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年红卫兵经历的再思考

对当年红卫兵经历的再思考

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大多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对红卫兵这个文革中涌现的群体如何评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各不相同，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革中红卫兵毕竟是个笼统的概念，因为红卫兵与红卫兵也并不一样；各地的红卫兵都经历了一个从出现到分化到改组的过程。虽然有少数人玷污了这个被毛主席曾经赞许的称号，有的开始尽管做些好事但终归昙花一现，有的甚至滑入与人民为敌的邪路，但是，就全国来看绝大多数红卫兵都在文革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尤其在文革初期对后来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抚今追昔，可以说那段经历难得，也许后来人再不会有那样的经历。

红卫兵的成立是从北京开始的，继而这一组织形式普及到全国各地。因为各地的情况不同，我谨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当年红卫兵经历的认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也就是在期末考试期间，我所在的学校便停课了，可以说我所在的城市的文革拉开了序幕。当时，一些哈工大和哈军工的大学生到我校串联，主要是“煽风点火”，他们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中间有一位姓李的大学生，他的讲话饱含激情，当时看到他的样子使我联想起从书本上看到的“五四”运动时期走上街头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青年。我很敬佩他。后来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后来听说他成为省里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总部的核心成员。他所在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可不是什么“保皇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造反有理”，不仅学生们“造反有理”，而且认为那些受压的工人、农民同样“造反有理”。如今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音容笑貌。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他当年所在的学校打听过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他还在的话，应该是近七十岁的人了。在那些来学校串联的大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我与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找到了当时的市委派驻学校的工作队队长，一位市委副书记。我们将串联学生的话向他讲了，并问我们是不是应当象串联的大学生那样“造反”。那位副书记当时反驳我们，主要意思当然是说“造反无理”。然而，那些串联的大学生要我们到北京看看的话，我们却记在心上。于是，班上一些同学建议到北京串联，看一看，开开眼界。当时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班里推选出一些“好学生”代表，记得都是经过外调的，证明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于是，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便去了北京。记得当时我们是自己做的红卫兵臂章，是戴着臂章上北京的。我的那个臂章还是母亲照我模仿的毛主席的字体绣上了黄丝线。

从北京回来后学校便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按现在的话说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造反”。但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在全国烧起来了。而且，从北京陆续传来毛主席接见并检阅红卫兵的消息。于是，许多学生酝酿第二次串联。这时，学生们开始组建一些红卫兵组织，这回建立的组织是有名称有章程的。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当时基本上是“好学生”成立一些派别，“坏学生”成立一些派别，最后通过联合分成两大派别，即以“好学生”为一派，以“坏学生”为一派。当时，市里也分成了两大派别，即以广大产业工人为主的“造反派”组织，还有以过去机关和工厂的管理人员为主的“保守派”组织。所谓“保守派”组织是认为“造反无理”的，认为工人大老粗造反，那不是要翻天吗？而那些过去的当权派在他们表态的时候大多是支持“保守派”的。

记得第二次串联回来之后，我参加了如今看来应当称作是“保守派”的学生组织。记得我们也组织到一个有近万人的工厂去了，也算是串联吧。然而，到了工厂之后，却不受当时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欢迎，工人们戏称我们是“老保”。当时，那座工厂里还有另外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串联，他们坚决支持产业工人们造当权派的反，工人们在他们的鼓动和支持下夺了工厂的大权，并选出他们信得过的普通工人当了工厂的管理者，记得好象是叫作生产管理委员会吧。当时，委员会就是几个工人代表和几个技术人员，却将生产管理得井井有条，厂里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并创下了生产最高记录。而且，在刮“经济妖风”的时候，造反的工人们顶住了“金钱风”的干扰。如果说我对工人阶级有了一点认识的话，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当然，我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工人，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从工厂回来后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那些产业工人“造反有理”。那些管理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尤其是不仅在政治上压工人，在经济还搞什么“奖金挂帅”和“物质刺激”，腐蚀工人阶级，显然他们那套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我还看到那些产业工人自从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之后，他们真正有了那种第二次解放的感觉。他们批判当权派，批判错误路线，管理生产，那才叫真正发挥着主人翁的作用。说句心里话，我为他们自豪，我为他们骄傲，我更被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所感染。于是，从工厂回来后我便退出了那个学生的“保守组织”，并参加了学生的“造反组织”。当然，学生的“造反组织”支持由产业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

但是，好景不长，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吧，后来听说是受“二月逆流”的影响，由于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部的介入，当时的军管会突然发布《通告》，宣布那由产业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是反动组织，并勒令解散，还逮捕了市里的工人和学生“造反组织”总部的头头。而且，一关就是一两年之久。后来，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发布了“最高指示”，即：“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有的头头才得以释放，有的则是在后来落实政策时得以释放。再后来，有的人还被结合到革委会的下属机构，当然，那时大部分当权派都已经“解放”，并继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而工人也许只是“掺沙子”而已。如今，那些曾经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逝去，活着的个别人谈起往事，依然感激毛主席。他们说，若没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许大部分人都死在监狱了。然而，那些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被释放之后，一些人却被分配到大西北去了。

据我所知，当时的工人“造反组织”在批判当权派派时，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如果说过激的话也只是给他们戴了一两次高帽、挂了一两次牌子而已。在“造反组织”被取缔之后，“保守组织”摇身变成造反派，继而又夺回了权力。于是，他们开始反攻倒算。对有的表态站在“造反组织”一方的当权派和工人以及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批斗时却无所不用其极。诸如：抄家、“加温”、关押，等等。在“加温”时，用三角带做的皮鞭严刑拷打，直至打得皮开肉绽。还有的将被打的人夹在两块铁板中间，用铁棍击打铁板，震击人的心脏。押在监狱的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出来后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然，无论是工人还是学生“造反组织”在被打成反动组织之后，依然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在斗争中依然冒着被抄家、“加温”、关押的风险。期间，我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北京上访，并结识一些工人、学生造反派的朋友。再后来，有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部支持的“保守派”单方面成立了革委会。学校也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尽管我所在的那一派依然受压，好在时间不长我便上山下乡了去了大兴安岭。下乡期间，许多工厂过去的书记和厂长基本上都官复原位，尽管改了原来的称呼。工厂的一切也都恢复了原来的秩序。不过，听说当权派的官气小了许多，有时还到车间参加劳动。当然，工人毕竟还是工人，依旧年复一年的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绝不是什么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搏斗。毛泽东曾经说过，对派别要进行阶级分析，我认为是对的。而分析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认为“造反有理”。说来也许令人不可思异，那些打人凶手后来一个个过早地相继死去，大多得的是癌症，－－这也许是人不报天报吧。当然，我是不相信什么天的，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文革，作为历史的一页毕竟已经翻过去了。对于文革，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经历也各不相同，自然结论便不一样。但是，我所看到的特别对工人造反那段历史，我认为那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真正的解放，尽管那时间是那么的短暂，可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极其深刻的。一位依然健在的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如今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与我邂逅，在谈到当年造反岁月时说，那时咱工人是多么扬眉吐气啊！他还记得当年到工厂串联的那位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当时他是那所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说他不愧是学生中造反的闯将。我想，这是因为他深入到工人中间，发动工人，支持工人，犹如火种引燃了工厂“造反有理”的熊熊烈火。

文革中红卫兵的经历毕竟是短暂的，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恼，毕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和考验。然而，作为一名当年的红卫兵，回首过去，我觉得真正成长、成熟起来是上山下乡之后，也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后，世界观的转变应当从那时开始算作真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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