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采访 关于文化革命 2006。4。1。
杨帆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著名的四中读初中，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是小学和中学同学。上山下乡期间到山西插队，后病退回城失业两年、工厂八年。 1977年在恢复高考以后，26岁才重新上大学，直至经济学博士。
杨帆从小是学习尖子，“我智力特好，学习拔尖，出身也好，又红又专。”他跟刘源、薄熙成从三岁一起上幼儿园，小学一起上北京实验二小，中学一起上景山学校，三人一直要好，直到初二时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刘源家最惨，死了爸爸；薄熙成死了妈妈。”而对杨帆来说，最大损失是中断学业。在当时四中实验班，杨帆两年学完三年数学，如果顺利，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这场文革，我应该在二十六、七岁成为留洋博士，结果这一耽误就是十年，二十六岁才重新回到学校上大学，可谓深受其害。”
但杨帆表示，无论是他还是刘源、薄熙成，“现在都真心实意不怨恨老毛，尤其是他们二位受害比我深得多，现在能够持理性态度评价历史，使我深受感动，这才是真正的共和国培养的精英呢。我相信，我们人数虽然少，这样的态度将会影响几代人，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和解，从此避免极左到极右的历史循环，难道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文明，就出不了自己的曼德拉吗？”
他说，他和刘源、薄熙成这些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人，对文革的认识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即对文革从坚决拥护到彻底否定， 当然只有极少数有大智慧的人，现在才能理性看待。
杨帆自认文革时期很狂热，是造反派，到工厂时还是团支部书记，紧跟文革路线很长时间，直到很晚才发现实践中有问题。考入吉林大学后，杨帆成为“绝对的自由派，” 作为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他组织了一系列思想讨论会，坚决否定文革，主张改革开放，因“自由化问题”，挨整了七年，学校差点因此不让他上研究生。
杨帆研究生毕业后，携全家出北京，到天津开发区落户，搞外资四年。 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欢欣鼓舞，到1994年以后开始回归和向左转。 50年以来我们经过了三个时期，但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念没有根本变化。是中国社会的大变化，使我们的具体态度有所调整。正象刘源在《刘少奇》 一书前言中间所引用一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
在内地经济学界，杨帆的学术立场被公认为“新左”，但他自己宁愿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他在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
“在对文革的认识上，现在的观点一般可以归纳为四种，”杨帆介绍说。“第一种是民间文化革命派，他们认为文革是平民主义、反精英主义的，认为文革在思路上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没进行到底，虽然也有些错误，但不能让毛泽东一人负责；第二种是官方看法，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文革是场浩劫，但是不让公众讨论；第三种看法是自由派的，认为文革的产生是体制问题，是专制加上毛根本上反人类、反文明，他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憎恨和诅咒，那劲头儿跟美国对待恐怖主义一样，认为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否定得还不够深刻。”
杨帆认为，他和王力雄等学者对文革有不同于上述三种的第四种看法，即把文革定义为“超阶段发展的理想主义失败，”他强调，对文革还是要正面汲取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
文革的经验与教训
杨帆表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是出于他对人类社会的深刻观察，“他把所有理论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主张剥削有理的、压迫有理的，另一类是主张造反有理的，他本人是站在造反有理一边的，代表和归纳了全世界非主流思想，他实际上就是要帮助弱势群体来抵抗强势的欺压。”
（问：所谓造反有理是不是一种悖论？造反者一旦夺权成功，又成为新的压迫者）
造反的直接目的不是要挑战强者，也要自己成为强者再去压迫弱者，当时就是因为自己活不下去了，要维护生存权益。这是弱者的权利，天然合理。毛泽东肯定了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的基本合法性，从根本上是和西方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路数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主张的是真正的人权、真正的自由。 当然，造反者上台可能还不如原来的压迫者，那么就会新的造反者出现，这才是竞争呢。 压迫人的权利也是不能垄断的。 持续造反的结果，就使压迫者有所收敛，改善统治方式，社会文明就会进步。
杨帆认为，文革的错误和失败，主要还是在操作层面，即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对民主、法治这些形式、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过于轻视，觉得那些东西本质上都是骗人的。但杨帆同时认为，毛泽东犯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文革有没有群众基础？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是支持的？若当时毛泽东让全国人民投一次票来决定是否搞文革，结果会不会两样？可能唯一的区别只是不会被指为专制，历史上也翻不了案，责任也不会是他一个人的了。”
“因为历史证明，本质上说，在某些根本问题上，搞专制和民主在最终结果上可能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是在形式上――毛泽东的很多决策是深得民心的，其实搞民主形式也是一样结果。”制度学派认为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解决问题，但杨帆强调，“其实任何社会里面，可能有民主和专制的形式上的不同，但一个人说了算和民主投票得出的结果往往相同。社会有个总的潮流，这个领导人不符合这个总潮流他就不可能上来。一个人说了不算、威信低的时候肯定只有靠投票解决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主张发动群众，杨帆认为这是文革第二个失误，属于毛泽东对“形势判断错误，”即对群众的复杂性判断有误，“只看到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走资当权派的矛盾，于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搞‘三结合’，但发动群众以后老百姓、当权派和解放军都自己分成两派打了起来。”
另外，杨帆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概念在法律上没有操作性，比如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走资本主义道路”怎样判定？实际上群众按他的指示做的时候只能把所有当权派全部打倒。再比如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学术权威”，那人们只知道谁是权威、谁是教授，一经号召就全部在所难免。
杨帆表示，文革的失败导致两方面后果，一个是“精英层对文革的极端仇恨，”导致对改革开放的把握上走向极右，不仅反腐败不肯彻底，“也不愿发动群众搞民主、不愿搞国防战略产业，导致一系列右倾错误。”“现在一提正面反思改革，就被说成是复辟毛泽东主义、倒退到计划经济，这样一种对文革的心有余悸，使得精英们走向极右的垄断寡头主义。”
杨帆观察到的另一个后果是，“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另一极端，即民粹主义，重提毛泽东、全盘肯定文革、反精英。”所以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也是当年这场运动失败的重大后果。“中央严禁讨论（文革），就是因为一讨论就一定会激起社会更大分裂。”
对文革的价值判断上的分歧
受访的文革研究者中，不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都一致强调还原文革历史真相的重要，而他们的真正分歧往往不在于史实本身，而在于对共同认识的史实所做的不同价值判断上。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杨帆指出这已经超出了史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现在定生死合同的那些小煤窑的矿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有的人不是也把它说成自愿的吗？”再比如当年的武斗，“纯史实只能说是两派打起来了，一旦涉及到对原因的判断就超出了纯史实的范畴。一涉及到价值判断肯定就有分歧。”
“中国下一阶段怎么走，就看你怎么处理文革遗产”
杨帆明确承认，“文革的那套东西操作不了，因此我们还是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与法制、搞市场经济。”但他强调，现在问题不在操作层面，而是在理念层面上，“需要继承毛泽东对人的塑造和教育，他的国家基本战略、价值观念。”
虽然现在中国的决策层还没有轮到知青代，但是已经为时不远。“到时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就会显现出来，”杨帆表示，“中国的命运最后决定在我们这部分人手里，关键就要看我们这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能不能有共识、能不能正确对待文革遗产。”
文革：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是个正确思路，错误不能让毛泽东负责，遗憾是没进行到底。官方看法毛泽东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浩劫，不让讨论；第三种看法，自由派认为是体制问题，虽然彻底否定了但是否定还不够深刻，专制＋毛根本上反人类、反文明，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憎恨和诅咒的劲头跟美国对待恐怖主义一样；第四种看法，王力雄，理性思考，超阶段发展的理想主义的失败，留下两方面成果，一是精英层的极端仇恨，当毛是千古罪人，三十年还念念不忘，导致对改革开放走向极右，反腐败也不肯彻底，也不愿发动群众搞民主、不愿搞国防战略产业，导致一系列右倾错误。所有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文革仇恨，包括后来腐败特权都与此有关。毛泽东太左了，导致现在极右。而且说反思改革就是复辟毛泽东、倒退到计划经济，这是中国精英的基本态度。精英走向极右垄断寡头主义。
2， 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另一极端即民粹主义，重提毛泽东，全盘肯定，反精英。所以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是当年重大后果。中央严禁讨论，就是因为一讨论就一定激起社会更大分裂。
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资源。
毛泽东对人类社会有深刻观察，他把所有理论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剥削有理的、压迫有理的，一类是造反有理的，他本人是站在造反有理一边的，代表和归纳了全世界非主流思想，他实际上就是要帮助弱势群体来抵抗强势的欺压，
（造反有理是不是一种悖论？）
天然合理，弱者权利。不是要挑战强者，而是要维护自己生存的权益。
所以说毛泽东伟大。
肯定了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的基本合法性。根本上是和西方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路数根本对立的，真正的人权、真正的自由。
2，强调精神力量，想超阶段发展，限制商品货币关系，认为资本关系会发生严重两极分化
3，国家工业化，取得了胜利，并没有失败。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了私人资本主义，并非真正消灭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多人重新认识
4，对国际形势的认识错误不多，实践也很成功，利用美苏争霸，使中国成为核大国、加入联合国，提高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独立的民族产业。
毛的错误主要在操作层面，1，对西方民主过于轻视，他对技术层面不关心，对法制、民主选举这些形式看清，一个人说了算，可以理解，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确实是，但历史证明，骗人的也应该搞，这是人性恶的一面，毛忽视了，也不知道利用。忽视了形式上的民主和法制，认为其本质上是骗人的，不如听我一个人的，图省事，这必然行不通。他的很多决策其实搞民主形式也没有损害。本质上说，专制和民主在最终结果上可能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形式上。制度学派总觉得制度完善就能解决问题，任何社会里面，民主和专制的形式不同，但一个人说了算和民主投票得出的结果往往相同。说明社会有个总的潮流，这个领导人不符合这个总潮流他就不可能上来。一个人说了不算、威信低的时候肯定只有靠投票解决问题。
包办婚姻，父母看得准，一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不喜欢省事，就只好来费事了。听了话可能一辈子幸福，可是不是自己作主的事，幸福的事也当不幸福了。
文革有没有群众基础，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是支持的？若当时毛泽东让全国人民投一次票来决定是否搞文革，结果会不会两样？反而不会留下专制的口实，历史上也翻不了案，责任也不会是他一个人的了。
第二个失误，形势判断错误。不能乱发动群众。对群众的复杂性判断有误，只看到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走资当权派的矛盾，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三结合”，但发动群众以后老百姓、当权派和解放军都自己分成两派打了起来，所以文革开始的一、两年期间是毛在长期酝酿之后所做的真正实验，要探讨人类发展的理想道路，动机是好的，但形势判断有误，后来他看到问题，就收回了。
文革研究上，还原历史很重要。
上山下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这不是史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现在定生死合同的那些小煤窑的矿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有的人不是也把它说成自愿的吗？”可能本质上是被迫的而形式上是自愿的。比如武斗，纯史实只能说是两派打起来了，一旦涉及到对原因的判断就超出了纯事实史实的范畴。一涉及到价值判断肯定就有分歧。
3，提出的概念在法律上没有操作性，比如反对“三种人”，第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群众按他的指示做的时候只能把所有当权派全部达到，因为当权派在法律的定义上比较明确可以识别，但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怎样判定？再比如第二种叫做“资本主义反动学术权威”，那人们只知道谁是权威、谁是教授，一经号召就全部在所难免。
山西插队两年 自愿下去的 病退回城失业两年 工厂八年 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委员，带头下去，病残学生。学习尖子，北京实验二小三人最好，刘源、薄熙成，三岁一起幼儿园两年，小学六年，中学五年一起上到初二，十三年，但三人都真心实意不怨恨老毛，而且我们受害最深，刘源家庭最惨，死了爸爸，薄熙成死了妈妈，我智力特好，学习拔尖，出身也好，又红又专，中断学业是最大损失，在当时四中实验班，两年学完三年数学，十五岁列入中共中央保送出国培养计划，原应在十七岁时赴法国公派留学，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文革，杨帆应该在二十六、七岁时成为留洋的博士，让文化革命这一耽误就是十年，到二十六岁才重新回到学校上大学，可谓深受其害。但刘源、薄熙成他们更惨，家破人亡。
文革时期很狂热，到工厂时还是团支部书记，仍遵循文革路线坚持很长时间，到很晚才发现实践中有问题，大学时成为绝对自由派，与志同道合者搞了一系列思想讨论会，坚决否定文革，为此在吉林大学监视整七年，差点因搞自由化挨整不让上研究生。接着到天津开发区搞外资，六四之后，经过一场震动，邓小平南巡时还欢欣鼓舞，直到九四年后开始回归和向左转，本质上还是毛泽东派，对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开始提出尖锐批评，对文革从坚决拥护到彻底否定再到现在能理性看待。
说专制模式毋宁说毛是宗教模式，信仰的锻炼。
被文革耽误了的人当然仇恨它，但对文革还是要正面汲取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精神资源。
现在的决策层还没有轮到知青代，而是文革期间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到时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就会显现出来。关键在于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共识，中国的命运最后决定在我们这部分人手里，取决于能否像刘源（上将）和薄熙成这样开悟，正确对待文革遗产。
毛在上层建筑层面是很伟大的，失误是在下面的操作层面，中国下一阶段看你怎么整理。他的东西操作不了，我们还是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与法制，搞市场经济，继承的是他对人的塑造和教育，信仰体系，国家基本战略、价值观念。现在问题不再操作层面，在理念层面全盘否定毛泽东，自己的东西没有了，学西方的东西学不来，正确吸收毛泽东遗产。
200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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