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两个30年”
——关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几点思考
□梁煜璋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学界兴起了讨论“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话题。比如李君如先生（著名党建专家）谈过，石仲泉先生（著名党史专家）谈过，王蒙先生（著名文化学者）谈过，胡鞍钢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谈过，现在卫兴华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在谈。核心的论点是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现在私底下确实存在将两个30年相互否定的舆论和倾向，而且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不然就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谈了。
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即表层问题，就是前后两个30年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因采取不科学或不正确的比较方法，或者是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也不排除个别人的政治意图），而进行的以前“矛”攻后“盾”和以前“盾”挡后“矛”的自相矛盾法，类似于偷梁换柱，进而动摇整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根基。第二个层次，即深层问题，就是争论的根源还在于这前后两个30年的划分是否科学。特别是将“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样一个命题演变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命题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改变了从新中国成立这个发展的源点和逻辑的起点进而引出的一条“射线型”的发展轨迹，而是以突出改革开放这一主题的方式居中分出两条“线段式”的发展单元或发展板块。自然，隔开的线索再想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给人们留出了争论的空间。
同样的，比如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领导建立新中国的28年，其中也有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1935年的遵义会议，前后算来也是两个14年，然而学界却没有出现这样严重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中共党史时没有采取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这种划分的方法，因为不论是我们党还是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间并没有“断流”，因而无需“接续”。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角度来看，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命题演变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命题，是犯了一个根本的思想方法错误。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一个基本规律，即总是先有过程，而后才能从中划分各个阶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自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射线型），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清晰揭示的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对于整个发展的过程却非常模糊，以至于被人淡漠甚至看不到自身发展的原始起点（或发展基因），但这种本原性的基因及其作用机制却一直存在并或好或坏地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根源于此，却往往因这种非科学的划分导致的近视或短视而看不到或看不清而浅尝辄止。这就是“走捷径反而容易栽大跟头”的原因。
同样的，非科学发展与科学发展，自然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然而现实的分割点在哪儿？谁又能断得清呢？这一个“点”，还原为现实就是一大片，前前后后，藕断丝连，绵延数年，又如何会有改革开放前后30年那么明晰可见的界限？除非是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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