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政治努力
[ 春天的惊雷 ] 于2009-08-29 14:24:18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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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政治努力
本网民一直贯彻这样一个观点：科学而又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晚年战略，是一个需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问题。原因不仅在于“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各类“灯下黑”，而主要在于这些重大的问题的因果得失，不经过历史多次的反复“漂洗”,是不会十分清、白的。
当然,这一观点不会妨碍当时和当今的人们对毛泽东作出自己认识和评价。因为真理性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因为有了一下子便可正确认识的保证后，才去认识的。相反，人们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中逐步达于正确和完善的。
也许人们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晚年，在两类人的心目中是被认为“是十分不幸的悲剧。”——而这两类人的认识之间又存在矛盾。
一类是一些纯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研究设计的“四平八稳、井然有序和万无一失”的理论，去衡量毛泽东的政治作为，认为毛泽东晚年作为，缺乏理论的彻底性，经验主义成分太重，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掺杂着各种非理性的强制、专断和独裁。这一类人的根据是，毛泽东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一些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甚至毛泽东的不少战友也难幸免——的事实。
而在少数职业政治家看来，毛泽东的追寻，其目标实际是“乌托邦”，理论上过于教条和理想化，是左倾的根源。这一类观点的根据，就是他们自已认为的：建国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发展不快，——甚至使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前边，我们已从侧面说明，本文不打算对毛泽东作直接的评价，而是谈谈这一评价的应有态度和正确方法。这是，正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从毛泽东的晚年战略作为中，学到的东西；实际，也是历史在逐步兑现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政治努力：让国人跳出“卑俗性认识” 的误区！
第一， 避免用简单化的观点看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它常常和人们开玩笑，有时近似“恶作剧”。它有时把蜜饯涂上黄连般的“苦涩药衣”，冷冰冰地陈列在历史货柜上,却把真正的苦果, 藏在逗人食欲的──由鲜明色素点缀的──粉团面包之中。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伟大的战略家们，才在这里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体裁”,——引领人们循着认识的曲线，仿佛是先引领人们走进历史迷阵，主动地以适当的不可避免的牺牲，换取最终的──走出迷阵的成功，继而获得全线的胜利。
历史表明，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中，都毫无例外地被历史性的玩笑捉弄过，譬如19世纪法国政治小丑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功；本世纪70年代，代表真正工人农民利益的智利阿连德政府，却被由工人农民支持的军队推翻；以及昨天俄罗斯的叶利钦，仅是抓住共产党以往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主义的暂时困难，许诺给广大群众“一大堆财富和民主”，就赢得了部分群众的支持，并于1992年，轻而易举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颠覆下去……。
不过，在达于较高文化境界的民族里,在被历史捉弄之后,能较快的形成理性共识，奋力摆脱这一捉弄，走出迷阵，步入坦途。而文化思想相对落后的民族，这种被历史捉弄的情形是十分难堪的。人们相对严重的近视和卑俗，弄不清，也不愿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人们相对普遍的健忘和容易满足，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回忆昨天；人们的政治神经相对普遍的衰弱，明明知道突破今、明天,或后天的困难,顶住暂时挫折，顺利的局面就可以开辟，但怎么也忍受不住眼前的所谓“折腾”，不愿意迎难而上。甚至遇有一点挫折、一点失败，马上就怀疑起——昨天才建立起来的信心，唉声叹气、怨天怨地，呼爹叫娘地跑回昨天去，蜂拥般的围着一些骗子的“乞食袋”。
相反，在后退的运动中，──这是必然会遇到更离奇的荒唐的，然而人们对那些明显的荒唐（因为自己不听昨天战略家的惠言劝告所致）,反而能忍气吞声地受接下来,虽有时不情愿，也无可奈何地走下去。在这样文化思想相对落后的民族里，蜜饯常因外表苦涩而被抛弃，真正的苦果，却一再被人们吞噎下去。不必掩丑护短，这种历史教训，我们已经遇到多次。今天的“三农”“众多的社会性矛盾的‘偃塞湖’”等……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仍属——再尝历史苦果。
对毛泽东的认识，人们是否可以借助这一点,──从以上道理中受到启发。不以眼前成败为结论,不以一时一事之是非定是非。我们要跳出简单的“欧几里德平面”, 从社会的多维空间，从历史的全过程中，完善我们对毛泽东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认识。
第二， 要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战略作为的得与失。
一般地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展现为两个方面，即毛泽东通俗比喻的“一分为二”，好与坏、善与恶、得与失并存共举。并且在事物运动的曲线上，在一定条件下，好可能转化为坏，坏亦可能转化为好。这就是说，即使是最为完善正确的路线。在执行过程中，也必然有消极面出现。这种消极面，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某一路线开始时，主客观，理论和实践，结合过程中一时不适应、不完全一致而出现差错。二是作为正确路线的运用结果，那怕成绩特别伟大，也存在某种不足。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晚年的一切战略，当然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的辩证曲线的认识基础上（起码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特别是毛泽东的晚年，他自认为明显看到了我们民族深重的历史陈孽，并看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通过发展经济的自然手段，无补于事。他甚至认为一般的正面的政治思想教育也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加大实施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力度，开展了中外皆无前例的“文革”。
纵观毛泽东晚年政治战略作为的全程，——为让国人跳出“卑俗性认识”—— 的误区，其基本形式和手段有三种：
一是确立日常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的指导作用，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
二是必要的相对独立的(局部的影响实务性工作)政治学习，诸如学习会、讨论会，政治报告会，政治学习班，使人们定期较为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党的一系列政治理论，政策观点。
三是对经济实务有一定冲击的政治运动。如开会整顿思想、组织，批评、批判错误观点，揭发坏人坏事等。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反右，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均属第三种形式，而文化大革命则又是第三种形式中最具典型性的一种。
现在人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在实施这些战略时，并采用先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的全面的大发动形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复地说，——是毛泽东认为：这些战略会从正面或反面帮助国人跳出“卑俗性认识”—— 的误区
这表现在:他估计到社会的混乱和震荡。考虑个人遭到非议和反对（所以他说还准备自己被打得粉碎），甚至他承认自己也可能在其中犯错误。但他对中外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使他认为：非如此中国社会就无法走出旧的周期。
高度的无可匹比的历史责任感, 使他决心不去当一个虚静的听“山呼万岁”的领袖, 而以惊人的魄力和胆略去捅“乱子”,用强烈的政治灌输方式,用激烈的斗争形式，用酷似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一方面在全社会实施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一方面寻觅敌人（毛泽东从来都认为，这是极少数）。再一方面，在斗争中驱除中华民族的千年来形成的顽固惰性，并把中华民族的其它弱点，在风雨中显露和鼓凸出来；另一方面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净化个人和民族的灵魂。
并以利用“个人崇拜”为开端，有系统地毁灭连同“个人崇拜”在内的一切迷信和自卑等。这一点，一些局外人，也都看到了，其中一个是外籍华人韩素音。（可惜的是，我们很多的局中人却看不到）
人们不难想象，作为开国领袖的代表——毛泽东，他如果稍微有一点个人歇足之望，完全可以在政权比较稳定之后，以任何人也不敢挑战的权威，利用建国后的群众感恩戴德的心情，稳扎稳打地推动经济建设，制造一个──通常是封建开国君王也能制造的──相对安定昌盛的岁月，为自己辉煌的一生，添上一个更为灿烂的句号，甚至惊叹号。 至于新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他则完全可以凭借个人威望，或小施计策，留待他身后去暴露，留让后人解决，——以不影响自己一生的光辉。甚至用后人的困拙，烘托他的历史辉煌。
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是封建君王，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教导别人要有彻底革命精神，不能躺在历史功劳簿上，要有无畏的斗争精神，要有不怕犯错误而勇敢探索的精神，要敢于反潮流，他自己当然应首先做到。
而在人民群众方面，毛泽东自己的丰富斗争经验，也使他必然想像得到，在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斗争中，会有迷误，会再现当年农民运动中一些人在地主小姐床上打滚式的荒唐，会有脱胎换骨的痛苦，也会有因主客观种种因素所造成的不公正而带来的牺牲，会有一些群众因“打破坛坛罐罐”而出现愁苦和沮丧(这是令人惋惜、怜悯的)。
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为实现政治战略，为坚持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所迫不得已的。舍此——他认为：无法帮助中国人甩去旧文化观念的包袱。
于是有：石破天惊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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