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江苏丹徒人刘鹗就到北京寻找进身和致富的机会。尽管他因为深通洋务而被当权者看重，而且任职单位也是涉外事务的最高决策机关——总理衙门，但这个职位和它的薪水并不令刘鹗兴奋，因为他本来就志不在此。
刘鹗公开讲出来的理想，是促使清廷放开国内市场，允许外企经营大清矿业，开通风气，养民兴国；他没公开讲出来的理想，是担当外企进军大清的中介，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顶子红起来。
但是，刘鹗只是因治河成绩而被保荐到总理衙门的微员末秩，级别太低，不但无力改变清廷决策，也没有直接与外企打交道的机会。乡谊实在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关系和门路。在结识江苏同乡马建忠之后，刘鹗就开始走运了。马不但是大清国驻英公使馆参赞，实权派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而且在英任职期间就与意大利籍犹太人罗沙第（Angelo Luzzatti）谋划成立矿业开发公司进军中国。包括意大利首相卢蒂尼（Marquis Antonio di Rudinì）、英国犹太财团洛希尔家族（Rothschild，一译罗斯柴尔德）等在内的政商大鳄都是这家名叫福公司的外企的股东。靠着马建忠的帮忙，刘鹗被聘为福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中方经理，以买办身份为福公司疏通关系和发展业务。
刘鹗的第一桩生意，是受命向清廷公关，为福公司争取到晋豫两省的矿业权。
但是，在1902年《大清矿务正章》颁布之前，外企在中国直接开矿是不被允许的。刘鹗必须沿着大清体制的边缘，寻找可以下手的地方。
在山西和河南，刘鹗或亲自出马，或委托亲友，分别成立了皮包公司，向两省行政当局申请矿权。为了取悦当地民众，刘鹗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晋丰公司”和“豫丰公司”，以显示开放矿业市场可能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晋丰公司由刘鹗和好友方孝杰主持，豫丰公司则由程恩培和吴式钊负责。两公司都声称向福公司“借款”经营本省矿业，取得矿业权后却立刻转给福公司“接办”，企图制造出一种虚假的中外合作关系蒙混清廷。
但是，刘鹗的暗箱操作出了点问题。1897年，先期成立的山西晋丰公司被人看出了端倪。山西各界群起反对福公司借用“白手套”谋取矿权，晋籍京官弹劾刘鹗，说他贿赂山西巡抚胡聘之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联合出卖山西利益。清廷迅速下旨罢免和抓捕刘鹗，福公司也解除了他的在华经理职务。
不过，山西风潮除了让刘鹗丢官丢人之外，没有让他受损更多。刘鹗被黜退之后，山西商务局总办贾子咏奉旨接办晋丰公司的烂摊子。此人系刘鹗同乡好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亲信，刘鹗与奕劻之间的权钱交易多是由他中介。有他的关系垫底，刘鹗不但未被逮捕，而且还能悠哉游哉地住在朋友赵子衡家里，静观事态发展。耐人寻味的是，赵子衡正是奉旨拿人的最高司法机关刑部的官员。
在山西保矿风潮迭起、局面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刘鹗不愿意同样的情况在河南重演。尽管他形式上已不再是福公司华经理，但后者仍然愿意用巨额酬佣换取他的公关成果。何况，代刘鹗主持豫丰公司的程恩培和吴式钊，已经在河南为他打开了局面。
程、吴二人是刘鹗理想的“业务代表”。程恩培不但与刘鹗同属太谷学派，而且还是刘的儿女亲家；吴式钊系翰林院检讨，与刘鹗相交多年，都是信得过的人。他们不但均属华商办矿，“政治上正确”，而且后台很硬。程恩培的父亲程文炳是李鸿章的亲信武官，正以提督身份率军镇防东南。吴式钊则是河南巡抚刘树堂的云南同乡。他每次因私赴豫，都不住驿站和客店，而是“潜在巡抚衙门居住”，二人交情甚笃。
1898年春节刚过，吴式钊就将刘鹗拟好的河南矿务合同草案呈报河南巡抚刘树堂，声称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银1000万两“认办”河南矿务。事实上，福公司当时的资本总额仅2万英镑（约合15万两），豫丰公司也只有600两入账。刘树堂虽然知道“其中稍有隐饰之处”，却连该公司资本、矿界、矿种都不予审核，就报请总理衙门批准。在北京，一直在观察情势的刘鹗，得知豫籍京官已开始联署反对福公司，而且清廷关于加强矿务管理的法律即将出台，急忙利用好友贾子咏的居中联络和贿赂，使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赶在法律生效前批准了合同。
这份名为《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的合同，不但最终未做任何修正，反而把豫丰公司将“转请福公司办理”豫北矿务的条款写得更为直白。尽管河南官绅在刘树堂去职后多次抗争，而且福公司在1904年之前一直未拿到开矿凭单，但开采活动在1899年就明目张胆地开始了。
福公司敢于肆意要价和提前开矿，是因为刘鹗在北京城内的成功公关。不仅奕劻愿意“帮忙”，李鸿章也曾秘密致信福公司股东之一洛希尔公爵，对其在华业务表示支持，甚至偷偷汇款4203英镑到英国，购买福公司的股票。他的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迈，都是刘鹗通过马建忠结识的好友，所以刘鹗和英国人能在第一时间得知李鸿章对福公司的态度并展开游说。
1901年，大清国在八国联军威逼下全面开放，末世的幻灭感笼罩着整个官僚队伍。刘鹗如鱼得水，为福公司争取更多利益的步伐因此加快，更多的清廷官员也在窃密和泄密、行贿和受贿的交易中，成为他的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这一点，在福公司随后的在华业务中暴露无遗。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师，著有《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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