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低能的政治吹鼓手
——评辛子陵和他最近的一场演说
凌 寒
一、鸣冤，还是在坐实？
最近，一位名叫辛子陵的著名党史学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了一场题为《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的演说，一时读来颇感趣味非凡，不由使人想点评一二。
说辛先生著名，倒不是因为辛先生在党史治学上比逄先知、金冲及等中国共产党内的著名大家有多著名或着可以比肩平视，而是辛先生更多为身居欧美、宴坐和奔走于各种基金会大佬之间的“中国民主派”所重视和推崇，进而为国内的“民主派”所推崇，是一种典型的被著名，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宣传的结果而不是治学精深的结果。
演讲伊始，辛先生就从题目上给定了调子，首先就是喊冤。给谁喊冤呢？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刘少奇喊冤，说刘少奇是功劳奇大，下场奇惨。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史上居什么地位，这用不着辛先生特别显摆，因为事实就是在那里明摆着的。自从延安有了毛刘两位领导人的精诚合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速度就陡然加快了：1940年合作，1949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最大程度的胜利。刘少奇该是什么功劳，什么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如此功劳一碰到辛先生这样的歪嘴，立刻也就变了味道。伟大的刘少奇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猥琐的刘少奇，巨大的政治贡献变成了廉价的吹捧拍马，光明磊落的政治合作变成了政客间的暗盘交易。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著名党史学者辛先生居然之用几句话就完成了，语言之精炼，手法之干练在某种意义却也是可圈可点的“大家典范”。
辛先生是怎么说的呢？辛先生是这样介绍刘少奇的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当1959年4月毛泽东决定不当国家主席时，刘少奇成为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经过辛先生的画龙点睛，在这段话中，刘少奇出神入化的从共产党的一个卓越领导人变成了一个神奇吹鼓手，他吹谁，谁上台。要知道，中国巫婆神汉五千年来最最梦寐以求的境界也不过如此。在辛先生的演说中，此时的刘少奇宛如中国在天上的大神给“镀了金”的口，宛如西方人眼中在人间代表上帝的“手”。
只是，辛先生让人不解的是，这辛先生推崇备至的神奇又了不起的口和手既然有这么大的神力，为什么不把自己推向NO.1的位置，而是甘心叨陪次席，给他人打下手呢？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也许辛先生以后能给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吧，不过也许他也可能会自打耳光说一些别的。总之，“著名”学者就是“著名”学者，“大家”就是“大家”，但却绝对不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家，而是神学家或迷信家则是非常可能的。
其次，辛先生在畅谈“三年灾难”时期的时候，表面上是在为刘少奇评功摆好，鸣冤叫屈，骨子里却是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为什么这样说呢？
表面上，辛先生的确是在为刘少奇连篇累牍地鸣冤叫屈，甚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一切都是毛泽东干的好事，是刘少奇在竭尽全力地在挽救危局。
问题是，毛泽东一个人能办成那样大的好事吗？显然不可能，一个人浑身都是铁，能打几根钉？显然，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
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辛先生摆好摆了半天，骂人骂了半天，话刚转到文革，一句话却又让前面的连篇累牍透了气，成了典型的黑色幽默。
辛先生说了什么，竟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谈到文革时，辛先生特别指出
“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
那么，反右斗争是什么时候呢？众所周知，是1957年。
也就是说，自1957年后，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归刘邓领导了。辛先生是在暗中嘲讽毛泽东，当年你那么积极反右，结果如何呢？不过是在为人作嫁，给“接班人”打嫁妆罢了。
那么“三年灾难”是什么时候呢？众所周知，是1959、1960、1961年。
而前面辛先生又说
“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当1959年4月毛泽东决定不当国家主席时，刘少奇成为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于是，我们也就糊涂了，不知道浑身是铁的毛泽东一个人究竟能办多大的好事，也不知道辛先生前面的连篇累牍究竟是在骂谁，是在夸谁，他究竟该如何评价他口中的这场“盖世功劳”和“弥天大罪”。
也许辛先生还是有法说清的吧，但是至少在这篇极鲜明、极富特色的演说中，辛先生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白的交代。
辛先生的第三大污蔑，就是说毛刘之间有私相授受的嫌疑，有封建余孽的嫌疑。
辛先生说
“本来说好了，毛死后刘接班”
谁跟谁说好了？毛和刘之间吗？
按照辛先生的前面的言论，委实不能排除这个重大情节，不能排除这个暗盘交易的嫌疑。
因为辛先生开头就说了，刘少奇
“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
这就不仅是反毛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问题。
然而，辛先生就是辛先生，这么难的局面他也是应付自如的，因为他接着就说了下面的话
“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当1959年4月毛泽东决定不当国家主席时，刘少奇成为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下作、低能的政治吹鼓手
——评辛子陵和他最近的一场演说
凌 寒
二、“我相信”三个字何以服天下？
秦桧杀害岳飞，也是需要罪名的。在无法正面答复和岳飞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责问的时候，秦桧说：“莫须有！”逼得韩世忠当场疾呼：“‘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今天的辛子陵先生也是这样，他在攻击毛泽东说过所谓的“目无宪法”的讲话的时候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手法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查不到原始出处，但我相信出自毛泽东”
“我相信”三个字就能服天下吗？
试问，如果学者都象辛先生，在学术上有问题就用“我相信”三字判断，那天下还会有信史吗？如果法官、公安人员断案、侦查，遇到疑难问题就高举“我相信”三字，那天下岂不是到处都是冤案和冤魂？如果公务员都用“我相信”三字干事，那天下岂不是到处都是不公不义？……读者可以继续自行举例，继续体验“我相信”三个字恣肆驰骋世间展现的威力。只怕每举一个，都会如前面的例子，能令人“惊骇莫名”吧？
辛先生，要知道，斯时斯刻，您可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在一个重要场合做演讲啊！面对疑难杂症，作为著名学者，怎么可以用青红帮的那种“信誓旦旦”的态度呢？
话又说回来，秦桧 “莫须有”的时候，当时还贵为南宋宰相，其杀人行为实是秉承金人的暗示和赵构的密旨，是一种秘密加公开的政治行为。然而即使这样，千百年来，有良知的中国人依然不依不饶，即使“白铁无辜铸佞臣”也怨气难平，至今还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下不来。而辛先生你这又算什么呢？竟然要有样学样，步着秦桧的后尘依样画葫芦说“我相信”。难道这就是辛先生眼中“榜样的力量”？难道这就是辛先生眼中的“党员的先进性”？
做学者，讲的是治学严谨，而“我相信”又算什么学术证据呢？拿“我相信”当成学术研究的证据，这又算什么治学态度？这里辛先生至少是治学不谨，治史不经，学风荒诞。
而按照百度百科的介绍，辛子陵先生又的确是来历不凡，著述甚丰（已作为引文附后）。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辛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学风精神究竟是怎样？是拿“我相信”三个字一以贯之呢，还是这三个字只是一时的信口开河、兴之所至呢？
辛先生会怎么回答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是一以贯之，辛先生的等身著述在学术上就是一文不值，而辛先生本人就是个品格低下的“谣言制造机”而已。
没有偶然兴至的可能性吗？不好说。
之所以不好说，问题就出在辛先生讲演的结构铺排上。在实际演说中，辛先生是首先把“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搬了出来的，作为正史真事慷慨陈词了一番后，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出处无考的，然后用“我相信”三个字论证的。
试想两种情况的效果，在一场气氛热烈的演讲中：1、先告诉你出处无考，只能自由心证真假，然后陈述一个情节重大的故事；2、先慷慨陈词搬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事实，然后简单告诉你虽然出处无考，但可以自由心证真假。
两种形式造成的演讲效果会一样吗？
显然，后一种更容易引起受众的重视。
也就是说，很难说辛先生演讲中的这个铺排不是预设好的，因为从演讲目的上看，辛先生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果真如此，那辛先生就只能用居心叵测来形容了。
北齐才子魏收，在奉命编著史书（《魏书》古人曾讥为“秽史”）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面对来历不凡，师承有道的辛先生，这里，我也只能如是仰视。
*百度百科“辛子陵篇”
“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在职期间和退休以后，为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有重要著述问世：（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在增刊第5期发表。（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同年12月台湾学英文化事业公司推出6卷本台湾版，风靡宝岛；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泽东全传》新订本，北京新华内部书店设专柜销售。（5）《林彪正传》，50万字，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70万字，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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