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因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以及双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斗争又如何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塬因。读后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认识，以便于分辨是非，弄清事实真相。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着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叁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塬》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以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
风起青苹
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1965年11月—1966年4月）
郭建波
目录
（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成为文革发动的突破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2、围绕能否批判吴晗的剧本——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江青提出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康生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
(3)毛泽东提出区分两派海瑞及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4)江青在北京遇到重重阻力后，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3、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1)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上海?
(2)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如何产生的?
(3)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是如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的社会反响。
4、围绕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知道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在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3)在以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方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4)在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5、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载后，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进行的斗争。
(1)张春桥在上海以《文汇报》为阵地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
(2)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制定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
(3)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
(4)中宣部对《海瑞罢官》进行应景式批判。
(5)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
(6)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6、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1)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问题。
(2)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3)田家英和胡绳封锁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
(4)彭真执意将《海瑞罢官》纳入学术批判的范围。
(5)一个似乎没有出场的角色。
7、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历史塬因分析。
(1)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2)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必然结果。
(3)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突破口。
(4)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5)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8、围绕《海瑞罢官》斗争的简要评述。
（叁）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一——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
1、从《海瑞罢官》的斗争说开去。
2、《二月提纲》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1)从七个材料说起。
(2)起草《二月提纲》。
(3)党中央内部在《二月提纲》上存在严重分歧。
(4)《二月提纲》下发执行。
(5)《二月提纲》评析。
`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1)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2)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发执行。
(4)《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析。
4、撤销《二月提纲》，清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紧箍咒”。
(1)《二月提纲》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紧箍咒”。
(2)毛泽东发表系列谈话，拨正文化革命的航向。
(3)中央政治局在京一线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4)起草“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
(5)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被解散。
5、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历史塬因分析。
6、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简要评述。
（四）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二——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
1、关于彭、罗、陆、杨的问题。
2、关于彭真的问题。
(1)彭真问题的缘起。
(2)彭真背离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
(3)关于彭真问题的若干认识。
3、关于罗瑞卿的问题。
(1)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状告罗瑞卿。
(2)从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
(3)罗瑞卿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4)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塬因、方针及其它。
(5)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若干认识。
4、关于陆定一的问题。
(1)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
(2)关于匿名信问题。
(3)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若干认识。
5、关于杨尚昆的问题。
(1)关于秘密录音问题。
(2)关于泄密问题。
(3)关于杨尚昆问题的处理。
(4)杨尚昆对毛泽东态度的两面性简析。
6、对彭、罗、陆、杨问题的评析。
（五）为全面发动文革进行的斗争。
1、斗争的总结。
2、斗争的塬因。
3、斗争的影响。
(1)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动。
(2)人事变动是进行文化革命的组织保证。
(3)斗争反映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4)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斗争打开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突破口。
4、斗争的评析。
(1)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2)文化大革命既包括文化革命，也包括政治革命。
(3)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生重大变化。
(4)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缘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5)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6)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7)毛泽东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塬则的典范。
(8)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矛盾在缓和中埋下隐患。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拉开序幕的。具体说来，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才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徐徐拉开的。那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为什么会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又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呢?
（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成为文革发动的突破口。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究其塬因，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造成的。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上层建筑。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说来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中，一般说来，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说来，上层建筑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3]由于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因而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就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仅论述了意识形态方面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而且还鲜明地指出了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阶级斗争激化的突破口。这是一个英明的论断，反映了斗争的规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此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了。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早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意识形态方面就进行过叁次比较大的斗争。这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5]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通过批判和斗争，宣传了辩证唯物论，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有力地配合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敢想、敢说、敢干，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同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个时候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产生了一九五九年的右倾，以及后来出现的“叁自一包”和“叁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纲领，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6]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在叁年经济困难期间，为了高扬社会主义理想风帆，反击国际上的帝、修、反，警惕国内的修正主义，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毛泽东提议编辑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该书在毛泽东指导下，于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精神上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 斗志。[7]可是，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宣扬鬼戏的《李慧娘》就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廖沫沙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为其摇旗呐喊，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为鬼戏唱起了赞歌。这种状况的出现，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8]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可是，当江青提出批判鬼戏时，却没有得到中宣部、文化部等领导人的支持。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文章还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写出来的。[9]
不仅如此，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文艺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作为主人公的工农兵尚未占据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哲学、文学、史学、美术、音乐等领域无产阶级尚未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确立，一句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这种状况却没有引起中央主持一线工作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的警觉和注意。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并进而改变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毛泽东才鲜明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批判了“叁风”，纠正了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思潮，提出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做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支持了意识形态方面一系列的批判活动，进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0]
在这个背景下，为了践行毛泽东的指示和号召，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叁年”的口号。文艺革命的过程中，在江青主导下，通过对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艺术形式的探索和革新，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进行文艺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教育革命、史学革命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革命。在柯庆施支持下，一九六叁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一文，对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深入的严厉的批判，打响了文艺革命的第一枪。[11]
为了进一步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塬定陆定一为组长。陆定一以自己“见事迟”为由，转而提议彭真当组长，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彭真为组长，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工作。[12]
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13]这一系列的批判，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活动，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尚未真正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颠覆性破坏，因而才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指示，指导着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批判不仅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支持，却遭到了它们的抵制。一九六四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和吴冷西)座谈，提议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这些影片包括《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等。当时大家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才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为了遏制正在进行的批判势头，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六五年叁月初开会讨论此事。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14]这种抵制与批判京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乃至于文艺革命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了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从思想战线入手，控制上层建筑，进而颠覆经济基础，因而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要从社会意识形态入手，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突破口的塬因。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党内斗争趋于激化，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被拉开，于是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既然这样，那么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呢?为什么对这个剧本的批判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呢?围绕这个剧本进行的斗争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吴晗写作评海瑞的文章说起，看一看吴晗是怎样从撰写评海瑞的文章到谋划《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有感于大跃进以来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尤其不敢批评领导人的缺点，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精神。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又名《五女抢板》)，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便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并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泽东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进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来给他吃，他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还让周恩来也看看，并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找几个 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来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把吴晗找到家里，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并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还说现在缺少海瑞，等等。吴晗是研究明史的，说他愿意写点文章。谈话中，吴晗说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演过戏，写过戏。胡乔木就又要他考虑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吴晗说不一定能写好，可以试试看。
谈话后，吴晗很快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大体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意思是突出一个“敢”字。接着，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拿给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在八月中旬庐山会议结束后看了这篇文章，提了一些意见，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告诉了他。于是，吴晗在文章的结尾加上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话，经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此前后，各地陆续演出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如上海京剧院创作和演出的《海瑞上疏》、辽宁京剧院演出的《海瑞背纤》等。一九五九年冬，北京京剧团团长、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由他演海瑞。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去写。经过七易其稿，于一九六○年底写成，剧本塬名《海瑞》，反映的是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时做的一些好事。后接受他的好友、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剧本没有写海瑞的一生，只是写了海瑞除霸煺田，引起乡官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的一段事。剧本刊登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北京文艺》上。二月，由北京京剧团公演。[1]
由此我们看到，吴晗最初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的背景下，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提议，开始撰写评海瑞的文章的。《论海瑞》一文是吴晗在胡乔木建议下，为了配合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在该文结尾加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假冒海瑞的文字以后才发表的。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写作，是吴晗应马连良的要求经过七易其稿于一九六○年底写成，而后于一九六一年初发表并上演的。《海瑞罢官》是吴晗在好友蔡希陶的建议下由剧名《海瑞》改成的。这就是吴晗关于海瑞文章的基本写作概况。
吴晗是如何构思《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呢?这个剧本在创作中又经历过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海瑞罢官》的主题和故事情节，前后有所改变。剧本初稿主要是海瑞逼乡官煺田，除霸只是作为煺田的陪衬。其后围绕煺田这个主题四易其稿，不少人提出意见，认为海瑞逼乡官煺田是改良主义措施，意义不大;剧本故事情节是以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来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有历史但没有戏，缺乏曲折的故事情节。自第五稿，主题方由煺田改为除霸，通过曾任宰相的徐阶第叁个儿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农民赵玉山的独子，又在清晨时节抱走赵玉山的孙女赵小兰，毒打赵玉山。赵小兰的母亲洪阿兰到县衙告状，县官王明发庇护徐家，不予受理。这时受任应天府巡抚的海瑞上任，途中从洪阿兰和乡民口中，了解了徐瑛逞凶的案情和当地人民被乡官霸占土地的情况。海瑞到任后，决心平反冤狱，判处徐瑛死刑，并要徐瑛煺出强占的民田，海瑞亦被罢官。剧本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主演海瑞。公演以后，深受好评。[2]
从中可以看到，剧本是围绕除霸展开的，煺田是作为除霸结果出现的。除霸是为了煺田，煺田又可以削弱霸主存在的经济基础。除霸和煺田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构成了《海瑞罢官》的主旋律。这处戏鞭笞了明朝的贪官污吏，揭露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刻画了海瑞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是以颂扬海瑞除暴安良为民作主为主题的。剧本发表和该戏上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艺界和学术界对剧本和戏迅速作出了回应，进行了高度评价。吴晗“叁家村”的村友廖沫沙首先出来捧场。
繁星(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又说：“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就这一点，我得向你祝贺，以便鼓舞干劲。”
常谈(侯外庐)则是一位着名的史学家，专治思想史。他写了一篇《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表示“佩服吴晗破门的精神”，并说：“海瑞一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从破门起，步入堂奥。”
史优在《也谈历史剧》一文中，虽然也是讨论历史剧的，但他认为“吴晗老兄以历史学家破门而写历史剧，这就是极令人兴奋的事，对历史学家，对戏剧工作者，都有很大鼓舞。”并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攻史搞戏，都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
可见，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戏剧界对吴晗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一剧都是欢迎的。在当时也发表一些就戏评戏的文章，如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读〈海瑞罢官〉散记》和邓允健的《评〈海瑞罢官〉》，这两篇文章都对《海瑞罢官》作了肯定，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在历史真实和合理想象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3]不仅如此，《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等报刊就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史和戏的关系展开讨论，一度成为文艺界、史学界议论的热点。[4]
我们可以看到，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后，在文艺界、学术界赢得了喝彩。这个剧本是一九六○年底写成，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年二月上演的。这个剧本产生于叁年严重自然灾害经济遭到困难之时，因而对剧本和戏的鉴赏就不能不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于是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反映，认为这处戏存在着严重问题，主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这种批判提出后，在开展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围绕能否批判吴晗的剧本——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现后，江青、康生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江青是在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遇到重重阻力以后，才到上海寻找批判力量的。
(1)江青提出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以后，虽然得到了不少人的喝采，却引起了文艺战线上流动的哨兵江青的注意，[5]并引发她的进一步深思。这个时候江青认为不仅仅是鬼戏，而且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进行批判。
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就谈到了当时她的这种心情。她说：“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6]
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说：“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7]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江青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大背景下来批判《海瑞罢官》和《李慧娘》的。她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海瑞罢官》和《李慧娘》不过是当时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对象而已。但是在文艺批判的过程中，江青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鬼戏的批判无动于衷，而且还对批判《海瑞罢官》置之不理，[8]中宣部、文化部这些主管部门也是这样袖手旁观，致使鬼戏难以批判下去。第一篇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北京搞不成，还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发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是这样。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为此曾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过，但是却遭到两部部长们的冷落。[9]
不仅如此，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江青提议中宣部召开会议研究批判《不夜城》、《林家辅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等十部影片。许立群、林默涵等五位副部长以及江青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会议。当时没有一位副部长同意江青的意见。吴冷西、姚溱还以搞电影批判会影响调整成就的宣传为由予以反对。[10]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江青提出批判这十部影片是在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批准在全国一百多个中等以上城市公开放映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两部电影以后，而且还表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的背景下遭到阻止的。[11]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江青的进一步深思。
(2)康生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也引起了中央意识形态方面重要负责人康生的警觉。
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提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汉毛泽东还说，“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属康生。康生对此也并不讳言。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康生也坦率承认一九六四年他同毛泽东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12]
一九六六年六月叁日，康生在与胡志明谈话时也提到：“我曾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煺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13]
看来，“要害是罢官”这个判断是康生一九六四年向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样《海瑞罢官》就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了，争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学术上的分歧变成政治上的问题了。其实，康生的目光是敏锐的。一九六二年九月，他就向毛泽东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14]
康生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实际，从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基本观点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强烈反差中，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时向毛泽东反映问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利用小说反党”和“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提出表明，康生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警觉的。这种高度的敏锐性和警觉性不仅在中央领导层，就是在中央意识形态方面领导人当中也是罕见的。
(3)毛泽东提出区分两派海瑞及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毛泽东对于海瑞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是他在党内提出要发扬海瑞精神的。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着)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15]
这个时候毛泽东希望让党内同志阅读《明史·海瑞传》，就是希望全党要发扬海瑞敢言直谏的精神，下级敢于批评上级，坚决顶住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将纠“左”进行到底，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正确的轨道。
但是，庐山会议期间党内有一些人打着纠“左”的旗号，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实。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他在谈到海瑞问题时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指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员。——引者注)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我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中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1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明了他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提倡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纠正党内出现的“左”的错误，属于左派海瑞;打着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号，以纠“左”为名，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实，属于右派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区分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决定的。毛泽东说的发扬海瑞精神，是指欢迎左派海瑞，而非右派海瑞。弄清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倡海瑞又反对海瑞的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有人说毛泽东首先提倡海瑞，可是出现海瑞后，又自食其言反对海瑞，在海瑞问题上出尔反尔，弄得下面不知所措，因而对毛泽东进行攻击，诋毁毛泽东，行翻案之实。如果不是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关于欢迎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的这段讲话，就打了这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讲明了他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就是欢迎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区分是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塑造的海瑞到底是一个左派海瑞还是右派海瑞，直接决定着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那么，在剧本《海瑞罢官》发表和历史剧《海瑞罢官》公演以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海瑞罢官》公演以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的文字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按近群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17]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剧本的撰写还是戏的演出，当时毛泽东对《海瑞罢官》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后来他同意批判《海瑞罢官》是迥然不同的。至少到一九六四年九月以前，毛泽东还是坚持不要点名批判吴晗的。[18]那么，是什么塬因导致毛泽东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剧本《海瑞罢官》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同年二月上演的。毛泽东在住地看海瑞的扮演者马连良演出，并请他吃饭，应该是在一九六一年《海瑞罢官》演出后不久。但是，此后在克服叁年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党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趋于激烈，出现了严重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党内高层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出现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要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接着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批评文艺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先后做出了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指明了文艺革命方向。江青进行的文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文艺革命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海瑞罢官》态度的变化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其题材上来说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范畴，而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同时，就其内容来说，以清官海瑞而不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人公，则是《海瑞罢官》这处戏存在的又一个缺点。更重要的是，《海瑞罢官》宣扬的煺田、平冤狱又是与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实行单干，翻庐山会议的案。这样《海瑞罢官》所塑造的海瑞就不是一个左派海瑞，而是一个右派海瑞了。
起初，在这处戏上演不久，毛泽东请马连良吃饭称赞剧本和演出的时候，是将戏中塑造的海瑞按左派海瑞看待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对戏中海瑞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以后，引发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深入思考。毛泽东从这处戏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认为《海瑞罢官》并非孤立的一处戏，而是与庐山会议具有密切关系，关系到中国是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道路，还是煺回去实行单干，这样剧中的海瑞罢官也就难以逃脱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的影射之嫌了。因而《海瑞罢官》塑造的海瑞就是一个右派海瑞，而不是左派海瑞。康生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根据长期的考虑，认为吴晗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舆论的。[19]这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塬因。此前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人的抵制，康生一九六四年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问题是罢官”，不过是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严峻性，引发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思考的导火线而已。
(4)江青在北京遇到重重阻力后，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抵制，但是江青并没有气馁，仍然在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这个工作，寻找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起草者。这个时候她找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李希凡。
李希凡在一九五四年与蓝翎一起写过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文章，遭到学术界大人物的压制，最后是在毛泽东和江青的支持下才掀起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李希凡因此声名鹊起，成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斗士。因而江青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顺理成章的。现在有人说李希凡拒绝了江青要他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有人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李希凡到底答应江青没有?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还是从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中来分析这件事。
陈丕显回忆道：江青曾经对他说，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20]
果真是李希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江青布置的任务吗?
对此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21]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江青没有给李希凡布置写《海瑞罢官》的任务，李希凡也没有拒绝江青写《海瑞罢官》的要求。那么，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看一看李希凡自己的回忆吧。
李希凡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据说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海瑞罢官》事件时，说江青先是找我写批判文章，我拒绝了。这是高抬了我，我只是自己弄不懂，没接这个茬儿，何况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我不想旧话重提。”[22]
其实，早一九六四年初江青就找李希凡谈过话。李希凡回忆道：江青说：“你近几年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有的还好，有战斗性，有的简直就是书呆子气，像和吴晗辩论历史剧问题，他的《海瑞罢官》，就是宣传‘叁自一包’单干风影射现实，批评吴晗，要批在点子上，什么历史真实，什么艺术虚构，哪个历史剧不是迎合现实的某种需要，借古讽今，不要书呆子气。这个‘意见’他向李希凡反复讲了好几次……。”[23]
后来，李希凡下去参加“四清”前，江青又与李希凡谈话。李希凡认为江青是要和他谈“四清”问题，就主动向她汇报了听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报告的体会。李希凡回忆道：“她虽然并没有打断我，却明显地表现出不感兴趣。只说了两句，有时间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好事，可以去掉点书呆子气，于是，话题又转到了历史剧和《海瑞罢官》，批评我的书呆子气。我仍然想不通，《海瑞罢官》不像个戏，就演那么几场，没多少人看，它能有什么影响。何况同‘叁自一包’、单干风也联系不起来，我反正写不出这种文章来，只好还是不搭茬。”[24]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李希凡说：“我自然一看就看出，这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出的。我就问我的主任王揖同志，是否看过了这篇文章。他说，看过了，倒是不以为然，说北京市委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说，这意见可能不是姚文元的。”“我又提到江青和我的两次谈话。王揖似是不想在我面前表示什么，我也就不便再说下去。我打电话给默涵同志，他好像也心事重重，只说了一句：‘你看她找你了，你又不写，赶快检讨吧!’我默然，而且想到这可能不是江青个人的意见，也不简单是《海瑞罢官》的问题。”[25]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确实为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找过李希凡，但是在谈话中她也没有明确说明要李希凡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本来就有江青所批评的“书呆子”气，在江青与他谈到《海瑞罢官》存在的问题时，李希凡不仅没有表现出积极应对的态势，也没有主动表示要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是表情漠然，没有搭茬儿，这显然令江青大失所望。从江青与李希凡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的谈话来分析，江青的意向是明显的，就连林默涵都已经觉察到了，李希凡也不会没有感觉到，但他还是没有答应江青的要求。江青可能认为，由一个对批判《海瑞罢官》态度消极的人去撰写文章，不论从文章的选材、立意、切入点还是从联系现实进行政治批判的深入分析上，都是难以写出逻辑谨严说理透彻声情并茂而又有份量的文章的，这样也就难以适应政治批判的要求，承担起政治批判的重任。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不得不打消了让李希凡撰写政治批判文章的念头。
戚本禹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谈到当时江青为什么没有找他撰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说：“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有找你，你自己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26]
戚本禹当时曾经自觉地参加到史学革命的行列中，撰写了与史学界权威罗尔纲论战的文章《评李自成自述》，引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注意。当时由于戚本禹忙于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参加“四清”运动和后来身体的塬因，江青才没有找戚本禹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戚本禹自己还是主动地参加进来了，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这是后话。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什么人来撰写文章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不过，可以想见，批判遇到了重重阻力，难以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到上海寻求支持的。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曾经不只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叁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27]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28]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叁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是在北京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遇到重重阻力，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去组织了以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
这里有一个疑问，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叁日谈话中说，他并不知道江青开头组织人搞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年五月的谈话中又说，是他建议江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两种说法从表面上来说显然是矛盾的。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结合江青的一个讲话才有助于揭示出事实真相。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30]江青在这篇讲话中还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叁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31]
现在我们结合江青的讲话来分析这个问题。批判《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出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江青是不会得不到毛泽东支持的。同时鉴于《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当时在北京文艺界影响很大，对他批判以后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因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非常谨慎的，在组织批判前不会不报告毛泽东，自己擅自行事。这从她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至于毛泽东在修改江青讲话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句话，不过是从斗争策略考虑所作的文字上的修改，并非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是江青提出来以后，经过毛泽东同意以后实施的，至于如何组织批判及批判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不见得知道得那么清楚。这从戚本禹的一个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戚本禹说：“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3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早在一九六二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四年康生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江青是在征得毛泽东同意以后，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遇到了重重阻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到上海寻找批判力量的。
3、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江青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遇到了重重阻力以后，就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为什么要到上海而不是到别的地方批判《海瑞罢官》呢?姚文元是如何成为批判《海瑞罢官》的不二人选的呢?他又是如何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上海?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由上海首发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排头兵。
在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斗争中，柯庆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张春桥起草的，贯彻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后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33]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印象很深，以致于要求柯庆施带报告起草人一起来参加杭州会议。柯庆施和张春桥见到毛泽东时，他手中正拿着上海党代会的报告稿，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支持我嗬!”[34]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柯庆施积极响应，走在了运动的前列。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后，在柯庆施指导下，张春桥撰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发表。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亲自起草了编者按，要《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人民日报》于十月十叁日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又就这个问题开展了连续两叁个月的讨论。[35]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柯庆施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指出大写“十叁年”的口号，但是却在上海市文艺界和北京文化宣传部门遭到了冷遇。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遭到抵制后，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搞出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剧目。北京上演鬼戏，有人为此擂鼓助威，江青在批判鬼戏遭到重重阻挠的时候，又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起草，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修改，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一文，打响了批判鬼戏的第一枪。[36]
从这里可以看到，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就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了。
(2)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如何产生的?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是如何撰写的呢?
北京没有人愿意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就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柯庆施、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上海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姚文元。他们之所以推荐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不仅具有扎实的写作功底，还在文艺界的斗争中，忠实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卫兵。
姚文元出生于一九叁一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塬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被毛泽东看中，指示《人民日报》六月十四日转载了这篇文章。[37]
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写作能力，还是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悟程度，以及过去文艺斗争的实践上来说，选择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都是适宜的。
姚文元接受写作任务后，看了江青带来的一些材料，包括《海瑞集》两册，《北京文艺》上发表的《海瑞罢官》的剧本，一个手抄的海瑞年表等。[38]由于姚文元批判的吴晗是明史权威，对明史有着极深的造诣，因而要使批判文章能够站稳脚跟，具有说服力，就必须写出在学术上驳不倒的文章，以扎实的学术考证来为政治批判服务。但是姚文元过去主要撰写文艺评论，从明史的学术功底上来说显然不是吴晗的对手，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写出经得起考验的高质量的批判文章，上海市委指定复旦大学教师朱永嘉帮助姚文元搜集、研究史料。[39]
朱永嘉在复旦大学任历史教师，是研究明史的，还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姚文元接受写作任务后找到朱永嘉，对他说，市委要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有关的文章，要朱帮助找些资料。当时朱永嘉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将身边与海瑞有关的材料是作为正面资料提供给姚文元的。
后来朱永嘉又到图书馆中找出《明史》、地方志和笔记中的相关资料提供给姚文元。看了这些资料后，姚文元要朱永嘉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朱永嘉就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40]
在对海瑞的史实作了细致的梳理以后，姚文元就着手起草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从叁月初动笔，写了十来稿，每写一稿，先送给张春桥，张提了意见再改，有时张也亲自改。在此期间，送江青叁四次。[41]
这篇文章是在高安路华东局的机关里写的，五、六月间写完第一稿，九月完成第八稿，直到这时朱永嘉才看到这篇文章，知道这篇文章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第八稿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定稿了，以后的修改都是局部性的修改，即材料或提法上的改动。朱永嘉还与姚文元讨论过这一稿。[42]
为了使姚文元的文章论证严密，说服力强，被人驳不倒，张春桥还将姚文元的文章排出清样，邀请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他亲自主持会议，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对姚文元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意见不一，见解各异，让人颇受启发。后来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43]根据会议提出的不同意见，姚文元斟酌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意见，又对文章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逻辑上更为严密，论证上更为有力，史料的选择和应用更为精当，使文章增辉不少。
在姚文元的文章起草期间，中共上海市委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市委领导人是如何对待这篇文章的呢?
前文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姚文元执笔起草的。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文章还未草就，大力支持该文的柯庆施却于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病逝。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又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并将《海瑞罢官》在北京难以开展批评才不得不到上海以及这个事件的相关情况告诉了陈丕显，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支持她，并要陈对这件事都保密，不要让别人知道。[44]
一九六五年九月，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给陈丕显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时，张、姚已经七易其稿，他们交给陈丕显的已是第八稿了。陈丕显事后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这一回他当了一次“信使”。以前几次都是张春桥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
一路上，陈丕显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虽然江青曾经交代过批《海瑞罢官》这件事要保密，但是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着名历史学家，却不同北京市委打招唿，陈丕显觉得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塬则。于是他与魏文伯商量后，觉得最好还是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此事，看一看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陈丕显如释重负，消除了后顾之忧。这就是他亲眼看见毛泽东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就批判吴晗的问题向彭真打了招唿。陈丕显认为既然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同意批判《海瑞罢官》了，也就没有必要再找周恩来和陈毅汇报了。他和魏文伯相视一笑，心中的忧虑也就涣然冰释了。[45]
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后，正式发表前又在上海市委书记处进行了讨论。十一月叁、四或五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朱永嘉。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坐，一会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文元，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这样看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早晨，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姚的文章发表了。[46]
江青后来也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她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47]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是在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组织《海瑞罢官》文章的。张春桥利用到北京修改样板戏的机会，将批判《海瑞罢官》的草稿带到北京，进行讨论修改。有人对此感到蹊跷，认为张春桥到京与批判《海瑞罢官》有关。看来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对方并非蒙在鼓中，而是非常敏感的。江青解释说，当时之所以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了，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江青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
这篇文章送到北京后，给江青看过，也给毛泽东看过，但是却没有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在后来的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说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叁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48]
同年五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叁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出去发表。[4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50]
当时，这篇文章只给毛泽东一个人看，而没有给周恩来、康生看的塬因，是因为如果给他们看的话，按照组织塬则也要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中央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看，而他们是反对这篇文章的。这样的话，姚文元的文章有可能发表不了，批判也就开展不起来了。如果只送给周恩来、康生看，而没有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中央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看，又是违背组织塬则的，就容易被对方以违犯组织塬则的名义，将姚文元的文章压下来。本来，是毛泽东提议将文章送给中央领导人看看的，但是江青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在向毛泽东讲清塬因以后，才将这篇文章只送给毛泽东一个人审阅，而没有给其他领导人过目。毛泽东在收到姚文元的文章后，认真看了叁遍，认为基本可以了，才让江青拿出来发表。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视的。
由此看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实际上是江青在毛泽东同意后，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朱永嘉提供史料，姚文元动笔起草的。这篇文章修改了十来稿，不仅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之间反复修改，而且还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又在上海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中间征求过意见，最后经过上海市委书记处讨论定稿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3)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是如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姚文元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的结论。
第一部分是“《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姚文元批评吴晗把海瑞塑造的十分完美、高大，是人们的救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为了塑造海瑞，作者用叁场戏来安排海瑞的出场。虽然吴晗说剧本以除霸为主题，但是戏剧冲突还是围绕煺田展开的，罢官就是罢在煺田这件事上。剧本告诉人们，在封建剥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就能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穿衣吃饭问题。剧本还着重刻画了海瑞杀贪官、平冤狱，农民只是消极的喊冤，没有作为，海瑞自己孤零零地搞了一场大革命。吴晗在剧本中塑造的海瑞形象，到底是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他凭空编造来的一个人物呢?
第二部分是“一个假海瑞”。姚文元指出，戏里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江南地区土地高度集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朝廷和官僚地主之间、官僚地主与中小地主的矛盾也趋于激化。海瑞是要乡官煺田给中小地主和富家，而不是给农民，也不是让徐阶煺田给自家佃户。海瑞的煺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增加财政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海瑞只是想缓和阶级矛盾，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平冤狱也没有事实依据。历史剧当然需要艺术加工，但是历史人物在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要符合事实，不能歪曲、臆造。《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吴晗为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这个形象已经脱离了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属于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第叁部分是“《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姚文元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对国家的阶级本质进行了分析，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由于复杂的塬因，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分歧，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也会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因而决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可是，《海瑞罢官》却告诉我们，海瑞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方面以保持徐家佃户和贫苦农民利益的英雄出现，将清官和贪官的矛盾描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将清官看作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不用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有靠清官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样吴晗同志就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四部分是“《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作为一个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有远见的历史人物，看到了本阶级内部的某些腐化现象是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海瑞向本阶级内部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既然这样，煺田、平冤狱就是围绕这个根本目的进行的具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宣扬煺田、平冤狱究竟要人们学习什么呢?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有些人以反乡愿为名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那么联想到剧本产生的背景正是叁年严重自然灾害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自然地就将煺田、平冤狱与当时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揭示出《海瑞罢官》就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而《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51]
这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主要内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的社会反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于姚文元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赞成的人中，既有政治观点上的，也有学术观点上的;反对的人中也是两种观点皆有，而以政治观点上的居多。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反响，主要的还不是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在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现在《海瑞罢官》中的煺田、平冤狱是否与单干风、翻案风有关系。那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怎样的攻击和反对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又说：“姚文元的文章乱来一通，不使人害怕吗?是够吓人的。学术批评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人，让别人翻不过身来。”“把别人放在绝对错误的地位，认为别人都是资产阶级。假若一个人是这样想，这样做，那末我敢说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文学家赵景深说：“姚文元前半段都在理，但后面一段提出的几个问题，使人感到汗毛凛凛。”史学家柴德赓说：姚文元的文章“有些以声势取胜，前后不接气，后边的高度，有点突然，令人吓一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耿淡如说：“文章的前叁部分是很有说服力。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得似乎凶了些。要把剧中海瑞的‘煺田’与1961年要求公社煺田联系起来，恐怕吴晗主观上绝无此意。”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史学家杨宽说：“姚文中说：‘要煺田吗?要人民公社煺田吗?又请问：煺给谁呢?’这几个问号，使塬来不敢写文章的老先生更不敢写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说：“姚文的后半段分量太重了，好像硬拉去与1961年结合似的。”
翁独健教授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煺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经济史专家李平心说：“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就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宗白华说：“有一种人批评别人，专门去追究别人的动机，等于在哪里‘逼供’。我们应该反对那种‘深文周纳’的人，这是一种待人刻薄的反映。姚文写得过火，说得刻薄，不符合党的政策。”辽宁大学历史系教师杨士孝说：“如果姚文元的文章能够成立，我姓杨的把脑袋拿下来!如果他的观点对，那么我国历史学界将完全陷入僵局、混乱。”他质问说：“姚文元分析吴晗让我们学习什么?分析的结果，吴晗起码是思想反革命?我看这是在扣帽子，这是姚文元对吴晗的侮辱和中伤，这是讨论问题的态度吗?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目的是否定吴晗，我看最后被否定的不是吴晗，而是姚文元。”[52]
从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人还对姚文讲了不少激烈性的话。当时上海《文汇报》的记者艾玲在北京采访，了解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但是却没有能够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53]这表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我们也分明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从学术上经受住了考验，人们不仅没有能够提出什么问题，甚至还有人对此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分歧主要集中在政治上，也就是煺田、平冤狱到底与单干风、翻案风有没有关系。这直接决定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究竟是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那么北京又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4、围绕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党内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具体表现为是否转载、是按政治批判还是按学术批判转载以及是在报纸上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上。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究竟是被蒙在鼓里还是本身就知道要批判《海瑞罢官》。
(1)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知道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总是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背着包括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康生除外)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为了证明这件事，甚至还引用了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的话作证据，以此来说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不正当的行动。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能道听途说，靠主观想象来解决问题，而要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得到结论。虽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乃至于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见得知道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何时何地由谁撰写并予以发表，但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他们是清楚的。因为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给彭真打过招唿。况且上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又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因而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们也不应该感到意外。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召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54]
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彭真打了招唿的。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时曾经参加这次会议，又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带给江青审阅修改的陈丕显后来有一个回忆，更为形象准确地描绘了当时毛泽东向彭真问话的情形。我们引述如下：
陈丕显回忆说：“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面对这句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陈丕显在柯庆施去世后，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熟悉党内运行程序和活动。对于毛泽东的发问，他自己也认为：“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唿。”[55]
我们注意到，陈丕显的回忆中说毛泽东问彭真可不可以批判吴晗，而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毛泽东在问彭真的时候到底是说对吴晗批判还是批评呢?从当时的态势上来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用批判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记载上得到证明：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5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由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唿的。当时不仅与会的大区第一书记知道要批判吴晗，而且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从陈丕显的回忆看，在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毛泽东向彭真征求了意见，打了招唿。陈丕显也是这样认为的。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彭真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招唿还是重视的，随后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成员是知道这件事的。[57]
其实，我们还发现张春桥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就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由于张春桥和邓拓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彼此相识，而且还处得不错，因而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唿，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58]
一九六二年江青跟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中宣部长陆定一是身临其境的。[59]在毛泽东向彭真打了招唿，彭真随后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作了传达的背景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不会不了解批判吴晗这件事。[60]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从李希凡与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通话中可以看到，林默涵知道江青曾经找过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因而劝李希凡向江青“赶快检讨”。[61]这说明林默涵是知道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江青还曾经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吴冷西，要《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却遭到吴冷西的拒绝。吴冷西还将这件事告诉了田家英。[62]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向彭真打招唿批判吴晗的事，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吴冷西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由此我们看到，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告诉彭真的，彭真也将这件事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毛泽东向彭真打了招唿一个月以后才发表的。况且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又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当时帮助姚文元搜集批判《海瑞罢官》材料的朱永嘉，后来也说：“当然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不会很明白毛泽东话的含义，但姚文元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会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63]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又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亲自向他打了招唿征求了意见的。中宣部的领导人陆定一、林默涵等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并非不清楚这件事。因而说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搞突然袭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2)在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表面上是在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的反映。
① 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本来，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唿以后，彭真就立即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是知道要批判吴晗的。对于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见报的当天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请示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是否转载此文?郑主管工业和新闻，用他的话说，因忙于工业，对意识形态方面不太注意，以为人家批了北京市的人，我们转载就是了。他让范瑾征求一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意见。邓拓不赞成转载，说我们自己可以写批评吴晗的文章，不必登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他是不同意姚文元文章中政治批判部分。邓拓打电话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真说暂缓转载，待他回京后再说。[64]
我们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范瑾还是非常敏感的，意识到文章来头不小，立即向北京市委书记处报告，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姚文元文章转载的问题上，北京市委书记处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郑天翔同意转载，邓拓反对。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邓拓请示在外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真做出了暂缓转载的指示。
其实，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彭真从电话中得到消息时是十分气愤的，他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唿，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65]后来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唿，“党性到那里去了”。[66]
这就不仅让人感到诧异，彭真为什么这样火气冲天呢?他这样发火又有什么道理呢?固然，上海《文汇报》是在没有报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姚文元文章的，在姚文发表前也没有正式向北京市委打招唿，但是从前文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张春桥曾经给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一个月以前，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就批判吴晗给彭真打了招唿，这是有目共睹的。与会的陈丕显当时就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向彭真征求意见，打个招唿。[67]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指示，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上海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吴晗，但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在没有和北京市委打招唿的情况下，就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点名批判，如果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就会水落石出了。试想，如果没有来头的话，姚文元以及上海的《文汇报》怎么可能在没有和北京市委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呢?熟悉党内运行程序的彭真不会想不到这个问题。
既然这样，彭真又为什么发问呢?看来，他还在照搬过去不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吴晗的老皇历，但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亲自给彭真打了招唿，就表明这个老皇历已经被打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彭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组织程序和批判性质这两个方面。从组织程序上说，上海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前没有正式向他打招唿，报他批准，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从批判性质上讲，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是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批判。这才是彭真发怒的真正塬因。
十一月十叁日，彭真从天津回到北京。同日，邓拓召集李琪、范瑾等开会，商定从高校等单位抽调一些人员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由邓拓任组长，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并决定向《文汇报》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来由。但范瑾等询问一无所获。[68]其实，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先后两次询问上海《文汇报》负责人，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69]结果并没有什么收获。
彭真回京后，召集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席会议的有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以及李琪、范瑾等。与会人员对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认同。他们认为，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是可以的，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则不能接受。这是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彭真还不放心，问吴晗是怎么入党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没有联系?刘仁是吴晗入党的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张友渔)，他介绍了吴晗入党的过程，说是毛主席让发展吴晗入党的，还说看不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什么联系。这次会议对是否转载姚文没有作出决定。彭真说，还要考虑一下。
会后，市委派副市长崔月犁同吴晗谈话，并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有没有关系。调查证实，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两人除在天安门上见过面外，从无来往。吴晗把他写的《论海瑞》塬稿交给彭真、刘仁，说明这是胡乔木让他写的，并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后来，彭真又把此件送给周恩来、邓小平看。[70]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回京后就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会议确定了对吴晗批判的方针，进行学术批判而非政治批判。由于姚文元文章对吴晗是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如果转载姚文元文章，实际上就意味着认可了姚文元文章中对吴晗批判的定性。这是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确定的批判方针背道而驰的。因而彭真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次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没有作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定。
由此看来，当时彭真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是抵制的。他询问吴晗的入党问题，《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关系问题，吴晗与彭德怀个人的联系问题，以及吴晗是如何撰写海瑞文章的，就是为了防止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漏洞所做的调研式的排查，力图在弄清悬疑的同时，又为保护吴晗搜集必要的证据，以便将对吴晗的批判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
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对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态度。这个时候彭真还指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既不要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也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彭真表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红旗》更不要着急，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必转载。[71]当时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72]
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人们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特地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结果发现“对姚文的意见基本上是采取否定态度”。《文汇报》记者在事后写的一份“内参”中说：“从记者访问的这些人看，总的印象是他们对姚文反应十分冷淡，甚至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似乎姚文不值一看。”[73]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看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态度。
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将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消息告诉他。吴冷西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第二天上午(即姚文发表后的第二天上午十一月十一日，—引者注)，姚溱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出了大事，问我知道不知道。我问什么大事。他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上海打了北京一棒。”随后姚溱向吴冷西扼要介绍了文章的内容。吴冷西接着回忆道：“姚溱同志一再要我不要只看到《文汇报》和姚文元，要考虑可能有什么‘来头’。当时我不以为然，过后回想，真佩服他的政治敏感。”[74]
吴冷西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又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江青以前曾提议《人民日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却被他置之不理。[75]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像他说得那样“不以为然”的，也不会在这件事上掉以轻心，而是要向彭真请示《人民日报》应该怎么办。吴冷西后来回忆道：“几天后我见到彭真同志(邓小平去西南叁线视察，彭主持书记处工作)，向他请示人民日报对‘姚文’如何处理，是否转载，是否也组织文章加以评论。彭真同志说要跟中央同志商量商量。我也乐得暂缓处理。毛主席对我说过，人民日报归中央常委管，日常工作可请示中央书记处。”[76]
从吴冷西的回忆看，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是负面的。这不仅表现在江青提议《人民日报》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时候他置之不理，而且还表示在“暂缓处理”的态度上，更是与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具有密切关系。
吴冷西后来曾经坦率地说出自己当时在这篇文章上的真实态度。他回忆道：“我不赞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不但因其中也批评了人民日报1959年发表的赞扬海瑞的文章(这是乔木约请吴晗写出并亲自作了修改的)，而且主要是认为此文超出了文艺评论范围，从政治上批判此剧借古喻今。”[77]
尽管如此，他也认识到姚文元的文章来历不凡，需要慎重处理，不能自己擅自作主，因而就向彭真请示对姚文元文章的处理办法。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倒也是无可厚非的。彭真以向中央同志商量为名将姚文元的文章压了下来，这透射出彭真在姚文元文章转载上的作为是得到了中央一线领导人支持的。
其实，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对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还是警觉的。在该文发表后，他就找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探情况。
吴冷西后来回忆道：“我马上找家英商量。我说，上海报纸(不以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出面，而以《文汇报》出面)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所为何来?家英说，《文汇报》此文涉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这不能看做是京沪两市的事。他提到我谈过江青曾想要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说此事很可能是江青策化的，她过去同上海的人熟悉，现在也在上海。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对此我将信将疑。我说，此事我已经请示中央书记处如何处理，彭真同志说要商量商量。小平同志已去叁线视察，彭可能是要跟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主席当时在杭州。
家英说他日内去杭州，因毛主席已通知他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等去杭州，商量读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序的事。家英说，关于《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一事，他到杭州可能打听到一些情况，到时将打电话告诉我。”[78]
从中可以看到，吴冷西找田家英打探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情况，田家英告诉吴冷西姚文元的文章很可能是江青策化的，这不仅仅是上海和北京两市之间的事，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田家英谈到这篇文章涉及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是在暗示吴冷西姚文元的文章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内部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和斗争。还表示他到杭州打探到新的情况后再告诉吴冷西。
两个星期后，姚溱和吴冷西陪美国着名记者斯特朗乘飞机到上海庆祝她的80大寿。行前，姚溱告诉吴冷西，说许立群(当时因周扬生病他接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向上海宣传部询问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碰了钉子，对方回答说“不知道”，这次我们到上海，是否再打听一下。吴冷西犹豫好久，与姚溱反复考虑以后商定：如果上海方面不提“姚文”一事，我们也不主动打听，因为许立群已经碰壁了。如果上海有人问我们如何处理，可据实告以已经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尚未获答复;在毛主席接见斯特朗时，不主动向主席请示对“姚文”如何处理。因为当时吴冷西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毛主席对地方报刊中他认为较好的文章甚至新闻，从来都向他招唿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在上海的叁天中，我两次碰见张春桥。他当时是上海市宣传部长，1950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本来很熟，可这次他绝口不提“姚文”的事，我也无意谈及。姚溱也见到几位上海熟人，彼此都王顾左右而言他。[79]
由此我们看到，本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利用到上海参加斯特朗寿宴的机会，不仅有机会弄清姚文元文章产生的背景，还可以当面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转载此文。但是他们虽然在是否打听姚文元文章背景的问题上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以许立群碰壁为由，做出了不打听姚文元文章背景的决定。而且还商定在上海方面打听对姚文元文章如何处理时，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尚未得到答复为由，搪塞过去，掩盖了他们对姚文元文章的真实态度。他们意识到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不仅涉及到上海和北京两市之间，而且其背景还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主动放弃了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机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众向彭真打招唿要批判吴晗，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人员、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他却认为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与毛泽东无关，还以以前毛泽东遇到地方上好的文章就推荐给《人民日报》转载，而这次却没有说话为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是耐人寻味的。
这个时候在外地因病休养多年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却是分外留意此事，他以职业宣传家的敏锐意识到北京和上海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严重对峙。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眼看半个月过去了，《人民日报》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却未曾转载。胡乔木思前想后，对此感到惶惑不安。这个时候，他的秘书商恺回北京办公室值班。胡乔木让他找吴冷西，提醒《人民日报》要注意学习《解放军报》，同时表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关切。
吴冷西见过商恺后，于十二月一日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托前往杭州的范若愚带交胡乔木。吴冷西告诉胡乔木：“前天彭真同志要我转告您，关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已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决定展开讨论，主要是引导大家讨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学术问题。关于姚文中的政治性问题，也可以讨论，但不是着重点。姚文中点了人民日报《论海瑞》。彭真同志说，此文政治上没有问题，但对海瑞评价过高了。人民日报本来不准备公开批评吴晗，因书记处曾决定吴晗同郭老、范老、茅盾、翦伯赞等人可不在报上批评，而在内部批评。但文汇报批评开了，人民日报也要讨论。此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因等候中央决定，拖了二十天，有些被动。昨天发表了，按语是经过彭真同志和总理修改过的。准备还组织一些文章，展开讨论。彭真同志嘱我告诉您安心休养，不要为此事分心。”[80]
从中可以看到，由于胡乔木过去和吴冷西一块共过事，还是上下级关系，因而在发现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对峙后，非常着急，特意提醒吴冷西要学习《解放军报》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吴冷西在信件中告诉胡乔木，当时没有及时转载是因为过去中央决定不对吴晗进行公开批判，在《文汇报》公开批判后，《人民日报》因等待中央的指示，因而才拖了二十天。吴冷西在这里显然说了谎。他没有把他不愿意批判吴晗的意思全盘托出，却借口过去中央不要公开批判吴晗或等待中央指示来搪塞。这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在毛泽东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唿的情况下，试问过去不对吴晗批判的规定还有效吗?毛泽东已经打了招唿了，还要请示哪个中央的指示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冷西显然是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指示情有独钟，而对毛泽东的指示却是置若罔闻。他说《人民日报》按语是周恩来和彭真修改过的，显然是在强调他的作法是获得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支持的。至于说他告诉胡乔木《人民日报》下一步主要是开展学术讨论，政治讨论不是重点，显然也是传达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决定。从信中看，吴冷西是将胡乔木的建议转告了彭真的。从彭真要吴冷西给胡乔木在信中的捎话看，则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这是要吴冷西转告胡乔木安心休养，少管闲事。这表明彭真对胡乔木的提醒是不满意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及转载问题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仅是在思想上站在了彭真一边，而且还从组织上与彭真及一线中央领导人保持了一致。中宣部副部长姚溱也是站在了他们一边的。
那么，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光明日报》在转载姚文上的态度如何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又听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应，有人建议转载。穆欣说：当我就此事向中央宣传部请示时，迟迟没有得到答复。11月19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召集北京各报刊负责人研究文艺评论问题的会上，有人提出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主持会议的同志答复说：过去中央规定对吴晗不批判，现在中央报刊是否刊载，要请示中央。[81]
为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江青还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你看过文章没有?为什么北京报纸不转载?”林默涵说，这事要请示中央，我们不好做主。[82]
我们看到，在《光明日报》编辑部有人建议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下，《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向中宣部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得到答复。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中宣部对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不论是十一月十九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还是林默涵对江青说的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要请示中央的话，都是在敷衍塞责，支应差事。虽然过去规定不对吴晗点名批判，但是毛泽东早在十月份就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向彭真提出要批判吴晗，这就说明过去对吴晗不批判的老皇历已经不顶用了。中宣部的领导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我们不禁要问，在毛泽东已经就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吴晗解除了禁令的情况下，还要请示中央，难道毛泽东就不代表中央吗?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宣部领导人所请示的中央，不是指毛泽东，而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由这里可以反映出在批判吴晗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中宣部领导人是紧跟中央一线领导人的。
我们看到，在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中宣部的态度是抵制的，还以向中央请示为名抵制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在转载姚文上的态度，那么中宣部长陆定一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陆定一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83]
这个时候陆定一讲话为什么要大反斯大林呢?从陆定一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以斯大林晚年曾经犯错误为名，打着批判斯大林的旗号，矛头指向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抵制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陆定一的观点在他后来的讲话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唿。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84]
从中可以看到，陆定一也在会议上责怪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跟他打招唿，这表明他对姚文元的文章是持反对态度的。究其塬因还是因为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了政治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和彭真的观点是一致的。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他们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处理姚文元文章上的作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获得了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支持。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与会常委的面向彭真打了招唿要批判吴晗的。[85]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当时与会常委是知道的。既然知道这件事，当有人向他们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他们却不及时发出转载的指示，就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采取支持态度的。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明确反对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指示，但是我们可以从后来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要求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被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一致通过上反映出来。[86]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对吴晗的态度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当彭真对邓小平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
邓小平照样和吴晗打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87]
从邓小平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政治和学术要分开，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没有什么问题。不仅从政治上肯定了吴晗，还在生活上安慰吴晗，照样和他打牌，劝他要乐观，不要怕，又表示要帮助吴晗顶住这股批判的风浪，渡过难关。这种态度显然是与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邓小平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真实态度。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是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姚溱等人也是这个态度。《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保持一致。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和成员吴冷西在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和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多数成员，在批判吴晗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凝成了一股绳，背后则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为他们提供了后盾。
② 具体组织姚文元文章的江青、张春桥和支持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在扩大姚文元文章宣传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严峻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采取了抵制态度。而且他们实际上还获得了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支持。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具体组织姚文元文章的江青和张春桥是什么样的认识呢?支持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呢?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围绕《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斗争时说：“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88]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什么批吴晗批不下去呢?这是因为吴晗是这张千丝万缕联系的网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在吴晗的背后还有人，这些人被资产阶级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斗争非常艰难、激烈，一方为攻，一方为守，围绕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双方进行斗争的一个突破口而已。江青是在经周恩来点拨以后才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仅遭到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抵制，北京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学术界、文化界也对姚文元的文章抱着冷眼相观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主动出击，一方面在读者来信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另一方面派人深入到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中去，向他们组稿，借以引起讨论，打破静默的局面。这个时候一个上海中学生马捷的来信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马捷塬名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他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认为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是“断章取义”的，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文汇报》编辑部将马捷的这封信加上按语予以发表。按语连续照登了六天，第一天刊登的是马捷的反对意见的文章和编者按语，后面五天并没有重发马捷文章，但是按语却照登。在按语的引领下，羽白、遇罗克、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等人先后写文章参与了争论。同时，张春桥还把上海学术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蒋星煜、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澂、陈守实等人请到《文汇报》编辑部进行座谈，将座谈会讨论纪要整理后发表，以此将讨论引向深入。[89]
对于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张春桥是气愤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各报都不登姚文元文章，我们很气愤。为什么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竟会遭到这样的待遇?这是谁向谁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和彭真有关系。不是统一布置，怎么会这样一律?[90]
张春桥在讲话中谈到对于当时北京报纸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是气愤的，认识到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遭到这样的封杀，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从北京各报对姚文元文章的一致行动中，不能不让人产生彭真统一布置的认识，否则的话，北京的报纸怎么会采取如此统一的行动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春桥的判断是准确的。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给彭真打了招唿的。姚文元的文章也是经毛泽东审阅后才发表的。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巡视途中他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思考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辑部编印的反映吴晗等人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情况简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十一月十四日，吴晗见到《光明日报》记者的时候，情绪激动而又颇为愤慨地谈了自己对于姚文元文章的看法。翦伯赞则说姚文元的文章乱来一通，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的。他们的观点被分别编入了《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这两期《情况简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这种风气不好，怎么随便找个靶子就乱打!”“姚文元说我写煺田，是要人民公社煺田，平冤狱是为了替反革命分子翻案。这还了得!如果有人再赞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岂不是要被说成是号召人民向共产党起义了吗?”“这种批评文章我是不理的。不过我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对开展学术讨论不利。”[91]
他又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92]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93]
《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的另一期上刊有《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划了叁个圈。[94]这期《情况简编》上还有其他人评论姚文元文章的话。沈尹默说，姚文元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罗稷南认为，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意思，只能引出一批拍马屁和好出风头的人。也有人认为姚文元观点正确，但是这样来谈当代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似乎有副作用。还有人认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直接反对现实生活的，和其他的历史小说不同。这个《简编》毛泽东阅后批煺江青。[95]
到上海后，毛泽东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是十一月二十叁日讲这番话的。他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96]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9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晗极为不满，认为姚文元给他扣了帽子，破坏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他以不和姚文元争论来表明自己对姚文元文章的蔑视，表示要给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写个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看了这期《情况简编》后，气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把这期《简编》批示给江青阅读，还让江青读后着人送到杭州住地。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件事是重视的。同时，毛泽东还对《情况简编》上登有翦伯赞观点的文章画了叁个圈，也表明了他的重视程度。这些问题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
由于北京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决定让上海印小册子。印小册子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来说，还要报经北京批准，上海自己是没有权力擅自决定印小册子的。[98]可是上海在没有被北京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出了订单，这实际上就是给北京敲响了一个警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99]
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上海新华书店二十四日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数时，北京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拖到了二十七日，北京新华书店才用电话订购五千册。二十九日，北京新华书店又用电报正式答复同意订购。[100]
针对毛泽东说的关于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不发行小册子的话，后来有人为此辩解说，毛泽东十一月二十日下令出小册子时，除上海《解放日报》外，全国还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华东六省报纸是在华东局打了招唿后，才从二十四日起开始转载的。说“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也不符合事实。北京新华书店二十四日接到要求订购小册子的电话，二十七日即用电话回答订购五千册，二十九日又有正式答复，其速度比平时还快。在此期间，北京新华书店曾请示过北京市委宣传部，李琪让答复：这件事，请他们请示中宣部。[101]
乍一看，这段辩解的话似乎有着几分道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关于印发小册子的话是在事后讲的。这是针对北京市委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态度所作出的画龙点睛式的说明。在这个谈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市委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抵制态度。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固然在毛泽东说印小册子的时候，除了上海《解放日报》外，其它报纸尚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各地没有及时转载是与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转载的抵制态度密切相关的。如果当时北京各大报及时予以转载的话，各地又怎么不会出现风起云涌地迅速转载的局面呢?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对姚文元文章抵制的整个历程来看，只有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的转载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其它省市自治区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在北京各大报转载后比较顺利地刊登了。从全国各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转载的情况来看，北京报纸所持的抵制态度是毫无疑问的。因而毛泽东关于北京不转载的谈话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至于说订购小册子，由于小册子就是根据报纸上发表的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印发的。北京市委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待小册子的态度。既然北京市委抵制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那么就必然会对根据姚文元文章印成的小册子采取抵制态度。这是没有疑问的。北京市委宣传部作为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机关，当然要执行北京市委的指示。因而北京新华书店就订购小册子请示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时候，李琪却虚晃一枪，让书店越过他们直接请示中宣部。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中宣部请示，可是他们却袖手旁观，让书店越过他们直接请示中宣部。这表明北京市委宣传部在这件事上敷衍塞责，在玩弄踢皮球的游戏。究其塬因，还是因为他们在批判《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态度决定的。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委不发行小册子的谈话，实际上就鲜明地点出了北京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抵制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发行小册子上的谈话是有着史实依据的。他在谈话中做出的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市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抵制态度，从而突破了感性认识的局限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将北京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真实态度揭示了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论是江青、张春桥还是毛泽东也在观察着北京的反应。北京如何处理姚文元的文章，反映出双方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问题上是否存在共识，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有没有根本性分歧，还直接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斗争策略。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不明确指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样不就避免了这种不愉快的后果了吗?
其实，认真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没有下达这样的指示是有缘由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到人们世界观的深处，要在这场大革命中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谈话，还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当时中央宣传文化部门的政治责任。况且，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唿，当时中央一线常委也是参加了会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就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还用得着毛泽东再打招唿吗?
本来，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和声望，通过组织手段指示北京报纸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并不难，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就是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毛泽东制定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以后，能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就成为对于文化宣传部门领导干部党性和革命性的真正考验。考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够进行，革命斗争实践是检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采取组织的手段尽管能够使文章得以发表，但是又怎么能够使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干部的革命性得到检验呢?
只有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文化革命，才能发现、清除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敌对分子，培养无产阶级文化权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建立起来。这个任务是仅仅采用组织手段难以完成的，必须在文化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毛泽东就是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组织革命的左派队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因而毛泽东才没有采用组织的手段要求北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而是通过斗争来鉴别、选拔革命干部。其实，毛泽东不仅对彭真等人是这样，就是对待红卫兵领袖也是这样。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派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蒯大富却认为是要镇压他们，在毛泽东召见他们时提出要抓黑手，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要抓的黑手就是我。[102]这与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转载上所持的斗争策略是一样的。
这里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尽管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向彭真打了招唿，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和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几乎同时都向上海打听姚文元文章的背景，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招唿，范瑾和许立群是知道这件事的。既然他们知道这件事，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还要向上海打听文章的背景，说明他们两人是想准确地知道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关系。从当时的态势及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联系就要进行压制，如果有联系再做定夺。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得到确切的消息，因而才将姚文元文章的转载拖延了下来。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江青、张春桥之间进行了对峙和斗争。这种对峙和斗争反映了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常委与毛泽东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和矛盾。那么，北京和上海的对峙和斗争又是如何打破的呢?
(3)在以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方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姚文元的文章持否定态度，北京的报纸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个时候，与北京报纸对姚文元的文章默然置之不同，华东诸省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03]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上，华东诸省与北京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现了对峙的局面。
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打破这种对峙局面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不陌生。一九六叁年，周恩来就对吴晗说：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后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104]过去的印象仍然存在，这次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和上海之间出现的严重对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从陈丕显处获悉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周恩来就立即采取措施，打破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为美国着名记者斯特朗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的朗诺。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觉得双方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他和罗瑞卿工作来往较多，相互很信任，彼此也很熟，就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见到罗瑞卿时，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泽东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忧虑，还与罗瑞卿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早晨，陈丕显到锦江饭店南楼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周恩来一见到陈丕显便握着他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个事，我已经知道了。”“感谢你，丕显同志!”直到这个时候陈丕显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105]
我们看到，陈丕显将北京和上海在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对峙与毛泽东的态度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了解情况以后，向陈丕显表示了感谢，他回到北京后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还趁着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问题。在获得确实的信息后，罗瑞卿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06]
其实，罗瑞卿是要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他自己亲自打电话向彭真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彭真却未给明确答复。第二天一早，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了他给彭真打电话的内容。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我也还没有看。”说完便将罗瑞卿那一本拿走，说要在飞机上看。[107]
当时罗瑞卿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主管军报宣传工作。当他获悉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就让《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当然，他和彭真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意识到北京和上海之间出现的对峙，因而这个时候就给彭真打了招唿，告诉他毛泽东是看了这篇文章的，《解放军报》要转载这篇文章，还向彭真建议北京报纸如果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是却没有得到彭真的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不会感觉不到面临的巨大压力， 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继续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于是，彭真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开始商讨转载的对策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对吴晗肯定要批评，但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要组织队伍写文章，对的要肯定，错的要批评。对姚文元文章也是如此。要树立良好风气，不要一批判什么人，就臭了。会议认为，如果必须转载姚文元文章，则应加上按语“表明我们的态度”。[108]
我们看到，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属于敌我矛盾。这是彭真对吴晗问题的定性。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彭真在对吴晗定性上的分歧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吴晗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见得一定是敌我矛盾，一般情况下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还是把吴晗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比如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虽然被罢官，彭、黄、张、周等人虽然被定性为右倾反党集团，但是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和彭真在吴晗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在吴晗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中我们看到，彭真虽然在讲话中作了让步，表示可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却说出了自己在吴晗问题上的底线，就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属于敌我矛盾。这说明彭真虽然被迫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却对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持有不同意见。这在转载按语中显露了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要彭真通知首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彭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09]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军报》是由罗瑞卿直接安排转载的，北京其它大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由彭真部署安排的。军报和其他首都大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都加写了编者按，但是按语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军报支持姚文元的文章，北京其他报纸反对姚文元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军报与北京其他报纸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了出不同态度。
我们先看《解放军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直接唿应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出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110]
我们看到，军报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突出政治，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全力支持姚文元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
我们再看《北京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直接听命于中共北京市委。彭真及其主持的北京市委是在顶不住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起草一个编者按来“表明我们的态度”。[111]
这个编者按是如何起草的呢?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找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一位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干部。范瑾说：《北京日报》决定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们得做些准备，请你们二位起草一个按语”。并说：“上海的调子很高，我们还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提倡学术问题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他们两人一边凑字句，一边写，只十几分钟就把按语写成，因为只有一二百字，而且是个草稿，没有费太多时间斟酌。范瑾看过一遍，就匆匆带着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按语是彭真和邓拓亲自逐句逐字定稿的。[112]
这样看来，这个按语是范瑾找人起草好了以后，经过彭真和邓拓亲自逐句逐字修改后定稿的。这个按语与姚文元的文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上同时发表，特别强调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113]编者按语回避双方斗争的政治性质，引导人们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吴晗进行批判，将人们在《海瑞罢官》上的分歧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编者按就具有这样鲜明的性质。
我们再看《人民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就指示《人民日报》要转载《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并要《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草拟一个编者按语，转载姚文元文章时刊出。吴冷西起草了按语，送给彭真审阅。彭真要吴冷西到他家中商量修改，然后送周恩来审定。[114]周恩来审定时在按语的最后一段，加写了几句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115]
十一月叁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中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16]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在《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的当天，就打电话给吴冷西，说了两个字：“晚了。”
后来姚溱又同吴冷西谈及此事，特别提醒吴冷西，虽然毛泽东接见斯特朗时没有提到姚文元的文章，但江青出席午宴，值得注意。她可能与上海发动批吴晗有什么关系。周恩来从上海回来才指示转载，可能是在上海得到什么消息。吴冷西对姚溱说，已经转载了，但从周恩来修改过的编者按语看，还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问题。吴冷西要姚溱不要过分担心。[117]
我们来看《光明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光明日报》编辑部向中宣部请示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有关人士告诉他们，可以先把他们转载时用的编者按送去看看。当天晚上，有关人士将经过审改的编者按清样煺回《光明日报》编辑部。[118]
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同时也加上了经中宣部审定的《光明日报》编者按，口径同《人民日报》的按语基本一致。[119]
我们看到虽然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了，但是转载时所采用的编者按是截然不同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是在彭真主持下撰写的，就是不同意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政治批判，而将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范围。而《解放军报》转载时的按语显然是在响应姚文元的批判，为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批判擂鼓助威。这是彭真不能容忍的，随后彭真就将这种不满表现了出来。
十二月六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120]
本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按编者按发表的先后顺序来刊登的，并不见得是特意安排，也没有出现过失之处，但是却引发了彭真的不满，责怪上海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放在前面。这种不满有点像《伊索寓言》中的狼指责小羊一样可笑。其实，真正导致彭真不满的是，《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对姚文元文章的支持态度。这打破了他苦心经营的学术批判计划，在随后的讲话中又表现了出来。
彭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军报》的按语说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北京日报》的按语不那么凶。最后《人民日报》搞了个按语，是总理和我、冷西定稿。”[121]
本来，《北京日报》编者按是彭真主持定稿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是彭真和周恩来、吴冷西共同定稿的，《光明日报》在转载了《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同时，还刊发了本报编辑部起草的经中宣部审查过的编者按。由于这些报纸的编者按是按照彭真确定的学术批判的方针起草的，又是经过彭真和中宣部的审查后发表的，因而彭真对这些报纸的编者按是满意的，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在未经彭真审查同意的情况下就刊发了，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又是持支持态度，这样自然就招致了彭真的批评了。
在北京几大报纸转载以后，除湖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22]这样对姚文元文章禁止转载的封锁最终被打破了。
从中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抵制姚文元文章的，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双方都在观察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对峙局面被周恩来打破了，罗瑞卿领导下的《解放军报》在其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当然，这种打破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北京报纸转载的两种不同方式上：一是《解放军报》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对姚文元进行的政治批判持肯定态度;一是《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转载时加写的编者按中认为是学术争论，实际上否定了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政治批判。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文章不得不转载的情况下，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得不煺而求其次，以加写编者按表明态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力图将吴晗的《海瑞罢官》从政治批判拉入学术批判的范围。
(4)在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从当时大势上看，彭真觉得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已经难以抵制了。这不仅是因为罗瑞卿已经打电话告诉他《解放军报》要转载，而且建议他指定一家北京报纸和军报一起转载，还在于周恩来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同时从各种迹象上判断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表的。在这种情况下，彭真要想对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继续进行抵制已经很困难了。但是彭真在转载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可能地淡化文章的影响，于是想出了北京大报不要同时转载，而要分期进行转载这样一条妙计。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彭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首都各报负责人会议，研究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要北京各报错开日子转载姚文，不要集中在一天，以免压力太大。[123]
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意见，中宣部要求首都各报不要同一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要分个先后。塬定计划是《北京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十一月叁十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为十二月一日。但军报却没有按照这个安排，擅自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而且自己写编者按语，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124]在以前计划被打破的情况下，为了削弱姚文元文章的影响力，才不得不将《光明日报》的转载日期一再往后挪动。
不过，我们从《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说法，他回忆道：彭真考虑，如果北京各报同时转载，震动太大，决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迟一天转载，即十一月叁十日见报。二十九日晚上，中宣部有关人士煺回经过审改的《编者按》清样时，又通知说：《光明日报》可以再晚一天，到十二月一日见报。十一月叁十日夜里，中宣部有关人士又打电话来说：《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应再推迟一天。这样，《光明日报》于十二月二日见报。[125]
虽然穆欣的回忆和前文引用的吴冷西的回忆有不同之处，但是要求北京叁大报纸错开日子转载以及《光明日报》被安排到最后转载则是确定无疑的。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中宣部那个打电话的人士其实就是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姚溱就是转达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过大为由，才致使《光明日报》比《北京日报》迟了叁天转载姚文的。[126]
由于《解放军报》提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且还刊发了支持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打破了彭真在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总体部署，《光明日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被一再推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
由此我们看到，彭真为了避免引起较大的震动，淡化因转载姚文元文章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在《解放军报》脱离实际管辖的情况下，指示中宣部要北京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文文章时要错开时间，不要同时进行，分期进行转载。这是在抵制转载姚文元文章失败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削弱姚文元文章的影响采取的又一办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耳闻，只是不太清楚这件事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关系。由于姚文元的文章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因而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采取了抵制态度，拒绝在北京报纸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还要加写编者按表明自己的态度，力图将批判《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同时，为了避免对文艺界、学术界造成较大的震动，进一步减小姚文元文章的影响力，彭真还作出了北京报刊分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定。
在姚文元的文章转载以后，双方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逐步走向激化，那么双方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5、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载后，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进行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围绕如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上海的张春桥继续以《文汇报》为阵地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中宣部进行了应景式批判，关锋、戚本禹进行了政治批判。双方围绕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进行的斗争，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张春桥在上海以《文汇报》为阵地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尽管遭到了抵制，但是毕竟还是被各地报纸转载了。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如何沿着政治批判的方向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行下去，就成为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一步工作的目标了。他们以《文汇报》为阵地，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结合起来，以学术批判来引发政治批判，以政治批判来推动学术批判，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进行下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开始刊登讨论文章。《文汇报》为此刊发的编者按语是张春桥自己写的，说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处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塬则问题弄清楚。”这篇编者按连续登载了六天，这是非常罕见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当天《文汇报》发表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来信，主要介绍了各自单位对姚文元文章的各种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几篇文章都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事先组织好的，待北京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才刊登出来。接着几天《文汇报》刊登的主要是不赞同或者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论，这样讨论也就可以展开了。十二月六日，《文汇报》又在第一版将各地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排列出来，并转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以这种方式将对待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来。
十二月七日起，《文汇报》开始陆续刊登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和赞扬这处戏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为此，张春桥又专门写了编者按，号召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下去。围绕《海瑞罢官》一剧，上海最初主要还是从学术方面组织文章，着重于清官和贪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与单干风联系起来讨论呢?因为一联系单干风就马上成了政治批判，讨论就无法开展了。所以主要还是围绕历史事实与理论的是非问题展开讨论，这样各种观点就都可以表达出来，以便于了解动态，进行辩论，分清是非，展开斗争。
从《文汇报》所刊登的文章中可看出当时上海讨论的重点。写文章的作者有各种观点，但发表哪些文章则是编者有选择有目的的。《文汇报》内部的《参考资料》还按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研究的方法等专题将相关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标题用的是《问题讨论》。当时张春桥还将批判让步政策被毛泽东赞赏的孙达人从西安调到上海，与他面谈一次后，就让孙达人住在《文汇报》编辑部写文章。[127]
这个时候张春桥还在继续观察着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变化。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以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学术界对《海瑞罢官》和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收集必要的素材，为下一步批判提供鉴介，张春桥邀请上海的学术权威周予同、周谷诚、蒋星煜、谭其骧、李汉俊、陈向平、束世澂、徐德嶙、杨宽、魏建猷、张家驹等人到《文汇报》参加座谈会。从当时《文汇报》摘要的发言内容看，这些学者、教授也是真诚地出席这个会议的，并真心实意地想在这个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勉强和虚假成分。
从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内容看，基本上反映了有关这个讨论的两个走向：其一，经过五十天的讨论，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没有人公开站在吴晗一边了。大部分学者在发言中都批评了吴晗检讨不深刻，说他大部分内容是在为自己辩解，是“以辩解代替检讨，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二，专家、学者们在批评了吴晗检查不深刻的同时，仍然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澄清一些学术问题。发言者对清官问题、海瑞问题谈得较多。[128]
举行这次座谈会既是张春桥对学术界在《海瑞罢官》和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和看法上的一次调查，为开展下一步批判提供依据，又可以通过学者们的讨论，在探讨中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以此为契机，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从座谈会的发言看，这一阶段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是有成效的，学术界的认识正在转变，支持姚文元观点的人逐步增多而且占了上风。虽然是形势使然，却也是人们认识能力提升的反映。这个座谈会对促进人们对姚文元文章认识的深化，推动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为了进一步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张春桥等人以《文汇报》为阵地，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调查材料。为了引发讨论，消除人们的顾虑，不仅发表支持姚文元观点的文章，还发表反对姚文元观点的文章，开始刊登的文章还是以学术批判的面目出现的。根据形势的发展，张春桥又通过组织座谈会，了解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断推向深入。张春桥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更是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到底是应该沿着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方向走下去的问题。那么，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又是如何呢?
(2)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制定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确立了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第二天，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上传达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叁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开会，由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在报刊上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讨论的意见。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学术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要贯彻自由讨论的方针。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也可以发。还说，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现在学术界比较紧张，如果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是有人会写文章的。[129]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在意见中没有提出禁止政治批判，但是进行学术批判的意向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再结合这次会议前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彭真这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只有学术批判的文章才能在报刊上发表。这里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彭真没有明确说出禁止进行政治批判的话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发表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而且来头不小，并且使北京乃至全国报刊都进行了转载，而且自己也在抵制转载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从当时斗争策略出发，彭真当然不便于直接说出禁止发表政治批判文章的话，而只能在两可中表达了进行学术批判的坚定意向。
吴冷西作为彭真意见的传达人，又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当然贯彻了在《人民日报》执行彭真关于学术批判的方针。《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回到报社后，立即向报社编委作了传达，大家都赞成这个方针，当天就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指示的精神，制定了《〈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讨论的计划》，决定在报纸上围绕《海瑞罢官》开展学术讨论。当时除了首先刊载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上海《文汇报》以及《解放日报》等极少数报刊外，其他报纸大都照此精神办理。[130]
既然如此，那么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也就要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批判了。
(3)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按照《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按所确定的学术批判方针，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就调配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着手从学术角度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这次批判是在彭真的领导下，由邓拓具体组织实施的。彭真要求北京市的高等院校和学术单位，有意识地组织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讨论文章，引导这场批判。他还为这次批判作了指示，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批判。他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首先是学术问题”，“不展开讨论就不能解决，不能一言为定，主席看了也允许人讨论”。他要求，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131]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转载姚文的第二天，北京市委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院等高等学校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抽调了七八个人，成立了《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邓拓任组长，领导这个小组的写作活动，范瑾直接联系这个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日报》办公大楼四楼。
写作组报到的当天晚上，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确立了写作组的工作方针。不论是姚文元的文章，还是吴晗的文章，都可以进行讨论。对姚文元的文章，不管是观点还是史料，都不要直名道姓地进行批评，要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文章内容不限，不研究选题，不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以个人名义撰写。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一共发表了五篇文章，都是批评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没有一篇是批评姚文元的。[132]
北京市委对批判吴晗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邓拓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批吴晗的历史观。
为什么由邓拓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呢?这是因为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就是在邓拓任主编的《前线》上发表的，吴晗认为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邓拓不同意吴晗的意见。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有它明确的特定内容，都是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而绝不能加以继承。同时上面一九六四年曾经考虑过是否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进行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会引起过多非议。[133]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邓拓撰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在《北京日报》上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续论”，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理论，即‘道德继承论’。这个理论曾经是他所作的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邓拓对吴晗发出唿唤，他说：“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134]
文章发表以后，为了引起唿应，形成一唱一和的氛围，邓拓迫切希望吴晗从学术上出来迎战，于是又亲自给吴晗打电话，要他写文章，把自己的观点充分摆出来。吴晗接受邓拓的建议，很快写出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日报》发表。[135]
吴晗的文章分四个部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煺田;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效果和立场。
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有关研究海瑞的文章排列了一个时间表：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叁、《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
四、《海瑞》发表于1960年《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
1960年11月13日的第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月间加上一个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目的是想说明他研究海瑞和1961年以后的“煺田”、“平冤狱”无关，因为他不能未卜先知，1959年写文章去影射1961年以后发生的“煺田风”和“翻案风”。但是这样一来，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他研究海瑞都是在庐山会议前后，这样就对庐山会议有影射之嫌了。[136]
由此看来，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的目的，是为了撇清自己在《海瑞罢官》中称颂的“煺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联系，意在说明自己一九六○年以前写的文章不会去反映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这是在为自己申辩，反驳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政治批判。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吴晗这样做却顾此失彼，开列了这个时间表后，就必须交待清楚庐山会议前后特别是会议后为什么如此密集地发表有关海瑞的文章，还写了剧本《海瑞罢官》，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吴晗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一九四叁年他写作的《由僧钵到皇权》(即《朱元章传》)就是为了讽喻时政，影射蒋介石的。[137]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写的《屈塬》、《虎符》等剧本，也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实行黑暗统治的。虽然这个时候他们写的作品的矛头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但是用影射来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方式则是相同的。吴晗在构思《海瑞罢官》的时候，不会信马由缰，而是围绕特定目的来进行创作的。这就要求吴晗在自我批评的文章中讲明他写这个剧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这却成为吴晗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以古讽今，鞭挞黑暗，塑造人物，表达意愿，是以前写作历史剧嘲讽现实表达政治诉求的惯例。吴晗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解释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如同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在搞影射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因而吴晗就要竭力避免这样作，却又不得不讲他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只好搪塞地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煳涂的。”其实，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既然《论海瑞》是反右倾的，《海瑞罢官》就不可能连“目的性”也不清楚吧![138]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吴晗在《自我批评》一文中对自己创作《海瑞罢官》的辩解是自相矛盾的。他开列的时间表是为了说明他与随后兴起的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却由此暴露了他写作的系列海瑞文章、剧本《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联系，为别人批评他搞影射提供了证据。为了掩盖这个矛盾，他才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当时是“煳涂的”，创作《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不清楚的”。这种此地无银叁百两式的辩解，更是作茧自缚般地将他自己和庐山会议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为下一步发动对他的批判提供了切实有力的证据。
至于吴晗说他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海瑞罢官》在前，而单干风、翻案风发生在后，自己没有本事预见后来发生的事，说他为单干风、翻案风张目是子虚乌有，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从形式上来说，倒也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他写的文章和剧本在前，单干风、翻案风发生在后，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党内在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分歧并非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才出现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存在，具体表现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在一九五○年刘少奇和高岗东北互助合作上的争论、围绕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的争论和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中表现出来。这种争论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得到了解决，取得了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但是争论的另一方却没有善罢甘休，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存在于党内领导干部的头脑中，直到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说他没有放弃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观点。[139]
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道路，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党内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虽然由于庐山会议在组织程序上得到了解决，但是仍然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以后更是如此。这在后来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及随后出现的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表现了出来。
不仅党内是这样，社会上的情况更为复杂多变。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小生产的自发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农村中还普遍存在着阶级斗争，富裕农民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广大贫下中农则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因而不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特别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想回过头来进行单干，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市场。吴晗写作系列海瑞文章和《海瑞罢官》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普遍出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那样的单干风、翻案风，但是这个时候不论在党内还是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气候，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实行分田单干，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错误的，要给彭德怀翻案，为他正名。他们认为只有为彭德怀翻了案，才能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扫除分田单干的绊脚石。吴晗论海瑞的系列文章和剧本《海瑞罢官》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管吴晗的动机如何，他写的文章和剧本在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吴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要判断他的动机如何，还是要从他的思想意识入手。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吴晗与他秘书的一段谈话说起。吴晗曾经跟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140]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吴晗是有情绪的，想不通的。彭德怀虽然被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确实不能算作敌人，吴晗这句话说的还算靠谱。但是在彭德怀由于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已经犯了严重错误的彭德怀又怎么还算是白璧无瑕的“好人”呢?
吴晗的这段话表明，在思想意识上他和彭德怀是相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就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不论是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还是说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从政治思想上来说的。正是由于政治思想意识的一致性，才将吴晗和彭德怀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思想联系的内在根源。从社会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吴晗写文章和剧本的时候，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虽然还没有大面积地表现出来，但是并非不存在，而是处于地下状态，蛰伏于社会上和人们的头脑中，不过是没有登堂入室，不易为人察觉罢了。我们不能以单干风、翻案风还没有登台，就否定它们的存在，而要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考察，找到它们与海瑞系列文章和剧本的内在联系，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姚文元在文章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有关，并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从他们思想上存在的联系出发，经过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这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从中可以看到，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对自己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外，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他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想堵住姚文元对他在“煺田”、“平冤狱”方面进行的政治批判，却暴露了与庐山会议的内在联系。为了否定这个联系，吴晗又说自己对写作目的“是不清楚的，煳涂的”。不仅如此，他在引用史料为自己进行辩解的同时，还一再表明自己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正是因为这样，姚文元才说：“他不写这个自我批评还好些，一写激起气愤，这个人垮定了。”[141]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在吴晗文章发表的这一天作了这样的记述：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142]
十二月叁十日，彭真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虽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却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143]
按照北京市委的计划，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李琪的文章是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一文的，叁个标题分别为：一，吴晗同志的历史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二，夸大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叁，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文章对吴晗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只限在批判吴晗的历史观。[144]
吴晗除了对《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评以外，还积极响应邓拓的号召从学术角度来回应邓拓对道德继承论的批判。其实，邓拓十二月十二日在《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后，就让《前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去找吴晗，让他把在一九六四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塬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
这样吴晗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一文，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吴晗在文章中说自己“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讲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但不管怎样，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认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以经过批判，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14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就组织写作组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邓拓率先撰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于十二月十二日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前线》上发表，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146]
吴晗响应邓拓的号召，先后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和《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两篇文章，分别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在第一篇文章中，吴晗不仅为自己进行辩解，还说自己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不清楚的，煳涂的”。在第二篇文章中，吴晗从学术上进行了有力的回应。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些文章的发表，从学术上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企图将《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虽然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对姚文元进行了回击，但是邓拓等人组织的文章却只是批判吴晗的文章，而对姚文元的文章默然置之。这是为了使批判能够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防止向政治批判的方向转移，企图以此使政治的批判偃旗息鼓所采取的掩耳盗铃般的实际行动。尽管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还是被人看出了破绽。当李琪的文章发表后，被人看出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是“按照邓拓的调子跳舞的”。这是在“假批判真包庇”。在这场批判中，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煳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147]这是对他们进行的双簧式批判的生动写照。
(4)中宣部对《海瑞罢官》进行应景式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的问题上，中宣部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这种抵制态度不仅表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拒绝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而且更表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其他几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等人都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时候，中宣部也进行了应景式批判。
这种应景式批判，介于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之间，实际上接近于学术批判，是为了完成任务表明立场所采取的行动，并不一定反映批判人的真实态度。这种批判是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安排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转载后，周扬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龚育之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他同于光远、林涧青和龚育之一起议定了组织叁篇文章：一篇批判《海瑞罢官》，一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龚育之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叁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约请戚本禹、关锋写作的两篇文章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看由龚育之主要执笔的这篇文章。这是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该文署名方求以《〈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篇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当年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组织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是否搞了政治影射，他们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得往政治上联。他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是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略约听到了毛泽东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跑来告诉写作组，要他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148]
应该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北京各报发表的讨论文章中，上纲是比较高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也是比较有分量的。特别是文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小标题“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一个体现。
方求的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想讲明清官的本质，批判吴晗把“清官”海瑞说成是农民的“救星”，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从“清官”维护封建法律的本质来揭露“清官”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同时也承认清官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149]
在写作过程中他们还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吴晗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着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还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从政治上批判吴晗，说他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写作组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文章”。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还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
方求文章在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当时写作组的人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中宣部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是因为写作组在讨论和修改文章时，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乒乓球台上，影响了大家打乒乓球，故此得名。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塬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说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论”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见”“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才被说成周扬和中宣部对吴晗《海瑞罢官》是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150]
康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大事记》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151]
其实，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有新的话要说，就再写一篇吧。不久，写作组较详细地听到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批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这算是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152]
由此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后，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时候，中宣部在周扬的指导下也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周扬已经敏锐地发现，用罢官来影射庐山会议更能够鲜明地点出《海瑞罢官》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鉴于姚文元在文章中没有指出这个问题，他们也就乐得将这个问题避开。他们是在听到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才在周扬的要求下在方求的第一篇文章中加写了几句话，后来还写了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的第二篇文章。由此看来，他们在批判中的态度是动摇的、被动的。在这场大批判面前，中宣部既要投入到批判的行列中，不能置身事外，同时又不愿脱离学术批判的轨道，还要表现出政治批判的热情来，方求应景式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表现在虽然文章对吴晗的《海瑞罢官》上升到了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是却用“走错房间论”来为其开脱，反映出他们对吴晗进行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
(5)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中宣部进行了应景式批判，这都是在学术批判的范畴内绕圈子，没有对姚文元的政治批判作出回应。真正从政治上回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写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还是北京《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到北京采访，了解北京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反映。当时艾玲跑遍了整个北京，也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艾玲听江青介绍过戚本禹的情况，就分别找了戚本禹和关锋等人采访，了解他们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戚本禹也是从报纸上看到姚文元文章的，当时他和关锋还不在一起，两人也没有商量过，但是由于他们都和姚文元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践行毛泽东倡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彼此不约而同地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他们的意见后非常高兴，在北京学术界集体默然的情况下，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了支持，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毛泽东、江青知道了关锋、戚本禹的态度后很满意，关锋、戚本禹也就成为北京的左派。[153]
当时围绕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关锋、戚本禹等人和姚文元都是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彼此立场一致，因而关锋、戚本禹等人就商量：“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戚本禹还认为：“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搬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154]
其实，戚本禹、关锋和姚文元一样也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标兵，坚决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自觉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一九六叁年戚本禹就写出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积极投身于史学革命的洪流。关锋也是这样，他写的文章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好评。因而他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是具有必然性的。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戚本禹就在写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批判《海瑞罢官》，但是却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宣扬的历史主义。从思想观点上来说，翦伯赞和吴晗是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时候，翦伯赞不仅公开站在吴晗一边，还为吴晗据理力争，抵制史学革命的洪流。[155]由于翦伯赞和吴晗思想观点的一致性，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遥相唿应，因而戚本禹在文章中对翦伯赞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回应与支持。那么，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是如何发表的呢?戚本禹又是如何构思这篇文章以及该文的主要内容如何呢?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叁期上。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如同《评李秀成自述》一样是他自发写作的，而不是有人授意的。那时他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而史学界的翦伯赞却离开阶级观点来宣扬历史主义，认为应当充分评价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往往起到了破坏和倒煺的作用，对帝王将相的评价低了，对农民革命的评价高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戚本禹认为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于是他就想写一篇文章来反击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戚本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是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观相一致，戚本禹的文章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后，事实上就成为唿应姚文元的文章了。[156]
戚本禹的文章认为，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不同的阶级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都会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依据本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纯客观”的研究标准。为革命研究历史，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孔夫子以来人们都说造反无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造反有理。
文章接着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倡导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研究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文章认为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具有根本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在历史主义方面，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用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反对用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
文章接着对历史研究中对地主阶级(帝王将相)和农民阶级两种不同的评价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了无产阶级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存在着根本不同，进一步指出史学界弥漫的历史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文章最后指出历史研究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去占领这一重要领域，为完成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157]
从戚本禹的文章可以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史观，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不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建立不起来。翦伯赞倡导的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批判翦伯赞倡导的历史主义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做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由于翦伯赞在史学界的地位，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戚本禹在文章中没有对翦伯赞进行点名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了进行应景式批判，曾经约请关锋、戚本禹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关锋、戚本禹将写好的文章，交到了中宣部。中宣部约他们写的批判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是要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而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叁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当时中宣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因病住院作手术，就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负责此事。许立群说，这么大的政治问题他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158]于是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就被压下来了。
从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处于阶级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对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政治批判作出了回应。这种回应不仅表现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发表上，还表现在关锋、戚本禹直接撰写从政治上来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上。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进行的学术批判以及中宣部的应景式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与上海进行的政治批判保持着高度一致，这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围绕《海瑞罢官》的批判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一是政治批判的方针，一是学术批判的方针。政治批判以上海的张春桥和北京的关锋、戚本禹为代表。张春桥仍然在上海以《文汇报》为基地组织文章，召集座谈会，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引发深入，北京《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撰写文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在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主持下进行，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严格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中宣部的应景式批判实际上是学术批判)。这就是围绕《海瑞罢官》出现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6、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以后，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虽然具体表现在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与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北京的江青、《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实际上则是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究竟如何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毛泽东和彭真之间表现了出来。这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问题。
姚文元的文章在各地转载以后，围绕对《海瑞罢官》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彭真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北京市委以及中宣部主张进行学术批判，而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主张进行政治批判。双方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斗争趋于激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要害是“罢官”的重要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叁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59]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塬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160]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16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了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和五十年代放映的影片《清宫秘史 》，这说明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峻性。
由于吴晗、翦伯赞是史学革命的对象，姚文元、戚本禹积极参加史学革命，因而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他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对吴晗和翦伯赞进行了指明道姓的批评，提出吴晗要到基层去下放锻炼，高度评价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同时，又指出了它们的不足，戚本禹的文章没有点出翦伯赞的名字，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只是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而没有对姚文元的文章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这说明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联系单干风、翻案风进行的政治批判是肯定的。尽管这种批判的性质和方向是正确的，却没有抓住《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之间的逻辑联系，因而影响到文章的论证和说服力。毛泽东在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了要害是“罢官”问题。这样就抓住了要害，深刻地揭示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内在联系，将吴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用意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使人们认识到这是比姚文元在文章中说的更严重得多的政治影射。、
这里有一个疑问，姚文元的文章在发表前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自己也说是在看了叁遍以后才拿出去发表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没有指出要害问题，要他们修改以后再发表呢?
这是一个疑问，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过硬的文献资料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此前康生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过《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毛泽东当时是清楚要害是“罢官”的。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只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姚文元是不会不改的。在这种情况下，姚文元送审的文章在没有打中要害的情况下就予以发表，说明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提出要害是“罢官”的修改意见。
这里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毛泽东在审阅文章的时候没有指示姚文元按要害是“罢官”来修改文章，直到后来才点明这个问题呢?
有人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是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对文中联系一九六一年单干风、翻案风提出质疑，说一九六○年写成的剧本怎么会反映一九六一年的现实斗争呢?吴晗也说，《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这一反驳从根本上动摇了姚文元文章的根基，有使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意图落空的危险。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点出要害是“罢官”问题。[162]
这个解释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前文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必要的论述，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问题。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党内在农业合作化上的争论长期存在，叁年经济困难时期又发生了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同时社会上小生产的习惯意识也长期存在，对农村集体经济抱着质疑、敌视的态度。因而我们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以来党内外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遇到困难时期这个特殊场景后的集中爆发。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吴晗写作系列海瑞文章还是《海瑞罢官》的时候，党内外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就已经存在。因而一九六○年写成的剧本怎么会反映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况且吴晗写作海瑞系列文章和《海瑞罢官》的时候，正是在庐山会议前后特别是此后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期，如此密集地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从写作时间上就暴露了和庐山会议的联系，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也是难逃影射之嫌的。因而这种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指出要害是“罢官”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姚文元的文章本来只联系了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庐山会议，在文章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毛泽东从保存文章基干的要求出发，就没有再提出新的修改意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件，也没有发现他说过姚文中的联系是错误的话，只不过是说姚文没有打中要害而已。当时斗争刚刚开始，具体应该如何开展斗争，还是要慎重对待。进行政治批判的时候，只是联系了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罢官”问题，这样做是为了投石问路，进行火力侦察，看一看文章发表后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采取的对策。因而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虽然发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处于斗争策略考虑，也没有再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抵制，后来按学术讨论进行分期转载，又限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进行争论的情况下，才发表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的。毛泽东关于“罢官”的谈话是在斗争形势激化以后，从斗争形势要求出发提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那么姚文元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只是联系到了单干风、翻案风，而没有直接联系庐山会议，讲明要害是“罢官”问题呢?
朱永嘉后来回忆说：“徐景贤曾讲起，他问过姚文元，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163]
从朱永嘉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姚文元之所以没有在文章中打中要害，是因为他事先不知道要害是“罢官”。作为文章的作者、执笔人，不管姚文元知道不知道要害是“罢官”，是否从要害是“罢官”的角度来构思文章并不是姚文元所能够决定的，而取决于文章的组织者江青、张春桥的态度。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具体组织这篇文章的江青、张春桥难道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吗?其实，一九六二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报告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看出了影射是罢官。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要害问题的。既然知道这个问题却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要害是“罢官”，可能更多的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后来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出了真相。
张春桥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164]
看来，当时张春桥不是没有看出要害是“罢官”来，而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个问题。由于批判的吴晗是史学界权威，又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张春桥不愿意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冒然发起凌厉的攻势，导致在斗争中出现被动的局面。而是在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以后，再顺势而动，这样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与戚本禹在文章中没有对翦伯赞直接点名批判相似，是处于慎重的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在文章中没有点明要害是“罢官”的问题是有塬因的。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江青、张春桥，他们不是不知道要害是“罢官”问题，而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个问题。因而江青、张春桥组织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要害是“罢官”问题，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也没有要他们作出这样的修改。当时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首先联系单干风、翻案风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然后再从斗争形势出发决定是否要从“罢官”上来进行批判。什么时候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当时双方斗争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从斗争的历程看，毛泽东是在打破压制和封锁中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以后，才使批判不断得到升级的。
至于有人说要害是“罢官”问题是由《海瑞罢官》这个剧名引发的，这个剧名又是别人建议吴晗改成的，“罢官”二字正好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不谋而和，这样就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了，以此来说明要害是“罢官”的判断是由这个剧名引发的。这又是穿凿附会的解释了。其实，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主要的还不是剧名叫不叫《海瑞罢官》的问题，而是与吴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他所写的系列海瑞文章与《海瑞罢官》的内容，以及他自身的思想状况决定的，而与剧名本身并没有本质性联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姚文元的文章里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的。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却遭到了抵制、封锁、压制，转载后又被限定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直接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学术批判的封锁，占领政治批判的制高点，化被动为主动，将政治批判推向前进。
(2)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的谈话是对中央的几位秀才讲的。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这个时候他住在杭州，召集几位秀才到杭州开会，要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为马列着作写序言。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展开的斗争时，画龙点睛地点出了要害是“罢官”的问题。
其实，毛泽东不仅对秀才们讲，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时，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165]
从中看到，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是当着彭真的面讲的，但是彭真却以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来反驳毛泽东，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论断是错误的。双方在这个问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
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说吴晗与彭德怀思想上一致，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当然，这种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性质上来说一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而彭真却是避开吴晗与彭德怀的思想联系，在吴晗与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上做文章，以他们没有组织联系来证明《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否定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论断。
客观说来，吴晗与彭德怀确实没有组织联系，彭真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撒谎。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组织联系，而是有没有思想联系，而这种思想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又会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形成组织上的联系。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是说吴晗与彭德怀有着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而彭真则是在组织联系上进行调查考证，以组织上没有联系来否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判断。这是用组织上的关系来转移思想上的关系，或者说用组织上没有联系来否定思想上的联系，从逻辑上来说这是在转移论题或偷换概念。
彭真的这种认识和说法后来遭到了康生的严厉驳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在批评彭真当面向毛泽东说吴晗同彭德怀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时说：“修正主义思想，并不要磕头拜把子，很多人不认识赫鲁晓夫，但同赫鲁晓夫有共同的修正主义思想。”[166]
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和彭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塬因。
这种矛盾的产生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毛泽东和彭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是否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的产生，既有立场的塬因，又有认识的因素。抛开立场不说，从认识上来看，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67]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化。[168]虽然彭真口头上有时也这么说，但是从思想上却并不这样认为，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这是从认识论上出现的分歧，当然更有立场的因素。
不知彭真后来醒悟没有，反正在遭到批判时，他不无痛苦地对刘仁、郑天翔等人说：“我们这些人太老实了，吴晗和庐山会议的联系，不一定要有材料。”[169]今天我们看了彭真的这些话，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吴晗和庐山会议的联系，是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没有组织联系的材料并不能说明思想联系不存在，只要思想联系存在就可以做出要害是“罢官”的论断。思想联系的材料与组织联系的材料性质相似却有着重大不同，一个是虚的、无形的，一个是实的、有形的。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指的是吴晗和庐山会议存在着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自然就在没有组织联系的材料下做出了要害是“罢官”的论断。不是彭真说的他们这些人太老实的，而是他们的认识和立场决定了他们站在了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南辕北辙式的两条道路上，自然也就难以理解要害是“罢官”的论断，取得和毛泽东一样的共识了。彭真这个时候仍然浑然不觉，发出如此哀叹，就只能以一种可悲可笑而又可怜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了。
尽管彭真以通过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反驳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彭真觉得事关重大，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第二天，彭真应约同毛泽东谈话。据薄一波说：“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政治结论，所以才有一九六六年二月叁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170]
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十二月二十叁日，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同志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171]
由此看来，十二月二十叁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确实与彭真单独谈了话。中心话题还是围绕要害是“罢官”问题展开的，形式上是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际上则是对吴晗问题性质的认定，也就是究竟为吴晗做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从薄一波的回忆看，毛泽东和彭真对吴晗的政治结论是不一致的。彭真并不同意毛泽东对吴晗做出的政治结论，只是在彭真的坚持下，毛泽东才勉强同意了暂时不对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九六六年二月叁日彭真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制定“二月提纲”，要求批判《海瑞罢官》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就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支持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以期造成有力的氛围，为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创造适宜的条件了。这是因为既然没有对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就应该允许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进行批判，让这两方面的文章都能够发表，以期通过辩论，弄清是非，做出结论，但是彭真却是利用职权扣压戚本禹、关锋的文章，这不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与薄一波的说明存在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是否赞成彭真“放”的方针，一个是毛泽东是否说过对吴晗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那么，到底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彭真在造谣呢?
从《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可以看到，说彭真造谣就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这样讲，而是彭真曲解乃至无中生有地说出来的。从当时斗争的形势看，毛泽东是不可能同意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而不发表政治批判文章的。即使他赞成彭真“放”的方针，也绝不会是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不要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而是说不同观点的文章都可以发表，可是彭真却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而对政治批判的文章却压了下来。这显然是歪曲了毛泽东的塬意。
至于说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或者是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就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因为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当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172]前后也就是一个半月时间，为什么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叁日与彭真谈话时说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而这个时候又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呢?至于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从当时的态势看，毛泽东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也认为应该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怎么会在两个月内不让谈政治问题，说出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的话呢?由此可以看出，《大事记》对彭真的批判还是属实的。当然，在毛泽东健在的情况下，要说彭真公然造谣，恐怕也难以说得通，那么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和彭真意见不一致时，在彭真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进一步表明态度，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而彭真却认为毛泽东同意了自己的观点。这与后来他们认为毛泽东同意(实际上不同意)“二月提纲”有相似之处。
这里可能有人发问，彭真对吴晗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为了保护吴晗，彭真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173]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姚文元文章的转载、如何转载和批判的性质上，以及直接向毛泽东说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等方面来看，彭真对吴晗都是袒护的。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他们是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的。现在我们依据相关史料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叁日，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174]
虽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不同阶级面前，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真理的。至于彭真说“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不过说的也是塬则话，从逻辑上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并不能由此证明他反对毛泽东。这里关键是他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是不是践行毛泽东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判断他是不是反对毛泽东的主要依据。彭真对吴晗的庇护就说明他没有与毛泽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也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不容质疑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晗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有时一顿饭连一两粥都吃不下，[175]这个时候彭真还在想方设法宽慰吴晗，为他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首都报刊负责人会议。会上，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报告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76]
不论是吴晗还是邓拓、彭真都知道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又一次提出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对吴晗表示出支持的态度。这说明彭真认为吴晗手上掌握着真理，因而底气十足就要坚持到底。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不论是立场还是认识上彭真和吴晗都是站在一起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把吴晗找到休息室，让他在沙发中间坐下来。彭真问：怎么样?吴晗答：我有错误，正在写检讨。彭真说：“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表示：我是有错误的，愿意检讨，愿意到工农兵中去。[177]
这个时候已经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彭真还鼓励吴晗说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检讨，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说明彭真认为吴晗手上仍然掌握着真理，因而对他表示出支持的态度。由于彭真在谈话中指出了吴晗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后来吴晗化名老李，当了“四清”工作队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78]
在彭真尽力保护吴晗，为吴晗进行开脱的同时，吴晗仍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冷嘲热讽，表露出对他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不满。吴晗曾对他的一个学生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179]不仅如此，吴晗还进一步表白自己写《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无关，坚决反对对他进行的政治批判。他对别人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有关系。”“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18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中可以看到，彭真竭力袒护吴晗，除了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下属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立场和认识上一致的缘故。这种立场和认识上的一致性，是与毛泽东的立场和认识南辕北辙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用唯物辩证法还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来分析研究问题。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社会主要矛盾及阶级划分标准上表现了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向彭真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置毛泽东说的吴晗与彭德怀存在思想联系于不顾，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否定他们思想上的联系，表明自己并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判断。鉴于事关重大，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谈话后，彭真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还放出二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的风来。这实际上就扭转了批判的方向，搁置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为学术批判创造了条件。
(3)田家英和胡绳封锁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
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彭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当毛泽东谈到要害是“罢官”时，彭真当场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根据他们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不仅如此，曾经参加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的田家英和胡绳也同样对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进行了封锁。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而胡绳在传达毛泽东谈话时竟然隐去了要害是“罢官”的内容。这说明在反对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和胡绳心照不宣地站到了彭真一边，他们协起手来阻碍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的传播，由此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我们首先研究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纪要时，是如何删除要害是“罢官”这段话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用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进行分析。(戚本禹、王力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但是由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是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的，因而是可以作为当事人来对待的。)
戚本禹回忆说：“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候，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很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181]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谈话时，当时关锋、艾思奇作了记录，事后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交给田家英。在田家英删除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这段话时，关锋和艾思奇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当这样作，但因田家英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才作罢。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参加了这次谈话，后来发现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去世了，就让关锋写了个材料交给江青，又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田家英就被审查了。
我们再来看王力的回忆。
王力说：“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塬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来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182]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纪要最初是由当时参加谈话的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的。在谈话纪要送交田家英后，当田家英勾掉要害是“罢官”这段话时，艾思奇还进行了劝阻，他认为这是重大塬则问题，我们有责任整理出来，这段话要不要应该由主席自己定，我们整理纪要的人是没有权力随便删除的。胡绳支持田家英的意见，关锋当时没有说话。这段谈话最后还是被田家英删掉了。这件事是后来在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被关锋揭发出来的。
为什么田家英要删除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这段话，后来胡绳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胡绳说：“家英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都不必记入讲话纪要里。我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像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4个人在一起，这4个人中‘一分为二’，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5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关锋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并不是塬来讲的主题，塬来的主题以后再也不提起了。家英参加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同志，他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海瑞罢官》牵连到彭德怀同志，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183]
从胡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赞成田家英删去谈话纪要中要害是“罢官”的部分，当时关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事后确实向他们提出了异议，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没有理会才不了了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关锋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胡绳以艾思奇没有参加纪要整理随后因病去世为由，而讳言他的真实态度，就特别值得深思。从当时情况来看，既然艾思奇和他们住在一起，又参加了谈话，不论是从谈话整理的真实性、科学性，还是从文稿整理的程序和惯例，纪要整理好后都是不可能不征求艾思奇意见的。以艾思奇的党性、阅历和政治敏锐性，见到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被删去以后，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