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
马克思在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本来想到波恩大学去讲授哲学，可是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把一些思想进步的人都赶出了大学的讲坛。对于马克思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反动政府既然不允许有革命思想的人在大学讲课，他就拿起笔杆，从事写作，来进行斗争。
那时候，在普鲁士反动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是没有自由的，要想从事写作，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为了争取出版自由，一些进步的人士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0年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打着“保护”出版自由的幌子，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欺骗人民。新法令表面上似乎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温和多了，条件放宽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有些人以为这一下“天空出了太阳”，真的有了出版自由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被法令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立即写了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他一层一层地对法令进行分析论证，说明新法令逻辑上非常荒谬，内容十分反动，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仍然限制和取消了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要想取得出版自由，问题不在于改变或放宽书报检查制度，而在于根本废除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的马克思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来因省有些激进的资产者在科隆办了一个报纸，叫《来因报》。马克思从1842年初开始给这个报纸写文章。他在文章中总是提出一些最尖锐的问题，总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大胆地挺身而出，公开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利益。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请当了这个报纸的主编。
当时，普鲁士各省都设立了议会，表面上好象是代表人民说话，实际还是在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马克思针对来因省议会的活动，在《来因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来揭露议会的反动本质，同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1842年10月，马克思写了一组评论议会讨论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事情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来因省的贵族地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掠夺了一些森林和草地。过去这些森林和草地都是居民共同使用的，自从被贵族地主霸占以后，就不让农民使用林木了。有些农民为了生活需要不得不到森林中去砍一些木材。这也是对贵族地主压迫的反抗，为此经常发生一些争执。来因省议会就为这事进行了一次讨论，想制定一个法律来镇压这些农民。那些议员本来就是一些贵族地主或者是专替他们效劳的人，因此在讨论中，对于什么算做“盗窃”、如何进行惩罚等等谈得津津有味。有个贵族认为应当把到森林中去砍木材都算作“盗窃”，他说：正因为过去不算作盗窃，所以这种现象才经常发生。马克思在文章中驳斥说，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那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打耳光不算作杀人，所以打耳光的现象才经常发生，因此必须规定：打耳光就是杀人。这是多么荒谬啊！
另一个议员算计得精。他说，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以后，就把它当作枯树。按他的意见，以后拾枯树，捡枯枝当柴禾也应当算作“盗窃”。马克思在文章中愤怒驳斥了这种荒谬逻辑。马克思说，当然，在贵族地主看来，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一回事。但是，从法律观点看，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毕竟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这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都同样惩罚，那样的法律就是撒谎，而那些靠捡枯枝当柴烧的农民就会成为谎言的牺牲品。
议会还对砍伐林木作出这样的惩罚规定：“凡用利器砍倒和截断活树，凡用锯子代替保斧头者，一律加重治罪。”马克思根据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尖锐地揭露议会只考虑富人利益而不考虑穷人利益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涉及到穷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没有心肝，连枯枝和活树都不加区别，但是，当涉及到富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斤斤计较，连锯子和斧头也要加以严格区别了。
尤其荒唐的是，他们规定把孩子们在树林中采集野果和草莓也算做盗窃而加以禁止。马克思还特地为贫苦的孩子们辩护。他指出：孩子们采集野果，挣几个零钱，从古至今就这样做。这是贫苦孩子们的习惯权利。从议员们所说的情况看，有的地方确实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利。野果、草莓本来是公共财产，穷人的孩子不能到森林中去少量地采集，而富人却可以成桶成桶地运到国外去卖钱。这是什么法律啊！马克思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来因报》为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同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
马克思通过来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这场辩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议会等等国家机关不过是有产者的奴仆。这就深刻揭露了国家、法律的阶级实质。而且从这里也使他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性的体现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更加怀疑了。
马克思在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本来想到波恩大学去讲授哲学，可是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把一些思想进步的人都赶出了大学的讲坛。对于马克思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反动政府既然不允许有革命思想的人在大学讲课，他就拿起笔杆，从事写作，来进行斗争。
那时候，在普鲁士反动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是没有自由的，要想从事写作，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为了争取出版自由，一些进步的人士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0年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打着“保护”出版自由的幌子，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欺骗人民。新法令表面上似乎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温和多了，条件放宽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有些人以为这一下“天空出了太阳”，真的有了出版自由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被法令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立即写了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他一层一层地对法令进行分析论证，说明新法令逻辑上非常荒谬，内容十分反动，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仍然限制和取消了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要想取得出版自由，问题不在于改变或放宽书报检查制度，而在于根本废除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的马克思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来因省有些激进的资产者在科隆办了一个报纸，叫《来因报》。马克思从1842年初开始给这个报纸写文章。他在文章中总是提出一些最尖锐的问题，总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大胆地挺身而出，公开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利益。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请当了这个报纸的主编。
当时，普鲁士各省都设立了议会，表面上好象是代表人民说话，实际还是在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马克思针对来因省议会的活动，在《来因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来揭露议会的反动本质，同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1842年10月，马克思写了一组评论议会讨论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事情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来因省的贵族地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掠夺了一些森林和草地。过去这些森林和草地都是居民共同使用的，自从被贵族地主霸占以后，就不让农民使用林木了。有些农民为了生活需要不得不到森林中去砍一些木材。这也是对贵族地主压迫的反抗，为此经常发生一些争执。来因省议会就为这事进行了一次讨论，想制定一个法律来镇压这些农民。那些议员本来就是一些贵族地主或者是专替他们效劳的人，因此在讨论中，对于什么算做“盗窃”、如何进行惩罚等等谈得津津有味。有个贵族认为应当把到森林中去砍木材都算作“盗窃”，他说：正因为过去不算作盗窃，所以这种现象才经常发生。马克思在文章中驳斥说，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那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打耳光不算作杀人，所以打耳光的现象才经常发生，因此必须规定：打耳光就是杀人。这是多么荒谬啊！
另一个议员算计得精。他说，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以后，就把它当作枯树。按他的意见，以后拾枯树，捡枯枝当柴禾也应当算作“盗窃”。马克思在文章中愤怒驳斥了这种荒谬逻辑。马克思说，当然，在贵族地主看来，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一回事。但是，从法律观点看，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毕竟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这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都同样惩罚，那样的法律就是撒谎，而那些靠捡枯枝当柴烧的农民就会成为谎言的牺牲品。
议会还对砍伐林木作出这样的惩罚规定：“凡用利器砍倒和截断活树，凡用锯子代替保斧头者，一律加重治罪。”马克思根据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尖锐地揭露议会只考虑富人利益而不考虑穷人利益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涉及到穷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没有心肝，连枯枝和活树都不加区别，但是，当涉及到富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斤斤计较，连锯子和斧头也要加以严格区别了。
尤其荒唐的是，他们规定把孩子们在树林中采集野果和草莓也算做盗窃而加以禁止。马克思还特地为贫苦的孩子们辩护。他指出：孩子们采集野果，挣几个零钱，从古至今就这样做。这是贫苦孩子们的习惯权利。从议员们所说的情况看，有的地方确实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利。野果、草莓本来是公共财产，穷人的孩子不能到森林中去少量地采集，而富人却可以成桶成桶地运到国外去卖钱。这是什么法律啊！马克思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来因报》为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同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
马克思通过来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这场辩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议会等等国家机关不过是有产者的奴仆。这就深刻揭露了国家、法律的阶级实质。而且从这里也使他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性的体现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更加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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