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连载三
智利总统阿连德之死
原载《青年参考》
：：作者 ［美］ 史蒂文·金泽 ：：译者 张浩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史蒂文·金泽撰写的《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一书，详尽地揭露了美国在过去１００年中颠覆外国政权的种种手段，并对其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当选智利总统。这位左翼政治家维护本国经济主权和反对美国霸权的进步主张，严重威胁了华盛顿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宫引起了空前的恐慌。在美方的煽动和怂恿下，智利军方以一场血腥的武装叛乱摧毁了本国的民主制度，坚持抵抗的阿连德本人也不幸身亡。
１．阿连德当选令华盛顿恐慌
１９７０年初秋的一天，从早餐开始一直到晚餐前，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策划了一件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听取了关于“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警告，最后决定推翻一个当时尚未掌权的政府——这回，美国人的目标锁定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镶边眼镜、花呢夹克、稍显不羁的八字胡，这一切都让阿连德看上去像个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但另一方面，这位智利总统又是个真诚的革命者，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让他热衷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阿连德也是个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他十分欣赏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并立志将那些主宰本国经济命脉的美国公司收归国有。
从表面上看，针对智利而策划这次充满风险和暴力的阴谋似乎有些不妥。智利是个小国，而且远离美国海岸，也从未对后者构成任何军事威胁。然而，在阿连德于当年９月４日赢得选举后，他所表现出的左倾立场还是让华盛顿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恐慌。很快，一封冗长的密电就从中情局总部发出，飞往早已安插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潜伏特工。
要鼓动智利国内外的情绪，让他们相信，阿连德上台无论对智利、拉美还是全世界都没好处……军事政变是惟一的解决之道，其关键则在于智利内部的心理战。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计策、手段，来制造其对阿连德的抵抗力量。辅助战应该更猛烈、更刺激……多举行大规模煽动性集会，直到那些共产主义者作出回应……如果我们能成功按照上述方式施压，可供利用的借口自然就会出现。
对方表示完全理解该指示的内容。“要在智利制造混乱，”他们在回电中说，“我们负责提供方案，但整个过程中必定会有流血产生。”
２．“我们应该摧毁他！”
同年１１月６日，仅仅在阿连德宣誓就职的两天后，理查德·尼克松便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正式将推翻他的计划提上日程。到会的军政要员没有一人怀疑这样做有何不妥。
“我们不想犯错，应该摧毁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说，“可以先给他点经济压力尝尝。”
“我同意，”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附和道，“必须尽快想办法挫败甚至直接推翻他。”
尼克松本人也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说明了阿连德之所以造成“威胁”的原因。谈话对于他为何醉心于发动政变只字未提，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高层的真实想法，极好地阐释了它的拉美政策——
如果我们不介入，阿连德就可以稳固自己的政权，那么全世界都会目睹他的成功。假设南美的领导人都认为也可以像智利那样做，我们可就麻烦了……记住，我们决不会允许失去拉美，要通过这件事释放出明确的信息，警告这些家伙休想蒙混过关！
尼克松公开表示，针对智利政府的颠覆计划将加速进行。在白宫授意下，中情局负责的一系列地下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历史资料显示，在随后的数年间，美国向智利反对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提供了总共３５０万美元的秘密援助；圣地亚哥情报站花费２００万美元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信使报》上进行反政府宣传；此外，还有１５０多万美元给了商业、劳工与市民组织，以便后者策划针对阿连德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活动……
美国密谋干涉智利内政的计划不久后便被揭露了。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内部备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跨国公司、情报部门与政府串通一气，旨在推动智利陷入经济崩溃，从而造成危机以便军事干涉的种种图谋。消息一出，连许多美国人也感到愤怒。“白宫怎么可以阻止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执政呢，况且这个国家对美国还算友好？”《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质问道。
３．面对政变 阿连德抵抗到最后一刻
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７３年。随着南半球冬季的结束，这出戏剧终于拉开了它的最后一幕。９月９日，在自己女儿的生日晚宴上，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把空军司令古斯塔夫拉到一个角落，低声告诉后者一切准备妥当，剩下的事情只需“按一下电钮”即可大功告成。确定了最终的行动时间后，军官们在一封密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皮诺切特则在信封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这样，颠覆现政府的军事政变就算最终拍板了。
内外交困的阿连德只得提议以全民公投决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为时已晚。９月１０日，他的拥护者们在各大城市发现了军官们的反常行为；第二天凌晨１点半，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开始行动。正如皮诺切特等人预料的那样，政变依照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分头出击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广播电台、市政设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门。瓦尔帕莱索港早晨７点落入叛军之手，全国第三大城市康赛普西翁不久后也被占领。
心知大势已去，阿连德出人意料地回绝了下属们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决定前往象征民主的货币宫进行最后的抵抗。９月１１日上午７点半，四辆蓝色“菲亚特”和一辆小货车出现在货币宫前的宪法广场上。阿连德大步从车中走出，他的身边跟随着２３名战士，每人都身佩自动手枪，还带着两挺机枪和三支火箭筒。阿连德手中则紧握着一杆卡斯特罗亲自赠送的冲锋枪，那上面铭刻着“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样。
总统将部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自己将在货币宫献身。叛军首脑的电话也很快打来，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后者拒绝了——他知道，出尔反尔的皮诺切特一定会在他乘坐的飞机离开智利领空前将其击落。大约９点钟左右，他走上阳台，无比凄凉地望了一眼空荡荡的宪法广场，通过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全国发表了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随后的战斗已没有太多悬念。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听命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开始向货币宫进发，保卫者奋起反击，双方互有伤亡。中午时分，两家英国造的“猎鹰”战斗机升上了天空，旋即飞扑而下猛烈开火，势头之凶狠甚至让人怀疑它们是否是由美国人直接操纵。十几门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围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货币宫顿时一片火海，浓烟滚滚……
傍晚时分，全副武装的叛乱士兵终于攻陷了这座千疮百孔的建筑物，激烈的交火声逐渐沉寂了。“完成任务，”指挥这次袭击的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货币宫已被攻下，总统死亡。”
阿连德去世时６５岁，当了１０４２天智利总统。
４．“那不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荣的历史”
政变３１年后，由智利政府委任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总结道：“在独裁统治的年代，严刑拷打是一项国策，旨在镇压恐吓普通民众。”报告确认，在军政府掌权期间，全国有２７２５５人被折磨拷问，里卡多·拉戈斯总统宣布这些人将获得终身抚恤金。不久之后，时年８９岁的皮诺切特本人也受到了司法机关的软禁。
对于那段不光彩的岁月，智利三军总司令胡安·埃米利欧将军做了有历史意义的坦白：“智利军队……应对过去所有应受惩罚和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负责；对任何人，我们都没有理由侵犯其人权。”
那么，倘若没有美国干涉，智利又会发生些什么呢？尼克松政府噩梦般的预测——阿连德将实行独裁统治并令他的国家成为苏联盟国或许会成为事实，但考虑到保守势力的制约和阿连德本人的民主背景，这种情况只有极小的可能性。至于皮诺切特之流“发动政变是为了阻止内战”的辩解更是天方夜谭。智利长期的政治传统已经表明，这个国家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种不那么暴力而且符合宪法的途径来摆脱困境；如果这样，在随后那些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而遭逮捕、拷打和杀戮的人数肯定会少得多。
历史学家肯尼斯·麦克斯韦写道：“把问题留给智利人自己处理才是最理想的选择，阿连德或许会因为自身的因素而倒台，但绝不会成为献身未竟事业的悲剧英雄。”
今天的智利虽然成功地恢复了民主，可仍旧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度。美国的粗暴干涉与随之而来的独裁统治已在公众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也让人们相信，１９７３年的政变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好处。连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都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
“那不是一段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历史。”他说。
（：：节选自《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一版，连载完）
《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连载二
谁是杀死吴庭艳的真凶？
原载《青年参考》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史蒂文·金泽撰写的《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一书，详尽地揭露了美国在过去100年中颠覆外国政权的种种手段，并对其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
经过9年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后，1954年，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议，越南南北部以北纬17度线暂时分治，南部称＂越南共和国＂（通称南越）；北部为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通称北越）。美国在南越扶持了独裁者吴庭艳的政府。然而，吴氏政权的腐败无能与倒行逆施，却在短短几年中就耗尽了华盛顿的耐心。1963年11月，美国发动的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政变，使吴庭艳惨死在自己主子的手里。
1．僧人自焚 抗议吴庭艳统治
新闻通讯社是从来不休息的。1963年6月10日深夜，美联社驻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记者马尔科姆·布朗，接到了老朋友释德业和尚的电话。后者有些神秘地告诉布朗，如果他明天去市中心的刹罗宝塔，肯定会目睹“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发生。
布朗此前曾调查过南越佛教徒反抗只提倡天主教的政府的运动，而且了解到这个运动正在逐渐扩大升级。新闻嗅觉敏锐的他立刻预感到此事大有玄机，第二天黎明就赶到了刹罗宝塔。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和尚们披着绛红的袈裟，尼姑们穿着灰色的法衣。庭院里的空气潮热而凝重，弥漫着熏香的味道。上百盏油灯青烟腾起，僧侣们口中念念有词，沉浸在古老的经文里。
布朗在这样的场景中坐了半个小时。忽听一声令下，所有的和尚和尼姑起身鱼贯而出，跟在一辆老式轿车后面上了街。在西贡主干道黎文阅路的一处十字路口，队伍停下脚步，游行的僧人们自动围成圆圈，封死了四周的通路。
一位长老被人搀扶着下了车。在人行道正中央，侍从们放下正方形的坐垫，帮长老打好莲花坐；接着又从车里取出一罐汽油浇在前者身上。那位长老一边拨弄手中的佛珠，一面低喃着“南无阿弥陀佛”；待弟子们退后，便划燃一根火柴扔到自己腿上。瞬间，他那瘦削的身影便消失在冲天而起的烈焰中。
微风拂动着他脸前的火焰。我能看到，虽然他双目紧闭，但是这难以想象的痛苦令他的表情极度扭曲。在整个自焚过程中，尽管空气中充满了焚烧人体的味道，他既没哼一声，也没挪一下……两个和尚展开一大幅布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僧人自焚为抗议政府压迫。”
僧人在西贡街头自焚的消息震惊了世界。第二天，布朗拍摄的照片就放在了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似乎暗示着南越统治者吴庭艳的无能。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这些资料推动美国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对吴庭艳失去了信心，预谋除掉他另换一个傀儡。
2．中情局策动南越名将搞政变
最合适的政变领导人无疑是杨文明将军。他出身法国殖民军队，被美国人称为“大明”，同时也是南越军功最显赫的将领。8月末的一天，根据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密令，一位名叫科奈恩的中情局特工造访了杨文明，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杨文明随即任命心腹陈文敦（时任南越“代总参谋长”）作为他和科奈恩的联络员。为避免打草惊蛇，两人总是在一家牙科诊所里秘密会面；在他们的合谋下，政变的详细计划在九十月间逐步成形。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在自己的牙齿上真的做了不少文章。”科奈恩回忆道。
对于美国方面的动作，吴庭艳及其同党也并非毫无知觉。他的弟弟，绰号“越南的拉斯普金”（注：拉斯普金是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国师”）的吴庭儒日益激烈地批判美国的对越政策，甚至骂洛奇大使是个“道德沦丧的小人”。他还不断威胁要和越共谈判来换取和平，甚至宣称“美国人正在把我们推向越共怀抱”。
1963年10月29日下午4点20分，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15位高级外交顾问和国家安全专家，吴庭艳的命运将在这里接受裁决。正如录音资料记录的那样，会议代表们对政变意见不一。然而更奇怪的是，现场居然没有人对这些疑虑作出回应，没有人要求大家投票表决，也没有人系统地讨论政变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连肯尼迪本人也没有主动询问反对者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洛奇他们看着办吧，到时候一切就都清楚了。”
就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轻率的会议里，发动政变的决议被最终通过了。
3．“美国大使和他们是一伙的！”
11月1日星期五，亲吴派的南越“海军司令”胡晋俊上校一大早就在西贡的“军官之家”俱乐部玩起了网球。未曾想，就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胡晋俊竟被他的副官一枪打死，而后者正是政变的策划者之一。这件事本不在计划之内，不过当杨文明得知消息后，他明白此刻只能孤注一掷、提前动手了。随着一声令下，早已串通好的步兵、骑兵和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市内的机场、警察局、广播站、海军指挥部和整个邮政系统。为防止外省的保吴派前来救援，叛军还在各条交通要道上部署了重兵。
杨文明等人起初决定，如果吴庭艳愿意投降的话，就给他一条生路。然而当电话打到“总统府”嘉隆宫的时候，吴氏兄弟却不予回应——据说，身为天主教徒的吴庭艳自认为有上帝保佑，所以一定能够“大难不死”。思前想后，他决定直接向美国大使洛奇求救。
“最近西贡有一些军队不愿服从政府的统治，”吴庭艳试探道，“我非常希望了解美国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如何？”
“抱歉，我从头到尾也没听说一点关于造反的消息，”洛奇装模做样地推托说，“另外，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4点30分，华盛顿不能现在就给您答复。”
“但您至少应该有个大概的看法吧！我现在只希望能够依从你们的要求，尽我所能。我相信，美国交给我的任务是至高无上的……”
“诚然，您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的人身安全。听说，如果你们愿意主动下台的话，这件事的主谋会给你们兄弟俩提供离开越南的方便。不知您有没得到这个消息？”
电话那边的吴庭艳愣住了。他意识到：原来洛奇和政变那帮人是一伙儿的！
4．吴氏兄弟被闪电处决
次日凌晨4点，叛军的大部队向嘉隆宫发起了猛攻。天明时分，“总统府”的一扇窗户里飘出了白旗。造反派让一名上尉进宫受降，岂料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一枪放倒。叛乱士兵们怒火万丈，荷枪实弹地蜂拥而入。但他们把嘉隆宫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踪迹。原来，吴氏兄弟已经秘密逃往西贡的唐人街寻求庇护。其间，他们还联系过台湾“大使馆”，希望暂时避难。后者迫于美方压力，没有同意这个请求。
走投无路的吴庭艳意识到自己的死期不远了。为拖延时间，他亲自打电话给叛军首脑，说准备在一个天主教堂里投降。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早在几个小时之前，政变的主谋们已决定了他的命运——“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杨文明亲自挑选了一班得力人马，其中包括他的保镖，一位身手不凡的刺客。这队人驾着两辆军用吉普和一辆Ｍ－113装甲车呼啸而出，不一会就找到了那个天主教堂。吴氏兄弟被铐着塞进了装甲车。吴庭儒此时仍显得十分不满：“你们居然用这样的车来伺候总统？简直太不像话了！”
已经没人去理会他的咆哮了。车队很快发动起来，返回叛军的指挥中心。
没人知道这一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装甲车的舱门再次打开时，只见吴氏兄弟已经满身枪眼，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两人早已气绝身亡。负责这次“特别逮捕行动”的小头目径直走到杨文明面前，行了个军礼，用法语干脆利落地报告：“顺利完成任务！”
一旁的陈文敦被这幕景象惊呆了。呆了半晌，他才小心翼翼地问自己的上司：“您为什么非要把他们给杀了呢？”
“杀了又怎么样？”杨文明冷冷地回应道。
5．“这样的死法可不好受”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福雷斯特尔接到密电后，急急忙忙地冲进白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吴庭艳的死讯。肯尼迪当时正在开会，闻听此事如遭五雷轰顶。一位外国领导人、一位美国多年的盟友、一位肯尼迪本人私交甚密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一位天主教徒，最后却在一场美国支持下的政变中丢了性命，这听起来真是荒谬！
“肯尼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他脸色苍白，震惊而又沮丧，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表情。”参联会主席泰勒上将回忆道，“总统一直坚持认为把吴庭艳驱逐出越南就够了，并被告知政变‘不会流血’。然而事实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中情局随后得到了一组独家照片。上面的吴氏兄弟被砍得血肉模糊，双手被牢牢地反绑着，死状惨不忍睹。在11月4日的内部会议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警告众人，用不了两天，这些照片就会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到时候，就算是没大脑的人也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死法可不好受。”
肯尼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整个余生都在为此自责。对他来讲，这不仅仅是对他道德的折磨，还是对他信仰的拷问——正如后人分析的那样，肯尼迪十分难过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第一位当上越南总统的天主教徒，被第一位当上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谋害了”。
（：：节选自《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未完待续）
《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连载一
作者［美］史蒂文·金泽译者张浩
国外媒体近日披露，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核危机，美国政府正加紧实施旨在颠覆伊朗政权的秘密行动。对于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凡了解历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史蒂文·金泽撰写的《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一书，详尽地批露了美国在过去100年中颠覆外国政权的种种手段，并对其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警告美国决策者，尽管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政权更迭”能够带来某些眼前利益，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做法实为害人害己的下下之策。
1.美国公使参与叛乱密谋推翻夏威夷女王
1893年1月14日星期六，在黑夜笼罩下的火奴鲁鲁，两个穿戴整齐的人鬼鬼祟祟地敲开了城中宏伟的大门。他们是来密谋造反的，要拜访的则是此次行动的关键人物。与猜测相反，这个人既不是战士、军阀，亦非政治家或军火商，而是约翰·史蒂文斯，美国驻夏威夷公使。那一夜，他参与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推翻夏威夷女王的统治，并将这些岛屿并入美国。
密谋者们当然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性质有多严重。但在当时，他们恐怕还不清楚此举将给历史带来何等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第一批密谋颠覆外国政府并付诸实施的美国人；他们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开启了一个骚乱的世纪，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了无数的政变、革命和入侵。
当时的夏威夷处于传统和现代的激烈对抗中。由于制糖业的不断扩大，以土地为基础的部落文化正逐渐崩溃。由此形成的新体制明显有利于外来精英阶层而非土著居民，包括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妮在内的当地人都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就在1月 14日白天，这位女王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将公布一部新宪法，限定只有夏威夷公民才有选举权，而外来精英阶层的权力将被大大削弱。
女王手下的内阁大臣都大吃一惊，纷纷警告说，在夏威夷的美国富人绝对不会接受这样一部宪法。随着争论愈发激烈，有两位大臣找借口悄悄溜出了王宫。其中一位叫科尔本，他一路飞奔，去向老朋友劳林·瑟斯顿告密。后者是一名律师，一直在四处煽动叛乱，图谋推翻王权。“劳林，”科尔本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事实上，瑟斯顿和他的白人同胞们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借口以颠覆王室。现在终于是时候了，连美国公使史蒂文斯也站在了他们一边，他的背后便是美国的强大实力。就这样，一个属于野心家的时代正式开幕了。
2.“我们决心已下，在此一举”
到了星期一早上，整个夏威夷的白人阶层都在煽动下变得心情亢奋。叛乱者们在大地主威廉·凯瑟尔家里再次碰头，为起事作最后的准备。就在这时，忠于女王的警察总长查尔斯·威尔逊突然出现在会场，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威尔逊把瑟斯顿叫到门外，说：“我知道你们这帮人在干什么，希望你们就此罢手，赶快回家去。”他还表示自己可以担保女王不再颁布新宪法，“哪怕把她锁起来，也不会允许她这么做”。可瑟斯顿根本不为所动。
“没用的，查尔斯，”后者冷冷地回应道，“我们决心已下，在此一举了。”
警察总长听罢，甩下一句警告便转身回王宫报告去了，但他的意外出现已经让密谋者们的神经紧绷起来。事不宜迟，他们决定立刻向美国政府写信求援。这封信的文字虽然不是那么优美，但也算得上是言简意赅：
……鉴于本王国内近年来发生之一系列公共事件，尤其是女王利留卡拉妮上周六所作之重大举动，我们认为公共安全已受到威胁，生命财产亦陷于险境。故谨向您和您掌握之下之美利坚合众国军队请求帮助。
女王试图颁布新宪法之举，已得到军队之支持，其周围更有人扬言动武，不惜流血以图实现。尽管目前囿于形势未能如愿，但已公开声称只是暂时推迟公布而已。
此举已引发普遍恐慌。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外援，我们就无法保护自己，故此请求美利坚军队之保护。
瑟斯顿和他的同伙们很清楚，确保造反成功的关键并不在夏威夷岛上，而在于停泊在珍珠港附近海面上的“波士顿” 号巡洋舰。这是当时美国海军最现代化的战舰之一，外观雄伟，烟囱高耸，两边各一排大炮，鲜艳的星条旗在船头迎风招展。只要美国公使一声令下，舰上的两百多名水兵和陆战队员马上就可以成为摧毁王权的强大力量。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所谓的求援信上签了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后世历史学家所称的“男性外国白人”，而且大多在当地的种植园或其他企业里拥有股份。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瑟斯顿等人认为至少还需要一天时间来组织叛乱，这就意味着得让美方推迟出兵的时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要求被史蒂文斯干脆地拒绝了：
“先生们，不管你们有没做好准备，‘波士顿’号上的官兵都将在今天下午五点钟上岸！”
3.枪杆子撑腰的“非暴力革命”
1893年1月16日下午，史蒂文斯给“波士顿”号舰长捎去了一封内容简短但影响巨大的密令。这条命令只有一句话，一句地地道道的外交谎言，其中一些关键词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频繁出现。
“鉴于火奴鲁鲁当前之严峻形势，察及正义力量之缺乏，余谨提请您率兵登陆，保护美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并确保在夏威夷之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傍晚时分，包括一个炮兵连、一个海军陆战队连和两个步兵连在内的162名美国军人全副武装地在火奴鲁鲁登陆了。每个士兵都带着来复枪，挎着子弹带，炮兵连还拉着机关枪和小型加农炮。很少见到西式军队的本地居民，有的躲在门后窥视着美军经过沙子铺就的街道，有的则目瞪口呆地站在路上。所有人起初都满腹疑惑，但当看到白人地主和富商们纷纷开始欢呼庆祝时，他们终于明白，这些不速之客是来对付女王的。
警察总长威尔逊此时还无法接受王权即将倒台的前景，他一度命令王家卫队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即便他手头还有500多名士兵和警察，下属们还是毫无勇气和强大的美军正面对抗。事实上，当天只有一名警察在追踪密谋者时被对方开枪打伤肩膀，除此之外，整个政变过程中再无任何流血事件。
事已至此，走投无路的女王只得命令内阁全体成员去美国领事馆做最后的努力。但史蒂文斯把他们的恳求只当耳边风，还警告说“如果敢于攻击或逮捕起义者，美国军队就要干涉”。这番话赤裸裸地表明，开进火奴鲁鲁市中心的美军并非和平使者，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证造反成功。
这样一来，其余的事情就只剩让叛乱合法化了。第二天下午两点刚过，造反者们聚集在象征政治权力的政府大楼前，在美国士兵枪口的庇护下，向稀稀拉拉的群众宣读了“终结夏威夷王权统治”的声明。一位信使也带来了史蒂文斯对“临时政府”的问候，只用一句话便确认了这次叛乱的正当性。
延续近百年的夏威夷王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劳林·瑟斯顿一伙前后只花了四天时间和不到30人的力量就完成了“ 建国大业”。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尽可以标榜自己的行为是光荣的“非暴力革命”；但如果没有约翰·史蒂文斯和“ 波士顿”号的存在，这些人如何胆大包天，恐怕也不敢在女王头上动土。
4.华盛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夏威夷的新领袖们急切地盼望着把这些岛屿并入美国。在反复的游说下，麦金利政府于5年后签署了批准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土的条约。1959年6月，夏威夷举行全民公决，以17：1的结果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240个选区里，只有一个小岛投了反对票，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夏威夷人。
土著居民再也无法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导民族——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居民属于“夏威夷本地人或其他太平洋岛民”。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随着民权意识的高涨，“夏威夷主权运动”还是在民间悄悄复活了。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逐渐相信，确实应该给予夏威夷适当的自治权，藉此承认它“特殊的历史” 及其成为合众国一部分的“独特方式”。
1993年，在美国支持的“夏威夷革命”爆发整整100年后，“夏威夷主权运动”的领袖终于说服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国会“代表美国人民，向夏威夷原住民，对曾于1893年1月17日推翻夏威夷王国，以及之后剥夺夏威夷原住民民族自决权一事表示歉意”。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代表团成员亲眼目睹了克林顿总统签署该决议。正如丹尼尔· 阿卡卡参议员所说的那样：“100年前，一个强大的国家协助推翻了一个合法政府。今天，我们终于看到美国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幸运的是，夏威夷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原谅美国过去的不法行径，并且愉快地享受着身为美国公民所拥有的自由和富裕。他们的经历表明，只有当美国切实承担起对自己所攫取的土地的责任时，它才能真正带领这片土地走向稳定和幸福。1893 年的政变及以后的合并削弱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文化，终结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尽管如此，比起别的遭受美国干涉的国家来，发生在夏威夷的一切还算是结局圆满。
(：：节选自《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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