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三年饥饿：母亲带我走出艰难
温靖邦
三年自然灾害刚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少年阶段长身体正需要营养，却遭逢这样的意外，打击不用说够沉重的了。在我的记忆里，饥饿是那三年压倒一切的感觉；每每幻想如果泥土可以做成馒头该多好啊。即使逢年过节可以敞开肚皮大吃一顿，明明已经填到脖子了，仍然觉得饥饿。长大后才懂得，那是饿得太久了，那是长时间缺少油水缺少蛋白啊。
那时候小学生的配粮标准是每月25斤大米或面粉；中学生28斤；工人分劳动强度分别为35斤、45斤；干部——也就是现在所谓公务员，定量最低，只有19斤。教师和医务人员那时属于干部范畴，自然也是这个定量。这样的定量在肉、蛋充足的时期当然不成问题，而在连蔬菜也匮乏的那段时期，却是个远远不能消除饥饿的数字。
我不知道作为医务人员的母亲在那些年每天6两三钱大米是怎么熬过来的。而每天傍晚我从学校吃饭回家，都看到母亲留下了拳头大小的一团饭。她每次都要看着我吃下去，才放心地离开。我央求她不要这样做，我担心她会倒下去——事实上她确实倒下去过几次，只不过我当年不知道罢了。她安慰我，说妈妈是成年人，挺得住；而儿子你正在长身体，多几颗米就多一点益处。也就是说，那三年其实每天吃到母亲肚子里的只有5 两米 ！
我曾经因为受不了而大哭。她十分耐心地鼓励我，困难不会太久的，有毛主席在，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她又告诉我，毛主席早就拒绝吃肉了，每天只按自己的定量用餐，他和全国人民一起在共度艰难呀，我们有什么可绝望的呢？
伟大的母爱和正确的引导支撑我走过了那可怕的三年。
1962年的下半年，情况逐渐好转。一天，母亲提了一只5斤重的母鸡回家，喜滋滋向全家宣布：困难从此结束了！晚餐桌上久违的清炖鸡重又出现了！第二天，食品公司运了大批清蒸猪肉罐头到医院，宣布不定量，你愿意买多少都可以。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净重一斤的罐头，只有白色铁罐，没有任何包装，也没有商标，显然是罐头厂工人的“急就章”。我更记得里面的猪肉香醇无比，现时的猪肉与之相比简直就是白蜡。
母亲是个县人民医院的普通护士，出生于富裕家庭，解放前在成都教会医院服务时加入过反动党团；后又与父亲结婚。父亲是黄埔12期学生，抗战时的空军，与台湾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柏村、张国英、于豪章等是同期学生。然而母亲却真诚地拥护毛主席，用正确的引导带领我闯过艰难，走到今天。她既是我的母亲，又是我人生观、世界观赖以形成的蒙师。应该说，我对毛主席不可动摇的爱戴也是她长期影响的结果。她虽以仙去数年，但我时时感觉她仍在我身边。
难熬的饥饿，难熬的三年，确系事实。国内外的反共精英们却无限扩大了这个事实；甚至如张贤亮、茅于轼辈，竟把那三年时间扩展为整个毛泽东时代，那就是蓄意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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