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岁月
来源:《苏联的最后一年》罗伊．麦德维杰夫 王晓玉、姚强译
特供商店，造就特权生活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句。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招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后来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处。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层有自己的规则，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当然，享有这一特权的仅仅是苏共干部中的极小一部分。但是，这一特权是否就是这一阶层产生的第一个垒块呢？
苏共内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
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
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
“特殊待遇”，腐败的温床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刚刚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利加乔夫曾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当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特权带来的享受，不身历其境，是无从想象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就能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此人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十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且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的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
经查证，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300余人。
苏共的特权源于官职。一些人认为官职越高，特权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
体制的瓦解，财富的出路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已经不仅仅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
在此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捞取个人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己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
这些人不仅捞足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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