事实是，旧中国的精英集团为维持他们对有限资源的垄断地位，一再大开杀戒——中共早期从事的其实主要是和平维权活动，但是，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等，这些和平抗争或者惨败于血泊当中，或者虽初期小胜，但不旋踵即遭血腥屠戮。旧中国的高消费阶级既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威胁到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因此，中国革命实在是旧中国的高消费阶级逼迫所致，就是其暴力形式也是这个精英集团预先代为选择的。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历史因果而已。实际上，旧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其社会剩余源源流入该体系的中心国家即所谓列强，反过来更加恶化了中国的资源条件，精英集团如果要维持其财富份额，也的确没有多少可以让渡的空间。因此，一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旧中国，由于精英集团已极端腐朽，无力承担领导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来完成——相反相成的是，中国的民族解放也因此达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并长期成为第三世界的光辉范例。
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局中，一些个人的命运遭际很难仅仅局限在个人的视野中抚摩喟叹，更不能无端地以“折腾牺牲”、“互相歧视”、“自相残杀”这类轻率的语言混淆历史，泯灭是非。阶级的分野，各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是“民族内部”存在的客观事实。正如在一个国际体系内部，存在着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一样。同样的是非善恶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它适用于各民族之间，也通行于各阶级之间。假如一个半吊子的自由主义者看不到这一切，那么这既是由于知识的狭隘，同样也是出自阶级的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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