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之二：地主盘剥血泪多

 

 

　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九台政治整训就其事先部署，是以控诉旧军队专制黑暗的“民主教育”在先，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教育”在后。由于起义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在旧社会受的苦和在旧军队受的苦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所以，许多士兵所受的苦，往往从在家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压讲起。

 

 

　 在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再将其占有的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指出：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20－30％的土地。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血肉联系，该条例自始至终都是一纸空文。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实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地租额一般要占收获物的五成至六成，最高可达七成。

 

 

　 林家保是云南省姚安县光荣镇人，解放前，他家有几亩山坡薄地，但养活不了一家9口人，只好租地主的地，收获的庄稼四六开，他家得四成，地主得六成。一家人起早贪黑，年景好了，勉勉强强能熬过去；年景不好，就要断一两个月的粮。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一斤盐要用一二十斤粮食来换呢!

 

 

　 说到这段家史，林家保十分感慨：“唉！说起来，连我儿子都不信。我9岁才穿上哥哥穿小了的裤子，裆还是破的。9岁以前，不管天多冷，一直光屁股。冬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我们这帮光屁股的放牛娃特别高兴，可以‘烤’太阳了！”

 

 

　 齐云戈是吉林省德惠县人，他家乡的地租也是四六开。若遇上春荒没粮吃，就得找地主借，春天借1斗，秋天得还1斗3升到1斗4升。若还不起，继续欠着，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利上加利。穷人被逼得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卖儿卖女，乞讨他乡。

 

 

　 地主对农民除了地租剥削，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云南省禄劝县普模乡的尹大忠，家乡是彝汉杂居区，解放前，家里没有地，完全靠租彝族土司的几亩收成很低的坡地维持一家人生活。地租，按年成最好时收获的50％交租，受不受灾不管。土司每年都要到佃户家里催一次租子。每次催租，佃户都要给他烤一只10来斤的小乳猪吃。除此之外，逢年过节，遇婚丧嫁娶，还要给土司送礼，一个猪头或者两条猪腿。若不按他的规矩办，土司就要带人上门来找茬儿，甚至把地收回去。　

　 有一年，遇到天灾，庄稼欠收，租子没交够，土司带着几个家丁来问罪。一进门，土司指着尹大忠父亲的鼻子就破口大骂：“妈个×，你狗日的租子为什么不给老子交够？”

 

　 这位土司是方圆几里赫赫有名的土霸王、活阎王，他家的佃户等于半个奴隶，他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尹大忠的父亲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只知道埋头种田的庄稼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头，见到土司这副凶相，平时都要打抖，此时，更没了主意。半晌，才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来：“老，老爷，今年遭灾了，家里口粮都不够，不信你看看。行行好，让我们明年补交吧！”

 

　 “补交？哼！你懂不懂规矩？不交租子就到老爷家当两年娃子（奴隶）抵债。”家丁一边呵叱尹大忠的父亲，一边把手中的铁链子抖得“哗啦哗啦”作响。

 

　 “老爷，宽限宽限吧！明年我们一定把租子补齐。”尹大忠的父亲给土司跪下了。

 

　 “年初说好了，不管年成好坏，租子一粒不能少。你还想耍赖？给我把人拉走！”土司早已不耐烦了。

 

　 家丁把铁链子“哗”地往尹大忠父亲的脖子一套，拉起就走。

 

　 尹大忠的母亲立刻扑了上去，拖住丈夫的腿，边哭边喊：“老爷，开开恩放了他吧，我们家确实没粮啦。”

 

　 土司本来已经迈出房门，见状回过身来，飞起一脚踹在尹大忠母亲的胸口上，“去你妈的吧，给老子爬开！”

 

　 尹大忠父亲被拉到土司家后，先挨了一顿鞭子，然后，被铁链锁在一根木桩上。

 

　 后来，尹大忠母亲忍着痛，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口粮给土司背去。土司派人到家里又翻了一个底朝天，没再翻出一粒粮食，这才把在柱子上拴了几天的尹大忠父亲放回去。幸亏亚热带地区有挖不完的野菜，这一年，一家人全靠吃糠咽菜才活了下来。

 

　 贫苦农民不但要受地主剥削，还要遭受人身的虐待与凌辱。

 

　 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的罗珠成，解放前，他家租本村地主的田，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三成归自己。罗珠成父亲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经营租来的田。一家老小都要干活，孩子也不例外，割草、喂猪、放牛、挑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由于地租太高，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七八岁时，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石板路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罗珠成13岁时，父亲为省下一个人的口粮，也为了给家里挣点买盐扯布的钱，托人将他送到本村大户家里当长工。

 

　 大户人家姓张，主人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罗珠成到路顺的第二天，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服、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回家，什么都干，根本不让你闲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再端上桌。谁知，老三正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夺眶而出。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像罗珠成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相当普遍。

 

　 有的恶霸地主还肆意残杀农民。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机枪连士兵齐开文，是云南省巧家县人。齐开文一家几代人都给本村一同姓的财主当长工，财主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克扣长工们的工钱。

 

　 齐开文10岁那年，一天，齐开文父亲要下地干活，财主大少爷将一把已经裂开口子的锄头交给他，齐开文父亲不知道，干活时一用力，将锄头别断了。这下子，大少爷找到了扣工钱的借口，揪住齐开文父亲的衣领：“你把老子的锄头弄断了，你赔！”

 

　 齐开文父亲急忙为自己申辩：“大少爷，你家的锄头原来就是坏的，有裂缝。你看，这锄头的断口上早就生锈了。”

 

　 “早就坏了？那你用锄头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大少爷死不认账。

 

　 “检查了，但我没看出来，裂缝被泥巴糊住了。”齐开文父亲据理力争。

 

　 “没检查出来就是你的责任。这锄头别人用还好好的，拿给你用就弄断了，你给老子赔！”大少爷死死揪住齐开文父亲不放。

 

　 齐开文父亲多少有点血性，见大少爷耍赖，也倔了起来：“不是我弄坏的，我就不赔！”

 

　 “你不赔也得赔！不赔？就扣你的工钱！”大少爷毫不相让。

 

　 齐开文父亲火了：“你，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啪”一个耳光抽在齐开文父亲的脸上：“狗日的敢骂老子不讲道理，还有没有王法了？”

 

　 齐开文父亲捂着脸，仍不示弱：“你有理讲理，干嘛打人？”

 

　 “打你怎么啦？你狗日的该打！”大少爷说罢，又拳脚相加。

 

　 终于，齐开文父亲忍无可忍，一拳向大少爷还了过去。大少爷平日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比不上齐开文父亲整日劳作，膀大腰圆，仅一拳就把大少爷打翻在地，仰面朝天。

 

　 也仅此一拳，齐开文父亲惹下了杀身大祸！当天晚上，大少爷领着一伙如狼似虎的家丁破门入室，将齐开文父亲捆走了。

 

　 第二天下午，一家人正焦急地等待财主开恩放人，村里响起了“当，当，当……”的敲锣声，接着传来家丁声嘶力竭地吆喝：“各家各户听到，族长有令，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村头祠堂开会，族长要处理重大事情！”

 

　 锣声还在响，乡丁继续吆喝。

 

　 母亲一把拉起齐开文冲出家门，往村头祠堂方向猛跑。

 

　 这家财主在本村势力极强，又是家族的族长，凭借封建的宗族地位，在村子里一向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祠堂前的坝子上，村民陆陆续续到得差不多了，财主才迈着四方步一摇一晃地登上坝子前的土台，干咳两声后，拖着长长的嗓音高声宣布：“把那个目无尊长的家伙押上来！”

 

　 两个家丁把五花大绑的齐开文父亲从祠堂内拖了出来，强按在土台上跪着。

 

　 “这个畜生把我们家锄头弄坏了不说，还动手打了大少爷。这种目无尊长，践踏族规的行为该不该处罚？”财主在历数了齐开文父亲的罪状后，想在处罚上得到族人的认可。

 

　 台下的人一个个把头低了下来，都惶恐地避开财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一片沉默。

 

　 财主转过身来，问齐开文的父亲：“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齐开文父亲在台上被家丁反绑着双手，死死按住。只见他仰起头，“啊，啊……”地叫起来，一副异常愤怒的表情。

 

　 人群中的齐开文急了，拽着母亲的衣襟摇了摇：“我爹怎不说话呢？”

 

　 母亲没吱声，把齐开文紧紧地揽在怀里，不让他再看自己的父亲，眼泪扑簌簌成串地撒到齐开文的额头上。

 

　 齐开文把眼泪往母亲衣服上蹭了蹭，顺着母亲手臂和身体的缝隙往土台上看去。这一眼偷看，齐开文吓呆了：在父亲浓密的胡茬下有一根细细的铁丝，将父亲的舌头和下巴紧紧捆住。齐开文的脑袋“轰”地一声，台上的财主再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记得一个家丁用梭标照父亲的心窝捅了一枪，父亲倒在血泊中的同时，母亲惊叫一声，昏了过去。

 

　 几年后，财主勾结保长将尚未成年的齐开文抓了壮丁，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有一位云南宣威籍士兵，控诉运动开始后，每天啥话都不说，一个劲儿地“呜呜”直哭，整整两天粒米未沾。经指导员反复动员，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难以启齿的苦水。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病故不久，母亲就被贪色的保长强奸了。随后，保长又强奸了他的姐姐。不久，这位根本不够服兵役年龄的孩子也被“光荣”地送去“抗日救国”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在原国民党第182师545团3连有一位，在暂编第52师第2团还有一位。

 

　 起义官兵中苦大仇深的又岂止这几人。据当时对4个营、2个连、1个教导队控诉情况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官兵家属被地主恶霸残害致死的有392人，被奸污霸占的有10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