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这是一篇5年前的旧文。今天看到一大批网站上出现了炒冷饭，继续拿李锐编造的谎言来攻击钱学森老人和毛泽东主席（人民网2008-12-11：“毛泽东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于是贴出这篇旧文以俾辨伪。]
李锐讲过一段后来广为民运和党史著述引用的“故事”。“故事”的时间是1959年7月11日，庐山会议期间，李锐曾经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主席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就相信了（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
这里的科学家指钱学森先生。钱先生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短文，指出：“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
李锐的“故事”一问一答，老来秀显得得意非凡 —— 毛泽东多把他当个人物看待呀！这姑且不论。本文告诉读者，李锐这段所谓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
毛泽东相不相信钱学森的话，相不相信有“亩产万斤”，就好比询问邓小平“您怎么也相信央视在打假广告呢？”这样的设问不仅不可能，即便有过，也毫无研究的价值。然而，对于民运分子、对于极右派和部分党史工作者来说，这意义似乎很不同寻常。要问如何证明李锐是在造假，方法很简单，可以查中共中央档案局里到底有没有当时的谈话记录，如没有，就去查当时有没有第三者在场。而从李锐书中的叙述看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既无谈话记录，又无第三者在场，换句话说，李锐编造的这个故事，不过是一段死无对证的“二人谈”罢了。
这段死无对证的“二人谈”，一般的帖文不算，还是被若干大部头的党史和国史著作奉为宝贝，用作重磅“证据”。这就怪了，一无谈话记录，二无他人在场，是典型的“孤证”；而孤证可以入史吗？竟就入了，可见那些作者的目的，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毛泽东本人“相信亩产万斤”。不过作者们也很苦，苦就苦在他们找不出其他任何的证据来，偏巧这个时候李锐的谎言出笼了。这个时候，什么“孤证可不可以入史”呀，什么“故事”炮制者李锐的人品和信用呀，全都一古脑抛到了脑后，以至于谬种流传，使不少读者上当受骗，这才产生出本文对于李锐证伪之必要。
当然，泛泛地说李锐说谎，是不能使读者信服的；要证明李锐说谎，需要从逻辑和事实出发。这第一个逻辑，从媒体出现“亩产万斤”的报道开始、到1959年7月11日毛泽东找他谈话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到底毛泽东有没有过肯定、附和甚至宣传“亩产万斤”的言论和行为？如有过（一桩就成），那么李锐的“故事”就不能当成空穴来风，就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反之如果没有，可以设想，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过这类言论和行为的人，难道李锐可以无耻地凭空地发问“您怎么也相信了呢？”好比兜住邓小平发问：“您怎么也相信了水变油呢？”同样的滑稽和可笑。
后面大量史实都证明，毛泽东从来也没有过这类的言论和行为，只需要使用上面的逻辑其实就已经证伪了。但我们还有更强的逻辑，即：在同一时期内，毛泽东是否有过批评、否定甚至直接阻止媒体宣传“亩产万斤”的记录呢？如有过，李锐就不可能没听说过，既然听说过，作为一个小小的兼职秘书，又怎么可能发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就好比，假设邓小平一直批评和否定“水变油”，却被人质问“您怎么也相信了水变油呢？”岂非莫名其妙和找抽？
近年来，随着大量权威史料在民间被发掘，民运和极右们以往编造出的大量谎言都已经不攻自破。例如，涉及“大跃进”，楼下“我真不知道”网友写的《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就是一篇史料翔实，实事求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好文章。文中列举了大量史实，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亩产万斤”。
我们先摘录《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的若干段落，来引证毛泽东非但不相信“亩产万斤”，更对这类的宣传采取了批评、否定和直接发话阻止宣传的态度。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8～139页）”
请读者注意，并非没有人提出过疑问，这位外国朋友就发问“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这才是毛泽东对如此问题的真正的答复。
在中共产党内，毛泽东是发现并在很早（从1958年11月初开始）就提出纠正“浮夸风”的第一人，遗憾的是，“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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