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搞下台的？

出版日期:1970.10.18　　

期次:4312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副题:──美出版的《赫鲁晓夫的垮台》一书简介　　

本刊讯：美国纽约丰克和瓦格纳尔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赫鲁晓夫的垮台》的书，作者是对苏联问题有长期研究经历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威廉·海兰和理查德德德·沃利斯·施赖奥克。他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过程作了专题研究和分析，一九六八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分为八章，从一九六一年前后苏修内外政策接连失败写起，叙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以及苏修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的争吵和倾轧，最后对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垮台时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述。作者说勃列日涅夫等人搞赫鲁晓夫时是“毫不留情的”，他们就象是“揪着赫鲁晓夫的脖子”把他“扔进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垃圾堆。”“尽管事情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在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表决，其实，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是秘密策划出来的，而不是投票的结果。”　　

现将该书最后一章的内容摘要于后（小标题为本刊所加）：对赫鲁晓夫日益广泛的不满　　

赫鲁晓夫最后垮台的时候，垮得是很突然、很迅速、很彻底的。尽管八、九月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已遇到特别严重的政治困难，然而回顾起来，不仅可以看出十月事变的一般先兆，而且可以看出一种特殊的事态发展，它有意无意地给人以某种即将发生动乱的感觉，这就是出现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陶里亚蒂的遗嘱通篇是一种悲观的调子，对苏联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感到沮丧。在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对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表示极大的不满（虽然未提赫鲁晓夫的名），并流露出十分厌恶的情绪。现在很明白，陶里亚蒂的情绪不仅是一个灰心丧气的外国人的情绪，实际上也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亲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的情绪。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把党分成两个组织的作法，曾经遭到党内很多人的抵制。到一九六四年秋，赫鲁晓夫得罪的不仅仅是党的官员了，他几乎得罪了每一个人：军方——由于限制预算早已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担心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主管重工业的官员——他们是军方天然的同盟者，一直率先地受到赫鲁晓夫的侮辱和嘲笑；政府机关的官员——他们被赫鲁晓夫一个接一个的改组弄得不知所措，担心丧失特权和工作岗位；就连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赫鲁晓夫会成为艺术自由的庇护人，也对赫鲁晓夫的放纵行为和市侩作风不满。　　

这种日益广泛的不满，传染和反映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层的纷争还由于一些最高决策问题而加剧，诸如赫鲁晓夫对德国、中国、越南等问题的处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以至他在国外的粗鲁行为等等。最高层中一些人的政治野心又使纷争更加激化。　　

赫鲁晓夫九月间提出的经济改组和调整优先发展次序等问题，很快就成了事变的导火线。赫鲁晓夫的方法简单极了，他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问题一个紧接一个地推到危急关头——首先是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紧接着在十二月和北京摊牌；最后可能在次年初访问西德。在中国问题上的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同东欧的复杂关系，已经足够令人惊慌不安的了，何况还有以拟议中的波恩之行为开端的对西方的种种冒险行动。这一切，使得主席团应付不了，其实是使赫鲁晓夫自己应付不了，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反对他的联盟提供了基础，如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的结合。　　

如果说，这时已经出现了不满赫鲁晓夫的联盟，那也是非正式的，萌芽状态的，还缺乏一个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去把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及从赫鲁晓夫日益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弱点中捞取好处。的确，勃列日涅夫争取在六十年代当第一书记的条件是够多的。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学毕业的冶金工程师，战时的将官（搞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者（历任州和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斯大林时期他爬得很高（是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但不算太高。他很早就追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青云直上时长期为赫鲁晓夫效劳，搞得还不错，但也不算太好。在这些经历中，他深深懂得，要避免以过份追随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而出名。他既不盲从，也不搞自由主义，他是一个稳当的党的工作者，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　　

出版日期:1970.10.19　　

期次:4313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苏斯洛夫一九四一年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一九四七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他对赫鲁晓夫在国际运动中的失败深为不满，认为勃列日涅夫这号人比赫鲁晓夫更容易接受他的影响。但苏斯洛夫本人的势力有限，他只能对党内保守分子起巨大的影响。他既没有在莫斯科党的中央机构里组成一支追随他的队伍，也没有机会在地方上培植势力。但苏斯洛夫在军事——重工业派系中肯定能找到信念相同的人，同时在党的领导层中也颇受尊重。　　

实用主义者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代言人是柯西金。战前柯西金是列宁格勒的年青的市长。后来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经济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倡导者，他要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同消费者的需要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在实现其经济计划的很多目标方面可以得到柯西金的有力支持。对于更加强调轻工业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利别尔曼主义”，柯西金是能够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但是，柯西金无论如何不可能赞同赫鲁晓夫把党分成两个组织，不会赞同赫鲁晓夫的盲目冲动，也不会赞同赫鲁晓夫过份热心甚至是狂热地专注于某些特殊的项目和他所宠爱的工业，如化学工业。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野心越来越大，苏斯洛夫的不满与日俱增，柯西金的沮丧更加发展，这就为他们试图联合打下了基础。这三个人结在一起，代表了领导层里广泛的不同利益。至少其中两个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各级组织中可以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支持和拥护。　　

赫鲁晓夫九月三十日离开莫斯科到索契去。他的离去是很突然的。本来他还在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样就未能出席苏加诺的告别晚会和欢送仪式，亦未能会见预定十月一日抵莫斯科的新任东德总理斯多夫。赫鲁晓夫的离去引起一些猜测，说他实际上是被主席团弄走的。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同僚是乐于让他离开的，以便他们有点时间来仔细考虑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的全盘新计划。但难于置信的是，究竟有谁能命令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况且赫鲁晓夫对克里姆林宫的一套政治阴谋活动是深有经验的，如果他已经怀疑到正在酝酿着动乱，他是不会走的。　　

筹划政变推翻第一书记涉及许多实际困难，譬如其中之一是勃列日涅夫已定于十月五日开始访问东德，参加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很明显，勃列日涅夫这时并不处在采取行动推翻赫鲁晓夫的有利时机。同样，很明显，他不是这样一种人，即把诸事安排妥当后就离开莫斯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它共谋者。说实在的，当勃列日涅夫仍在东柏林时，并没有什么反赫鲁晓夫政变的准备工作。　　

十月初是平平安安地度过的。首都的政治生活照常进行，至少在表面上如此，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都露了面，接见了新任东德总理，出席了纪念东德成立十五周年的展览会的开幕式。主席团大多数成员都在莫斯科。十月二日，莫斯科报纸发表了赫鲁晓夫九月底向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所作的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报告的摘要。十月三日，苏联通讯社简短地报道了一则消息，说赫鲁晓夫去黑海途中曾在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停留，并访问了一个国营农场。赫鲁晓夫到索契后，仍然扮演国家元首的角色，接待了络绎不绝的来宾：日本、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西德地下共产党领导人雷曼，以及赫鲁晓夫当权时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外国人——法国内阁部长加斯东·巴勒维斯基。所有这一切，很难说是一个受主席团控制的人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于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自东德飞返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他对于星期一上午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是很挂记在心上的。这次会议将讨论赫鲁晓夫的新经济计划。勃列日涅夫知道委员们对赫鲁晓夫并不那么唯命是从，对赫鲁晓夫激进的建议的辩论也许会拖得很长和吵得很凶，并有可能导致领导层的全面危机。他也知道没有多少时间能用来制订战略和准备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了，因为十月十四日（星期三）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就将抵达莫斯科，而且他会要求马上会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的时间，也将由早已吹得天花乱坠的宇宙空间冒险的成就来决定。如果“上升号”宇宙飞船三人飞行成功，那么赫鲁晓夫肯定会回到莫斯科主持欢迎仪式。　　

勃列日涅夫在机场会见了苏斯洛夫。当天晚上两人肯定进行了商谈。也许就是在这天晚上两人商谈时，最后决定了要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两人估计力量对比时，一定计算了票数，并且断定在十位主席团成员中（因病不参加工作的科兹洛夫除外）有五票是拿得稳的。苏斯洛夫可能告诉勃列日涅夫：当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时，反赫鲁晓夫的情绪总的说来并未减退。苏斯洛夫可能特别提到柯西金是不愿轻易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方案的。并提到波利扬斯基——与农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主席团委员——对赫鲁晓夫在制订农业政策上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并对赫鲁晓夫随意任用过去的农业专家波利雅科夫表示愤怒。至于勃列日涅夫，肯定会保证他在第聂伯罗彼得夫斯克的老部下基里连科的一票是没有问题的。　　

出版日期:1970.10.20　　

期次:4314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勃列日涅夫当然知道哪些人可能站在另一边。预料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至少在最初可能结成一个顽固的三人同盟。他们可能得到年迈的什维尔尼克和沃罗诺夫的支持。沃罗诺夫是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与勃列日涅夫的人——基里连科在俄罗斯共和国争权夺利。　　

主席团内五比五的情况对于搞政变阴谋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反赫鲁晓夫分子首先必须设法把赫鲁晓夫从他的主要支持者中孤立出来，做不到的话，也要把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三人孤立起来。显然，这些都必须在中央委员会裁决之前做好。实际上，事情必须安排成这样，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确认反赫鲁晓夫政变已是既成事实，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相信，要阻止政变已不能由它自己作主。　　

归根结底，掌握成败关键的是军队和秘密警察。权势很大的秘密警察和最高军事指挥当局是由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人负责的。但是，军队和秘密警察都有理由不听赫鲁晓夫的话。同时，阴谋家们总是可以用一些办法来收买几个关键人物，如允许他们扩大权力和提高威望，或是对他们——尤其是对军队——的特殊需要给予更大的关心。　　

谢列平虽不正式主管秘密警察，但他通过他的密友和同事——秘密警察头子谢米恰斯内伊，对秘密警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设法和谢列平接近。如果谢列平被争取过来，秘密警察至少可能采取中立。谢列平不仅可能被人说服应当考虑他自己的前途，而且他还明显地（也是错误地）认为，在事变过程中有机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勃列日涅夫还有一条独立的渠道通到警察和情报机构里。他以前在乌克兰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尼·米罗诺夫，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插手各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党控制警察和情报工作的一条渠道。米罗诺夫也许在促使谢列平参与政变阴谋方面起了作用。军方显然没有全心全意地参加这次阴谋。在政变的头几天，军方分裂和怀疑的迹象就显露出来了。十月十四日，《红星报》发表了总参谋长比留佐夫元帅赞扬赫鲁晓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这样晚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席团已经决定行动起来反对赫鲁晓夫之后，意味着比留佐夫作出了反抗的姿态，或者至少是故意不理会主席团的决定。比留佐夫是军内“火箭派”的头头，这一派颇受赫鲁晓夫重视。　　

但是掌握关键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过去为赫鲁晓夫服务得很好，但后来他对赫鲁晓夫的军事政策的趋势，尤其是对赫鲁晓夫贬低地面部队的倾向，已越来越不满。作为二次大战中突破德国防线进入中欧的庞大的坦克部队的司令之一，作为一个老战士，马利诺夫斯基很难适应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的激进的观点。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使得马利诺夫斯基易于被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拉过去。当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摊牌时）声称苏维埃军队支持反对派时，这些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取得胜利就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了。　　

星期一（十月十二日）下午，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时有八人出席，米高扬可能后来才参加。反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利扬斯基和基里连科——可能强迫赫鲁晓夫立即下台。　　

但是，波德戈尔内——这时他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大阴谋——可能很不乐意。什维尔尼克，接着是米高扬，也站在波德戈尔内一边。沃罗诺夫非常狡猾，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第一书记，因而保持沉默，或者干脆站到勃列日涅夫一边。波德戈尔内是赫鲁晓夫把他从乌克兰提拔上来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思想方面的或是个人方面的——要去反对赫鲁晓夫，因为这场政变将是让他的头号竞争者勃列日涅夫来取代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在危机前几天的活动，表明他并不知道即将出事。十月九日，波德戈尔内曾代表中央领导去基什涅夫参加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国庆。在那里，他作过一篇很长的演说，几乎在每一细节上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曾同在索契的赫鲁晓夫通过电话。米高扬十月三日到黑海陪赫鲁晓夫度假去了，在索契至少一直呆到十月十二日下午。他事先也根本不知道有政变。（一九六五年米高扬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许是被迫的，部分原因是他基本上按赫鲁晓夫的利益行事，或者是图谋耍两面派。）　　

出版日期:1970.10.21　　

期次:4315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由于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致，才向那些坚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了一个体面的妥协方案，即给赫鲁晓夫一个机会，体面地辞去党政最高职务并保留中央委员的资格；要是赫鲁晓夫拒绝辞职，那末主席团就将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投票表决，把赫鲁晓夫清洗出去。无论是体面辞职或是清洗出去，都必须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予以正式批准。这一妥协方案，当然等于是勃列日涅夫势力的胜利。最后的摊牌　　

十月十三日（星期二）早晨，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他当天的活动计划。他显然已经怀疑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他的怀疑也许是由于他在和莫斯科的联系中出现某些微小的不正常情况所引起的，也许是从他的女婿阿朱别依那里得到某种警告（阿朱别依或许听到了主席团举行非常会议的消息）。午后不久，赫鲁晓夫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最后的战斗开始了。　　

据说，赫鲁晓夫下飞机后，迎接他的是谢米恰斯内伊和谢列平两人。是不是对赫鲁晓夫实行了或是想实行任何形式的事实上的逮捕，那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赫鲁晓夫至少可能是在谢米恰斯内伊的陪同下，直接来到克里姆林宫与主席团见面的。在那里，他发现勃列日涅夫正在担任主席，这一情况迫使他在一个他不习惯的靠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赫鲁晓夫肯定感到迷惑不解和气氛紧张，开始他可能要求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可能代表集体作了回答。接着，赫鲁晓夫显然表示了抗议，说主席团没有资格就他的引退问题投票表决，并声称没有他的同意，主席团无权召开会议。勃列日涅夫则把他的抗议撇在一边。　　

俟赫鲁晓夫无意“辞职”的情况明朗了，苏斯洛夫就站起来发言，从内容实质一直到方式作风，提出了主席团对赫鲁晓夫处理国家事务的反对意见。苏斯洛夫的简短发言，包括了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的专横跋扈和高压手段，他尽力树立个人迷信，在同中国打交道中的策略错误，他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等等。对于这些指控，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来为自己辩解，因为事情已经很明白，他已无法动摇站在反对他一边的大多数。但是，他确曾退而采取了一九五七年在同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对抗时挽救过他的那种策略，即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这当然是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早就预料到的，于是赫鲁晓夫被告知，召开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早已发出去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赫鲁晓夫一定开始意识到大势已去了。　　

中央委员会可能是十月十四日（星期三）早上开始的。会开得很长，很激烈。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还详细开列了一个问题单子，这就是后来在党的可靠分子中传阅的“二十九条”。苏斯洛夫的发言从未发表，但其基本内容实际上事先已作过报道。八月份（即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苏共《历史问题》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不寻常的文章，其内容虽是赞扬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看来实际上是反对他的。例如：文章断言“群众无疑有权监督领导人，检查他们，撤换他们”。文章警告说：“如果领导人不再按党的意志办事，开始把自己置于反对群众的地位，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个人的统治就将失去合理的基础，他迟早是要失败的……”人们可以联想到，苏斯洛夫在为主席团的行动辩护时，正是说了这些话。苏斯洛夫概括列举的赫鲁晓夫的种种罪状，同这篇文章所议论的某个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提法非常相似。如经济主义，蛊惑人心，命令主义，开空头支票，狂妄自大，等等。　　

苏斯洛夫作报告时，赫鲁晓夫被迫坐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厅靠边的一张椅子上，痛苦地倾听着。目击者称，赫鲁晓夫面红耳赤，非常激动。苏斯洛夫讲完后，赫鲁晓夫被允许反驳，其内容没有详细报道，仅说是攻击性的、侮辱人的以及污秽的。据说他的讲话几次被打断，但他仍喋喋不休。他讲完后，精疲力尽，显然已无能为力了。接着波利扬斯基发言，指责赫鲁晓夫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农业政策方面。最后，就撤销赫鲁晓夫党内一切职务问题进行了表决。赫鲁晓夫失败了。虽不是一致通过的——赫鲁晓夫可能获得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这时赫鲁晓夫提出书面辞呈，井哀求中央委员们让他在政府部门担任农业部长，对此很多委员都以一笑置之。　　

赫鲁晓夫最后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当然从未正式透露过。说也奇怪，甚至很有讽刺意味，他最后公开发表过的一句话，正是十月十一日他在电视节目一开始对三位作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行员所说的那句话。他说：“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