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在毛泽东时代的一次旅游，以及生活是否幸福

这两天，强坛上，争论起毛泽东时代退休工人和现在比到底是那个时代幸福，我呢，仅就毛泽东时代我是否生活的很幸福说说自己的一段历史，因为，我认为幸福感不但老年退休后才拥有，年轻时代就不幸福吗？我的年轻时代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有些人成天在强坛上哭诉毛泽东时代多么多么凄惨，但是，可他们都不愿意举出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诉说自己当时有多么凄惨悲凉。文革中你政治上的不得志代表不了你在生活上不舒服。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只有一个数学网友写了大量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经历，但是，就算是数学，我看了他很多帖子，他是军人子弟，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所以，他谈这些东西也不如我有发言权。


我就不一样了，我绝对是受到迫害的，小学时候连红小兵都没有加入，父母在文革中都受到严重的冲击，父亲被开除党籍，降了工资，下放到农场劳动，由于叫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资每月降到每月九十多元，相当于行政十七级，（关于父亲的问题我会写出来的），尽管如此，比工人的最高工资八级工还高，母亲呢，虽然被打到，但由于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开除党籍，工资还是原来的，相当于中教一级，每月一百四十多元。可是，虽然我是受迫害子弟，连红小兵都没有入，是属于狗崽子的行列，但是我的年少时的生活比那些红五类舒服的不是一星半点，现在看来根本原因是他们家庭人口太多。就像我现在的老婆，那时候，他们家一共五个孩子，只有我老丈人一个人工作，每月只有六十多元，那生活能跟我比么？而我的一个同学，父母也都是工人，但他也和我一样是独生子，所以生活也是非常好的，水平和我也差不多。那么，我所认识的老干部是很多的，有很多生活水平也不行，原因就是孩子太多，所以，我始终认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和现在采取的近乎于绝户式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决定的。


记得好像是七十年代初期，我放暑假。当然我母亲也放暑假，这里我要告诉一个没有人提到的问题，就是搞文革的时候，学校里寒暑假照样放，而且，学校里的所谓的牛鬼蛇神也照样放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咱们到北京“旅游去”。在家呆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当然非常高兴，可是那时候出去想住旅馆要有单位介绍信，我母亲就到了单位，正好，开介绍信的那位是在文革中坚决保护我母亲那派的，于是就开了介绍信，带上了全国粮票和二百多块钱早上六点坐火车去北京了，其实，我们家在北京有很多亲属的，由于都受冲击，我母亲说，别去她们哪里住了，说实际的我为此很不高兴，我还想找堂哥们去玩呢。他们经常到天津找我玩，我当时还没有去过北京呢。


大概是早上八点左右，就到了北京，首先看到的是雄伟高大的北京火车站，当时那么漂亮的建筑在天津是没有的，我在算计着，是北京火车站高，还是我家附近的渤海大楼高。没等我思考完，母亲就把我拉进地铁，当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是第一次，感觉地铁里面是真漂亮，到了前门下车，先是吃了早点，说实际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豆浆和豆汁是有区别的，豆汁是太难喝了，感觉嗖不留丢的，还有酸奶，当时，北京人都排队买那东西，我买了一瓶，好难喝呀，又酸又嗖，还粘糊糊的，后来，我再见到堂哥们，这一通挖苦他们，他们还不服气说你多喝几次就行了，还多喝?一瓶就管够了。北京的油条也不如天津的棒槌果子好吃，


到北京后，先是游览了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相，晚上在前门大街上住进了一个旅馆。先是我母亲给人家说好话，说我们是娘俩，于是，人家就给我们安排了双人间，后来才发现，住在这里的几乎都是来北京旅游的，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旅馆里不卖饭，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每间房间门口里都放着一个框，每天晚上把外衣放进筐里，放在门外，第二天早上，人家都给洗好并烫熨好整齐的放进框里。摆在你的门口。



在北京玩的开始很过瘾，没有几天就感觉累的要命，北京的汽水也不如天津的津津可乐好喝，北京的公交汽车站与站之间的距离太近，尤其是，一个景点一天根本想溜完是不可能的，后来几天，我们就每天早上坐地铁北京火车站，北京火车站有出租车，黑色的，像甲壳虫一样，也不贵，从这儿坐出租直接奔要去的旅游点，比如，比如去颐和园，香山，十三陵等等，很便宜，我现在都不敢说当时出租车的价钱，因为我是被整的，属于哭诉派，毕竟和强坛上的反毛右右们有共同语言哈，我只说一句，天津到北京的火车票是两块来钱，在北京玩坐出租绝对比火车票便宜，不像现在，你要是在北京出租车去各景点，绝对比你到北京的火车票贵。

我这个人对风景，有这么一个习惯，特愿意听人家讲风景是如何如何美好，等真的到了那地方，感觉也就是那么回事。就说故宫吧，有什么看头？我个人认为，看了天安门，故宫看不看也就那么回事了，我这个人就关心吃饭，当然是先吃饱，吃饱的基础上能否吃好。这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这也符合阿右们的思维逻辑，即毛泽东时代好不好先说吃，记得前些年出国，到什么加拿大那个什么大瀑布，也就是那么回事，远不如听人家讲的过瘾。


所以就要说到吃了，当时，北京的饭馆，尤其是好一点饭馆，得等很长时间才能轮上，这一点就不如现在，饭馆遍地都是，虽然好馆子不多。但那时候，饭馆的菜的味道比现在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记得，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家饭馆，有一道菜叫，糖醋黄河鲤鱼，一条足有好几斤，等了好长时间才上来，是两个服务员，一个服务员双手端着鱼盘，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碗汤汁，当服务员把鱼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另外一个服务员把碗里的汤均匀的炸好的鱼浇撒，随即那鱼发出“吱吱”声并马上发出了淡淡的火苗，这道糖醋黄河鲤鱼算是做完了，诸位想想，现在的饭馆里还有这样的做菜的吗？这样做的鱼能不好吃吗？我和母亲吃的最好的还是在北京一家高级饭店，我现在还记得一共是四个菜，一个叫大扒鲍翅，一份叫白扒四宝和一份麻辣大虾，当时的大虾上桌的时候，不像现在，虽然说也是上整个虾，那是必须去皮的，而且没有虾头的，说白了就是整个虾肉棍，还有一份叫做红烧烤鸭肉，我之所以对此印象很深，是因为在这以后到现在就没有吃到过这么好的味道的菜，就是香港，本人认为东西很好，但是做出味道永远比不了那个时候。而且在当时这种消费我们家是承受的起的。我们在北京饭店里遇上了我父母的一位至交。他看到我们后，先是和母亲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无非就是说些为我父亲打抱不平的话，说话嗓门挺大，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后来又非要塞给我母亲一些钱，叫我们在北京多玩几天，我母亲当然是不能要的，他是到北京这家饭店买菜回家吃的，后来，我母亲说，那人是一级教授，一月工资三百多元，说实际的，文革中我的父母工资从来也没有停发过，我所认识的人，有的虽然降了工资，但也没有停发，每月都是按时发放的，我父亲就是高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高干，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大学生，我母亲是一九四零年入党的小学教师，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老家一袋的著名的女游击队长，所以，在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有关生活方面，我在这方面是的发言权起码比那些强坛里的啊右们有资格。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很严的，而文革，当时用文革语言是叫做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也就是说不是不让你吃饭，是充分考虑了被整的人们在各个革命时期的贡献的，所以，在生活上并没有让被整的人们过不去的。


在北京玩的时候，当然必须去王府井转转，到了百货大楼时候，来到了体育用品柜台时，我就被一款体育用品吸引住了，什么呢。小口径高压气步枪，售价四十来元，天津也有卖的，但不是高压的，是普通的，我就非要买不可，我母亲就给我买了一把，那个时候汽枪是随便买卖的，但是，没有用来打人的，就是我们男孩子之间打架，也是先把汽枪放一边，然后再动手打架，哪怕是抡板砖，也没有用气枪打人的，我看要是放在现在，那非得出事不可，我就是用它打我们家院子里的老家贼和练习射击。因为那个时候提倡战备，准备打仗，买完以后，我母亲对我说“儿啊，还剩十块钱，回家吧，”正好，我也玩腻了，我就扛着枪和我母亲坐着火车回家了。那把汽枪，到了八十年代我就当做废铁给卖了。当然，那把枪早就坏了，而且，本人早已不感兴趣了，锈死了，连子弹都上不进去了。


所以说，无论是谁，仇恨毛泽东，我认为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无权代表别人，说什么毛泽东时代是多么令人恐怖，起码代表不了我，你说也可以，最好是谈谈自己的经历，你是如何度过那个时代的，要说挨整倒霉的，我就是一个典型，我就应该是伤痕文学里大哭大诉的狗崽子，可是，我确实哭诉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不想侮辱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