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卧故园整理
1945年，中共决定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意图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以示抗议。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
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
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愿意商谈，并
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
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
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
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
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
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
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
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
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
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
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
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
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
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
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
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
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
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
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
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
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
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
，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
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
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
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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