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阶级斗争不曾熄灭！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八
杨连旭
（2006年5月15日）
在指出“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特别强调：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情况，作为后人，尤其是受资料局限，我们不很清楚，但是其后的现实确是无情的，充分证明：
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这一点，邓小平进行了完全彻底的全面肯定。
早在这个决议前，邓小平就指出：
“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56页）
就在这个决议前三个月，邓小平就指名道姓地强调：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82页）
在这个决议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又指出：
“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在这个决议的两年后，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次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
“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
“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和40页）
A.对于理论界，邓小平强调：
“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0和41页）
B．对于文艺领域，邓小平指出：
“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2和43页）
“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4和 45页）
邓小平强调：
“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4和 45页）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从来就不曾熄灭，对错误的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政治批判是正常的和正确的，不进行政治批判则是异常的和错误的！
更何况，批判也是言论自由和“百家争鸣”的一种表现，这个政治方向和道路没有错。
问题是，具体应该对哪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哪些代表人物进行政治批判，批判到何种程度，这就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了。
当时即便是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的政治批判是错误的、过火，却也决不能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政治批判是错误的！
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
“《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关于批判的方向和方法的区别，这个决议并没有说明，就有混淆是非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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