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经国打虎”成功的“新中国打虎”
一部电影《建国大业》引来街头巷尾的热议，据说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经国打虎”，失败了，连同他爹的反动政权，不可避免的失败了，因为失去民心了嘛，岂有不败之理。
今人往往说打虎也就是反腐很难很难，什么体制机制啦，什么自由法制啦，总之难得一塌糊涂啊，其实打虎也有成功的，而且也不那么难。那就是——新中国打虎。
1952年初，“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首先在 1月19日 中直总党委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追求除恶务尽，他写到：“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2月9日，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22日 ，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6日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95至百分之97，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2月15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17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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