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政府的迫害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恩格斯在巴黎积极领导同盟开展革命活动，在革命者和广大工人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革命形势大大发展起来。
特别是在巴黎，广大工人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日益高涨。法国反动政府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感到十分恐慌。警察对所有革命者的活动加强了秘密监视。
1847年12月31日 ，流亡在巴黎的德国革命者举行了除夕宴会，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也参加了。在宴会上，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工人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法国反动政府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借口恩格斯在演说中“有意煽动反对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巴黎。
恩格斯接到了巴黎警察局的正式通知书，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三天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把他交给普鲁士政府处理。当天夜里，反动警察闯进了恩格斯的住宅，在屋子里搜来搜去，想找到新的罪证来加害于恩格斯，但是，搜了很久也没有搜出任何东西，因此无法再给恩格斯加上别的罪名。
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恩格斯不得不离开巴黎，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一起了。
在恩格斯离开巴黎以后不久，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专制制度，成立了共和国。这次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英勇奋战，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革命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共和主义运动，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
比利时反动当局怕的要命，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竭力想防止革命的爆发，另一方面恶意散布谣言，说什么，争取共和制度的运动是一些流亡的德国人搞起来的，他们一无所有，经常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将来独揽比利时共和国的大权，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遍了布鲁塞尔全市。警察局立即警告咖啡馆的老板，要他们不再让德国流亡者利用咖啡馆举行任何集会。但是，德国革命者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政府的造谣，仍然坚守岗位，每晚照例地举行会议。于是，比利时反动当局就下毒手迫害流亡的德国革命者，尤其是迫害马克思。
这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为了领导盟员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这项通知刚刚从伦敦送到布鲁塞尔，比利时反动政府就宣布布鲁塞尔戒严，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以中央委员会名义授权马克思到巴黎去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在那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欧洲各国即将爆发的革命。
马克思正准备收拾行装到巴黎，突然接到比利时国王的一道命令，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国境。当天夜里一点钟，一个警官带着十个武装警察，闯入了马克思的住宅。警察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马克思没有正式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马克思，并把他押送到市政厅的监狱。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立即跑到一位比利时律师那里去，想采取办法营救马克思，但没有效果。当燕妮回到家里时，门口站着两个刚刚逮捕过马克思的警察。燕妮问他们：“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你他在哪里。”燕妮被带到了警察局。来到警察局后，警察对她进行了粗暴地审问，问她是否带着身份证，因为没有随身带身份证，结果蛮不讲理的警察，就把她带到了市政厅监狱。就这样也被关进了市政厅监狱的一间牢房里。
第二天早晨，燕妮被叫到另一间阴暗寒冷的房间，直到下午三点钟，才被提去审问。由于审问不出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定罪，警察局只好把她释放了。
这一天，马克思在市政厅监狱里整整呆了十八个小时，反动当局由于找不出什么罪证，只好把他释放了，但是通知马克思必须立即执行国王的命令，在当天晚上离开国境。原来给马克思料理私事的二十四小时，已经有十八个小时在监狱中度过了，留下的时间很少了。最后，马克思一家根本来不及料理家事，连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就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了。
这样，马克思又到了巴黎。到巴黎后，马克思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马克思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虽然未能出席，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写信催促恩格斯赶快到巴黎来，以便共同领导革命斗争。
当时，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处境也非常危险，正象他自己说的：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一个革命者在所谓“自由的国家”里只可能落到这样的处境。
不久后，恩格斯也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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