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拥有15万华人的德国并没有唐人街。事实上，德国曾有过唐人街，二战时却被希特勒给“毁”了。最近，德国历史学家拉尔斯·阿梅达在《图片报》上讲述了其中的原委。
汉堡出现“小中国”
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这些中国人比那些从非洲和美洲来的奴工更任劳任怨，受到了欧洲商队的“喜爱”。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她们在船上做饭、搞卫生，为船员们缝缝补补。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有的靠着多年的积蓄和烹饪手艺，开起了中餐馆、茶楼；有的开了杂货店、洗衣店和舞厅。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中国人大逃亡”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
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希特勒甚至还吩咐下属精心挑选了中国留学生和船员，进入德军服 役。之后，他又派遣他们在慕尼黑等地的三所军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希特勒还召见中国籍的军官学校学生，鼓励他们“报效祖国”。而他身边负责德军东亚事务的特勤秘书，也是一名华人。汉堡的纳粹官员对唐人街也另眼相看，修建了不少卫生设施。中国男子也成为德国女子倾心的对象。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因此遭殃。许多秘密警察在唐人街周围四处活动。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在“水手馆”陈老板的帮助下，华人并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到达了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他们从那里开始逃向更遥远的美洲大陆，如旧金山等地，有的则干脆乘船回到中国。
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盖世太保头目恩斯特?布雷希特还频频带领手下爪牙以“私藏鸦片”、“贩卖女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找茬”。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
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秘密警察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举着枪，气势汹汹地搜查了中国移民的住房，并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所谓的“通敌罪”是指，中国人把纳粹军队的情况向盟军“通风报信”。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每天，盖世太保都对中国人进行严刑拷打，要求他们承认自己“进行间谍活动”和“败坏社会风气”。同时，在狱中，中国人还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偌大的唐人街活下来的大约只有30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曾派船接走一些人。后来，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军队侵略的受害国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虽然承认，根本没有丝毫证据证明中国移民曾经与盟军合作，但是当年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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