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郭建波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建国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历史的考察，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勾画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概况，展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说明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点击查看上册），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点击查看中册），《文革溯源》(下册)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册研究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出发，通过对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基石。三册各有侧重，但又构成一个整体系列，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剖析，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一场历经十年、有亿万群众参加、震撼华夏而又波及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错误，更不可能是一场浩劫，全盘的否定或肯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通过辩证的否定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七开的评价中，才有可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真谛。郭建波同志的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就是在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上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探讨，在论争中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郭建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四节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4、三次思想斗争的历史启示。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双百”方针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
6、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整风反右。
7、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简短的小结。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在纠“左”反右中逐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不同，还有世界观上的分歧，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1、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想交锋——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
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想交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
4、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形成。
5、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历程。
6、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举措表明，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得以确立的充分条件。
(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1、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2、《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3、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 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4、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5、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 单 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 化 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 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必要性。
(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决定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2、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4、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5、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6、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五：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出发，决定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文艺、历史、哲学等领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2、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4、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5、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6、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7、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8、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9、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0、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七)斗争反映出什么?
第五节 通过中苏论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道路。
(一)十年论战的简要回顾。
(二)中苏两党从分歧到走向分裂的原因分析。
(三)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本质。
(四)反修防修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中苏论战的伟大意义。
第六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产生的根源和基石。
(二)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来透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的必要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会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前言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下册)要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研究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力求勾画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揭示其原因及影响。
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中，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同时，也必然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通过对三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胡风事件比较复杂，后来翻案后又扭曲了不少事实真相，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因而我们就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胡风问题是怎样由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进而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历史原因。这样关于胡风事件的篇幅就显得较长，竟达二十万字左右，与本书的体例出现了不合。但是为了把胡风事件正本清源，弄清其实质，恢复其本来面目，就不得不这样做。这是请读者予以谅解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虽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苏联赫鲁晓夫反对，就是党内也有人对此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同时，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知识分子到底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党内在其阶级属性的界定上也存在着分歧。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时起时伏，曲折复杂，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还未见分晓。因而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党外(社会上)，而且还出现在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这突出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上。
这些分歧和争论就是党内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来说，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运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分析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鉴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状况，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梳理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分歧、围绕“大写十三年”、京剧革命、批判《李秀成自述》和“让步政策”、批判“合二而一”等重要事件来进行研究，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状况进行历史的考察。对这些事件剖析的文字既可独立成篇，又可以系统展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基本状况，虽显冗长，却能使我们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状况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以及为此开展的激烈斗争中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当然，思想战线上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是孤立的，这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同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构成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由于前面有了这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出发，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必然性的了。
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就要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基石。这就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阐释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结合文革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我们抱着和氏献璞的赤诚，就教于各位读者，恳请提出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拙作的发表，抛砖引玉，华章频现，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第四节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知道，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过来又会巩固和发展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扫帚不到，灰尘不走。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来，形成思想文化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成果的巩固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开展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思想文化。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业已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正在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也就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自然要向社会主义的文化过渡。这样随着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必然会要求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因而我们就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思想斗争说起。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发展而来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也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和关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初步建立的强大推动力。
关于当时开展的这些批判，后来胡乔木曾评论道：“接下来有对几个作品的批判。开始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这件事不太好写。‘文革’时把这个批判没有进行下去说得很严重，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1]
从胡乔木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也就是从五十年代初期《清宫秘史》的出现(当时没有批判起来)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年这些批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批判呢?这些批判又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由于电影《清宫秘史》没有能够批判起来，因而我们就先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谈起。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2)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3)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
(4)毛泽东在做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决定后，当时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状况如何?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9]
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评论文字。[10]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开展批判后的动向，他对这种批判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批判过程中不仅还有赞扬武训的文章出现，就是批判武训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更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靠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问题。因而当时进行的批判是肤浅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亲自介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便为批判指明方向，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
(5)毛泽东改写了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候，胡乔木起草了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文章标题是《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文章的主体。他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改写和加写的文字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6)对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将电影《武训传》放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如同匕首和投枪，击中了电影《武训传》的要害，揭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那么，从毛泽东在社论中表达的观点来看，他是经过怎样的分析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他为什么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电影《武训传》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须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造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要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已经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革命的道路。因而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对过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而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任务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来，在近代的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认为，当时穷人受穷是因为念不起书造成的，因而他想通过化缘的方式来办一所学堂，让穷人的孩子念书，以改变穷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办义学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武训是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募集的。这种乞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呢，还有豪绅地主?如果是一般劳动人民的钱，武训不过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来建义学，他的行乞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地主豪绅的钱，这不过是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财物的九牛一毛交给乞讨中的武训，这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钱。因而我们认为，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其实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武训不过是通过行乞，以办义学的名义，聚敛到自己的名下而已。当然，就是这样，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呢?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解决穷人命运的问题，并不是像武训及武训的宣传者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学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幻想，在不对社会制度有一个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解决穷苦人孩子上学的问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武训的义学在豪绅的支持下办起来以后，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武训的义学里主要还是豪绅地主的子弟，大批穷人的孩子被排除在义学之外。即使有的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入义学念书，在义学里还是饱受歧视和白眼。江青到山东堂邑下乡调查武训的时候，就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子在义学里被富人的孩子打伤了，回来后几天就死了。江青听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泪，哭了起来。[13]
当时劳动人民处于穷困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决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只有在解决了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以后，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将土地产出的相当大的份额据为己有，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权又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并为这种剥削提供保护。封建的文化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造成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落后。这才是造成农民穷困和悲惨命运的根源。义学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靠办义学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农村有一个根本的改造。这就首先要进行文化的启蒙，促进农民的觉醒，使农民从蒙昧中走出来，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政治压迫，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挖掉农民穷困的经济根源。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才能获得解放，从经济上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否则的话，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特权的情况下，为了办义学，也就只有像武训那样奴颜婢膝地去乞讨了。就是企望统治阶级的恩赐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来解决农民贫困直至受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秉承改良主义。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这样看来，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来是能否通过兴办义学来改变劳动人民命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用革命还是改良来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围绕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实质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
由此我们认为，围绕电影《武训传》出现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的产生到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就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发生了质疑，就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和动摇，这就破坏了新生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的道义基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② 电影《武训传》是对当时发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否定。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下一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则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且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废除，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否则的话，就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业已建立，并且这种经济和政治也已经包含社会主义成分的情况下，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一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建立，适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
这样看来，当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文化上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电影《武训传》中可以看到，在豪绅支持下武训创办的义学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训没有认识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更没有认识到在义学里宣传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鸦片，而有意识地去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却认为穷人的受苦受难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过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来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实，要解决穷人的命运并让他们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像武训那样采取奴颜婢膝的方式，低眉顺眼，卖打自辱，靠“行乞兴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当然也应该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自身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决受苦受难的命运，才能解决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可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宣传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以此来解决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极力宣扬武训通过“行乞兴学”来解决穷苦人命运的行为。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发生了不合。
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去宣传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革，为这种变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进一步为这种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反而却置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革于不顾，背离这种变革，为武训“行乞兴学”大唱赞歌，热心宣扬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创办义学，解决穷苦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及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与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旧的文化不仅存在，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对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难以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巩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成果，并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就是与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交锋，并对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的变革起着破坏性作用。
通过对近代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只有推翻两座大山的压迫，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进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而像武训那样通过向统治者奴颜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赞颂，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否定。
当然，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缘故。虽然文章的作者们运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语句，但是却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的分析，把电影《武训传》中所宣扬的观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电影《武训传》的本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的产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称赞和吹捧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彻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滞后不仅不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进一步影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不仅发现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力的情况下，才在社论中点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7)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导下形成的调研成果—《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是有一些人还存在不同意见，虽然口头上他们也说应该进行批判，却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真正认识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必要性。为了转变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的本质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对武训的一生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以便于人们对武训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 [14]
这个调查团的成员，有北京去的《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他们三人负责调查团的活动，其他成员则是武训家乡的省、地、县、镇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进，以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奉命负责这次调查活动中江青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工作。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她还交待随从的人员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车直奔济南。上车后，他们三人就开始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相关问题。到达济南后，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当天晚上，他们就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四五个人商讨调研问题。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后，同省里参加调查团的同志接上头，就下一步的调查项目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赴聊城进行调查。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路。当时调查团乘坐的吉普车并不快，过黄河时还要乘船过河。那天沙土飞扬，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但还是顺利到达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不断开会，还下去到街区或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要入村入户进行调查。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成员。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的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镇，调查团去看了武训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对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15]
从李家骥的回忆看，当时调查团在二十多天的调查中，日程是紧张的，工作是辛苦的，调查团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还要深入基层，走村入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查阅或调研取得的一手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武训调查报告的素材，作为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基本依据。
当时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走访了当地各阶层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训事迹的人。那些亲眼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年岁最大的一百零三岁)，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调查团直接访问的对象。其中，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这是调查团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调查记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成份。
此外，调查团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调查团遍寻各地，都没有找到《堂邑县志》。
在此基础上，调查团主要负责人袁水拍、钟惦裴、江青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我们概述如下：
① 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调查记》首先指出，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责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农民起义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农民革命军。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一八五九年)一年以后，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柳林大地主、“永清团”的团长杨鸣谦就在与黑旗军的作战中被打死了。
《调查记》接着分析了出现这些起义的原因。这些起义虽是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才使陷于痛苦中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调查记》引用当时的实际调查和县志资料证明了这个判断。
《调查记》用调查到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当地贫苦农民对宋景诗和武训的不同态度。他们对宋景诗是钦佩的，怀念的;对武训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调查记》也谈到了宋景诗曾受招抚的事，并对此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电影《武训传》虚构了周大的形象，说他与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称之为“一文一武”。《调查记》从对当时调查到的材料和查阅到的县志资料的分析出发，认为这两人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调查记》认为，如果非要与之搭配的话，那就是被宋景诗打死的柳林“永清团”团长杨鸣谦，以及赞助武训办学的他的继任者杨树坊(杨鸣谦侄子)，他们才是“一文一武”的“血缘亲属”。这从武训被赐予“乐善如施”的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及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依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上可以表现出来。
② 武训的为人
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作武七。家庭困难时，武训确实跟着母亲逃过饭，虽然那个时候武训还不是一个职业叫花子，但他从此沾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气息。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只有一年(或两年)在他的远房姨夫张老变家抗过活，还算得上是“劳动”过，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参加劳动的事情了。
在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武训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就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
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喜欢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武训和他最合得来，从他那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在各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后来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楼塔头的武进士娄俊岭马上看中了他，就夸奖他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对地主阶级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呢!”“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而对劳动人民他却是另一幅模样。
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三兄弟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但是武训以自己没有娶妻为由，硬是卖了五亩七。他的两个哥哥怕他凶，只好依了他。
柳林义塾的基地是小地主郭芬捐的。据郭芬的本家郭培先说：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有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说话，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在杨树坊的策化下，在武训五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武训打起“兴学”正满三十年之后，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
武训自从办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因事要丢官了，发现了武训，赶紧上禀，才保住了乌纱帽。因而不仅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还召见了他。
《调查记》先介绍了武训和了证和尚共同创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又进一步介绍了了证的为人及他与武训互相利用的情况。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
在调查中发现，武训的母亲并非是像传记或电影中说的那样，是在他年幼时死的，而是在武训三十五岁的时候死的。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他早就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他把要来的干粮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娘死了以后，他哥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武训的宣传者认为，武训不娶妻是武训的一项“苦行”。经过调查发现，武训确没有娶妻，但是却认了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有个干娘甚至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花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他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催租、讨息和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等善书。他曾被清庭授予“乐善好施”的匾额。
《调查记》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武训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武训生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武训死后却迅速激化，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和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因而揭露武训的真相，戳穿武训宣传者的真实目的，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③ 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一所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的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一所是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一所是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一年，办的临清镇御史巷“义塾”。经过调查，这三所学校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由于“崇贤义塾”是武训办的第一所学校，是三所学校中最典型的一所，因而《调查记》就将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还有武训依靠杨树坊的势力强迫募捐的部分。在建筑材料方面，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别人派人、派车拉来的。
《调查记》以详实的调查材料，从“崇贤义塾”的学生成份上，从教师或首事人(校董)的成份上说明，对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所不义之学，以此来批驳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的，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的论调。现在的武训宣传者也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这表现在“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者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和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因而教师的资格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调查记》列举了经班教师调查表，列举了所能了解到的经班学生调查表。“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就被废止了。这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的子弟不能上学，商人们表示不满，武训、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不但经班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调查记》还附了所能了解到的蒙班学生调查表。蒙班的教师一般就是秀才。
在柳林镇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名单，共有四十一人。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因为常年为武训摧租、讨债做跑脚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可是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永清团”团长杨树坊，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武训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要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这个时候，武训在堂邑就集了七千吊的财产，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这从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有几年率性停办上可以得到证明。
《调查记》认为农民阶级只有在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己掌握生产资料以后，才能使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而武训办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和商人服务的，是解决不了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的。
④ 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由于武训放高利贷以临清最为典型，因而调查团就将调查武训放高利贷的重点放在了临清镇。武训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但是主要形式是高利贷。
根据现有的材料，武训先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武训确实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及日常费用上，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持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的必要开销。他也确实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这一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另一是为了必须保持这种“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并不鲜见。武训在临清镇放债的时候，利息很高。为了确保放债的安全性，他不仅勾结官僚，还要求放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要帐。他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放债。当时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包税者施善政就是为武训放高利贷的主要经手人。当然这些人在为武训放债的时候，武训也要让他们得一点利息，这是为了确保债务安全性的必要开支。除非有抵押品，他一般不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
调查显示，当时劳动人民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财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因而《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⑤ 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说，据当时的调查材料，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都有地，以堂邑的地为最多，这些地合起来共有三百多亩。
武训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交粮赋，因而调查团就将武训土地剥削的调查重点放在了堂邑，也有一部分是在馆陶调查的。从搜集到的三本“地亩账”来看，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来的。
武训夺取农民土地的方法是：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回，便将当地变为卖地;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
《调查记》还介绍了在武训死后，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乘灾荒继续向农民掠夺土地的事实。
这样《调查记》就最后得出了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结论。[16]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起草完毕后，报送毛泽东审阅。七月，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有二千七百多字。 [17] 他从详实的调查和史志材料出发，以生花之笔，不仅勾画了武训的肖像，而且还透视到武训的灵魂，使得这个《调查记》更具有理性批判的色彩。这对于人们认清武训的本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连续刊载。
我们认为如果说毛泽东起草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纲的话，那么《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目。光有目而没有纲，批判就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光有纲而没有目，批判就会变成一味的说教，就没有力量。因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纲，而且还要有目。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透过现象认识到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当时别说热心宣传电影《武训传》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少党员干部，甚至还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还存在着疑问，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这种批判的必要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取得应有的成效，单是象社论那样对电影《武训传》进行理性的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武训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使人们通过大量生动、鲜活、具体、形象的文献材料，来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诞生的背景。
(8)对后来为电影《武训传》翻案的若干观点的辨析。
文革结束后，在全盘否定文革风潮的影响下，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否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甚至当时参加武训调查团的个别成员，也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此进行擂鼓助威。下面我们对其中的若干翻案观点作一个简要的辨析。
有人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先做结论后找证据。[18]
乍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在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形成在后，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为了说明批判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才组织调查团进行调查，通过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来为这种批判寻找证据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决定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前，不仅调看了这部影片，还阅读了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又浏览了武训的一些其他资料，正是这些基本素材，才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的基本观点。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我们还要看到，《武训历史调查记》虽然在主题思想上是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相一致的，但是与社论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就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新的证据的缘故。因而我们认为，这不是先做结论再找证据，而是鉴于社论主要是从理论上来对武训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为了使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水平，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武训有一个更为全面、详细、深刻的认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才组织了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用详实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前而调查在后，《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为批判寻找证据的说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有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在调查期间“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却说调查团“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还说“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为赞扬，说他是好人，圣人”，在知道后就不讲武训的好话了，甚至又举例说堂邑的县委书记示意堂邑的县长不要说武训是圣人的话，[19]以此来说明调查团偏听偏信，是带着框框去进行调查的，从而影响到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前文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亲身目击来说，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对武训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的说法，总是或者肯定多一些，或者否定多一些。虽然李家骥是负责江青的安全和生活的，没有参加调查团的全部活动，但是他的回忆毕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武训进行的调查，当然第一位的还是史料的真实性，因而调查团就要首先寻找真实的史料。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调查中得到的真实材料，由于受到视野的限制，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即使是同样的材料，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如果当时到民间去调查，好多人就会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对他作出负面的评论。而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对曹操的评价则是很高的。因为他在北方结束了战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就是民间出现了不少称赞武训的人，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对武训认识的问题上，就连不少文化界的人士也没有认识到他的本质，而是充满了一片赞扬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就要求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史志资料，首先要收集到关于武训的大量一手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感性的，既有对武训本质正确反映的材料，也有对武训本质错误反映的材料。这就需要调查团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站稳阶级立场，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和分析，通过对这些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来准确把握武训的本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一些感性材料，就望文生义地做出判断，是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材料中是对武训肯定的多一些，还是否定的多一些，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会影响到对武训问题的定性和结论。因而翻案者说在调查过程中，基层揣测调查团的意图去说武训的坏话的说法，从总的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对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持否定态度，[20]那么这个帽子到底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呢?
我们先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地主的帽子。从调查中发现，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剥削。后来的翻案者不能直接否定这个事实，却以土地收入的用途来搪塞，转移话题，说什么关键是这些地的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是武训自己享用了，还是办义学用了?(关于收入的用途下文还要分析，此处从略)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土地来剥削农民，不管他将这种收入用来干什么，收入的用途改变不了他进行剥削的性质，这种行为就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
有人甚至还以武训的苦行为依据，说“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21]乍一看，还倒是这么一回事。武训始终是一个苦行的形象，以乞丐终，没有过上一天地主的生活。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出“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为武训翻案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说武训是不是地主的主要依据还是看他存在不存在对农民剥削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生活状况如何。况且《调查记》已经说明了武训保持这种“苦行”是为了继续欺骗和剥削的需要，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难道是《调查记》的撰写者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诋毁武训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无独有偶，就是在外国也存在这样的人。还是看一看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死魂灵》中的骗子乞乞科夫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特别是泼留希金式的人物吧。虽然是小说，难道这样的人物是果戈理自己臆造的吗?
我们再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债主的帽子。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以确凿的调查材料和史志资料详细介绍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对这些文献资料翻案人虽然无法否定，但是却以武训把放高利贷得来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来转移视线，还以当地群众的名义说利息并不高，多是借给一些商人，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甚至还说武训放贷是受害者，他自己没有文化，就把绳头、布条搓成绳来打结记帐，尽管这样还少不了挨勒受骗，[22]想以此来给武训摘掉大债主和精明的高利贷者的帽子。其实，武训该不该戴上大债主的帽子，主要还是看武训的放债存在不存在进行剥削的行为。抛开这一点，用别的话题来谈论武训的放债行为，就是在进行诡辩。武训的翻案者显然是在岔开话题，避开了武训放债的剥削行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武训通过放高利贷和土地剥削赚来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从《调查记》中可以看到，武训确实把他的这些钱用在了“义学”上。不过，《调查记》也指出了武训还可能有一部分私产没有交出来，这是从相关资料推断出来的，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靠的证据。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武训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办“义学”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义学”的，“义学”到底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义学”的结局又如何?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调查记》显示，武训是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时候，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武训又和了证和尚合办了馆陶县的杨二庄“义塾”(主要用的是了证和尚的庙产)。在武训临死那一年又和临清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合办了第三所学校。武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的“义学”呢?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创办的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还是在小地主郭芬以提供地皮的方式，激发他办起来的。这三所“义学”都是武训和地方的豪绅、阔和尚、恶霸合作办起来的。从对“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不仅经班没有贫农子弟，就是蒙班的贫农子弟也很少，还是在“义学”开办几年后才办起来的，后来又干脆停办了。“义学”解决不了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最后在武训死后，围绕学校的财产，武训的合作者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武训积聚的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巧取豪夺去了，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深思，既然武训打着“行乞兴学”的招牌，为什么却在他行乞三十年的时候才办“义学”呢?难道此前他积聚的财产还不够创办“义学”吗?从武训开办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来看，他还是在小地主郭芬的激发下才办起来的，如果他真是为了“兴学”，为什么还要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呢?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义学”，果真能够解决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吗?从“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武训死后，学校的财产被豪绅恶霸夺去，武家还为此负出了重大代价，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武训确实是把他的不少财产用在了“义学”上。他是在自己“行乞兴学”三十个年头的时候，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义学”的，这就使人不能不对他的“行乞兴学”发生质疑。我们从他创办的“义学”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子弟上学的问题，就在他死后学校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夺去来看，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既然这样，不管武训是不是把他的收入用在了创办“义学”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由此我们认为，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调查记》回避武训收入的用途问题(其实《调查记》并没有回避)，[23]以武训将收入用在“义学”上来作为为武训歌功颂德的证据，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我们最后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流氓的帽子。《调查记》说武训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却拜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还吃过自己族弟媳(年轻时就守寡)的“妈妈”(乳房)。其中临清的一个干娘还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这些事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翻案者不能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却说这是当地人当笑话讲的，结果调查团当真了，以此来搪塞过去。[24]至于武训结交的流氓，包括他的舅舅、著名的光棍崔老华，以及其他一些恶霸，翻案者无视这些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却说是猜测的，也予以否定。
由此看来，《调查记》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并不是《调查记》的撰写人员凭空想象的，而是他们通过查阅史志材料和进行调查，对这些材料经过认真分析后才给武训戴上的。这是慎重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调查记》中关于宋景诗的评论也是翻案者着力否定的事。由于宋景诗曾经领导了农民革命，与官军和民团打过仗，最后被清廷所杀，这些史实是翻案者难以否认的，因而他们就在宋景诗的投降与反叛问题上作文章。说《调查记》无视事实，歪曲事实，还说宋景诗曾救过清朝大员胜保和副都统乌勒兴阿的命，又剿灭过义军。[25]如果这些事属实，在宋景诗被招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却并不罕见。从宋景诗领导农民革命直到被清廷杀害来看，即使这些事实果真存在，和他的贡献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白玉上的斑点罢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后来的翻案者对这个《调查记》的攻击，难以从史实上来打开突破口，就不得不转移话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9)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①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产生适应经济和政治变革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还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成果。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新旧两种文化交锋的必然结果。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为了确立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文化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② 从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上映后的反响来看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相背离的。但是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却是在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一片颂扬声，甚至将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将武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代表来歌颂，很少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更没有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批判的文章。这反映出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相对迟缓，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要求。当时仍然存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还会反过来阻挠乃至破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进程。令人忧虑的是，不论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还是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其上映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③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参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事出有因。
正是由于在电影《武训传》出现并上映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片颂扬声，才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此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思想文化界却对批判开展的很不得力，甚至在批判过程中有的文章还对武训的行为持赞赏态度，对武训的批判表示怀疑和异议，也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状况更进一步暴露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样为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揭露武训的本质，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毛泽东才亲自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为了使人们对武训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④ 电影《武训传》出现后，在思想文化界发动政治批判的原因何在?
在思想文化界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政治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是从历史史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深刻分析了武训本质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种干预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文化也必然要发生深刻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发展要求;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这部电影的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还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力量还比较强大，不甘心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还比较弱小，并没有随着政治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自动建立起来的缘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清除旧文化，为新文化的建立开辟道路。这是建立和发展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新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⑤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知道，孙瑜是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赵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武训。虽然这次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对电影的编导和演员怎么样，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界、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并且重申：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26]
就是在几年后，毛泽东仍然还在关切地询问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和饰演武训的演员赵丹的安排事宜。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全国宣传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27]
由此看来，当时主要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宣扬的观点，针对的是电影《武训传》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的是说服教育的方式，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适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轨道上来。
⑥ 是非功过自然明。
在文革被否定后，有人也趁机否定了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是在中国八九事件和苏东巨变后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中，却对这个批判的评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批判的目的和本质，而且还承认了这种批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一二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这个批判时这样评论道：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是强调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原则性问题。这无疑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8]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新中国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建立，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这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
为了对这个批判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迫切要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巩固了政权，又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在“三反”、“五反”运动的积极推动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一九五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9]这条总路线被简称为“一化三改”，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这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上来分析，经济基础上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上的变革，而适应经济基础变革要求的上层建筑上的变革又能够巩固和推动经济基础上的变革成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促进并且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存在着封建文化，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这些旧的思想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难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甚至还会起到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而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
由于胡适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曾经做出过贡献，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情况下，胡适却主张“多研究性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围绕“问题和主义”与李大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胡适后来投靠蒋介石，抗战前夕又一度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不论是他的思想观点还是他在近代历史上的作为，主要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作为买办文人在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与中国革命为敌。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实用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统治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就是在全国解放后，胡适的大批信徒仍然存在于思想文化界，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胡适的思想和影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场斗争是从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开始的。
(2)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
为什么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呢?
这还要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和胡适在唯心史观指导下创立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作用说起。
十八世纪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诞生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观点，“旧红学”和“新红学”。这样也就形成了两个派别，“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
“旧红学”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了把小说中的人和事去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对号入座，将小说“削足适履”，进行繁琐的考证，从而否定了小说的艺术创作。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30]
这样他就把小说《红楼梦》索隐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尽管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反对清朝腐朽的统治，持民族主义强烈感情，但他这种“阐证本事”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也就不可能对《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有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从这个角度上讲，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31]
“新红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启的。“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他的“新红学”的观点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考证》中。俞平伯也是“新红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红学”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辨》(后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里。
“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意义，至今还在延展当中。但是在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方面，则引发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红学”的两个著名论点《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上。 [32]
“新红学”虽求证出《红楼梦》与某朝某人某事无关，却又认定作家写的是自家人自家事，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确有他的贡献。但他却混淆了素材与创造的关系，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屑一顾，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是自家家事，是“自传”。这是他考证的结论。
胡适关于《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在六十年代他给高阳信函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说：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向，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凭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旧王孙的诗，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也当然不会高明那儿去。”[33]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说《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怀念“闺友闺情”的，是作者的“自叙”。[34]他所列举的作家“自云”的若干生活感情经历，都离不开作者的身世和“自传”，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杰作，而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如果确是如此“平淡无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何以如此感人至深。这是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贬低和曲解，而《红楼梦》问世以来，很长时间一直湮没在索隐抉微的泥潭里。[35]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研究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俞平伯虽然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派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6]
“新红学”在研究《红楼梦》的开端，他们就是为了“消夏”，为了他们“琐屑”考证的趣味，因而在真正的文学评价上，“新红学”虽用了大量功夫考证作者曹雪芹或是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细节，但是《红楼梦》博大精神的思想艺术，却是始终真的在“误读”或者完全没有读懂《红楼梦》的博大精深。
在对《红楼梦》的文学评价方面，俞平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的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作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俞平伯的这段文字，也可以说是二十年代“新红学”对《红楼梦》的基本评价，它代表了他们的观点。[37]
由此我们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兴起的“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了重大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旧红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没有脱离“旧红学”的窠臼。不论是“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是在用唯心史观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的。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需要思想文化界有人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在批判“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基础上，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小说的艺术构思及人物塑造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基本特征，对《红楼梦》作出客观的评价，将“红学”研究推向正确发展的轨道。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当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这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策，严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闭关锁国政策又严格限制与外部的交往，基本上隔断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正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上层建筑领域的君主专制统治也已日益腐朽的情况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才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作者曹雪芹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塑造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同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叛逆者的形象，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崩溃的过程，揭示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因而要研究《红楼梦》，就要从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才能正确理解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发掘出典型人物的深刻内涵，体味到小说的美学真谛，洞悉作者的用心和深意。
可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出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作品。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都是用唯心论或机械论的观点来研究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占着主流地位。
由于《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上也影响深远。因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首先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才成为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3)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批判是从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发的。
李希凡出生于破落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曾在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也在白纸坊印刷厂作过徒工，后来又流落石家庄，在剧团里面打杂。全国解放前夕在青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共产党送他上了大学。一九五三年他于山东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和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38]
其实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研究，拨除在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李希凡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这个想法。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希凡就读了不少当代学者有关四部古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专著，对他们的解析评价，很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应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评价我国的文学遗产。
至于说到对俞平伯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李希凡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时，李希凡就写过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当时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教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还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他很不满意。[39]
大学毕业前夕，课程已经学完，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又有查阅资料的便利，李希凡想从《水浒》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和评论，为此已经酝酿了几个要写的题目。恰好这个时候，李希凡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号《历史教学》上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他阅后认为，张政烺对历史人物宋江的考证，特别是他在“宋江不征方腊”的史实考证上，是颇具说服力的，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章。但是，张政烺从史实考证上否定了《水浒》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看不到《水浒》所反映的千军万马的大起义，虽不是对宋江三十六人考证的历史史实的真实，却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 则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当然，《水浒》不只写了起义的英雄斗争，还写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失败悲剧。
于是，李希凡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和张政烺商榷的文章，题名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随后又写了《谈豹子头林冲》、《〈水浒〉作者和〈水浒〉的长篇结构》、《论金圣叹的批改〈水浒〉》，也都是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讨论问题的。[40]
在写成了这几篇文章的草稿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李希凡就再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了，只好暂时放起来。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课程紧张，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草稿进一步加工润色。直到一九五四年寒假期间，李希凡才有机会将这些文章修改定稿。他将与张政烺商榷的文稿挂号寄给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另一篇《谈豹子头林冲》则寄给了《人民文学》或《文艺学习》。后来，《关于〈水浒传〉评价问题》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而《谈豹子头林冲》发表在一九五四年第五期《文艺学习》上。这无疑给了李希凡很大的鼓励。[41]
在关于《水浒》评论的稿子完成后，李希凡尝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继续进行分析和研究。恰巧这个时候，李希凡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了《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他的“自叙”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心里又有点冲动，一股激情油然而生，想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为突破口，阐述自己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基本观点。
李希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蓝翎，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他们谈得很默契，于是就商量着一块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为什么和蓝翎合作撰写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呢?据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他们本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员，平时又有来往，虽然友情不是最好，但是在文学和理论方面，还是他们两个最谈得来，而且观点也比较接近。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李希凡的提议下，蓝翎同意和他合作撰写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议定要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针对《红楼梦简论》的;第二篇是《评〈红楼梦研究〉》;第三篇是想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到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看“自传”说与“自叙”说是如何演变的。对“新红学派”“反现实主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分析和评论。他们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写作提纲。[42]
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蓝翎写好了评《红楼梦简论》的初稿。李希凡看后认为，初稿语言文字都很流畅，观点也都说明白了，但对问题缺少论述，而且幽默讽刺的笔墨较多。李希凡是搞理论的，不大喜欢这样的论争方式，就在蓝翎起草的初稿的基础上，用了三周左右，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二稿。四月底，蓝翎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在蓝翎三稿送来后，李希凡又改了一些地方，并将题目改定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据李希凡说，之所以改为这个题目，无非是预告还有后文。
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因而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文艺报》通讯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观点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文艺报》未回信。这个时候他恰好收到了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及该刊责任编辑葛懋春的信，李希凡想既然《文艺报》对他三月下旬询问可否发表批俞文章的信没有给予答复，而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不会论资排辈，华岗校长也一直主张学术争鸣，自己批评张政烺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因而在五月四日就以李、蓝联名的方式致信葛懋春，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文史哲》。[43]
关于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前李希凡就和蓝翎商量好了。暑假期间，蓝翎住在李希凡的老家通州，两人合作撰写这篇文章。蓝翎住了不到十天，在起草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就回山东单县老家探亲去了，由李希凡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在改写《评〈红楼梦研究〉》二稿时，针对从“索隐派”到“新红学派”，始终不把《红楼梦》作为艺术创作来评价，李希凡强调了产生《红楼梦》和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时代背景，强调了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新人的特征，并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批评“新红学”的所谓“自然主义”说，以及他们用“主观的”唯心的琐细的考证，扭曲了这部伟大杰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该文首先着眼于《红楼梦》对封建阶级的统治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与批判，高度赞赏《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批评“新红学派”看不到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彩多恣的表现，概括和描绘的多么真实和深刻。李希凡按照自己对明清启蒙思潮的理解，结合贾宝玉的性格表现，提出了“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无论胡适还是俞平伯，他们用那种考证方法来评价文学作品《红楼梦》，永远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红楼梦》民族化集大成的底蕴作出正确的评价。不过，尽管李、蓝二人把俞平伯的红学观与胡适的思想联系起来，文中还是说了一句：“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希望这样把俞平伯和胡适从政治上区分开来。
暑假结束，蓝翎由老家回京，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修改，抄写后寄《文学遗产》。[4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发表。[45]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成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4)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三重障碍。
前面我们介绍了李希凡、蓝翎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情况。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把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称之为三重障碍。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写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因而在《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起草阶段，他就致信《文艺报》通信组，问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对于李希凡的询问，《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回信表示意见。[46]
《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定稿后，由于没有得到《文艺报》的回信，这时李希凡写的批评张政烺《水浒传》研究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四期上发表了，因而李希凡、蓝翎就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第九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如果没有人提起，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的事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就此过去了。可是这个时候邓拓却问起了这件事，这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月中旬，李希凡接到蓝翎的一个电话，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找他们了解一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情况，还说他昨天已被找去谈过一次。
关于邓拓找蓝翎谈话的情况，据蓝翎后来回忆道：“(当时邓拓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47]
这次邓拓问起他们写文章的情况，李希凡知道蓝翎大概已谈过了，没有多说，只说了在大学学习的感受，认为大学文科受胡适影响很大，老师们还不大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作品，我们对四部古典小说研究现状不大满意，琐细考证太多，对古典文学作品总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不注意它们的现实主义成就，无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邓拓认为他们这些看法很好，突然问起，你们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呢?李希凡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据实回答，问过《文艺报》，他们没有答复。因为他和母校校刊《文史哲》有联系，又刚在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所以就寄给校刊了。
走出报社后，李希凡就问蓝翎，邓拓问《文艺报》的事干什么?蓝翎说，他昨天约我来时就问过这件事，因为是你经手，我说不清，夜里你那里的电话也打不通，找不到你。[48]
邓拓是怎么要问起这个问题的呢?从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九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邓拓才去找该文的作者李希凡、蓝翎了解情况的。邓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也就是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找到他们的。[49]由此看来，是毛泽东委托邓拓调查文章的写作及发表情况的。
后来在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文艺报》的人员还对李希凡致《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信到底是不是存在表示怀疑，就是事隔多年也不放过，而有些翻案者还想通过否定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这件事来趁机否定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正当性。这真是用心良苦，枉费心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后，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会议室，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也召开了一次由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参加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在邀请之列。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年轻人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李希凡在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多好，但他们的口气和疑问的神气，都使我很不高兴，那意思是怀疑没有这件事，是我有意告状。我实话实说，的确写过这封信，而且是在邓拓同志追问下，才据实回答，也只说了一句，写过信没有答复，并无告状之意。话不投机，最后双方是不欢而散。[50]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直到文革结束后，《文艺报》的这四位人士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翻出了陈年老账，他们又以《简报》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李希凡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李希凡说自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回答也很不客气”，于是他反问《文艺报》那四位人士：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这四位人士的质疑和李希凡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51]
这里关键的是李希凡给《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因而难以从“实物”上来对他们予以反驳，让他们信服。而让李希凡不满意的是，既然《文艺报》无法提供可靠的来信登记文件(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又怎么能够无端怀疑乃至否定他致《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呢?既然是要弄清写信的情况，为什么只是《文艺报》这四位并非通讯组的人士出头，而不让《文艺报》通信组的人特别是与他联络的杨志一(李希凡的致信人杨志一始终未能露面)参加，给他们当面说清的机会呢?
其实，后来李希凡也曾分析过这封信的结局问题。他认为这封信是被看过后处理掉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稿件而只是一封探询信，后来的调查自然也就无法找到那“探询信”的踪影。就他这老编辑来说，那时连名家的信函都回信后随手处理，不懂得保存。他在随笔《我仅存的两封名家信函》一文中曾讲到，周扬和叶圣陶的两封信，只是因为夹在两本旧书里才幸而留存的。
他回忆说：“一个初学写作才写信或投稿给报刊编辑部，没有答复和退稿的，大概多数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我来说，在上学时，至少被人退过十几次稿，我给《文艺报》写信，也不是每一次都回的。”他又进一步谈到了自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做《文艺报》通讯员的情况。他说：“我都(按《文艺报》的要求)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且我那篇谈金圣叹的文章索要多次，终未退稿)，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他又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对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是很清楚的。读者或作者的来信看过之后，要“置之不理”的随手就处理了!坦率地讲，每稿必退，每信必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何一个报刊编辑部都是做不到的。[52]应该说，李希凡的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文革结束后，有些人想为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行翻案，为此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有人还对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就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否写过致《文艺报》的询问信进行质疑，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混淆，甚至得出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文史哲》的“约稿”的结论，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说明毛泽东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想以此来否定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的正当性。当然这是难以得逞的。[53]
曾经倡导并参与起草这两篇文章的李希凡，以当事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写过《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载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和《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载二○一二年五月九日《中华读书报》)两篇文章，引证了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叙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当年发起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使这段史实重现天日，给这些翻案者以有力的反击。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忠诚是令人赞赏的。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那封探询信的处理，到底是一个偶然性的失误，还是必然性的结局呢?只要弄清了《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文章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54]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在红学上的贡献给予热情赞扬，高度肯定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此前《文艺报》编者对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五二年间，白盾曾经寄给《文艺报》编辑部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么?》，《文艺报》编辑部不仅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还在当年十一月间给白盾发的退稿信中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据白盾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5]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上看，他们也是拒绝发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的。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直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发出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持肯定态度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与俞平伯在红学观点上存在着共鸣，而且还利用职权，违背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压制“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批评的文章。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了，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辑部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是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
②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第二道障碍—《人民日报》编辑部“婉言回绝”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山东大学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史哲》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这件事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也有所反映。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57]
信中的“有人”显然是指江青，“某些人”是指邓拓等人。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出了《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又点明了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只好妥协，由《文艺报》转载此文。
江青作为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发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转载此文，不仅在组织程序上是允许的，这也是她的职责所在，表现出她思想的敏锐性。这是值得赞赏的。而主持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却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予以“婉言回绝”，最后才不得已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则是发人深思的。
这里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为什么这么轻视“小人物的文章”呢?是否转载文章的标准应该是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而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报的义务和责任。当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李希凡、蓝翎显然不仅仅是单纯进行自由的学术辩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写出了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红学研究阵地的一次尝试。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红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非但得不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反而还对转载他们的文章“婉言回绝”，我们不禁要问：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相关同志的政治敏锐性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上，李希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有着另一番回忆，他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确实让他们修改过这篇文章，说是准备由《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蓝翎给李希凡打电话说，邓拓让他们修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星期一要改好，是《人民日报》要转载。因而他要李希凡即刻进城修改文章(当时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天下午，李希凡就到了蓝翎处。蓝翎还告诉李希凡，邓拓说：你们尽量发挥，把你们的看法都写出来。他们讨论了一下午，都是议论如何突出和展开此文的主要论点，并准备夜战，一夜完成它。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原稿是九千多字，这一改，涨成了一万二千字。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起将改好的稿子送到了《人民日报》社。可是《人民日报》最终并没有转载他们的这篇文章。李希凡后来也说：“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哪知当时内部矛盾那么尖锐!”[58]
从李希凡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日报》社确实有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意向，否则邓拓是不会让他们修改这篇文章的，而且还催得那样急!但是从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人民日报》转载来看，当时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存在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还是《人民日报》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呢?
据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记载：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59]
由此看来《人民日报》对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婉言回绝”，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的意见，中宣部相关领导参与了这样的决策。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60]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上，何其芳曾嘲讽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61]
虽然《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用的是当时文革时的通用语言，但是却也反映了一些史实。我们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并不看重这篇文章，而且还有着不同看法。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特别是在江青已经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鼓励，还拒绝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又冷言相加，说它平淡无味，没有什么意义，挑它的毛病。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样看来，在江青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当时《人民日报》确实有转载的意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报社内外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作罢。尽管邓拓当时授意李希凡、蓝翎修改这篇文章，有转载这篇文章的意向，但是后来在《人民日报》最终迫于重大压力而拒绝转载这篇文章的问题上，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还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的。这也成为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要背景之一。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李希凡工作的调动上。
文章的第二作者蓝翎在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上还算比较顺利，但是该文起草的倡议人及第一作者李希凡的工作调动却让人颇感蹊跷。
李希凡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申请中断学业，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为此事周扬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文学研究所不是战斗岗位，还是到《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周扬就将工作调动的事写信告诉了李希凡。由于李希凡在《人民日报》社写文章，在十二月底回人民大学之前一直没有见到周扬的信，因而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他只是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自己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事，《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又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因而不知道真假，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开展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示还有几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要写，让人给李希凡所在的人民大学发了借调函，但是迟迟却不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也没有找李希凡谈过话，就连年末按报社惯例召集新调来的人员招待一次晚餐的名单里也没有李希凡。这样李希凡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直到十二月份也没有人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还通知他回去参加考式。
更为意外的是，在李希凡还不是《人民日报》社正式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却被上级定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的代表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并通过《人民日报》社人事处将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委员证及相关材料交给李希凡。[62]此中原因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这样围绕《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就成为这篇文章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第二道障碍。
③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三道障碍—表现在《文艺报》编者为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光明日报》为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起草的编者按上。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婉言回绝”江青由《人民日报》转载《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双方达到妥协，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希凡、蓝翎，告诉他们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见面前一天，蓝翎给李希凡来电话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找到了他，说他们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由《文艺报》转载，寄《文学遗产》的《评〈红楼梦研究〉》，也要发表。还说明天晚上《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要和他们谈谈，要李希凡第二天七点钟前赶到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即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
见面后，谈到正题，冯雪峰说：《文艺报》要转载你们的文章，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陈翔鹤说：《文艺报》转载你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
《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出刊时间不是在九月底而是延后到十月上旬)，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63]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终于在《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先后转载和发表了出来。虽然转载或发表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通过他们起草的编者按表现了出来。
既然编者按反映出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到底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文艺报》转载(《关于〈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64]
由此看来，《文艺报》的编者按是其主编冯雪峰起草，又经过上级主管部门中宣部批准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还持赞赏态度。这个编者按在《文艺报》第十八期上发表后，毛泽东曾经看过，并写下评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是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65]
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毛泽东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66]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文艺报》编者按是很不满意的。毫无疑问，作为红学研究权威的俞平伯，当然是一位“大人物”，而李希凡、蓝翎不过是两位“小人物”。因而这位“大人物”即使是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楼梦》，并且存在不少问题，编者按也没有表明态度，提出批判其错误思想的问题，却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写成的“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仍然认为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学的“大人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学的两个“小人物”之间的不同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了。
后来经毛泽东审阅的袁水拍起草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从一九五四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所加编者按的统计中来对《文艺报》编者提出质问：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67]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他们发表的不下五百篇文章中，只有十三篇文章加了编者按。其中十二个编者按是支持和称赞的话，唯独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特意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和不足，却又没有指出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具体表现。本来李希凡、蓝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方面开了一个新风，他们的文章已经是“很成熟的文章”，但是《文艺报》的编者不是对此加以支持和鼓励，起码给予公平地对待，反而却在编者按中对文章的缺点“决不饶过”，这不由得使我们发问，《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下面我们再来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进行分析。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三个提法，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68]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69]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曾对李希凡、蓝翎说，《文艺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光明日报》也确实是在《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才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70]
从两个编者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虽然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但是却说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上，他们“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这和《文艺报》的编者按简直如出一辙，显然是借鉴了《文艺报》编者按的写法。同时，这也可以从《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后来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的检讨中看到这一点。[71]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按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无产阶级文化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现实斗争出发，将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进行热情的表彰和推广，从正面予以肯定和支持，而是对他们的文章采取淡漠和谨慎的态度，瞻前顾后，看着《文艺报》编者的脸色行事。从这个角度上讲，《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毛泽东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注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作者认为贾氏的衰败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征兆而已，《红楼梦》通过集中描写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过程，来揭示出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社会最后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至于说贾氏经济基础的崩溃是由于其豪华享受，以及为了维持这种享受而不得不要借大量的高利贷，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并不仅仅是其奢侈腐化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李希凡、蓝翎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当然是有缺点的。
对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关于俞平伯与胡适思想的评论，毛泽东认为他们“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这是因为当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文艺学术界尚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是要通过对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能够占据领导地位。其码在《红楼梦》研究上，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胡适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在胡适已经逃离大陆，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著作仍然流行的情况下，批判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当然就以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为切入口，由此展开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进而清算他宣扬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俞平伯和胡适的一致性，不是指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虽然俞平伯与胡适的政治态度不同(俞拥护共产党，而胡却反对共产党)，但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与批判，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带有政治色彩。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是在学术领域内进行，却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批判的是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要把俞平伯本人怎么样，对他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有人可能要问，从毛泽东的批注上看，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没有缺点，就是他们写的前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却批评《文艺报》编者“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呢?
李希凡、蓝翎作为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作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指出来，当然是可以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文艺报》编者的支持和帮助，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冷遇和压制，而对于他们批评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文艺报》编者不仅没有指出其存在的错误思想，同时还对这种错误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批评这样的红学权威又持消极态度。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蓝翎文章批评的动机和用心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这就是毛泽东对《文艺报》编者批评李希凡、蓝翎文章不满的原因。
从《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两个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虽然两个编者按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上略有不同(《文学遗产》编者按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的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编者按还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学遗产》的编者按就是仿照《文艺报》的编者按来撰写的。这两家报纸的编者不仅没有认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必要性，而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撰写的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章的问题上，不是积极地支持和帮助，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强力支持，这些文章也不会在这两家报纸上予以转载和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两家报纸的编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了。
从以上我们对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三道障碍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文艺报》、《文学遗产》，还是《人民日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对待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撰写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上，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阶级属性，却认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对《红楼梦》的阐释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应该予以保护。而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却是谨小慎微，没有积极、主动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
这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仅要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新人，还要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阵地。而当这样的文化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仅没有进行支持、鼓励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更进一步显示出这些报纸的编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政治敏锐感又是何等的缺乏!他们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而斗争。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给中央及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5)审时度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在克服了重重阻力后，终于发表或转载了。毛泽东从这重重阻力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严重地存在着，这是与正在贯彻执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抵触的。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他才决定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在分析毛泽东决定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红楼梦》的。
① 毛泽东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
毛泽东十分衷爱古典小说《红楼梦》，经常谈起《红楼梦》，不仅自己读，而且还时常推荐给别人读，直到晚年也是这样。《红楼梦》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将小说作为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窗口，见微知著，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抓住体现小说关键环节的纲领，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揭示，进行势如破竹般地分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观点。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毛泽东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极为熟悉。
建国后，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徐中远等人回忆，在毛泽东藏书中就有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究竟读了多少遍《红楼梦》，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72]正是这种耳熟能详式的阅读，就为毛泽东评论《红楼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独辟溪径，善于抓住要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小说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红学的观点。茅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说，毛泽东有一次在延安和他谈话时就《红楼梦》“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73]
下面这段谈话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红学观点。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74]
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一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当历史读。当历史读就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问题。他认为第四回中的“护官符”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这是因为“护官符”揭示了官僚贵族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情况。四大家族是豪门世族，势力强大，况且姻缘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府官员只有在不触犯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稳当当地做官，否则的话，就会被罢官。因而叫“护官符”。官僚和贵族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压迫人民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上他们则是一致的。
同时贾府内部也是这样。这里面有二、三十个统治者，三百多个奴隶，从主人与奴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能够透射出封建社会的社情百态。因而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患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75]
这样在分析贾府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出贾府内部乃至社会上出现的这些矛盾的根源。
至于对新旧红学的评价问题。蔡元培作为“旧红学”的代表，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因而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新红学”的代表胡适，批评了“旧红学”，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上，确实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但是“新红学”也是从历史唯心论的角度上来研究《红楼梦》的，又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76]
《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曾经对此作过分析和说明。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77]
由此看来，《红楼梦》产生于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红楼梦》及其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传统。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压迫的丫环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78]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79]
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曹雪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和矛盾，这种反差和矛盾导致了小说悲剧性的结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根源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也就是说当时旧的封建反动势力虽然落后，却仍然力量强大，新兴的资本主义虽然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却仍然力量弱小造成的。
从艺术手法的借鉴上来说，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来源于《金瓶梅》。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80]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红楼梦》虽然来源于《金瓶梅》，但是却将《金瓶梅》的淫秽一扫而空，使它塑造的人物流光异彩，栩栩如生，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关于贾府衰败的原因，在《红楼梦》中冷子兴曾经作过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这么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庭“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81]
其实，贾府衰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来解释才能说得通。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瓦解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贾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败的。贾府的衰败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缩影。尽管曹雪芹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批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多次在谈话中说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而且要反复读，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通过《红楼梦》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一次与身边同志谈：“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皇帝王爷，写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83]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84]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85]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86]
一九八一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87]
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还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爱情—引者注)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88]
由此看来，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衷情于《红楼梦》，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红楼梦》作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他认为《红楼梦》主要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因而他才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贴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
他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赞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89]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90]
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语，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去”的话，等等，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
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一些细节的描写。如一九五一年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熟的。[91]
毛泽东还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92]
除了阅读《红楼梦》原著外，毛泽东还精心阅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在他阅读批注过的书籍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辨》;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何其芳的著作《论〈红楼梦〉》。[93]
这里既有“新红学”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红楼梦》研究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却与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截然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批判地吸收他们著作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将《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地，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至高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他还多次推荐给别人阅读，要别人反复地读，至少读五遍以上才能发言。这说明他是极为珍爱《红楼梦》的。他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告诉人们阅读《红楼梦》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阅读要有正确的方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分析，认识到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点带面，来解剖整个封建社会，从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衰败的历程中来认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这才是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悲剧性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毛泽东还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诗歌创作等方面的点评也是多有创见。因而我们说他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对《红楼梦》非常熟悉，而且在认识上也是极为深刻的。这就为他敏锐发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② 见微知著，毛泽东透过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受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仍然占支配地位，因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文化领域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和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94]
为了弄清楚这篇文章的写作及发表过程，毛泽东还委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找到李希凡和蓝翎去了解情况。邓拓询问的很详细，对李希凡说是通过文章的发表园地山东大学《文史哲》找到他们的。[95]
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就是对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他也读过，以便弄清楚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他仔细阅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辨》(后重版时更名为《红楼梦研究》)。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上，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徐中远(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整理毛泽东的图书时，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虽然这本书上的批注没有确切日期，但据徐中远考证，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过的。[96]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9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十月十六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是写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宾、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由于这封信对于研究批判《红楼梦》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者注)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98]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推荐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阅读，并称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热烈支持的。这是因为李希凡、蓝翎走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前列，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接着，毛泽东介绍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由此认识到了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因而他才说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受压制和冷遇中看到了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二是包庇“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将这种现象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现及在批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在这个领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仍然占有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尚未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毛泽东才提醒中央领导及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负责同志要注意到这种状况的严峻性。当然，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对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而对他们本人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文艺报》编者一开始就对李希凡、蓝翎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信置之不理，而后在转发《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仍然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这样《文艺报》编者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导下，袁水拍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文字，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随即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资料中知道，在李希凡、蓝翎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之前，白盾也曾写过这样的批评文章，但是却被《文艺报》退稿，退稿信中还从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观点。[99]《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又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压制宣传总路线、深入生活的新作家李准这一事件。
袁文指出《文艺报》编者“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在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00]
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好。错误改正了，就不应该翻旧帐，揪住错误不放。但是《文艺报》编者在对他们压制深入生活、宣传总路线的新作家的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吸取“教训”之后不久，却又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采取这种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是别人揪住错误不放，而是《文艺报》编者刚刚在自我批评之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再与以前他们对白盾文章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论从史出，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待资产阶级唯心论和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名人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思考《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的问题了。
袁文从批评《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进一步延伸到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文章提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首先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101]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认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在文艺界具有普遍性，迷信名人、权威，冷淡新人、青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容忍麻痹，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却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文艺报》编者及整个文艺界广泛存在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不仅会包庇乃至纵容资产阶级文化的猖獗，同时更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因而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和注意。
将《文艺报》编者及文艺界某些人的这种态度称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虽然表现出作者的愤懑和不平，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但是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从思想文化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生力量采取压制态度。据我们判断，这个“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的称呼，不见得是出自于该文作者袁水拍的文笔，而倒很象毛泽东的文风，是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添加的。当然，要印证这个判断的正确与否还需要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随后在报纸上还发表了对《文艺报》编者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李曙光)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文章说：《文艺报》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在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文章说：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102]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方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10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报》编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滋生旧的思想文化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的较量上。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抨击资产阶级文化，为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呐喊助威，站在这种斗争的前列。可是，《文艺报》编者却反其意而用之，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是压制和挑剔，制约了新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而是涉及到两种性质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因而毛泽东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才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文艺报》“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给他们猛泼冷水，希望他们警醒过来。
由于《文艺报》在对待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作法，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上。[104]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105]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0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在批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语辛辣，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这种批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领导地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必须改变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仍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的党员干部就要首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时候，冯雪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是文艺评论界的权威，却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采取冷淡和压制的态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这就从客观上说明冯雪峰从思想上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了，因而毛泽东才主张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来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的出版物中也有显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10月，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起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107]
这则资料出现于文革时期，是周扬被打倒后写的，虽然用了当时的语言，但是我们经过考证后认为这则资料从总体上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从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胡适派的唯心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领域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他希望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或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两者都要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必定是投降主义。他对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小人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并指出了当初没有能够及时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的曲折历程中发现，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小人物”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进行红学研究的“大人物”进行批评的时候，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领导的某些人却站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人物”一边，对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艺批评的“小人物”采取冷遇和压制的态度，这就表明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是站在了资产阶级文化一边。这也反映出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了。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及他的批注和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从李希凡、蓝翎写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还非常强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
(6)由《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曲折历程的分析，认识到在红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由此进一步分析，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严重地存在着，红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存在问题的缩影罢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胡适一脉相承，而胡适的“新红学”观点和他的思想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又最有代表性。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对整个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上。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发动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而且他还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政策，指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发展，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占领我国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推动力。前文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件、批注和谈话中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运动，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108]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推动下，当时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思想上逐步转变过来，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开始投入到思想批判运动中来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报纸开始发表文章，为这场批判创造舆论氛围，拉开了批判运动的序幕。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袁鹰)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指出：“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引者注)，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一枪。”[109]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是邓拓建议李希凡、蓝翎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写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李希凡、蓝翎预计联系胡适要写的第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110]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十月十八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11]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会前林默涵见到李希凡、蓝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见了雪峰，印象如何?”李希凡直话直说：“印象很好。他很爱护青年，有点像鲁迅。”林默涵听后说道：你怎么这样幼稚?他这人惯会如此，他说党与鲁迅，实际是说他与鲁迅……李希凡听后一楞。[112]
这次讨论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共开了七个小时。郑振铎先讲了开场白，俞平伯则对自己的思想现状，做了一个简要说明。王佩璋(俞平伯研究助手)接着说明自己帮助俞平伯做了哪些事。随后发言者，有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周扬的最后发言，实际上是一个小结。
会上，对《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大家的发言，虽然绝大多数都批判了俞平伯的观点，但也还是说理的，会场上仍是学术讨论的气氛。
比如吴组缃虽然对批评俞平伯是有保留的，在这次发言时他也指出：“刚才俞先生说，他的研究从趣味出发，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同志的文章也这样指出来;我很同意这一看法。俞先生的研究工作，目的和方向都不明确。只是‘逢场作戏’，闹着好玩，这一倾向贯穿着在俞先生每篇文章中。不只每篇选题如此着眼，许多立论也是如此。有无‘趣味’和‘风趣’，是他评论的标准。
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书名一大串，‘作者名一大串’，是他最感兴趣的……许多解释实是在穿凿附会，讲不过去……俞先生考证八十回后的本来面目，总是割裂情节、割裂人物、割裂主题。把一部有生命的基本完整的作品零肉细剐……这种可笑的观点和方法，到今年写的《红楼梦简论》，发展到了最高峰。”
这次讨论会的《记录》，在十一月十四日《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发表。[113]
会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周扬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将这次《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参加了这次汇报。[114]
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15]
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当即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116]
从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指导下，结合讨论会的具体情况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讨论和批评中的方针政策问题，表示要将这种讨论和批评发展到其他部门去。毛泽东不仅听取了这次讨论会的口头汇报，而且还审阅了这次讨论会的书面报告，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次讨论会是极为重视的。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 [117]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又同周扬谈话。[118] 于是周扬便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就是冯雪峰作检讨发言，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检讨。紧接着，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检讨。他在检讨中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此言一出，引得全场哄然大笑。李希凡看到周扬在主席台听了直皱眉头，他知道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有几个段落，是毛泽东加上的，那都是很严厉的词句。冯雪峰的检讨恐难通过。至于陈翔鹤的那个编者按，一看就知道是仿照《文艺报》写的!只不过他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罢了。[119]
就是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当中，《文艺报》的编者中的某些人也还是不服气的。直到几十年后，李希凡仍然记得，当时肤色很黑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就是满面怒容地坐在主席台后面抽烟，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显然是对《文艺报》受批评并不心服。他还说，中央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杀鸡给猴看”，还将《文艺报》编者作检查时，胡风对他们的攻击，说成是“吴三佳借兵”，即借胡风之手整《文艺报》[120]
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都参加了。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青年才俊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他在写《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分明是对李希凡写信询问《文艺报》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事并不信服。[12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进行思想批判的时候，也还是有阻力的，由此也反映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复杂的。
两个主席团扩大会议间歇举行。十月三十一日开过两次(上下午)，再一次召开，已是十一月七日了，开始还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给《文艺报》提意见，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发言者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和大家。
会议期间，十一月八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个谈话的标题是《文学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郭沫若在谈话中着重指出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产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是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因而，文化学术界要充分开展讨论，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影响。[122]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想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进而批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在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3]
这样在这个报告的指导下，十二月二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三月，共举行二十一次。[124]
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在转向，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到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和《文艺报》工作与编辑作风的缺点，迅速转向胡适，而且不限于他的红学观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学习》杂志等报刊也是这样。[125]
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议上讲话，作了总结发言，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并作了若干修改。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讲话的的题目《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不很醒目”，因而建议郭沫若“是否可以改换一个”。后来郭沫若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以《三点建议》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周扬讲话的题目是《我们必须战斗》，也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26]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正确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扶植新生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会议最后通过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班子，端正编辑方针，并责成文学艺术界各协会及所属机关的刊物检查改进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运动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庸俗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观点、亲美崇美思想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等等，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热潮。[127]
这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128]
在这场批判浪潮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走在了思想批判运动的前列。《人民日报》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之后，报社总编辑邓拓还要李希凡、蓝翎继续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于是李希凡、蓝翎根据已拟定的关于《红楼梦》的论题，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出了《新红学派功过在哪里?》、《评〈红楼梦〉新证》、《正确估价〈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人民日报》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原意本是回答《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一版不同意见的，由于领导认为此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后来才发表在《新建设》一九五五年四月号上。[129
一九五四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的文章有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十月三十日)、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十月三十一日)、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十一月三日)、王若水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十一月五日)……[130]
报刊杂志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文章。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李达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版)、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第三版)。[131]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报刊也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当时各省市大报，几乎都有报道、转载和本地名流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资料室，曾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报刊上发表的批评俞平伯新红学观点的文章，选辑了两集，近百万言。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本《红楼梦研究讨论集》，如果列出名单来，可以说，他们包括了当时绝大部分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和部分著名作家。至于全国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各大学文科举行的批判会、研究会，更是不可胜数。[132]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的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对于俞平伯等人还是讲究政策的。早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曾经指出过：“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33]这就为批判俞平伯定了调，在思想上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政治上要对其采取团结态度。
正是由于这样，当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偏离这个方针的事件时，就被及时制止和纠正了。比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再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新红学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于是有关领导提醒他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134]
可见，即使是这个时候，在思想批判过程中还是要求必须注意政策的。
对于误入“新红学”的年轻研究者，毛泽东主张在批评其错误的同时，要采取保护态度，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这鲜明地体现在周汝昌的问题上。
周汝昌深受“新红学”的影响，曾写了一本《红楼梦新证》，系统介绍了自己的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中，这本书无疑就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虽然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方法，都受胡适影响，但鉴于他还是个青年人，写的这本书又提供了迄今为止曹雪芹的全部资料，为红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应该对他“保护过关”，让邓拓将这个意思告诉李希凡、蓝翎。邓拓还说，周汝昌正在生病住院，在你们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前，还应该看望他一下。这实际上是要李希凡、蓝翎在文章发表前去和周汝昌沟通一下，使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以便于接受文中的观点，及早醒悟过来。
这样李希凡、蓝翎就写了《评〈红楼梦新证〉》一文，批评了周汝昌“自传说”的种种谬误，认为他不是“自传说”的创立者，而是“新红学”的受害者。后来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被“保护过关”就改正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九七八年后，他将自己以前的“自传说”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成为误解《红楼梦》的源头之一，以致于后来李希凡也说这种“保护过关”毫无意义。当然，这是后话了。[135]
尽管周汝昌的观点后来没有变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在思想批判运动期间对周汝昌的保护政策还是必要的，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红楼梦》问题的批判运动期间，有的批判文章越来越激烈，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毛泽东读了这些文章后，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仅为这场批判运动制定了政策和策略，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予以化解和处理，使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使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提出的，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上。[137]
(7) 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应该说，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但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开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先河。这不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行动。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发现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批评红学权威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受到了压制的情况后，就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这是不是小题大作，反应过度了呢?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才能认识到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出现的必然性。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虽然从表象上看，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由表及里地进行剖析，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138]
这样看来，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便于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
近代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影响最大，占据支配地位。五四运动期间他又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来又投靠国民党，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用唯心论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形成的“新红学”，在红学研究中影响很大，成为新的流派。这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运动就必然会以胡适的唯心论思想为重点，而对他的“新红学”观点的批判不过是对其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这次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此我们认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产生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才会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是由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引发出来的，在进行的方式上，到底是应以思想领域的整风还是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批判，则又具有偶然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期间，曾经致信《文艺报》编者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却被“置之不理”。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这并非是一个个案。当他们的文章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后，江青建议《人民日报》编辑部转载他们的文章时，又被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就是在《文艺报》转载时，又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这是因为用马列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且在批判过程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关系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来指导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百年大计。
可是当李希凡、蓝翎写出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非但没有得到党在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反而却受到了冷遇和压制，这说明在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间，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却与马列主义的新生力量处于对立面。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39]而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就是在知道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后，他们也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党性和阶级性到哪里去了呢?
正是由于这样，当时毛泽东才拿着《文艺报》对周扬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毛泽东在讲这话的时候，重复了两遍。他还进一步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140]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分析，如果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对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批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又何必劳驾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亲自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行政干预学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当时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就是在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也非常顽强地存在着，因而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不是主动自觉地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满腔热情地去支持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而是从思想上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这种新生力量抱着一种冷遇和压制的态度，偏离了这一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有责任和权力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改变他们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鉴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迫切性，在仅靠一般的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开展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在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的引发下出现的以及采取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方式则又带有偶然性。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的这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与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以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切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是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这才是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真谛，是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唯物主义的解释。
近年来，在党史和国史及相关严肃的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评价时，往往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方式，夸大思想批判运动的阴暗面，而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必要性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说明，这是令人惋惜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的时候，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公正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1954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141]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思想战线上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思想文化上又发展到政治上，从批判思想文化上的胡风集团到批判政治上的胡风反党集团，进而演变成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这次批判运动的高峰。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呢?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胡风集团又怎么会由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被定性为政治上的反党集团，进而反革命集团的呢?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文艺思想与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那么，这种分歧的内涵及其性质又是什么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这种分歧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办法呢?结果又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对这种分歧的追根溯源，还是要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因而我们就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立足于延安文艺界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方针，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引言》中先是提出了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在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认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立场问题解决以后，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态度问题了。总的来看，就是对具体事物所采取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到底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具体说来，对敌人是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对同盟者是又联合又批评，对人民群众采取赞扬的态度。当然对于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无产阶级队伍中保留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至于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无产阶级文艺的工作对象就是工农兵及革命的干部。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工厂、军队和党政机关里面，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第一位的工作。现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他们自己脱离群众，不懂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思想感情还没有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搞好文艺创作呢?这就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从现实斗争出发，通过对社会各个阶段和相互关系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够既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又创作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精品。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根据文艺座谈会讨论的基本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争论的问题的分析，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并由此制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人民大众就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而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了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既然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那么又如何才能够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呢?这就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去。因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形成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再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无论是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的文艺，还是为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因而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只有在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予以解决以后，才能够得到解决。到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这是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必由之路。
革命文艺队伍中存在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他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主要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主要为小资产阶级服务呢?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又如何才能够将他们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没有人说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比工农兵群众还重要，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对他们寄予满腔的同情，着重去反映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和教育工农兵群众。
这就说明这些文艺工作者主要是站在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上了。他们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些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有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到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彻底地解决它。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开展实际的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使这个问题逐渐地得到解决。
文艺批评是使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批评又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呢?
毛泽东认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借鉴、创新与发展。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这种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我们要对这些旧的形式，给予改造，加进新的内容，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那种在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此前他还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去应用它。在文艺上其实也是一样。[142]
在文学艺术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党的文艺工作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
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文艺统一战线方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就是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就是“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这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14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进行创作。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到实践中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声情并茂、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判断文艺工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重要标准。要使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工作者转变立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重点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以及解决他们在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舍此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工作。要正确处理好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文艺批评必须坚持以政治为第一标准，这是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保证。无产阶级文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出发，对中外文艺批判地吸收后，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创作出来的。这就要使中国古代的文艺现代化，使外国文艺 民族化。因而对中外文艺不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这不是毛泽东发表的个人讲话，而是他在详细调查研究后，代表中央所做的讲话。这个讲话确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而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却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集中表现在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和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方面。当然，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没有解决所造成的。
其实，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集团的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那么这种分歧和争论是怎么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当然，从后来演变的历程来看，当时的分歧和争论与后来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之间也并无实质性联系。
这种分歧和争论集中在胡风和周扬等人之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关于胡风的身份上。一九三三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十个人一同被驱逐回国。这时的胡风，早已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一九三一年就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
胡风回到上海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左联书记后，又接任左联书记。一九三四年秋，胡风和周扬之间出现了矛盾，并辞去了左联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事情，胡风的女儿晓风曾回忆道，胡风是因为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才愤而辞去左联工作的。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上。胡风离开左联以后，和周扬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理论争鸣。
胡风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一九三六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之间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上。
一九三六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六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四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六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六月十五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六十三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44]
从当时时势及革命斗争的发展出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能够鲜明地表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而“国防文学”的口号虽然也是从当时的时势出发提出来的，却难以显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因而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赞赏的，而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则予以了批评。
后来，周扬到了延安，胡风继续留在上海，这种争论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扬与胡风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我们并不不否认这些分歧和争论会给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阴影，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分歧和争论与后来他们之间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并无实质性联系。
(3)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问题，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这是发生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却已显示出胡风集团与党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这次争论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止于抗战结束前后，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主要围绕民族形式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形式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四○年，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反驳郑伯奇、罗荪、徐迟的观点。同年，在波及整个文坛的关于民族形式大讨论中，他写出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文章主攻向林冰的观点，同时，围绕这个问题他与所有他认为观点不正确的人论争。他提及的人名，会是一串可观的排列：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光未然、葛一虹、陈鹏啸……。[145]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副标题，是“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胡风认为那些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违背。[146]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推崇西方文艺，反对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
我们知道，文艺只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才会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在世界文艺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对中国古代的文艺要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革新的基础上，赋予时代的内容;同时对于西方的文艺也要予以批判地吸取，对其艺术形式在革新的基础上，也要赋予中国现代的内容。因而不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艺还是西方的古代或近代文艺，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胡风认为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违背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五四”文学的民族形式，这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艺的全盘肯定。这就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
胡风在批判民族形式的时候，又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胡风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曾为文协理事会第六届年会起草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黄药眠看后，于当年七月在桂林写了“质疑”。黄药眠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他不同意胡风关于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的见解：“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的同时发展的这一特点上”，认为这个命题，“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147]
胡风将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其码从逻辑上来说是不严谨的。他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分离，而不是从现实的斗争生活来解释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表明胡风是用历史唯心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研究文艺创作问题，这样他也就难以认识到抗战初期出现这种文艺创作特征的真实原因。因而黄药眠说这“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
茅盾也不同意胡风的这种意见。茅盾后来回忆说：“早在四二年底，胡风就提出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上的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在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成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当时，胡风的观点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如此强调作家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强调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也并非通向现实主义之道;而且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摘自《茅盾回忆录》)[148]
从茅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并不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胡风“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并进一步指出胡风自身的文艺实践活动却背离了他的文艺主张。
胡风认为在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主观热情衰退造成的。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主观热情的衰退造成了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要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作家就要发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这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风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是从作家的主观意识中去解释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他认为单靠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可以改变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显然是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主义，是唯心地而不是唯物地来分析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问题。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抗战初期，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战线和自身的腐败，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以及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和指挥不当，因而导致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面积的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对抗战形势的悲观，反映到文艺创作上就出现了某些衰落现象。
胡风不从当时政治的形势中去寻找文艺创作上出现某些衰落现象的原因，而将这种原因归根于作家主观热情的衰退，认为依靠强调作家主观的战斗精神就可以解决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实际上就使进步作家不能以文艺为武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抨击，提出革新政治的正当要求，为继续抗战扫除障碍，反而会使革命文艺脱离当时的抗战政治要求，从而走向歧途。这自然会引起党内外进步作家的反对，形成左翼阵营内部的争论了。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共南方局组织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士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胡风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了这次讨论会的相关情况，他说：
“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劳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149]
从胡风的回忆看，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在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出现了分歧，以致于座谈会都开不下去了。应该说，在国统区的斗争环境下，胡风提出的“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文化建设的过程，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去进行文化斗争，往往会迷失方向。就是在培养工农作家方面，不仅要从工农群众中去培养作家，同时还要使进步作家深入到斗争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写出能够反映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的文艺作品。胡风在这里对培养工农作家问题的理解上出现了偏颇。
为了进一步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推动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底党中央派何其芳到重庆。和他一块来的刘白羽，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何其芳到重庆后，作了一次报告，谈了自己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认识及思想改造的详细情况。胡风听了以后，并不以为然。他对何其芳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上，认为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一种不值得赞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回避生活斗争的哀怨，而对何其芳在报告中谈到自己在学习《讲话》后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表示不满。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道：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我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同志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那就是指的何其芳同志的那一种态度说的。意思是，虽然那种态度不好，不能真正说明思想改造，反而把思想改造庸俗化了，但不能因为那就把思想改造当作笑话;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150]
我们看到，胡风在回忆中说，他并不是因为反对思想改造才对何其芳产生不满的，而是由于何其芳在谈到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态度不好，方法不当，将思想改造庸俗化造成的。为此，他后来还写文章来专门阐述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不是胡风的心里话呢?
毋庸讳言，在文艺工作方面，何其芳过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但是在学习《讲话》以后，何其芳在迅速地向着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不管他在报告中讲的怎么样，他还总是讲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心得体会，这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在报告中坚持的思想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可是却遭到了胡风等人的冷嘲热讽，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胡风在思想改造问题上的表态发生疑问，如果在思想改造问题上他与何其芳是一致的话，又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吗?
胡风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创办《七月》周刊后，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一九四四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胡风的《七月》周刊的登记证后，胡风在周恩来的支持和资助下又筹办了新刊物《希望》。
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篇是他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篇是舒芜写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我扩张论”。他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胡风写道：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生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活动就不能超过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他说：
“由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作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作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来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151]
舒芜是胡风集团内部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主观》是从理论上来论证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是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力作。
胡风后来在谈到自己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说他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文件的学习。[152]
舒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的一次通信中说，《论主观》发表时他与胡风是存在着“共识”的，随后发表的《论中庸》等一系列文章也是这样。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他发表《论主观》是偶然的“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153]
那么，当时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并不否认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在个别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从胡风在他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而《论主观》从内容上又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论证，以及后来当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并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决裂来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具有可信度的。
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到，胡风认为作家要通过“自我斗争，“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而舒芜认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
我们知道，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胡风却认为作家的“自我扩张”“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不论是夸大客观忽视主观，还是夸大主观忽视客观，都是错误的。离开客观去强调主观，就会走向唯心主义;离开主观去强调客观，则会走向形而上学。
从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来看，不论是胡风的“自我扩张论”还是舒芜的“主观论”，都是离开客观来夸大主观的作用，因而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样也就难以发现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映和争论。当时，周恩来和重庆的党组织一直把胡风看作进步阵营的作家，对他的刊物和观点也很关心。由于这两篇文章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分歧和争论，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对《希望》杂志文章的意见。到会的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白羽和林默涵等人。茅盾首先发言。他对《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茅盾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说完就退席了。后来冯雪峰等人讲了几句，会没有再开下去。[154]
一九四五年四月，黄药眠在成都发表了《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主观》一文发表时，有人请教艾思奇，艾说：“这很简单，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主观唯心论的。”[155]文章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外用约瑟夫(即斯大林)的美丽外衣裹了起来，怡然自得地在错误的森林里散步，并以此为骄傲。”文章除了批评舒芜文章中的“唯主观”史观等观点外，还批评了他“做深刻状”、故作“高深”的文风。
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和“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与拥护胡风观点的王戎、吕荧进行了辩论。他认为“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并对把反对客观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表示不同意见，指出他们反对的“客观主义”的某些作家是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他们对沙汀等人的批评是对敌我友没有区别的批评。[156]
其实，对于胡风、舒芜等人的观点，《新华日报》社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曾在一起交换过意见。林默涵和一些同志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革命工作上会招致盲动、“左倾”;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157]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八月底，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行的胡乔木曾找胡风、舒芜谈话，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观点。从胡风给舒芜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当时文工会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和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批评极为反感，他称茅盾是“抬头的市侩”、称他人是“抬脚的市侩”，称胡乔木等同志为“官们”、“老爷们”，还说“我的估计完全对了……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和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你现在，一要准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云云。[158]
后来茅盾在《新文学史料》(1986﹒1期)发表的《回忆录》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重庆的这次论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同志对胡风及《论主观》一文的看法，特摘录如下：
《论主观》的发表，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艺理论问题，讨论讨论也有必要，虽然与当时争取民主的政治气氛不十分协调。然而看到这个理论极为指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或“机械—教条主义”者，就是那些在抗战最黑暗的年代中“苦斗”过来的作家……就觉得很不是滋味。那时还流行着一种背后的“评论”，譬如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藏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就更不正派了。
《论主观》发表后，并未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只是在文艺界组织的一些座谈会上交换过意见，但我发觉只要有人对该文的观点有所批评，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驳，而且能嗅到一股相当强烈的宗派气味。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黄药眠写过一篇批评《论主观》的文章，却被朋友退了回来，说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各文艺杂志恐不便发表。”
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然而他们只是在背后散布，却不见付诸文字，我也只好置之不理。反正我的作品是不是客观主义的，自有公论;而且那时我正忙于写《清明前后》。
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但胡风并未从中得到教益。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159]
据刘白羽回忆：由周恩来主持在曾家岩周公馆开过的这次会，参加的有茅盾、胡风、徐冰、冯乃超、何其芳等人。一次谈到深夜，大家不能回家了，只好挤在客厅里等到天亮。只单独给茅盾在桌子上搭了一个铺。[160]
由此我们看到，当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发表后，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周恩来主持的国统区中共党组织是把胡风等人作为进步作家来看待的，因而召开会议来讨论胡风的文艺观点。可是会议讨论的难度却很大，有时几乎进行不下去了。当时进步的文艺家撰文批驳了胡风，指出他的文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文艺界没有分清敌我友，他所批评的“客观主义”的作家恰恰是一些进步的作家，并且在争论过程中流露出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争论引起了延安党中央的注意，胡乔木代表中央主管领导部门找胡风、舒芜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是胡风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却极为反感，对胡乔木及进步作家对他的批评冷嘲热讽，有时甚至进行漫骂。即使这样，周恩来主持的党组织还是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尽管胡风没有从中受到教益，但是冯雪峰却有所转变，并在进步作家内部取得了初步共识。
在这次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逐步显现出来，这从上文茅盾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面对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他们的批评，胡风与其集团内部的人又是如何认识的，怎么应对的，当时的态度究竟如何，从他与其集团内部的人特别是舒芜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下文研究胡风集团是如何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民族形式问题、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方面，在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显露出来。这种争论关系到是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来研究文艺发展的问题，反映了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这还是由于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在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造成的。这就成为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4)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二次争论。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共关系破裂，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党组织准备撤离南京。为了保护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的安全，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分别从南京、上海等地赴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化斗争。
到达香港后，成立了领导文化工作的党组织。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林默涵协助章汉夫编辑《群众周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时事、文化刊物。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任主编。
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和总结，弄清是非，统一思想，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化斗争。于是经过交换意见，遂由邵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
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邵荃麟指出：“对着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便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认为创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热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观突入的主观精神，因此要求这种精神的加强，强调了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强调了创作上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针对着一般作品内容的苍白而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因为它不是把问题从阶级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原因上，而却是从个人的基础上出发;不是首先从文艺与社会关系上，而只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关系上认识问题;不了解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是从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他的革命人格是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建立起来的。相反的，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
邵荃麟接着说：“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他创作上，就自然地走向个人主观感受境界或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了。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却是宣扬着超脱现实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是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161]
从邵荃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胡风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革命文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出发，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只有从革命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革命人格也只有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才能建立起来，而胡风不是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的关系上来认识问题。这样他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成为个人主义意识的重要表现。
如果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强调自我，拒绝集体，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将文艺和政治割裂开来，向着超脱现实的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背离了文艺的历史斗争原则，将“主观战斗精神”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把它作为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样就践踏了历史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
乔冠华也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本来，乔冠华是赞赏胡风的文艺观点的。在到香港的船上，乔冠华与林默涵不期而遇。他们在甲板上聊天，谈到了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乔冠华在重庆时，用“于潮”这一笔名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中某些观点与胡风的思想颇为接近。例如他也不重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认为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思想太多，感情太少(注：意即革命理论太多，感情激动太少)等等。这些观点曾受到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但在这次交谈中，乔冠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看法却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正在看胡风最为赞扬的作家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觉得这部小说内容脱离实际，人物也不真实，主人公不像个真正的劳动者，因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162]
乔冠华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如抗战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中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关于文艺创作中作者的主观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的关系问题，乔冠华认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不是客观现实的复制。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总要比客观的现实‘多’一点、‘高’一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但目前(按：指抗战末期的蒋管区)中国新文艺的主要缺点，不是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太客观了，而是：根本没有认真地企图去反映这一现实;纵即有所企图，不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客观’了，而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主观了。人们用自以为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去涂抹、歪曲、窜改人民大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把客观上本来是活的生动的人物写成麻木不仁，把小资产阶级追求和搏斗的心情放到工人大众的‘心理’，在本质上，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吗?”[163]
乔冠华在德国是研究哲学的，在上述的他的文章中，曾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家的主观与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关系，乔冠华说：
有一位强调客观的唯心论者，说过几句比我们强调主观的唯物论者更加唯物的话：
假如问艺术家的“创作要求”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别的意思，除掉是：作家为一定的对象及其形象所吸引，作家完全沉浸到它的客观对象里边直到他用艺术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为止。
但假使这样，艺术家就要把客观的对象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么作家在他主观的这一面，就需把他的主观的个别性及其偶然的特殊性，彻底抛弃，而完全沉浸到客观对象里去;因此，作为主观的作家，不过是一个陶铸客观内容的形式或工具而已。
假使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求”中，只知道作家的主观是他的主观，而忘记了作家的主观是客观对象赖以反映及展开其生动活动的器官和工具，那么，这种作家的“创作要求”必然是一种坏的创作要求。[164]
从乔冠华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也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有这样一个论调，不论前线和后方，到处都有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深入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否定了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乔冠华引用黑格尔的话，进一步说明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批评有些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文艺界人士还不如一个唯心论者。实践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文艺作品也是这样。它不是来源于文艺家的头脑中，而是客观实际在文艺家头脑中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对客观实际的简单复制，要经过文艺家头脑的“加工”，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实际的发展。国统区文艺作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客观反映实际斗争情况，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来代替人民群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歪曲了当时的实际斗争状况。这样就割裂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能够解决文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以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造成的。
在这次争论中，胡绳对胡风集团的路翎写作的小说，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由此进一步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也从创作上证明了片面强调主观精神，而忽略客观的生活真实，会造成怎样的恶果：“我想说，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是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而使他宁愿从臆测中探索工人的‘精神世界’，以致把他似乎是寓以希望的工人也写成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的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了。被写做工人的‘精神世界’内容的思想情绪和所写出来的实在的工人生活就显得不能相容，使读者觉得离奇而不可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一点，结果就只能把他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去垫空子了。”[165]
从胡绳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路翎之所以在小说中没有塑造好工人的形象，用知识分子的臆想来描绘工人的精神世界，让人感到小说中工人的形象不真实，而像某些知识分子一样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受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的影响，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主动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处理好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林默涵也对胡风集团的舒芜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林默涵认为，随着主观论者的主观精神越“扩张”、越“燃烧”，他们却越脱离人民，越看不起群众，于是他们就在“个性自由”的口号下，公开喊出要“逃集体”(见《呼吸》创刊号舒芜的文章)了。
这个时候，林默涵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就驳斥了他们这种观点。林默涵说：“这是一些破产的没落的贵族子弟，他们对于不能使他们过‘幸福日子’的现实是怀着不满的，但他们又浓厚地带着书香人家的自怜自爱的习气，他们总觉得‘我是这样美妙、别致、不可重复，然而，不让我照着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英雄，而把群众看成落后、愚味、满身疮疤的东西(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于是，他们要‘逃集体’，‘宁愿去寻求孤独’了……”[166]
我们看到，林默涵在文章中将这些自视高贵，把自己幻想为英雄，而将群众视为愚昧的文艺工作者称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并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是因为他们不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缘故。这样也就难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深入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最终解放而奋斗。虽然用语辛辣，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以上所述，大体上就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在香港期间同胡风等人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看到，争论仍然是集中在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哲学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问题，实质上还是立场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关于这次争论，林默涵后来评论说：在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迫切需要各种思想武器来帮助催生的时候，在进步文艺阵营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谈清楚一下，以便统一步调，加强战斗力，不能不说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些文章的出发点还是从“统一战线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邵荃麟)，态度也是严肃的。[167]
当香港的进步文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的时候，胡风集团的成员又有什么反应呢?
《大众文艺丛刊》也向大陆发行，引起了上海、北平等地文艺界人士 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从主观论者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泥土》和《歌唱》上一些无原则的诬蔑和谩骂”(邵荃麟)。[168]
我们先看胡风集团成员路翎和绿原关于这次争论的回忆。
路翎后来回忆说：“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乔冠华批评了胡风的主观精神与‘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理论，胡绳批评了我的小说集《青春的祝福》。胡风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回答了乔冠华的批评，我则写了一篇《略论文艺的几个问题》，在北京大学的《泥土》刊物上发表，回答胡绳的批评。我们不同意对我们的批评，认为批评者方面用的是唯心论。”[169]
绿原说：“1948年秋天，胡风在上海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算是对于香港批判的正式回答，同时也是他解放以前评论工作的一个总结。关于这本书，人们只看见作者对于某些党员作家的不够恭敬，因此责备他‘政治态度有问题’，其中涉及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论内容，却始终没有得到稍微认真的像样的对待。我在为胡风悲哀之余，总觉得这个现象关系到几十年来思想斗争的浅陋、褊狭和粗疏，预示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70]
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针对当时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他们写了文章发表在《泥土》等刊物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进行了反批评。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来反驳乔冠华，阐述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容，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进行论战。就是在几十年后，他们仍然认为当时在香港的文艺家论战中用的是唯心论，没有认真对待胡风的观点，这就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宗派主义仍然在作祟呢?
当时胡风对来自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的批评又有什么反应呢?
胡风后来在《简述收获》中谈到了这次争论，他说：“特别是解放前一个时期，被香港对我们的批评所刺激，在和我有思想联系的一些人办的几个小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绿原批评了藏克家的诗;上海的田汉和香港的人们提倡了马凡陀(袁水拍)的方向而蔑视绿原，因而陈亦门尖锐地批评了马凡陀(当时也不知道是党员);方然批评了陈白尘的《升官图》和陈敬容的诗(陈敬容的爱人党员蒋天佐在上海领导文艺);路翎还尖锐地批评了茅盾的《腐蚀》。还有方然、陈亦门、路翎等对于香港批评的反批评。其中，马凡陀山歌，《腐蚀》《升官图》，还被当时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夏衍、陆定一以及香港的人们看成国统区最富于政治性的优秀作品。这些，当然不能不引起香港党员们的严重注意，当作有计划的活动看，甚至连路翎剧本《云雀》中一个颓废的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为了向女人炫耀他有进步关系而说了一句‘郭沫若、田汉我都认识’，也引起了认为有意损伤他们威信的严重的怀疑。
这些文章，除了路翎反驳香港的一篇，事先我都不知道，事后有的也没有看。对于他们的感情和看法，我以为事出有因，有模糊的同感(没有对照原作想过)，但觉得在那样严峻的斗争时期，把感情浪费在这种浮面现象上没有意思，后来在《论现实主义的路》最后提出，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不要做时代潮流上的一片落叶。”[171]
从胡风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胡风集团成员与香港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胡风自己当时对这种争论持消极态度，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从他认为这种争论损伤了香港文艺家的威信，被党员作家们当作有计划的行动来看，他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就是在几十年后也是如此。至于他说的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抽象地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前文的分析看，他讲的是到处都有生活，这显然与香港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胡风还表示他除了路翎的一篇文章外，自己对这些文章并不知情，那么，胡风当时对这场争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下面我们看胡风在这场争论期间的几封信件。
首先我们看胡风在这个时候给绿原的信件。
绿原后来回忆说，胡风在给他的书信中曾谈到这场争论，胡风说：“港论，是周期性的历史病，支持不了多久的”，又一次说到，“港方文，突然把历史拉回了十多年”。[172]
看来，胡风对这次争论还有蛮自信的。他认为香港的文章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我们再来看争论期间胡风给路翎的信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风从上海给路翎写信，信中说：“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这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
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173]
信中的“全面攻来”，指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作家邵荃麟等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那些公子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几位作家。“姚、端木”，指作家姚雪垠、端木蕻良。“几个人”，指胡风及其集团中几个主要成员。
看来，胡风很清楚当时争论双方的态势。他做了两手准备：争论中如果占了上风，就可以推进一步;如果处于下风，就退出争论，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说：“今天这一斗争，意义能够提得很高，对手又特别恶劣，……看情形，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现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马上‘请走’，也是公子们底最后一着。现在是在逼与请的双攻之中了。”[174]
“今天这一斗争”，指胡风集团反对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作家批评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党考虑到上海等地环境恶劣，担心留在那里的朋友如郭沫若、茅盾及其他进步人士不安全，分别动员并安排他们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赴解放区。其中也包括胡风，同时胡风到香港后还可以与他进一步面谈文艺思想问题。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党员作家“逼我去‘谈谈’”，“想把我马上‘请’走”，以“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175]
在这封信中，胡风还对路翎说：“现在，有过锻炼而又诚实思考的人们对他们很反感，但无数投机家们坦(袒)护他们(大半暗地地)，浮华的或天真的青年们还对他们多少有点迷惑。
…… 我那篇，给‘中国作家’，但被龙兄刺过的一小棍子在此当权，怀恨在心，发动杨晦、陈白尘等破坏，不让刊出。还在暗斗中。”[176]
“他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邵荃麟等人。“我那篇”，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这篇文章是反驳香港的共产党作家对于他的批评的。“龙兄”，指阿垅。“一小棍子”，指叶以群。
从信中看到，胡风还在给自己集团的成员鼓劲，他认为来自香港的文艺家们的势头还是很大的，自己集团的成员，遭到了香港进步文艺家们的阻挠，他自己作品的发表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双方“还在暗斗中”。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到，针对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论战，胡风在通信中与其集团成员就这场争论进行了讨论和谋划，但是他们却没有站在左翼文艺阵营的角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去与对方讨论问题，而是对自己的观点固执己见，没有弄清楚双方的分歧在哪里，行文中还对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用了讽刺、挖苦和嘲弄的语言。虽然胡风说除路翎的一篇文章外，他没有看过其集团成员的其他争论文章，但是从争论的整个态势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又一次显示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是在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进步的文艺家避居香港，为了统一思想，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来推动新民主义革命的进程，解决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分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争论还是集中在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思想改造、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这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的批评。[177]
(5)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了第三次争论。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在香港的进步文艺家陆续离开香港回京。胡风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的盛会。它是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它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艺方向、密切同劳动人民结合、熟悉新的群众、表现新的生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任务。[178]
在这次继往开来的大会上，为了给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增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避免内部无谓的纷争和冲突，就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作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新时期文艺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尽管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倡导的文艺思想有重大不同，过去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曾经进行过两次争论，胡风集团还在争论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但是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在开导、教育、批评胡风的同时，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后，让他参加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担任相应的职务，就是希望他端正思想，纠正错误，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
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大会。鲁藜作为平津的代表，绿原作为华中的代表，雪苇作为华东的代表，彭燕郊、吕荧作为南方第一团的代表，路翎、梅林作为南方第二团的代表参加了大会。[179]
胡风自从三月份当选为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委之后，又和茅盾、厂民(严辰)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他还被列入第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大会期间，他任诗歌组委员兼负责人。
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以文艺上的领导同志对他并不信任，在任命他为编委之前没有先找他谈一谈，在政策和关系上给他以帮助和支持，因而以他的性格和看法，是无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为由，辞去了这个工作。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退出了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
在三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觉得无法和他们坐在一起进行工作，因而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180]
关于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这件事，当时担任第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的康濯在一九八九年对这件事有一个比较详细地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49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处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的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有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1954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181]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后，党组织几次派康濯到胡风住地北京饭店去拜访，说服他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冯乃超也受党组织委托去做动员胡风的工作。当康濯将胡风的意见告诉茅盾时，茅盾马上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并表示只要胡风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他可以解释说明。可是我们看到胡风的态度却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拒绝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胡风的尊重，以便于缓和矛盾，争取胡风，康濯才不得不说即使胡风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在报告稿出来后一定送他审阅。后来因故没有将报告稿送他审阅，胡风在《三十万言上书》中作为文艺界领导人排斥他的证据上告中央。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这到底是文艺界领导人排斥胡风呢，还是胡风的宗派主义在作祟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不仅让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参加了大会，还让胡风担任筹委，又让他参加了文件起草委员会，使他成为《文艺报》的三位编委之一，这显然是在争取胡风，团结胡风，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但是胡风却以难以得到文艺界领导人的信任，难以与批评过他的文艺家相处为由，先是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而后又拒不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闹起了情绪，耍起了态度，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前面我们分析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文代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我们知道，这次文代会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就是要总结左翼文艺阵营过去的经验教训，谋划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取得一致意见，将文艺家的创作统一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来。过去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出现的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因而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过去进行的文艺争论做出结论。这对于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是必要的。
五月七日，胡风给远在南方的朋友方然、冀汸、朱谷怀、罗洛等人写信，信中说：“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是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将近半年了，不知道情形如何，念久。前些时有信给嗣兴，不知道他和守梅如何。我意，解放后你们应尽快参加实际工作，不应浮在文化圈子里面。刊物之类，即令能办，也只应附带地去做，暂时没有束缚自己的必要。这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只有到实际工作去才能体验得到。……”[182]
虽然胡风在信件中表示他到北平后，身心是愉快的，希望自己和集团的成员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还说这个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这种主张与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在下文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这里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对文代会“毫无兴趣”，这表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而且对于文代会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态度是消极的。
尽管这样，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还是在茅盾所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当时让胡风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为了在会议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促进胡风思想的转变，以便在对过去国统区文艺发展的总结上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胡风没有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但是处于团结胡风的需要，报告还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重要讲话，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茅盾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他说：
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煎熬，就在一方面表现消极抵抗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然而，对于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有片面地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
于是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
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态度太客观了呢，还是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如果事实上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成为障碍我们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是向作家要求“更多”的主观。这不是主观的强或弱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能否向作家提出立场问题来呢?无疑问，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进步的作家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精神下，学习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而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可能的;并且在一定程度内与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也是可能的。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183]
从茅盾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着重批驳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和“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观点。
报告认为这种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是由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造成的。这在文艺上既表现出消极抵抗的情绪，又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虽然从表现上看，这种文艺理论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呈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造成的。这就不是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无产阶级立场上，是从思想和生活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场问题。
从革命文艺发展规律的要求出发，即使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深入群众，到革命斗争的实践生活中去。因为这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因而对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同样也应该提出立场问题。当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在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作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入生活去进行创作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风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胡风等人认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就天然有革命的立场，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又不进行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将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这就是否定了作家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所致，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还是围绕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进行的，其核心仍然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胡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是从他拒绝《文艺报》编委的职务，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就不仅显示出他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而且还表明了他对批评其文艺思想的不满，这在客观上也就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仍然抱着顽固的态度。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文代会上虽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胡风并没有接受批评，也没有改变他在文艺思想上的态度。
这是第三次、也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184]这就成为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6)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四次争论。
前面我们研究了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三次争论，这三次争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却断断续续，持续的时间较长，历经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文艺整风，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春才告结束。下面我们来研究第四次争论。
其实，尽管出现了前三次的争论，但是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这个问题着手。
①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仍然关心着胡风的工作安排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胡风拒绝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并且负气退出了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小组，尽管这样，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却没有将胡风拒之于门外，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情况。
开国大典后，胡风写信给周恩来，希望面谈一次。周恩来虽然没有与他见面，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忆道：
胡乔木同志找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三十万言书》)
胡风向胡乔木说，文艺界一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因而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胡乔木在和胡风见面时说，组织问题可以考虑。胡风后来又这样记叙：“但他并不‘奉劝’我。由于进解放区以后一连串的情况，由于他所说的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由于丁玲同志所说的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况且本来在我自己的感情上，对于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品质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要求，我是相差得很远的。但同时也模糊地觉得大概是要我先经过一段考验的过程。”[185]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看到，胡乔木在与胡风谈话时，既肯定了胡风对党的事业追求的进步性，又点明了他在认识和看法上与共产党存在着重大不同，还委婉地指出了胡风和党员作家在相处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引起胡风的注意，他还特意提醒胡风这不是一般人的意见。在对文艺界的看法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从胡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胡乔木的话给了他很大鼓励，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
至于胡风的党员组织关系问题，在胡风提出这个问题后，胡乔木表示可以考虑，并没有拒绝，这当然不是胡乔木个人的意见。这说明党组织对胡风还是抱着争取和欢迎态度的。但是鉴于胡风与共产党在文艺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所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因而胡乔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谨慎，这却使胡风认为是拒绝的意思，并且说自己与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差距很远的，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撂下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纪律，在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解决之前，党员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其实，胡风在负气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后，他也不甘寂寞，在想方设法打探着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自己工作的安排情况。
一九五○年四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十九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的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信中写道：“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
信发出后，胡风后来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机会。[186]
看来，胡风在打探自己工作的过程中，获悉要他检查自己文艺思想的劝告后，非常不满。他不仅没有检查，心中还愤愤不平，等待着发泄的机会。
这个时候出现的另一个事件引起了胡风的注意。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不仅在延安领导过革命文艺工作，又是革命元老李大钊的女婿，他深知弟弟贾植芳与胡风的关系，为今后弟弟的处境担忧。一九五○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贾芝和贾植芳之间的兄弟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当然是胡风的一种猜测。
信中说：“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给了胡风。[187]
从贾植芳将贾芝告诫他注意与胡风的关系及将这封信寄给胡风来看，他与胡风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分析后认为，贾植芳在这样做以前是不会告诉贾芝的。从他未经贾芝同意就将贾芝基于兄弟情义告诫他的话及相关信件透露或交给胡风来看，他不仅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辜负了兄长的良苦用心，而且还进一步表明他与胡风的关系是远胜于兄弟情谊的。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胡风信中提到的“那些人”，是指批评过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守梅就是阿垅。因为阿垅被点名批评，还写出了书面检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才说批评过阿垅的进步文艺家“生涨幻想”。从胡风说的“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话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没有接受批评，他们是要伺机反击的，也就是胡风说的“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话。
从信中还可以看到，胡风认为贾芝的这封信是奉命写的，是要将他集团里的成员拉过去，他将这视为“无耻的招降手段”。从这种判断出发，胡风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要贾植芳将信寄来，以便能够从中发现点什么，同时还叮嘱贾植芳如果再收到来信的话，就采取一种不知所云的态度。
尽管如此，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还在想法设法地做胡风的工作，希望他摒弃前嫌，纠正自己错误的文艺思想，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一九五○年九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了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一九五一年一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胡风后来记叙道：
“一，他说我不該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于一切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从来不是这种性质的看法;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特别是从文代会以后，只有我和所谓的‘小集团’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但想到了他当然是根据一方面的材料，不能也没有必要马上解释，我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其次，他向我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但从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了解一些《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后，我发现了：一)我抓不着工作实际情况的基本内容;二)不研究一下文艺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不能在现实基础上安排好的，在工作人员条件上也得不到共同理解和保证;三)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的感情也似乎没有从整个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基础上去看具体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些改革的意思。”(《三十万言书》)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大致意思是：“从接受工作的角度上对这三个工作说了一点看法，实际上是希望能面谈一下，把我的具体意见提供他参考，如果同志们能就全面情况研究一下，当然最好，否则，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也想领导上说明看法和企图，我也把意见先说清楚。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这里面也还含有从我估计的困难情况复活了的消极情绪。”(《三十万言书》)
胡乔木没有安排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188]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对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胡乔木又代表党组织找胡风谈话，对工作安排问题向他征求意见，这表明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是重视的，也是关心的。虽然胡乔木对胡风提出了批评，但是仍然在做胡风思想转化的工作。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胡乔木的批评表示不满。他认为从香港批评以来，特别是从一届文代会以后，只有他及其集团成员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他们才是“受害者”。
至于胡风叙述的胡乔木对他说“如果他(指胡乔木—引者注)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话，就颇为令人费解。如果不是胡风转述有误的话，就是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为便于胡风接受而采取的策略性说法。这是因为胡乔木作为主管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和胡风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是非常熟悉的，从负责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的身份讲，他是不应该说出这些有失原则的话的。
在工作问题上，虽然胡风表示听从分配，却也显示出自己的消极情绪。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胡乔木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后，胡风还是“感到了失望”，“以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为由，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
为什么说这是胡风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呢?
这是因为从胡风提出的理由中可以看到，如果不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问题作出结论，他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这表明胡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虽然客观上说起来，他主张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以后，才能进行工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他仍然坚守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而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了激烈争论，他的文艺思想从主体上来说又恰恰是错误的，他及其集团成员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的背景下，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有利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有利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表示如果弄不清这些问题，就难以进行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工作。因而说他拒绝工作也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于继续担任这些工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三次争论的情况下，党组织及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放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胡风，为他的工作提出安排，着力做好他的思想转化工作，使他逐渐纠正其错误的文艺思想，改变宗派主义作风，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时，胡风也是想进行工作的，这从他托人打听他的工作安排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由于胡风拒绝对其文艺思想和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作出反省和改正，因而工作问题才又化为泡影。
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胡风文艺思想的认识上又引发了争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日益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首先在何其芳与胡风之间文艺论著上的注释里表现出来。
当时既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又要团结胡风，争取他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何其芳一九四九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才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在正文里，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他说：“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胡风应战了。他采取了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在谈到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胡风说“实际上我也踌躇得很，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了”，申辩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的“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的学习。[189]
从中我们看到，何其芳处于团结胡风的考虑，才没有在正文而只是在注文中指出了胡风的名字。而胡风则是针锋相对，睚眦必报，效法何其芳的方式，不仅在注释中点出了何其芳的名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写了长达几千字的注文。
这里关键的是胡风文艺思想正确与否的问题。从前文的争论中我们知道，胡风文艺思想在立场、观点和态度等问题上背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因而何其芳才在著作中将胡风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说他从实质上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胡风的这种态度不仅在他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上”，而且还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上表现了出来。
胡风在论战中说他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踌躇得很”，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到底是不是符合事实呢?
舒芜后来的回忆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发表《论主观》和《论中庸》的时候，当时在胡风集团成员之间是存在“共识的”，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论主观》的发表是他偶然一时“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很难说清楚。[190]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舒芜的《论主观》当时在胡风集团内部有不同认识，但是在主旨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因为舒芜的文章恰恰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说明，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有说服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有意掩盖自己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观点。
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而且还在对胡风集团成员阿垅文章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批评阿垅在文中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陈涌最后指出：“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
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阿垅的文章。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文章指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而现在我们就要逐步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否定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角，但是他们在文艺上没有得到与他们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反映，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去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
在陈涌和史笃的批评下，阿垅对自己的两篇文章进行了检讨。三月二十一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在信中，阿垅检讨说：“《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在以下检讨中阿垅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理解上的错误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文艺报》在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作者陈森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19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垅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但是他却没有从文艺思想上来深刻检讨自己，而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的理解上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与他后来写出长文进行的答辩以及与袁水拍进行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他在检讨中表现出的态度表示怀疑了。
尽管这样，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仍然对阿垅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且还衷心希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文艺思想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阿垅的这种自我批评却引起了进步文艺家的不满。陈森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不仅对阿垅的检讨提出了批评，而且还对《人民日报》编者按未能指出阿垅检讨的局限性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这说明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对阿垅检讨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
陈森对阿垅检讨提出的批评意见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从政治上着眼，为了团结和争取阿垅，以便于他从胡风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而在编者按中只是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而没有对他的检讨提出批评性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人民日报》编者袁水拍与胡风、阿垅的争论就表明《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立场是坚定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当时之所以没有在编者按中指出阿垅检讨中存在的问题，多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
为了推动文艺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氛围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于受到的批评又一次表现出宗派主义的态度。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一九五○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先后发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一年间比较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检讨有：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陆希诒批评林庚、藏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作者朱定检讨;立云、启详、魏巍批评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平发表自我批评;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枪的敌人》，作者胡丹佛检讨;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作者卞之琳检讨;……。[192]
由此看来，在报纸刊物上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当时不少在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批评了别人的作品，也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对自己及作品的批评。在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表现又如何呢?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被批评以外，胡风的新作也于一九五○年初受到了批评。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冀汸的《春天来了》。
对于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的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写信：
“十三日信，昨天收到了。‘第一’发表后(指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下文的‘第二’，指该诗第二乐章，‘第四’照此类推。—引者注)，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藏诗人碧小说家(即藏克家、碧野—引者注)都叫了好的。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尬神气。那也好。‘第二’，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在天津，是烧起了的。但你不要过于乐观，昨天就有一个小巨公就于肯定之余，说我在这里面下了‘人面的动物’的决断，是精神上的贵族的革命者云。对于这一类，我早料到了的。在‘第四’中有猛烈的射击。你们那里如何?
我约一天后去上海，就写信，还能够收到的。”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沙鸥、黄药眠等人批评胡风诗作的文章。
三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报》于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二卷五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了路翎。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胡风五月三十一日回信说：
“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即张明东的文章—引者注)，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嘻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以这否定来表示对冬、财的保证。
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包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它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即阿垅受批评事—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要提到那小评，给以强的暗示。……但如情形已大致定了，那就暂时无必要罢，可以考虑一下。”[193]
由此我们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等人的作品都在这次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被触及，胡风对待批评冷嘲热讽，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他称批评者为“宠儿们”、“小巨公”，还表示将在《时间开始了》的第四乐章中要进行“猛烈的射击”。期间，周扬曾经约见路翎，随后路翎将周扬约见的事迅即告诉了胡风，胡风在信中还为路翎今后的行动出谋划策，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据有些资料显示，路翎虽然创作了不少剧本，胡风也为路翎剧本能够得以演出作了不少谋划和推介工作，但是却没有能够取得意料中的效果，胡风胸中郁积着怨气。[194]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胡风没有去深思他自己的文艺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体现其文艺思想的路翎的剧本没有能够得以演出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创作方向上去思考问题，而是一味地认为这是文艺界领导人及进步文艺家对他的歧视所致，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表现出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阿垅写的检讨尽管并不深刻，但处于争取阿垅的考虑，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就是这样的检讨，阿垅后来也感到了反悔。当他看到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受到批评的时候，就在一九五○年五月之后，写出长文予以答辩。袁水拍后来在批驳胡风就此事对他的指责时，详细谈到阿垅答辩文章引起的小小风波：
“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来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繁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同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袁水拍说，阿拢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十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袁水拍才没有再将阿垅的两篇文章退回去，搁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底。[195]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民日报》编辑部认为阿垅在检讨中没有对他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但是对他写信的精神还是欢迎的。不仅刊登了他的检讨，还对他今后的检讨提出了建议，报刊读者也有这样的要求，阿垅当时也同意这样做。可是随后阿垅又改变了态度，不仅不对他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检讨，还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他将这两篇反批评的答辩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刊登，并不得改动。当周扬和袁水拍对阿垅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阿垅不仅不听，而且还意气用事，反其意而行之，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到报社，一次比一次扩充文章，要《人民日报》“非登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阿垅的文章才留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
不过，袁水拍后来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将阿垅的文章退还给了他，为此还写了致歉信。信中说：“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致歉!”[196]
由此我们看到，阿垅的答辩文章没有能够刊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没有在文章中对自己错误的文艺观点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置周扬、袁水拍对文章提出修改的建议于不顾，仍然在文章中为自己进行辩解，又不断扩充文章的内容造成的。至于阿垅的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由于阿垅置周扬、袁水拍的建议于不顾，三番五次地将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声明“不得改动”、“非登不可”造成的。虽然后来袁水拍在将阿垅的文章退给他的时候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我们看到不论是阿垅的文章没有能够刊登，还是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是周扬、袁水拍的责任，而是由于阿垅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固执己见造成的。
可是，就是这样是非明白的一件事，胡风却耿耿于怀。他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认为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胡风听到周扬报告的传闻也证明这一点。[197]
一九五四年胡风将此事作为周扬、袁水拍迫害阿垅的证据写进了《三十万言书》，上告中央。他着重谈了阿垅受批评后的困境：“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那打击之一是对于他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多万字的《诗与现实》的毁灭性的批评。一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发表了《完全是浪费》的几百字的批评，书就不能卖了，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刊》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了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答复的……”[198]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阿垅在与朱光潜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积极意义就否定对阿垅文艺观点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胡风显然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他还避开了周扬、袁水拍没有发表阿垅文章以及文章为什么一直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真实原因，而只是片面强调阿垅所遇到的“困难的处境”，认为这是由于周扬、袁水拍的压制造成的。这样就将一个严肃的文艺批评问题，曲解为由于阿垅过去批评过袁水拍的诗，袁水拍才借机报复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胡风和阿垅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宗派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候的胡风，面对文艺界的批评，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他的宗派主义态度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阿垅被批评，同时又听到有关周扬报告的传闻之后，胡风于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给武汉的绿原写了一信：
“我是一个‘难为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太老了，有些人，换装也还是照老习惯，一眼就看得出他们还是把西装上衣当马褂穿。二四八月乱穿衣，看着他们展览奇装异服罢。用不着邹诗人操心，谁也看得出来的。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但我看，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
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将此信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时，加注说明，信中前面有“邹诗人”一句，指邹狄帆曾写信给绿原，叫他劝胡风检讨;“第一炮”，即指阿垅遇到的两次挨批，“周老板”指周扬;“董事会”，指中共中央;“梅兄启事”，指(阿垅)发表的自我检讨。[199]
我们看到，胡风在信中用了隐晦的语言，对当时论战的情况及设想进行了描述。他认为阿垅检查的发表，是救了对方，不然的话，由于没有“内行专家”，是要下不了台的。这个时候的胡风，似乎已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他抬高自己，贬低党中央及进步文艺家，对邹狄帆让绿原劝自己检讨的事非但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对方示弱的表现。由此看来，胡风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
其实，这个时候的胡风集团已经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注意。据当时在武汉《长江日报》社工作的胡风集团成员绿原后来回忆说：“记得1950年阿垅被批判期间，报社一位与我颇有私谊的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我们进城以前，就知道你是胡风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风派’这个名词，虽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它在政治上具有的严重意义，却也开始意识到我在1949年以前热烈欢呼新社会的时候，就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200]
绿原在回忆中对“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颇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不过从文艺界的几次争论看，在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方面，到底存在不存在胡风派呢?
在批判《武训传》期间，胡风集团的若干人士参加了批判。虽然没有看到胡风的文字，但是其集团成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参加了批判。这种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呈现出宗派主义色彩。
自《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们认为，夏衍等仍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解放日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虞孙的文章《“我错了”和“你错了”》，认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反对对犯了错误的戟指而攻之。之后，《文汇报》、《大众电影》等都发表一些强调不必追究个人责任的文章。
耿庸认为这是和稀泥，是在为夏衍等有关领导人员开脱。他于六月四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
“文学界”是《文汇报》此时每日出版的附刊《社会大学》里的一个副刊，每周一期，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编辑则是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梅林。同一天的“文学界”，除了耿庸的文章还发表了罗洛的文章《从“黄马褂”谈起》，也是批判《武训传》的。六月十一日的“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张禹的《一点杂想—和武训有关的》。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耿庸反对“人人有责”的观点，而认为那些强调每个人都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是想转移批判的中心。他说：“无疑，指出那种没有捧《武训传》不等于思想水平比别人高，是正当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强调看了《武训传》，‘难道就不歌颂与赞扬武训么’和没有看《武训传》只是侥幸错误，却不是对检讨和《武训传》的错误这一工作的集中，而是对检讨工作的离间;不是在于追寻颂扬武训和《武训传》思想混乱的症结的所在，而是在于涣散这个追寻的工作精神，在于造成人人(无论看了《武训传》与否的全体)都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显然，这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亦即是，耽误了对待《武训传》所必需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论争的全力进行罢了。”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张禹于九月九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了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以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的。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按语说：
但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则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
还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对于多数文艺工作者都迫切需要的。因此，如果有人用“人人有责”的论调，来互相安慰，取消批评，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以为错的只是少数别人，那就把思想改造看成只是少数别人的事情，因而缩小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范围，那也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耿庸的文章，就犯了这种错误。[201]
应该说，《武训传》能够在上海拍成电影并得以上演，在长时间内得不到批判，作为上海文化宣传工作负责人的夏衍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期间，耿庸、罗洛、张禹对夏衍作出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批评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的文章，以在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前，夏衍等人压制批评，而在批判开展后，又为自己开脱责任为由，主张着重追究领导者的行政责任，而淡化思想改造的批判，这就有可能会把批判引向歧途。
这种状况引起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注意，因而提出要召开一次报刊编者座谈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后来座谈会因故没有召开，却仍被张禹说成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张禹还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投寄《文艺报》编辑部。《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对这种状况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既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进行的批评，又提出了加强思想改造，而不仅仅靠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来解决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人人有责”的论调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将思想改造仅看成是少数人的事情也是不对的。
夏衍被称为“四条汉子”之一，如果将此与周扬和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耿庸、罗洛、张禹这个时候提出对夏衍追究责任的要求则是意味深长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争论，首先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发生，在党中央决定开展报纸刊物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前后，阿垅、胡风、路翎、冀汸先后遭到批评。阿垅被批评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检讨不仅没有涉及其文艺思想的错误，随后又写出为胡风文艺思想辩护的长篇文章，还置周扬、袁水拍的劝告于不顾，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发表，还要求“不得改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开展起来的，许多文艺家积极地响应号召主动地参加了进去。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不仅没有像其他文艺家那样能够正确地处理和对待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还避开当时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严重分歧，片面地认为是由于阿垅当年批评过袁水拍写的诗，袁水拍才趁机徇私报复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③ 文艺界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文艺整风运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在文艺整风中又见端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思想文化界的不少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就自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要通过思想的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文艺整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致的开幕词中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定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202]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在分析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思想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指示肯定了中宣部的这一报告，认为中宣部的“这一报告是正确的”，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工作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的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203]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全国文联常委会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和丁玲的报告。《人民日报》一月五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一九五二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204]
为了及时宣传和报道整风运动的情况，推动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开设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通栏标题，指导着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
文艺界的不少名人学者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投身于整风运动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路》;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了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205]
文艺整风期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为了纪念《讲话》的发表，为文艺整风指明正确的方向，推动文艺整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在五月二十一日第三版标出通栏标题：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同日，首先发表老舍的文章，随后几天中，陆续发表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人的文章。[206]
五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根据中宣部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社论进一步强调了贯彻执行《讲话》的重要意见，同时指出“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据林默涵后来说，这篇社论是他起草的，稿子起草好以后，当时周扬、胡乔木都没有看，就直接送给刘少奇审阅后发表了。[207]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文艺整风开始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积极进行整风，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回顾走过的文艺道路，从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开始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剖自己，改造世界观，逐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意识中的指导地位。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发表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社论指出了文艺界思想混乱存在的两大表现：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社论发表后，邵荃麟曾告诉林默涵，胡风也表示赞成存在两种倾向的提法。后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又说：“看纪念的社论，似乎也看到了问题，杀机似乎还有，但已经不愿说得太显了!”[208]
五月二十四日，阿垅也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民日报社论，多好。问题可以开始解决了。高兴的。但感到，人们即使一百八十度地转弯(如丁玲)，但由于教条的血肉和沉淀作用，转变也不简单，甚至仍然会阳奉阴违，或力不从心的。刚发一信给谷兄(指胡风—引者注)，建议他再去信给上面，要求见面，并提出问题。等他来信，我打算即行动，麻烦是会多。”[209]
由此看来，胡风将过去进步文艺家对他及其集团成员的批评称为“杀机”，而阿垅认为批评他们的文艺家们还会“阳奉阴违”的。阿垅还写信给胡风，建议他给党的领导人去信，要求见面，在信中还对路翎表示一旦得到了胡风的确切消息，就立即来配合胡风的行动。从这里可以透射出他们之间的宗派主义作风。
但是我们也看到，胡风和阿垅对社论提法的认识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予以认同和赞赏的，这是因为社论批评了“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论在指出这两大表现时，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是主要的”，而从他们此前和以后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争论来分析，显然是对此持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是主要的。这样我们看到，在文艺界存在这两种倾向的提法上他们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虽然有着共识，但是在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界思想混乱影响的程度的判断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点。
既然这样，那么这次文艺整风对胡风集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九五一年底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对胡风集团造成了新的冲击，这是一九五○年批评阿垅的继续。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报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东北产生反响。
天津是上海、北京之外，另一个胡风集团成员较为集中的城市，这里有阿垅、芦甸、鲁藜等。十二月七日，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党员干部，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分别由方纪、鲁藜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报上消息说：方纪批评了卢甸、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处，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在上海的胡风，从绿原来自汉口的信中得知北京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机构发行的内部通讯上，批评了路翎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收信后，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给在北京的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那里，想有一个时期的纠缠。得汉口信，说在‘通讯’上看到了关于我的话。这样看来，以某为首，是在布置一个谣言阵地了。我想，应该慎重处置。顶好能弄到一份‘通讯’。原兄说(指绿原—引者注)，你这‘赤膀上阵’(?)的办法，他认为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