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先后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分析了毛泽东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与偶然，以及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读后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斗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分辨是非，弄清事实真相，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就是要拨开文革的云雾，透视真实的历史，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时期的斗争昭示于天下，从对文革的思考中透射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
郭建波
目录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2、“五一六通知”。
(1)为撤销《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
(2)毛泽东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调。
(3)评析“五一六通知”。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4、文革从导火线到全面发动的历程简析。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1、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1)政治挂帅的提出及其基本涵义。
(2)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3)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
(4)在政治挂帅上的两条不同路线。
(5)政治挂帅的意义。
2、评析“五七指示”。
(1)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
(2)“五七指示”的内容及其剖析。
(3)、“五七指示”的意义。
3、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及其影响分析。
(1)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
(2)两条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4、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1、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1)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
(2)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3)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评析。
3、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问题的原因分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传播的范围及其销毁和下发的经过。
(2)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见的原因分析。
4、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的地位。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
2、军队内部的人事调整及其在党内地位的变动，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进行所采取的组织保证。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4、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部队部署情况。
(1)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2)首都工作组谋划北京警卫方案。
(3)首都警卫方案快速进入实施阶段。
(4)首都工作组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5)解散首都工作组。
5、首都工作组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1、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
(1)山雨欲来风满楼。
(2)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
(3)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
(4)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
(5)两种根本对立的文革路线初见端倪。
2、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运动。
(1)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3)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
(4)文革向何处去?
3、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1)毛泽东回到北京。
(2)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3)校园里的文化革命。
(4)撤销工作组。
(5)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1)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
(2)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回顾。
(3)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原因。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性质。
(5)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1)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全会。
(2)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2、到斗争的一线去。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
(1)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2)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酝酿及产生过程。
(3)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4、转折后的中央全会。
(1)毛泽东和林彪的表态。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3)张云逸、谢富治的揭发。
(4)会议出现的另一种现象。
(5)一个警醒的预言。
5、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2)“十六条”的内容及其要点分析。
(3)评析“十六条”。
6、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1)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
(2)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3)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7、八届十一中全会评析。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实施方案。
2、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组织保证。
4、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在围绕《二月提纲》的制定、下发和撤销上展开，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以及吴冷西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斗争中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与其他方面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彭、罗、陆、杨的问题显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下发全党的。那么，这次会议又是如何召开的呢?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实，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突然的。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因而我们研究这次会议就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起。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脉相承的，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党内程序上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以后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是符合组织程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由于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以后，地方领导人却对此毫无反应。[1]这表明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不仅仅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存在不同意见，而且地方高级领导层也是麻木不仁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有利于解决核心领导层的分歧;同时对于地方高级干部也是一个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他们来贯彻执行。因而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就是要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能够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先看一九六六年三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的问题。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党的历史、学术批判、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批评《人民日报》、农业机械化问题，主要讲的是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2]
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在谈了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后，他感慨地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3]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周恩来听后，经过两天考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四月二日，彭真看到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后，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检讨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4]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5]
这封由邓小平执笔，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联署的信件，和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说：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6]
从中我们看到，三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毛泽东三月下旬和康生进行了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康生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率先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指示。而后，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会议，表示要批判《二月提纲》，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共中央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这表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书记处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不仅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率先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指示的领导人，而且还主动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对中央一线常委接受毛泽东的指示以及文化革命的进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看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后，进行了多次修改。
他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7]期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在毛泽东指导下，对“通知稿”的文字和若干表述进行了修改。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多次修改后，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准。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要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处理彭真的问题。这个时候彭真对自己的问题似乎有所觉察。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乘飞机到杭州去参加会议时，对叶剑英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8]看来彭真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在四月十六日到达杭州后，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转告，要求同毛泽东见面，只谈二十分钟。但无回音。[9]这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他、康生、杨成武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觉得事关重大，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应约与他进行谈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
这次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答应彭真那怕只有二十分钟的谈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还要从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彭真的作为说起。彭真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他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仅将毛泽东的谈话看作耳旁风，还制定了约束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不仅如此，还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将《二月提纲》下发全党。而后以《二月提纲》为“紧箍咒”，明确指出在批判中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影射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是“学阀”，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扣压政治批判的文章，对正在进行的批判“刹车”。在毛泽东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彭真又进一步反攻倒算，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1]正是因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使毛泽东认为彭真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解决彭真的问题也就势在必行了。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拒绝彭真提出的谈话请求的。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四月二十日出访回国后参加会议)、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12]
会上印发了揭发彭真、陆定一的七个材料。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出席会议的中央和中央局的部分负责人，分成三组同彭真谈话，解决彭真的问题。二十三日上午，叶剑英等同彭真谈话，下午李井泉等同彭真谈话。二十四日下午，彭真到林彪处，林彪同彭真谈了三个小时，主要是批评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而后彭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3]
“通知稿”经过反复修改后，与对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少量调整后形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一起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14]
从中我们看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解决彭真问题，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前，毛泽东不仅没有答应与彭真见面，还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因为彭真在毛泽东反复告诫的情况下，仍然背离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这样从进行文革的大局出发，变动彭真职务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是在周恩来参加下，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以后，由陈伯达负责起草的。这说明在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在中央一线常委及其相关成员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纵横两个方面谈到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会在文化界出现，还会在党和军队里面出现，特别是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会更为严重。从纵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在中央、中央部门，还会在大区、省、市、自治区出现，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得多。[15]这样就不仅从广度还从深度上对修正主义出现的范围作了一个说明。
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主要观点写进了正在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中。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向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吹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接受文化革命的观点，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主动、积极地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在用民主的方法来做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这样我们看到，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决不是盲目的、突然的，而是此前三月、四月特别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不论是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都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说明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已经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好了准备。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进行文化革命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好准备以后，于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情况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
这样我们看到，经过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举行，在党内核心领导层打通思想以后，五月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主题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二月提纲》性质的判断、解决彭真的问题以及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是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以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因而我们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继续，这三次会议就解决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在会议的范围上有所不同，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扩大到了整个中央政治局层面而已。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与会人员不清楚近期开展的文化革命情况，为了使大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打通思想，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取得共识，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以便于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推向前进，因而会议决定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以及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来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情况。
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从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共开了五次，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17]那么，在座谈会上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是如何介绍情况的呢?
① 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康生于五月五日下午和五月六日上午在座谈会上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的经过，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下面是康生讲话中若干段落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彭真在文化战线上用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对抗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路线，涉及到毛主席的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艺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和人民进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钻进党内来，……不仅是吴晗《海瑞罢官》这样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样根本性的大问题。林彪同志说这个文件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在文化战线、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在十中全会以后，有两个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上海，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市委，从1962年起就抓文化、戏剧、电影、曲艺的革命，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另一个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对抗。据张春桥说，1963年春中宣部开的一个会，实际上就是对抗主席思想的。正因为北京市委采取这样的态度，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给彭真、刘仁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在1965年9月文化厅局长会上四次讲到第一位负责的是主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执行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为什么后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上海市委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从上海向北京打了电话，才同意转载。
11月10日到12月20日，是斗争的第一阶段，彭真是硬顶硬反。从12月20日以后，特别是22日、23日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彭真积极领导、抓，把运动纳入他的正轨，即“通知”上所说，“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因为这时主席说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
整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谈话中，关锋等人主张把“罢官”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彭德怀问题整理上去，田家英、胡绳反对，所以记录就有两个整理法。……彭真发给中央同志的是没有提“罢官”的那份。
12月23日，彭真同毛主席单独谈。回来后说法就变了。彭真说毛主席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现在要放。他摸到这个底态度就变了，变为积极的抓了，整左派。
彭真要许立群搞汇报提纲，大家以为是他个人要汇报，没想到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更没想到要作为党的文件发到全国。
2月6日，彭真把汇报提纲先发给毛主席。2月7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一道去毛主席处。汇报时，王任重也参加了。2月7日到2月10日，共谈了四天。谈了毛选，谈到卡斯特罗反华、印尼问题，主要是彭真汇报文化问题。……会上毛主席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当时毛主席有困难，以为汇报提纲是常委通过的，他不好多说话。提纲下发后，张春桥等觉得好像是纠偏的，又讲学阀，又讲要整风，整左派，没有传达。
因为许立群3月11日给杨永直的电话，又挑起了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到了快要爆发的时候了。……3月28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3月28日，我到上海，毛主席对我说，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组。在上海，毛主席同我谈了三次话，主要谈的是彭真的错误。第一次谈话，赵毅敏参加。第二次毛主席与我单独谈。谈话要点：一、中宣部、北京市包庇坏人，“提纲”是错误的，不分是非的，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只是说了对关锋、戚本禹的批评三年以后再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3月31日，康生返京。当时即把此纪要给周总理、彭真，又向周总理、彭真汇报了四个钟头。
4月2日，康生打电话到西安，叫小平速回。4月4日，小平回京。4月6日，周恩来也回来(到邯郸去的)。决定4月9日书记处开会，关起门来统一思想。4月9日、11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要求首先发言，讲他从来不反主席，没有包庇吴晗，只包庇了邓拓，错误就是主张“放”。第二天(按：似应为第三天)，康生发言批判彭真，从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说北京市连针都插不进。第三天(按：似应为第四天)，陈伯达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问题。
4月22日，在主席处开会。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谈了两次话。
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是惊心动魄的一段。
中央“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题。
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毛主席告诉我们，对这场斗争，一方面要认识到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可不要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18]
从前文的研究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康生忠实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说明了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真实情况。他在讲话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勾画了从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党内高级领导层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以及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处理彭真、陆定一问题的必要性。
康生在讲话中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在“大写十三年”的争论和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具体表现了出来。
虽然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第一负责的是毛泽东，但是却违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和指示。康生详细讲述了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以后彭真采取的抵制态度，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田家英和胡绳在整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内容。彭真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却仍然批准下发了这个删除要害是“罢官”内容的文件。康生又进一步介绍了彭真是如何组织人起草《二月提纲》并下发全党的，这个文件下发后对文化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如何讨论并最后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以及起草和修改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的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修改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的话是毛泽东亲笔所加。[19]
这样就使与会者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革命上的斗争有了一个宏观印象，理清了这个时期进行文化革命的基本脉络，不仅弄清了“通知稿”形成的背景，同时进一步认识到“通过稿”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康生在讲话中提醒大家这个文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他还转述毛泽东的话，要大家保持警惕，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不要以为会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成一致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进北京的问题上，周恩来听说后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三月二十八日康生去上海与毛泽东谈话前，与周恩来谈了整整一夜。毛泽东与康生进行了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康生三月三十一回京又向周恩来、彭真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经过两天思考，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信，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而后周恩来又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家关起门来统一思想，批评彭真后，决定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② 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十中全会以后”里说：1963年4月，中宣部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一大批人反对“写十三年”，攻柯老，即反对十中全会指示。陆定一主持会议，周扬、林默涵的讲话印了简报，不批驳。大会最后一天，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发言，提出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写十三年”的口号。为此，上海有人起而反驳。周扬总结，说只是“起一点小风波”。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指示，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伟大的动员作用。大好的形势吓坏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了1965年初，彭真同志刹四清的车。文化大革命他也要刹车，而且刹下来了。彭真同志等人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不是从批判吴晗开始的。
在第二部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情况”里说：1962年江青在戏院看了《海瑞罢官》，以后就提出了批评。北京市委是知道的。1965年春，林默涵到上海，我问过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批评这处戏很难。宣传海瑞之多之广，仅上海，作品目录有七页之多，一切宣传工具都用上了，因此非批评不可。批评哪一个?应从阶级斗争的全局考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觉得姚文发表，吴晗答辩，再写几篇文章，争论一阵，就可以转到其他问题去了。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对批判吴晗的意义是理解得太肤浅了。
在第三部分“姚文发表以后”里说：姚文发表前三天，先请周谷诚、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个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这时我们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应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来稿来信达到一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问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2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得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这样布置?我们实在气愤极了。1965年11月25日或26日，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后从警卫人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19天以后)，北京各报才开始转载。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里说：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他硬要把批判拉向右转。说姚文也要一分为二。说上海各报转载北京各报关于姚文的编者按，不该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放在第一篇，妨碍放。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里说：今年2月12日，彭真同志到了上海。“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已经出来了，他以为他的主张合法了，得势了。一到上海，就跟市委的同志讲，这个提纲常委讨论过，主席同意了，你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第六部分“许立群同志的电话”里说：所谓“学阀”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指姚文元，也不限于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主席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问题是“罢官”。许立群的这个电话，是彭真这个党阀的本质的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给曹狄秋同志打电话，……4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认为这个电话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说过的话统统赖掉了。我们觉悟到，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20]
从张春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实际状况出发，回顾了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上海文化革命的斗争历程。他以确凿的事实在讲话中从六个部分进行了阐述，上海市委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力进行文化革命却遭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围攻和打击。这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的问题上，还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讲述了上海市委在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下，执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后，却在中宣部工作会议上遭到了围攻和批判的情况。而后又详细回顾了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遭到彭真的封锁和抵制，一时进不了北京，以及此后双方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要求上海按《二月提纲》的要求进行批判，还进一步反攻倒算，利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向中宣部请问的机会，指责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经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批准，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批评、诘责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当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时，彭真虽然打了电话，却没有悔过的表示，就连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不是道歉，而是把他说过的话赖掉了。这表明直到这个时候彭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春桥在发言中鲜明揭示了上海市委执行党中央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却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指责和批评，以及双方在如何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表明批判彭真、陆定一并变动他们的职务成为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③ 陈伯达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在五月七日上午的会上，由陈伯达介绍情况。他着重揭发彭真历史上的问题。[21]
我们注意到，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的发言不同，他是从历史上来揭发彭真问题的。这样就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与历史上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以此来说明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原因，进一步说明彭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从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康生是从中央进行文化革命的全局出发，全景式的展现了文化革命的斗争状况。张春桥是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角度出发，展现了上海与北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斗争状况。陈伯达则是从彭真的历史出发来进行讲述的。他们运用丰富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使人们对彭真、陆定一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就为对彭真和陆定一进行批判、变动他们的职务作好了准备。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以后，与会人员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系统认识，于是转入批判发言、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阶段。
五月七日下午，萧华发言批判彭真。发言共分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第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萧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插话批判彭真。
五月八日、九日，阅读文件。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开小组会。与会者在小组会上纷纷揭发批判彭真和罗瑞卿，有的人还作了自我批评。[22]
在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以后，人们对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斗争逐渐明朗起来，认识到斗争的来龙去脉，这就为“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对文化革命问题以及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而后又经过了分组讨论和批判发言。在此基础上，五月十六日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这个“通知稿”。同时，还宣布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23]
五月十六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本来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曾从文字语法的角度对《通知》稿提了几处修改意见，由于这个“通知稿”是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反复修改后，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定稿的，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康生担心这个时候的修改会有悖于文件的宗旨，从而会产生歧义，因而没有接受修改意见。
刘少奇作为会议主持人，显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个文件毕竟是在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因而他也不便于运用职权来否定陈伯达、康生的主张，只好带有牢骚般地批评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因为《通知》中对彭真作了点名批判，刘少奇特意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说：“没有意见。”[24]关于刘少奇对彭真的态度问题，李雪峰后来回忆道：“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25]
从李雪峰的回忆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但似乎又是无可奈何的。由于这个“通知稿”是批判彭真的，因而刘少奇征求彭真对于这个文件的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看来，当时彭真确实说过同意的话。因而这个“通知稿”通过的时候，他还是举了手的。直到文革以后彭真也没有讳言他当时对于文件的态度。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26]彭真的这个说法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关于这个“通知稿”在会议上的表决情况，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曾经回忆道：“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27]
由此看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首先介绍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而后“通知稿”由会议一致通过并下发全党。这个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又简称“五一六通知”。由于下文我们还要详细研究这个通知，因而此处从略。
“五一六通知”虽然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但是与会人员是不是对这个通知有了深刻的认识了呢?
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康生在座谈会上转述毛泽东话时说的那样，不要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这从后来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28]
这里不仅使人感到疑问，既然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五一六通知”就通过了呢?
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是说这些人虽然从组织上举手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他的观点。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疑问也就涣然冰释了。
这表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在会议上举了手，从组织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过关，没有真正搞清楚进行文化革命的意义。这在事后他们在工作组事件的问题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正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才反映出当时参加会议的不少领导人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主张的。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他们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态度和价值取向问题。
① 耐人寻味的常委讲话。
首先我们看五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四位中央常委发表的讲话。
五月十七日下午，几个常委在会上讲话，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自己的认识不够，还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刘少奇说，他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周恩来也在讲话中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林彪也说：常委同志都检查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的书记或候补书记)。[29]
这四位领导同志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报了自己的出身，邓小平则是对中央书记处彭、罗、陆、杨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共产党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况且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要讲，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也要批，但是这并非文革的重点，他们却纷纷说起了自己的出身，或者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虽然这样做体现了他们真诚、悔过的一面，令人赞赏，但是这里关键是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如何呢?我们看几位常委随后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② 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来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没有写成现成的稿子，而是搜集了一些材料，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会议上口头讲的。他的讲话是在会后整理成文下发全党的。
林彪在讲话开始时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
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一个是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
1)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党内出现彭、罗、陆、杨的问题出发，论述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必要性。
林彪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会丧失一切。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主要指的是领导机关。他还进一步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为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林彪用详实的史料说明了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他不仅列举了一九六○年以来亚非拉发生的政变，还介绍了中国从西周到蒋介石上台 之间所发生的政变，又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颠覆活动，由此又具体转到党内出现的彭、罗、陆、杨问题上。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因而要紧紧抓住这两杆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阳奉阴违，搞鬼，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他告诫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既要看到形势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现在形势好，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如果我们不注意，他们就有可能得逞，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林彪在讲话中从陆定一和彭真的历史问题讲起，指出党内不少人挂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将他们揭露出来，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斗争在我国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以后，虽然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仍然存在，他们还在企图复辟，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是政治能量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在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也存在腐化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包围和颠覆活动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林彪运用毛泽东阐述的矛盾论进一步指出：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全国变了颜色。因而就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则的话，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人头落地，政权就要改变颜色。
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敌我矛盾斗争的严峻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要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将他们开除出党。[30]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这部分讲话中，主要讲了一个如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党内出现的彭、罗、陆、杨问题，分析了我国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不过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而已。他在讲话中不仅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说明，而且还用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素材作出进一步论述，支持近期以来毛泽东为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所采取的措施，提醒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用了比较激烈的语言，说明了双方斗争的严酷性，以及这种斗争的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往往是流血的，暴力的，你死我活的，因而全党同志务必要保持清醒头脑，而不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系列原因中，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国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国内，党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党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党内，上层是主要的，下层是次要的。因而要特别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从中我们看到，林彪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是从毛泽东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中演绎出来的，林彪不过是把毛泽东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用他自己的语言风格讲出来而已。林彪在讲话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外因辩证关系进行的分析，以及为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和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从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和文稿中我们不难看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着对抗和非对抗性两种性质。一般来说，这种斗争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31]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强调的是对抗性的一面，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也主要强调的是对抗性的一面。但是毛泽东主张阶级矛盾中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没有在这方面作出说明。这就是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以后会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出来，从而对他们在文革路线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2)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林彪讲话中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问题。他在讲话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说明毛泽东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伟大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指南。我们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武器，促进人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林彪批评了陆定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实用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论断，说明了毛泽东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威力。
林彪在讲话中还从天才的角度论述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的地位。他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行了比较，说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复杂、激烈、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圣西门、黑格尔，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列宁也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批判了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能动作用。他说，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思想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激发人们的热情，坚定不移地前进。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存在非常广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不断在人的头脑中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我们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中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32]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这部分讲话中颂扬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运用恩格斯、列宁的话为例，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不仅如此，他还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说毛泽东无论活到那一天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是与此前他提倡的“顶峰论”一脉相承的。如果从工农群众朴素的感情上来说，当然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从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上来说则是不恰当的。
林彪在讲话中高度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发展中的伟大贡献，指出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屡屡遭到阻碍的时候，林彪发表这样的讲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执行文革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分明看到，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是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观点不相同的。比如在天才问题上，虽然林彪引用了恩格斯、列宁的话，但是他用天才而不是正确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于革命实践，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成，无疑是有局限性的。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就讲过，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谁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谁。他还批评了有人在会议发言时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犯错误的言论，主张对他是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还进一步指出，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33]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关于毛泽东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的说法，是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抵触的。因而毛泽东是不会赞成林彪的这些说法的。
总的来说，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这部分讲话，一方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在讲话中使用了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又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观点和主张出现了不合。在当时的政治情景下，这还只是认识上的分歧。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他们的分歧逐步激化，这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乃至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是后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讲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和关于个人崇拜两个问题。在文革发动之际，林彪以革命家的视野，运用毛泽东文革的观点，从当时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提醒全党同志要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同时，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党内高层有些人总是在敷衍塞责乃至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因而这个时候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申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后来也曾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34]从这里来说，林彪的这篇讲话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应运而生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部分关于阶级矛盾的两重性上，还是在个人崇拜部分关于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上，毛泽东和林彪还是存在明显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处于隐性状态，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却日益激化，最终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在文革发动之际，特别是高层有些领导人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消极乃至抵制态度的时候出现，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正是因为这样，这篇讲话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中才这样表述：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权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35]
③ 周恩来发表讲话。
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36]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和林彪一样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当然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语气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提醒与会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要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他在讲话中还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37]在文革发动的背景下，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处理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保持革命晚节，积极参加到继续革命的斗争中去，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④ 朱德遭到批斗。
我们没有发现朱德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因为会议期间朱德处境艰难，遭到批斗。
《朱德年谱》中记载：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朱德在会上受到林彪等人的攻击，把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38]
还有资料显示，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主持下，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毅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泽东。[39]
从中看到，朱德似乎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遭到批斗的。难道这就是朱德遭到批斗的原因吗?林彪顶峰论的说法，毛泽东自己也不同意啊!再说，井冈山期间的朱、毛争论已成定论。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⑤ 邓小平发表讲话。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议后，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贯彻这个决议，而是表现出消极乃至于抵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议成立一个小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邓小平还向彭真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在他与吴晗打桥牌的时候仍然要吴晗“乐观”，还表示要为吴晗“往前顶”，至于邓小平是否参与了北京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策目前还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二月提纲》的时候，邓小平不仅同意而且后来还是由他签批转发全党的。[40]当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在周恩来帮助下，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才提出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41]
彭、罗、陆、杨的问题出现后，邓小平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自己也坐不住了。这是因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候补书记都出了问题，况且彭真还是常务书记，毛泽东又批评过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作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着重检讨书记处的工作，承担了责任。他说：
“我们书记处好多书记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没有察觉，失察的责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书记处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没有挡住。”“所以，老实说，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书记。应该从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
除此，他还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表示要加强学习，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他说：“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42]
邓小平在检讨式的讲话中，承认自己对文革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要对中央书记处成员出现的问题负责任，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这些话倒是反映了他对待文化革命的真实态度，也表明了他内疚自责的心态。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主抓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却在八届十中全会确定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对文化革命表现出淡漠的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究竟为什么在文化革命问题上采取怠工乃至抵制的态度呢?虽然他在检讨式的讲话中说的是实话，也表态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但是究竟能不能吸取以前的教训，跟上文革的步伐，则还有待于他以后的实践来证明。因为判定一个人不仅仅是要看他的声明，更重要的是他的实际行动。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工作组问题上他又犯了错误。
⑥ 刘少奇发表讲话。
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对会议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根据毛泽东最近一系列指示开展文化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他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同周恩来一样，刘少奇也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检查回顾了自己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七年指导全国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关于山西互助组织的批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六二年对经济困难的估计和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问题上的错误。[43]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对陈云一九六二年提出分田到户提出了批评。他还说到：主席从揭露严慰冰匿名信时就讲政变，问少奇等会不会发生政变。七千人大会时，对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讲多了，讲过头了，后来出现的歪风邪气同这有关。田家英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44]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讲话中批评了陈云、田家英，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认在文化革命上是糊涂的，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看得材料很少，这些话虽然坦率直言，发自内心，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却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提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意见，而是表现出一种默然置之的态度，以淡然的心态去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抽象地对文化革命说了一些赞成性的话。这究竟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文化革命的立场上才存在这些问题，还是仅仅是认识的局限，值得深思。至于他说自己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到底是肺腑之言还是逢场作戏，还依赖于将来实践的证明。令人遗憾的是，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犯了错误。
从几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朱德当时处于被批斗状态。林彪在讲话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却在为文化革命摇旗呐喊，是积极支持文化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及此前的作为表明他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表示要跟上形势，但是总的来说在思想认识上还是表现出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这对后来文化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从前文我们对彭、罗、陆、杨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除了彭真与陆定一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联系以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紧密联系的集团。不过是由于在中央所任职务以及他们的问题几乎同时发生的缘故，才容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罢了。
彭真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革命的问题，在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现出来。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向党伸手、逼林彪让位、反对突出政治以及个人工作作风问题。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一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杨尚昆的问题，一个是秘密录音和安置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露机密问题。
其实，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此前召开的系列中央会议上，已经就如何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将此前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在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予以确定而已。当然，彭、罗、陆、杨都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从法定程序上来说最终还是要获得以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追认和确定。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五月二十四日又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下发县团级党委。[45]这样就以文件的形式将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了通报，与前文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结合起来，使人们对彭、罗、陆、杨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彭真、陆定一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杨尚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彭真、陆定一又是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呢?
我们先看彭真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彭真在这次会议上的情况，李雪峰回忆道：“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46]
从中看到，彭真在向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交待工作时，听到后面有人念自己的批判材料就发了脾气，说他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与材料中说的不一样，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随后这场争吵就被刘少奇制止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彭真对自己被处理的愤懑不平心理。彭真在做出检讨后就被停止出席会议了。
在会议期间，彭真是如何进行检讨的呢?
五月十九日会上，只允许彭真作五分钟的检查。彭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坚决拒绝给他定的罪名。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47]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在检查中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否认对他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的指控，还恳请中央审查他与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这从客观上反映出他对于会议给他与罗瑞卿、陆定一之间关系的定性是持反对态度的。
与会者对彭真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会场上出现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康生说，彭真的检查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上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彪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林彪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你到处封官许愿，包庇坏人，实际上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队伍，组织政变的力量。”
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他们走的是高、饶的老路，对林总，对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这三个人，千方百计地攻击他们。”
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你就没有承认赫鲁晓夫，你是一个大党阀也不讲。”
张鼎丞说：彭真“做十年坏事”，是“伪君子、野心家”，要“篡党、篡军、篡政”。
杨成武说：“五人小组的提纲就是搞政变，如果不成，就用枪杆子搞政变。林总昨天讲的，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两种形式都可以搞政变，也可以联合起来搞政变。没有冤枉他。”
李先念说：吴晗的要害是罢官，彭真的要害是政变。
陈毅说：彭、罗、陆、杨要害问题就是搞政变，被发现了，抓住了大量事实。主席大半年的功夫抓了这件事。
薄一波、刘少奇、廖汉生、聂荣臻、蔡畅、余秋里、钱瑛、周荣鑫、杨勇也先后发言，批判彭真，或提出一些问题要彭真考虑。[48]
看来，彭真检讨后，在会议上受到了围攻。这些发言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存在不少过激语言，有些并不符合事实，况且有的发言者自己也未必真正认识到彭真问题的要害在哪里。这个时候之所以要处理彭真的问题，是由他不仅消极对待而且还有意识地抵制文化革命的行为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毛泽东几次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亦然如此。作为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工作的彭真却对抗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因而在会议上遭到人们的围攻和批判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彭真不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自己遭受批判的时候似乎有难言之隐，心中有痛楚却难以表达出来。
我们注意到，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和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的沙发上，他对毛泽东说：我脑子很乱，一时不可能把自己的问题理清楚。毛泽东比较平和地说：是呀，天下大乱嘛，就得乱一阵，你不要忙，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就清楚了。当毛泽东批评彭真《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多演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时，他却没有当场向毛泽东讲明原因，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说明了事情原委，说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不但他没有错误，而且是他发现并纠正的。本来《芦荡火种》剧团演出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的。当他听剧团说只让演三天，不能延长时，就让万里安排北京市文化局出现接待，解决了剧团继续演出的问题。但是当周恩来问他为什么不对毛泽东讲明经过时，彭真却以“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为由转移了话题，将究竟是谁阻碍《芦荡火种》剧团演出的问题掩饰了过去。[49]
在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真检讨到《二月提纲》的错误时，刘少奇、周恩来都说，那个汇报提纲我们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彭真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责任。[50]本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这几位一线常委是有责任的。但是彭真这样讲固然显示出主动代人受过维护党内团结的品德，但是在几位常委已经明确表态同意《二月提纲》的背景下还要讲这些话，从而阻止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调查，进而与此前批判《海瑞罢官》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仅如此，就是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彭真回京途中，有人建议彭真给毛泽东写封信，表示一下态度，彭真说自己“现在脑子还很乱，有许多问题一时还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来”，因而在火车上写了几次也没有写出来。[51]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谁只准彭真做五分种的检查，彭真又为什么没有将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后出现的系列问题作一个深入的剖析，从而说明他与一线常委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呢?彭真没有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文革结束后，彭真仍然写材料说明自己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非但无过而且有功，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讲清楚到底是谁在幕后阻止了演出，也不提议让中央查明事实真相。在阻止批判《海瑞罢官》以及姚文进北京的问题上，以及当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制定了阻止进行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扣压左派的文章，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是彭真个人所为，还是受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同意和支持，彭真也没有将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从他在检讨时说《二月提纲》与几位一线常委无关来看，他是想极力撇开这些问题与一线常委的关系，由他自己将事情揽下来的。另外，我们再结合文革结束以后彭真说毛泽东原先想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问题，但是后来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来分析，[52]他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意味深长的，看来他确有难言之隐，因而也就只好落入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的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陆定一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一个是他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一家写匿名信的问题。由于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无中生有地造了许多谣言，还使用下流的语言攻击林彪一家，致使林彪一家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因而林彪就写了一个证明，印发会议。这个证明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53]
关于林彪写的这个证明，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54]
看来，会议期间林彪确实写过这样一个证明，还印发会议。可以设想，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严慰冰采取匿名的方式，用信件和名信片来攻击、羞辱、骚扰林彪一家，搞得鸡犬不宁，给他们一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这个时候林彪写出证明说严慰冰是在造谣中伤，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愤慨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着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行为败露后，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同志纷纷在谴责严慰冰同情林彪一家遭遇，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林彪还写出这样的证明来印发会议确有画蛇添足之嫌，在党内高层政治生活中只会徒增笑儿。
陆定一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的检查也很简短。陆定一说：我是高级干部，四十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六十一，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吗?似乎不会。谈到匿名信问题，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那怕只有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55]
陆定一检查后，林彪对陆定一说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感到蹊跷，于是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陆定一说：“很好。”林彪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56] “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猛地拍桌子道：“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陆定一顶了一句话：“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气愤地说：“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嘣死你。”[57]
林彪说的显然是气话。林彪一家无故遭人恶意诽谤也着实令人同情，林彪对严慰冰匿名信给自己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家庭和睦带来的破坏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党中央已经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林彪作为当事人，似乎没有必要直接去向陆定一发问。这不但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还会损害自己的形象。这是得不偿失的。
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邓小平找李雪峰谈话，要他和李富春一起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对此李雪峰后来有一个维妙维肖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我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58]
我们看到，李富春和李雪峰在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时，彼此互相推让，都想把对方弄到前面，自己缩到后面。看来他们觉得这个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愿意自己走到前面，去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陆定一听到停止他出席会议的决定后，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了，于是向他们发誓表态说自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还希望能够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这就不仅使人产生疑问，既然如此，那么陆定一又为什么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呢?本来，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举措啊!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行为已经表明，他与他要搞的共产主义是南辕北辙的。这是令人可悲的。当然，如果考虑到这个时候他的赌咒发誓是为了表明态度，也就不必苛求于他了。
最后，会议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作出了处理决定，同时还作出相应的人事变动。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59]
从我们对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处理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后，才提交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为了使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又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围绕要不要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期间常委们也在讲话中谈了自己对文化革命和当前形势的认识，作了检讨式的发言，朱德还遭到了批斗。林彪发表的“五一八讲话”，虽然起到了为文革发动摇旗呐喊的作用，但是其颂扬毛泽东的用语又是令人忧心的。当然这种忧心当时还处在隐性状态。会议是在通过各项议程以后才结束的。
2、“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又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砸烂旧世界的宣言，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因而下面我们就通过对这个通知的分析来解析文化大革命。
(1)为撤销《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
这个通知的下发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斗争的必然结果。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党内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有鬼无害论”、京剧革命、两个文艺批示等问题的争论上，也表现在“合二而一论”、“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问题的批判上。[60]
这些分歧和争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终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再与五十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现尽管批判的对象和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思想性质上来说，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批判最终因为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为了让这个小组能够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但是事与愿违，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非担没有挑起这样的重任，反而却阻碍文化革命的进行。这首先体现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的讲话中，而后又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61]
不论是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是《二月提纲》的下发，已经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因而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二月提纲》，就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必然选择了。
(2)毛泽东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调。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关于文化革命谈话的精神起草的。起草的“通知稿”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呈报毛泽东审阅的。
毛泽东收到“通知稿”以后，不仅与起草小组成员交换意见，还指导起草小组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同时，毛泽东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也发表讲话或谈话，将通知的主要观点在与会人员中吹风、讨论，以便能够在文化革命上取得一致意见。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对“通知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加写了不少重要内容。在修改中他对《二月提纲》进行有力批驳的同时，还论述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统一，点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指出了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以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提醒全党注意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经他修改的部分，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气魄宏大，文字精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是“五一六通知”的点睛之笔。
“通知稿”本来是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精神起草的，起草后又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这样毛泽东就为“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定下了基调。
(3)评析“五一六通知”。
下面我们对“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作一个介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① 撤销《二月提纲》及其原因。
通知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又加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然后又进一步指出这个提纲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思想上来说，违反了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违反了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对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这个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要文件，既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讨论过，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也没有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62]
我们看到，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不仅要撤销《二月提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还要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接着在对《二月提纲》作出根本错误的判断以后，从政治上和组织程序上进一步论述了错误的原因和性质。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通知说《二月提纲》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进行讨论，没有向地方党委征求意见，没有说明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就下发全党，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通知在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他成员和《二月提纲》没有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这两个问题上所用的措辞，虽然不能说没有依据，但是这样说可能主要的还是处于团结中央一线常委和五人小组内部成员斗争策略的考虑，以便缩小打击面，争取更多的人进行文化革命。
② 对《二月提纲》十个观点的批驳。
通知将《二月提纲》的错误具体归纳为十个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文化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通过对十个观点的批驳，揭露了《二月提纲》存在的严重错误。
1)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文化革命的高潮正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的时候，这个提纲不是鼓励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引者注)提纲不提毛泽东一再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63]
通知指出提纲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上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这样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关系。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通知指出提纲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中，不去支持工农兵群众和文化战士进行文化革命，而是要把文化革命向右拉，着意模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模糊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对吴晗及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中央、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这样就对这场斗争的范围作出了初步界定。提纲不提要害是罢官问题，就是掩盖斗争政治性的具体表现。
提纲模糊斗争的阶级性，就是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提纲掩盖斗争的政治性，就是无视这场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兴亡。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反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没有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运用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说在立场和世界观上的错误造成的。这样就将提纲的作者们在文化革命的立场和世界观上的本来面目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2)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通知指出，报刊上刚刚涉及《海瑞罢官》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提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求批判吴晗的时候，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联系庐山会议等等。彭真还造谣说毛泽东说过对吴晗的批判两个月以后再作政治结论的话，还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把政治斗争引入“纯学术”讨论。[64]
阶级斗争，就是要夺取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政权问题。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从本质上讲的，而不是说每一次进行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而在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这一论点庸俗化，这就要划清与庸俗唯物论的界限。
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围绕《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既然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论点，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因而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不仅仅是学术批判。提纲的作者们只是同意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学术讨论中。这样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论点。
3)提纲特别强调“放”，却根本歪曲毛泽东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这里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通知批评提纲所谓的“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65]
提纲抽象地强调放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放是有阶级内容的，要看究竟是把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来放。这就要将放置于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来进行判断，看一看到底是允许哪一家思想去放才能够弄清楚。毛泽东所讲的放，是允许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放，在放的过程中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像毒草一样除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提纲虽然一再强调要放，但是却对以《海瑞罢官》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熟视无睹，而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予以压制，这样就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双重标准，是打着放的旗号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鸣锣开道，阻止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这显然歪曲了毛泽东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了放的阶级内容。
4)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在此毛泽东加写了一大段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66]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在开展政治批判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二是这个口号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为标志，打开了对《海瑞罢官》政治批判的突破口，一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运而生。可是，正当政治批判方兴未艾之时，提纲却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联系到提纲的作者们在反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已时按学术批判的方式进行转载、还要分期转载来分析，这个口号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压制正在进行政治批判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因而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在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的斗争中，用学术批判来抗衡政治批判，以扭转批判上的不利态势，防止滑入政治批判的轨道，沿着学术批判轨道前进的一个措施而已。
下面我们分析第二个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对不对呢?要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真理到底有没有阶级性?
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是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真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既然这样，那么不同的阶级是不是都能够认识真理，而不受到其阶级地位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可能不受到其阶级意识、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影响。因而在认识真理特别是关系到自己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的真理时，不同的阶级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用来指导自己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则不仅不承认，而且还极力诋毁、否定、消除这一真理的影响。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这一真理，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这一真理又怎么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同时被接受呢?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表现在先进的革命的阶级能够发现真理、实践真理，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处于其阶级的局限，不仅不能发现真理、接受真理，还会对真理进行践踏和封锁(当然背叛其阶级的先进分子除外)。
既然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真理在不同阶级当中认识和实践的程度不同，那么在真理面前又怎么会是人人平等呢?既然在真理面前人人并不平等，却还要宣扬这样的口号，就必然会抹煞不同阶级在真理认识和实践上的本质区别，导致削弱乃至否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最终走向阶级调和论和投降论。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批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加写了一大段话。他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出发，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新老修正主义进行的斗争，以恢弘的笔调，蓬勃的气势，对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作了酣畅淋漓的驳斥，指出了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独裁与专政的关系。这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提纲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实际上否定了真理的阶级性，抹煞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抗衡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5)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通知说，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掌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这种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压制学术界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67]
学术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是有阶级性的。提纲说的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还要在学术水准上超过对方，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来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说无产阶级左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写的文章还存在问题和不足。这是在说给谁听呢?给谁鼓劲呢?从上下文和整个提纲的导向来看，显然不是主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人，而是响应提纲作者的号召，为了转移批判方向，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人。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观点，反映了提纲的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立场上，只同意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压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这样就将提纲作者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6)针对提纲强调的“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批驳道：“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通知进而指出，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68]
从中可以看到，提纲强调立，认为立是破的必要条件，矛头指向正在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这是想以此来约束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则在修改通知时精辟地论述了破和立的关系，对提纲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强调破，认为破本身包涵着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是立的必要条件，支持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要不要进行政治批判，反映出他们是进行还是反对文化革命(即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上的不同态度。这样我们看到，围绕破和立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是否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7)针对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通知反问：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进而指出，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毛泽东紧接着加写了一段文字，以尖锐的语言揭示了学阀和党阀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69]
从中不难看到，学阀指的是左派学术工作者。由于左派学术工作者发起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因而提纲就提出了警惕他们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是对他们政治批判《海瑞罢官》不满的反映。正是因为这样，通知才鲜明地指出这是给马列主义者戴上了“学阀”的帽子，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学阀。毛泽东用辛辣的笔调勾画了学阀和党阀之间的双簧表演。学阀在学术界能够呼风唤雨，登台演唱，是因为背后有隐藏在党内的大党阀的支持。他们一个是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成为上层建筑领域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两大复辟力量。
8)针对提纲提出的左派“整风”问题，通知指出，其主要目的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寻找各种借口，借“整风”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抗拒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的方针，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70]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左派不过是写了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他们才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草案的时候，毛泽东不同意对左派进行整风，提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71]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在提纲中仍然保留着左派整风的内容。当时他们确实收集了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还用考据学的方式证明当年以“何明”名义发表的文章的作者就是关锋。[72]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对左派整风就是要打击左派，压制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由此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中的爱憎分明的态度。
9)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的斗争刚刚开始，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为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发表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73]
应该说，孤立地谈论要“有领导”、“谨慎”、“慎重”、“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倒也没有什么，如果把这些要求与具体背景结合起来，那么这些做的用意也就一目了然了。试想，当着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刚刚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包括绝大多数党委没有参加斗争同时又很不理解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设置了重重障碍，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如果再联系到提纲的作者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中，对无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不同态度，进一步联系到即使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来分析，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态度就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要利用职权压制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化革命。
10)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本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但是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这是企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74]
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上。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能不能在实践中真正执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成为检验真假文化革命的试金石。本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已经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为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但是提纲的作者却说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既然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已经开辟了道路，那么提纲的作者为什么不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前进，还要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再去开辟道路呢?联系到此前他们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抗衡态度来进行分析，那么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道路，只能是资产阶级道路了。
通过以上对提纲十个观点的批驳，通知得出结论：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种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大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最后表示，要把这个通知和提纲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讨论这两个文件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75]
我们看到，在对提纲十个观点进行系统批驳的基础上，通知得出了结论：提纲存在的这些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要不要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要不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中，他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百年大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纵揽历史风云，运用唯物辩证法，高屋建瓴，气魄宏伟，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要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在文化领域掌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朝里有人，是在后台的支持下兴风作浪的。因而仅仅进行文化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革命，挖出他们的后台，这就要批判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然，对这些人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有的人要清洗掉，有的人要调动工作，尤其不要他们来做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还在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进行政治革命的原因。这是因为这些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就，他们就会夺取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现在这些人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正在被我们信用，比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正睡在我们身边。他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注意这一点。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将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文化革命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还要进行政治革命。他特别提醒各级党委现在隐藏在党政军和文化界中的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比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注意这些问题，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将这些人解决掉。
③ 对“五一六通知”的综合分析。
“五一六通知”从十个方面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批驳，这十个方面是：立场和世界观问题;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如何进行放的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政治和学术上压倒对方问题;破和立的关系问题;左派是不是学阀问题;要不要对左派整风问题;批判要有领导、谨慎、慎重问题;是否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通过这十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得出了结论，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与这个提纲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从形式上看，《二月提纲》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披着文化革命的外衣，表示要推进文化革命，确实很能迷惑人。但是如果对这个提纲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剖析，再结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系列动作来进行分析，那么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也就透过层层的迷雾露出了真容，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也就显露出来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结晶而已。
“五一六通知”是在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又对通知进行了多次修改。经他修改的地方，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将文化革命的主旨画龙点睛地阐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阐述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毛泽东修改的内容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比较激烈，却非由感而发突然产生的，毛泽东此前的谈话、批示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都涉及过，已经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打过招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通知中的文字不过是将批示、谈话和讲话以犀利的文字表达出来而已。
“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系统的批驳，不仅指出了提纲的错误所在，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批驳中阐述了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解决问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放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无产阶级放，无产阶级也不允许资产阶级放，在放的问题上抹煞其阶级性，就会丧失警惕性，走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真理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丧失阶级意识的表现。政治和学术是统一的，但是政治又是占第一位的，从根本上说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破和立是对立的统一，破本身就是立，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在文革发动阶段应该是破字当头，这个时候强调立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警惕左派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要有领导、谨慎、慎重地进行批判，这是要束缚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打击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力量。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
“五一六通知”的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种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了长期斗争才形成的。通知对文化革命既有理论上的分析，又有实践上的总结，在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中阐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五一六通知”认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对立的统一。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革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文化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叫作学阀。政治革命是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又叫作党阀。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会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破坏和阻碍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还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并坚决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还要进行政治革命，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统一起来。既要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的命，也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的命，而不能分开或割裂这两个革命。这里的革命是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有的则是撤销或调动他们的工作，而不是消灭其肉体。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五一六通知”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问题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这对于全党同志深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阶级矛盾虽然具有敌我矛盾的对抗性质，但是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76]在不同阶段强调阶级矛盾的不同属性，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代要求。
通知批驳《二月提纲》特别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时候，措辞严厉，气愤犹加，以激烈的语言，锐利的锋芒，指斥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阶级矛盾中对抗性的一面占了明显地位的缘故。这个时候是要强调造反有理，敢于斗争，揭露矛盾，大胆进取，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就难以发动起来。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经过全面夺权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一面又会占了明显地位，就要强调善于斗争，化解矛盾，甄别平反，恢复正常秩序。
这就要求我们对阶级矛盾中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属性在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表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斗争策略及其特点，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阶级矛盾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如果这个时候过份强调非对抗性，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真等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斗、批、改阶段是非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这个时候如果过份强调对抗性，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六八年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以深刻的思想性、精辟的理论性、严厉的批判性、强烈的战斗性，对提纲作了体无完肤的批驳，凝聚了文化大革命的共识，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打造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仅让人们知道 《二月提纲》的错误在哪里，又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如果不克服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这次将提纲与通知同时下发，就是要求全党县团级以上党委以及文化机关的党组织，通过对这两个文件的比较，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在党内斗争的实践上，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同时，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还编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期间，文化战线上发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事件。这个两条道路斗争的备忘录，以事实再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历程。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是从理论上对《二月提纲》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而“大事记”则是以事实记述勾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时期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脉络。如果将这两份文件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论点，而“大事记”则是陈述了论据，“大事记”的事实是为论述“五一六通知”的论点服务的。“大事记”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在党内下发的。这样随着“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的下发，“大事记”不仅以真实的事实记录的方式论证了“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还以生动的事例展现了党内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传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个别地方在文字表述上作了策略性的处理。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不论是中央领导人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谈话还是会议记录以及相关文件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刚刚进行的斗争记忆犹新，参加斗争的当事人仍然在岗位上工作，从“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上来说，当时进行斗争的基本事实是不难搞清楚的。
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文化革命认识的分歧上，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进行的斗争。只有真实的事实，才能够反映斗争的本质，说明文化革命是在冲破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前进的。这个时候如果在事实记述上出现了差错，那么不仅会使“大事记”本身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还会严重影响到“五一六通知”的权威性，乃至于会使文化革命的正义性受到损害，给严肃的政治斗争蒙上阴谋化的色彩。况且这也是党内斗争所不允许的。因而不论从事实的来源上还是政治斗争的要求上，都需要“大事记”事实清楚，脉络清晰，论断精辟，文字简洁，以真实的记录反映当时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大事记”在个别问题的表述上，从政治要求和党内团结出发，也作了一些策略性的处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并批准下发《二月提纲》的责任问题，就在“大事记”中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当时从党内团结考虑，也为了争取其他同志转变过来，主要点出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责任问题。这种基于政治斗争和党内团结出发所作出的策略性处理，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事记”是为了向党内公开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真实状况，理解并接受“五一六通知”编写的一个备忘录。“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在个别地方予以了策略性处理。“大事记”不仅为当时人们认识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提供了事实依据，还为后来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革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因而“大事记”的编写不论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后来文革历史的研究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曾经写下“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文字，[77]这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令人颇为费解，到底是在暗示谁呢?
其实，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在看到“五一六通知”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不免纷纷猜测，谁是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有人望文生义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五月十九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批评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康生在发言中还主动检讨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并颂扬“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78]
其实，五月十八日会见胡志明时，不仅刘少奇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周恩来、邓小平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已经挖出来了。[79]由此我们看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康生都认为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不仅他们那样认为而且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和大会发言中即使当着彭真的面也是这样讲出来的。
我们再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张春桥、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80]
我们看到，张春桥当时对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只是想到了彭真，没有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也觉得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好理解，搞不清楚具体指的是谁。看来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
张春桥当时虽然只想到了彭真，从他“没完全想到刘少奇”的话中反映出他的几分疑虑。周恩来也是这样。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81]
看来，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虽然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问题上，只想到了彭真，没有联想到刘少奇，但是毕竟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中共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应该拥有与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相似的地位，同时从党内路线方针政策的斗争中会发现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似曾相似的内容。这可能是他们产生几分疑虑和猜测的动因。
这样我们看到，对“五一六通知”中“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段话的认识上，当时党内不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张春桥、戚本禹，都几乎一致认为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而没有想到刘少奇。康生这个时候还为过去反对过刘少奇作了检讨。如果他认为当时是指刘少奇的话，是不会向刘少奇作检讨的。从中也让人觉察到，不论周恩来还是张春桥对此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不过，也仅仅是疑虑和猜测而已。
那么，彭真在看到“五一六通知”中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五月十六日，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对女儿傅彦说：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够格。[82]
彭真长期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解中央内部许多情况。他讲出这样的话，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我们联系到文革结束以后，彭真直到去世也不愿意讲出毛泽东为什么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来进行分析，[83]他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分析。彭真肯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是指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格，那么谁够格呢?彭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说话的意向。既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还不够格，那么够格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只有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去寻找了。联系到一九六○年以后党内不论对当时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的分歧，还是“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发生的争论，刘少奇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周恩来、张春桥不过是有一些疑惑和猜测而已。彭真却肯定地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是指他自己。那么，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是在指谁呢?
这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我们既不能因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解决彭真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彭真，也不能因为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刘少奇，而是要根据“五一六通知”中这段话的上下文及其语境并联系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作出分析和解释。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里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盘踞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是特定地指哪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不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大小小修正主义分子的代名词而已。只要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范畴。
不管是彭真还是刘少奇，只要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就属于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彭真当时制定的《二月提纲》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提纲，[84]因而彭真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支持“三自一包”，毛泽东批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85]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竟然连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还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86]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并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不铲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中国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将来一旦他主持全党工作以后，推行他倡导的那一套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改变颜色。[87]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是包括刘少奇的。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作党的接班人了，这只是在制定“二十三条”以后他个人的想法，没有跟别人交换过意见。既没有跟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谈到过，也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层面上酝酿过，因而在“五一六通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后，尽管此前刘少奇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也产生过一些疑虑和猜测，却没有联想到刘少奇，而是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说彭真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也是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程序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一个修正主义的标签而已。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非是特指那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彭真等人是以他们在党内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圈定到这个范围之内的。毛泽东这样做，不过是根据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要求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批判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促使他们转变过来，将死不改悔者清除出党而已。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随即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和文化机关党委，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过去报纸上的唇枪舌斗转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五一六通知”引发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其下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① 意义之一，是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当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双方在能不能批判《海瑞罢官》、如何批判《海瑞罢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北京没有人写文章也无法发表文章的情况下，江青才到上海组织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在上海《文汇报》上首先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打破北京封锁的情况下，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的。[88]除去《解放军报》外，北京报刊是以学术批判的方式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这个时候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海瑞罢官》究竟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即使毛泽东向彭真等人讲了要害是“罢官”和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却仍然要求不能联系庐会议，警告左派不要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压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发表，甚至还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89]在这种情况下，“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停止和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这样就扫除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开辟了道路。
② 意义之二，为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搞清楚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只有搞清楚了革命的范围，锁定了革命的对象，才能够打得准，打得狠，取得革命的成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一六通知”指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范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也就是学阀;政治革命的范围是政治上层建筑，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阀。这就是说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能转移斗争方向。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五一六通知”还指出，必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胜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胜利了，就会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清除掉，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失败了，就意味着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被清除掉，他们的势力会逐渐发展壮大，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会联手制造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那样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五一六通知”就不仅为文化大革命，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③ 意义之三，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一六通知”为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理论指导，既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宣扬中，又表现在对《二月提纲》进行的理论批判上。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方式而已。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产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已经基本上形成，经过了“四清”运动的初步实践，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进行的修改也是为了使文件能够将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以更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和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又进一步促进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一理论的熏陶。
同时，我们还看到，“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二月提纲》的错误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批驳，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因而通知下发以后，人们就能够从通知和提纲的对比中得到启示，接受正确的观点，抛弃错误的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握文化革命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高人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这样我们看到，“五一六通知”不论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方面，还是从对提纲批判的理论认识方面，都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④ 意义之四，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合法程序。
根据党章规定，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工作。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来处理党内工作。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事，最终要获得中央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必须获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批准。
我们注意到，此前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在批判《海瑞罢官》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在《二月提纲》的制定和下发上。当时的焦点是究竟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质是学术争鸣与政治走向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将党内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鲜明地展现了出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获得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同意，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90]彭真就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没有经过毛泽东审批就将《二月提纲》在党内下发。[91]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进行了三次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康生回京后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三次谈话。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同年四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通过了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充分准备。[92]同年五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由此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是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下发党内执行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核心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层面上取得了合法程序。
⑤ 意义之五，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并在党内下发，是对前一阶段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从中不难看到，斗争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左派文化战士及其组织者冲锋陷阵，冲破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重重阻力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执行，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合法程序上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创造了条件。
“五一六通知”点明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扫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人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首先响应号召，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来造反，由北京到全国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热潮，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允许的。这种强烈反差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以后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得以发展的。
从文化大革命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后的不同状况可以判断，“五一六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来看，“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标志。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在党内下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不仅表现在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还表现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合法程序，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五一六通知”虽然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起草的，却是对前一阶段文化革命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对其功过是非做出的论断，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设立的背景是什么呢?小组的人员、内部机构及其职能和作用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我们知道，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形成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93]五位成员中有三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不但没有很好地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反而阻止政治批判文章的发表，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这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都向彭真打过招呼，但是彭真却没有听进去，不仅仍然阻碍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主持制定了阻碍文化革命进行的《二月提纲》。在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二月提纲》的情况下，就匆匆下发全党执行，给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带上了“紧箍咒”。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94]在修改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时，毛泽东写下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话。[95]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的。这个小组的渊源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96]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在这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对少量人员调整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批准后成立的。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97]
我们注意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写入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这是中央文革小组设立的文字依据。
从中我们看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表述。这个小组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在对少量人员调整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通过后建立的。因而我们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既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那么这个小组的人员及机构组成如何呢?
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员组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经过反复筛选、慎重考虑以后确定的，那么这个小组有哪些人组成呢?
1)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党内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通过，期间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又经过了个别调整，将小组名单报送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98]
通知指出：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人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99]
后来四大区派来参加的人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都是大区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这四个成员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几次中央文革的会议，很快就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100]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与文件起草小组相比出现了少量调整，与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的名单也存在个别差异。王任重进入小组，担任副组长，张春桥由组员提为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换成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排除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去掉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加上了姚文元。由于华东的张春桥、姚文元，中南的王任重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按照党内组织原则也应该由其他四个大区派人参加。后来这四个大区也确实派出代表参加了小组，不过由于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原因还是离开了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中央、地方和军队代表组成的。这些成员中，有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闯将，也有军队和各地的代表，总的来说，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左派占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了平衡，希望通过这个小组的人员能够协调各方的文化革命工作，指导文化革命的进程。
后来，这个小组的人员及职权分工上又有一些变化。
八月二日，中央任命陶铸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01]
我们看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陈伯达病假和离京期间，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具体负责人而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才发出了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的通知。这不过是从组织程序上明确了一下而已。
2)姚文元为什么能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在原先的文件起草小组里面没有姚文元，但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最终却加上了姚文元，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主要还是由于姚文元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102]
看来，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还是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的。五月二十一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103]
从中我们看到，姚文元能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决定的。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困难重重，江青在北京竟然找不到人愿意写这方面的批判文章，到上海以后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姚文元。而姚文元自己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愿意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姚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难看到，姚文元奋笔疾书，冲锋陷阵，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的大潮中，走到了文化革命队伍的前列。毛泽东主张在斗争中把左派队伍建立起来，因而姚文元尽管年纪轻、资历浅，又受到父亲姚蓬子脱党问题的牵连，最终还是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与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的政策一脉相承的。
3)吴冷西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被除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吴冷西是被毛泽东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除名的。六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104]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下发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没有吴冷西，但是毛泽东在六月五日的批示中却说将吴冷西除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文革小组名单中除名这件事倒是确实的。
当时吴冷西担任着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的领导职务。他是一九五七年取代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去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叮嘱他坚持新闻的阶级性，党报姓党，写社论要联系当前政治，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结果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没有严格把关，放“高产卫星”，对当时正在刮的“五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05]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宣扬鬼戏，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06]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本来应该把宣传马列主义放在重要位置，发表通俗易懂的学术文章，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素养，可是政治新闻太多，迎来送往，会议连篇，有关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却很少，这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水平是不利的，《人民日报》任总编的吴冷西是在毛泽东反复批评以后才逐步改正的。《人民日报》在文风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八股气息，也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才写出题目新颖、生动有趣、思想深刻的小品文的。[107]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却没有积极站到文化革命的行列中。不仅没有在宣扬鬼戏上作出检讨，而且还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吴冷西在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也是这样。在批判《海瑞罢官》 的问题上，他不但持抵制态度，即使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也是如此。他紧紧跟着彭真抵制姚文进北京，而且还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依然这样。在毛泽东批评他半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不思悔过，仍然我行我素，不顾别人的劝阻，也未送中央负责同志审阅，就由他个人自作主张，定稿签发《人民日报》系列社论，与《解放军报》发表的突出政治的社论进行论战。[108]这也就难怪后来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了。[109]
虽然吴冷西参加过九评起草，在国际反修论战中作出过贡献，在宣传舆论工作中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鉴于他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一贯态度，从文化革命的发展出发，这个时候也就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除名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以后，吴冷西在党内兴起的非毛化逆流中，能够卓行独立，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坚守真理，而不随波逐流，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治学态度，费时十载写出《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还顶住压力，仗义执言，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是在与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以后才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 [110])，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应该称道的。
4)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二十多年，担任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秘书，还在党内任过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负责宣传工作多年。长期以来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不仅负责过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不少有影响的文章。转战陕北初期，毛泽东得知胡乔木从陇东归队，竟然高兴地迎出门来。这个时候的胡乔木，精力旺盛，才思敏捷，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倚马可待。[111]毛泽东对他的文字水平作过高度评价，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112]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一年以后胡乔木就因病休养了。休养几年以后，胡乔木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文革发动之际要求参加工作。那么，安排胡乔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
我们注意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评过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没有参加会议)。[113]
六月十日左右，毛泽东还应约与胡乔木在杭州见过一次面。这是他生病休养后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胡乔木在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当年约吴晗写海瑞文章的错误后，接下来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泽东看他这样，就叮嘱他：回北京后，少说多看，多了解情况。[114]我们注意到，胡乔木没有趁毛泽东与他见面的机会，表达自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认识，也没有表示自己要投身于这场革命。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 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1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意安排胡乔木工作，发挥其所长，让他参加运动，做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并不赞成胡乔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用后来胡乔木自己的话说，是把他给“冷藏”起来了。[116]这是为什么呢?
以胡乔木的资历、经历和文字水平，是足可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毛泽东却将胡乔木排除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也就是当时毛泽东认为胡乔木不适宜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还要从胡乔木过去处理的两件事说起。
胡乔木在这两件事上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期间，对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这几大生产指标订得很高。陈云要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不要在公报上公布这些指标，胡乔木认为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因而没有向毛泽东反映陈云的意见。[117]这个时候纠“左”仍然在进行，第二年上海会议期间，四月二日胡乔木才向毛泽东提起此事。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胡乔木，因为是胡乔木自己主动讲出来的，又说他是一个诚实人。[118]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要胡乔木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胡乔木感到不好写，对刘少奇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对胡乔木生气地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请彭真找刘少奇谈，决定不写了。一九六一年，胡乔木随毛泽东出席广州会议回京时，在路上向毛泽东说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在这件事上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119]
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乔木没有把两位党中央副主席的话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引发毛泽东的不满，他批评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120]
毛泽东对胡乔木作出严厉的批评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是因为从组织上来说不管胡乔木的动机如何，也不论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是否正确，作为毛泽东秘书和文件起草人的胡乔木，都没有权力来进行阻拦，可是他竟然这样做了，这样他就阻塞了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渠道，而使毛泽东难以通过详细情况的了解作出科学的决策。
从政治敏锐性上来说，不论是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纠“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建议都是按照纠“左”这样一个方向来执行的。庐山会议期间固然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纠“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如果在全党进行反右，就有可能中断纠“左”的进程，导致“左”的错误死灰复燃。
从问题的严重性上来说，四大指标写入公报公之于众，最后又不得不修改指标，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刘少奇的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毛泽东，结果庐山会议后进行的反右中断了纠“左”进程，“左”的错误又迅速发展，造成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处理上的失误，成为酿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对胡乔木批评的很厉害，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刘少奇。由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深，后来还多次谈到这件事，不仅批评胡乔木，也批评刘少奇。比如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毛泽东与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121]这个教训异常深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反复强调不要因为搞阶级斗争影响了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将搞好生产作为运动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还是在文革期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果断实行“三支两军”，都是汲取了这个教训的结果。[122]
陈云和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提出问题，有他们自己的责任问题。但是胡乔木没有将他们提出的建议及时反应给毛泽东，不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政治敏锐性和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些问题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消极态度及反冒进上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他的性格中又有着固执的一面，因而毛泽东才认为他不适宜于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了。[123]
尽管如此，胡乔木毕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起草过不少党内文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了许多事，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继续重用他，但是对胡乔木的生活和处境还是关心的。比如，此前胡乔木因为神经衰弱休养时，毛泽东就写去曹操《龟虽寿》的诗予以劝慰，对胡乔木说要多休养几年，还让夫人谷羽陪伴他，并告之以休养的方法。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冲击时，毛泽东还登门看望他。谷羽在患病期间被造反派隔离后，胡乔木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在毛泽东批示后谷羽得到了正常治疗。[124]
由此可以看到，在对待胡乔木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政治上不让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就不对胡乔木生活和处境上关心，也没有因为生活和处境上关心胡乔木，就从政治上同意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把把政治和生活区分开来。这体现了毛泽东政治斗争的原则性和处理生活问题的灵活性。胡乔木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这从一九七五年胡乔木积极参加旨在否定文革的整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1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选择是严格的。陈伯达、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是一个在文革小组担任组长，一个却连文革小组也没有进入。吴冷西和康生都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这次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吴冷西却被除名。姚文元即使受到父亲姚蓬子牵连，还是进入了文革小组。他们在是否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上境遇的差异，主要的还是由于在文化革命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
②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设置。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迅速行动，着手寻找办公场所，调配办公人员，组建办公机构，将工作开展起来。
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座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区。
中央文革小组设立了办公室，陈伯达先是让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换成王力来当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戚本禹参与办公室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驻京军队领导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的运动情况报上来。这样就建立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126]
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状况，将各地运动情况全面、及时、迅速地反映上来，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决策时提供参考，中央文革小组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机构，后来又在中南海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上访的群众，还办了《快报》和《文革简报》。这就需要选调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从中央办公厅、马列学院和中联部调了一些人，后来报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意后，不仅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还由杨成武从部队选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好些人还是团级干部，为了便于管理，又调来一位曾经当过模范团团长、笔头不错的师级干部徐学增来领导他们。这些记者和工作人员散到中央机关和各地，及时将文革信息反馈回中央文革小组。
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王力是办公室主任，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当时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要二十四小时应对突出事件，随时准备加班。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中央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戚本禹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毛泽东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毛泽东是一直看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还在上面作过许多批示。毛泽东如果有什么批示，也会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
通过《快报》和《文革简报》，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掌握全国动态，也能够及时地了解中央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戚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一九六七年三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构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的，但是所有的大事是在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执行的。江青要求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每天都要到她那里去一次，以便于及时沟通情况，安排小组内部的工作。[127]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及其成员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及其办事机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后，报经中央批准以后选调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选配了工作人员，设置了办公机构，将记者派到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办了《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信访简报》，将各地文革运动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上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决策时参考，同时还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方针来指导各地的文革运动。他们选调人员，设立机构，派遣记者，沟通联系，汇总信息，编印小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与各地联系的桥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工作，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秘书班子。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却没有决策权，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以后才能付诸于实行(日常重要的事务性工作可以报经中央碰头会或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实行)。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执行机构。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往往是因为违反其职能和作用造成的。
从组织程序上来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与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的联系，设立记者站和接待站，派出记者到各地采访，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迅速反映上来，直接上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便于他们及时了解各地文革情况。
应该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参加会议，还可以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方针政策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将这个方针政策传达给各地执行，只能在这个方针政策确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即使中央文革小组根据这个方针政策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也要提交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才可实行。
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隶属关系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这从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争论上，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被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压制弄得组长陈伯达一度要求辞职上反映出来。后来，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得到了纠正。[128]
这里要弄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处于领导还是指导地位，对于确定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一些书生、知识分子，搞文化、宣传和研究是其长，从事实际工作则是其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难以放心地把领导文革的大权交付给他们。因而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处于指导地位而非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非在中央文革小组，而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正是因为这样，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领导还是组员，一旦触犯了这个规定就会犯错误，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严厉批评，直到被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行动。如果小组的领导或组员违背了中央的文革路线，践踏了文革的方针政策，那么根据问题的性质及其造成的后果，就要对肇事人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往往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变动的。
陈伯达、江青因为对陶铸点名批判没有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29]陶铸是由于在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130]刘志坚、王任重则是由于镇压造反派及转移斗争方向等因素，[131]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是由于在革命的三结合和大联合问题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132]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未经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就答复了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的请示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133]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从文革发展的实际出发，肯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虽然平息了事件，却超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给他的授权，违背了组织程序。由于张春桥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表态，又符合毛泽东下一步进行文革的部署，因而尽管他在实际行动中超越了授权，事后还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追认。[134]当然这是一个特例。
尹达、穆欣是由于被本单位造反派揪走批斗而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135]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变动及其被批评虽然有着特殊性，但是从总的来说却是社会上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反映，是由于违背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造成的，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当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在不断提高的。不论是与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还是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都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可，提高了它的声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陶铸、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曾经一度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工作。在全面夺权开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团体的贺电，批判“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只不过是其声望和地位得到了提高而已，其职权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里要搞清楚的是，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同在于，有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是否排除了阻碍文革的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并非停止了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况且前后这两个会议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碰头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还继续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因而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136]
当时中央碰头会变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排除了若干政治局委员，不过是为了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集思广议，发扬民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并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主宰碰头会，更没有取得文革的决策权。当然，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在文革进行过程中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支持造反派，宣传文革思想，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在工作组问题上受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压制，也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二月逆流”的攻击，还遭到社会上保守力量的抵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顶住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的压力，坚决支持造反派，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虽然出现了不少失误，但是其功绩是巨大的，执着、坚定的精神是令人称赞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办事机构，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虽然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其职权是有限的，根本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那样“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137]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不过是对他们违背小组职能和作用后采取的组织处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做出的先斩后奏不过是特殊条件下的个例而已。这个小组在全面夺权的任务完成，正常秩序恢复，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就解散了。[138]
4、文革从导火线到全面发动的历程简析。
“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从党内组织程序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得以合法进行，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的缘故。
“五一六通知”是对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党内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造成的，集中在《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上表现出来。这是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还处于隐性状态，在围绕《二月提纲》的斗争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由于当时处于维护党内团结和斗争策略的考虑，不论是在起草“五一六通知”还是编写《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时，都着意对此进行了淡化处理，这样冲在前面的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多数成员就成为被解决的对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彭真被中止、撤销党内职务，他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是他所遵循的文化革命路线被否定的必然结果。本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给彭真打过招呼。北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告诉彭真要害是“罢官”问题，彭真却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来否定他们思想上存在的联系。彭真制定了意在阻碍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通过以后，他带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当即否定了彭真提出的左派整风问题，也没有对《二月提纲》表明态度。[139]
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彭真不仅没有修改《二月提纲》中左派整风和警告左派不要成为学阀的内容，反而立即让人起草了以中央名义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更为蹊跷的是，彭真明明知道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表态，却不将转发《二月提纲》的通知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电传给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发。《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就以此为“上方宝剑”，要求左派文化战士按《二月提纲》的精神办，扣押政治批判的文章。不仅如此，他还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40]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主持修改并下发了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也就注定了彭真等人最后的政治命运。
从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在排除阻挠中艰难推进的。这种艰难推进表现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发表以后，打破了北京对《海瑞罢官》的袒护，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报刊上被转载，打破了北京对姚文的封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在党内先后下发，打破了《二月提纲》对政治批判的压制，最终撤销了《二月提纲》。这样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合法程序，并由此开创了新的局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样我们看到，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阶段中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在斗争中逐渐变换了位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一个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破坏了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不适宜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环节，因而我们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于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宜于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环节予以破坏，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破坏旧世界的宣言，那么“五七指示”就是建设新世界的纲领。前文我们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五七指示”。要理解“五七指示”的精髓，还是要从政治挂帅说起。
1、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这个新世界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设新世界，就要以政治挂帅为根本指针。为什么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呢?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政治挂帅的基本涵义说起。
(1)政治挂帅的提出及其基本涵义。
要研究政治挂帅，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只有把政治这个概念搞清楚了，才能对政治挂帅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什么是政治呢?
我们首先看列宁是如何解释政治的。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
从中可以看到，列宁不仅解释了什么是政治，还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占有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政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经典表述。列宁的贡献在于他正确解释了政治的含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我们再看毛泽东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3]
毛泽东关于政治的论述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样就揭示了政治与阶级斗争的本质联系，鲜明指出政治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既然要进行阶级斗争，那么什么是阶级呢?列宁对阶级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
从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来看，阶级就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形成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劳动、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被称为统治阶级，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受他人剥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集团就是被统治阶级。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之间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揭示了阶级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结合前文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来分析，就会对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形成一个明晰的认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与经济相比处于首要地位，阶级则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是处于不同经济结构中的集团的人格化代表。这样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就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而政治上阶级斗争的胜负又对两个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态势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在是这种情况汇报下，毛泽东才提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样就不仅将阶级斗争提到政治的高度，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经济、政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本质联系，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从工作的角度论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严重的教训》一文起草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这样毛泽东就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应用到了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从路线和方法论入手，将列宁论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到了生命线的高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中又进一步论述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定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论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问题。他在这里进一步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思想、政治工作一放松，经济、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从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到是统帅、灵魂，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这种认识是毛泽东在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后形成的。我们还注意到，他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提出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空头政治的“左”倾空谈主义;另一种是脱离政治的右倾实用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都是因为割裂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辩证关系造成的。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提出了政治挂帅问题。他说，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7]
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缺点的时候，直接提出政治挂帅问题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反复强调物质刺激，长此以往会把人引导到个人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强调政治挂帅就与此不同，不是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提高居民的政治觉悟，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来激发人们的斗志，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中不难看出，在这方面中共和苏共是存在重大不同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挂帅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在列宁关于阶级、政治和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技术工作的生命线，又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统帅和灵魂地位，在这个背景下才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概念。
政治挂帅要求不仅共产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还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做实际工作的时候，都要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把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将政治放到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来对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维护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政治挂帅统揽全局，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限制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代替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这就要求不论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党员干部、群众，在实际行动中要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坚持组织原则和保持个人认识的关系，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也反对不问政治的实用主义，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将政治挂帅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把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由此看来，政治挂帅是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上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政治挂帅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的地位，把政治挂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群众，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改造人的世界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2)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新式的发展。政治挂帅这个术语虽然是建国以后提出来的，但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践行了政治挂帅的方针，以政治挂帅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行动准则。当然，毋庸讳言，政治挂帅的实施是在冲破重重阻碍以后才一步步被推向前进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政治挂帅的提出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深入分析以后提出来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因而政治和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三大改造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8]因而政治挂帅就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才提出政治挂帅的。这就是政治挂帅的能动性，也就是政治挂帅的科学性。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政治挂帅已经践行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实践中。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把他们火红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少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仅将为之奋斗的事业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无私奉献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强大推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的胜利改变了中国，震撼了世界，不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风采卓卓独领风骚的，激励着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砸烂旧世界而斗争。没有政治挂帅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战胜残存在头脑深处的私心杂念，也就不会产生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动力，也就难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改变不了中国，又如何能够影响世界呢?同时，苏联共产党由于没有坚持政治挂帅，进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也从反面对政治挂帅作出了验证和说明。因而坚持政治挂帅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已经经过了时代的检验。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实践性。
由此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既有严肃的科学性，又有丰富的实践性，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贯穿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中。我们既要认识到政治挂帅的科学性，又要认识到政治挂帅的实践性，将政治挂帅践行于实际的工作中。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政治挂帅的提出，决不是离开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是要使政治在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中处于统治地位，要政治领导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不是让政治处于从属地位。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政治挂帅，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脱离实际的强调政治挂帅，而要将政治挂帅与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政治能够统帅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将政治挂帅践行于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中，使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沿着政治挂帅的轨道前进，让社会的发展成果能够真正为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享有，而不是适得其反。
在政治挂帅的社会实践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脱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空头政治;另一种是脱离政治的事务主义。离开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空头政治，是没有前途的。这绝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而是披着政治挂帅的外衣，讲着政治挂帅的华丽语言，夸夸其谈，外强中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政治挂帅，还要败坏政治挂帅的声誉，糟蹋政治挂帅，最终使政治挂帅流于形式，毁掉革命大业。这是政治挂帅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离开政治挂帅去谈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就会使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失去方向，最终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走向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政治挂帅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在执行政治挂帅的过程中，就要同时反对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列宁科学揭示了政治的含义，阐明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突出了政治的首要地位。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挂帅，明确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处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把政治挂帅践行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注意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虽然列宁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做出了深刻论断，但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人并没有沿着列宁开辟的道路进一步前进，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主义的这一观点，不仅提出了政治挂帅，还践行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这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执政党之间产生了矛盾，成为双方在反修防修斗争中的重要分歧，进而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这种创举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立足于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提出来的。从对政治挂帅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政治挂帅不仅有严肃的科学性，还有丰富的实践性，是科学生和实践性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历程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政治挂帅进行了检验和回答。是否践行政治挂帅成为关系到能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生死攸关的大事。
(3)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将政治挂帅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涌现出鞍钢、大庆、大寨、军队这些坚持政治挂帅的样板，于是全国上下高举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成为践行政治挂帅的强大动力，推动了政治挂帅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普及，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① 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是践行政治挂帅的样板。鞍钢宪法是在政治挂帅的指导下形成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挂帅的普及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应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时候鞍钢的探索作出了一个表率。
这种探索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而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采取一长制，依靠专家治厂，利用行政命令，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工厂，形成了马钢宪法。当时鞍钢人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鞍钢这个现代化的企业，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照搬马钢那一套就行了。这是一开始鞍钢人的想法和认识。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兴起，鞍钢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敢想、敢说、敢于，开始思考问题，相信群众运动，怀疑一长制，怀疑马钢宪法。他们在实践中坚持政治挂帅，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渐总结出一套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措施，写成总结报告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9]
鞍钢宪法最鲜明的特点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实施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样就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出发，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冲破了苏联马钢宪法的束缚，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发展的新路。
鞍钢宪法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形成的，整个宪法贯穿着政治挂帅的精神。毛泽东在鞍钢与马钢的对比中，将鞍钢的经验总结称之为宪法，赋予鞍钢经验这样高的地位，不仅表明了他对鞍钢经验的肯定，也表明了鞍钢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建设中的地位。这是在激情迸发的时代，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以政治挂帅引领企业发展，打破崇洋媚外意识，破除教条主义、奴隶主义，找到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② 工业学大庆。
大庆是我国工业战线上践行政治挂帅的样板。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孤立、封锁和制裁，一九六○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困难。这个时候工业发展对石油出现了刚劲需求，石油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当勘探发现东北松辽盆地存在丰厚的石油储量后，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拿下这个大油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石油部具体规划部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全国各地调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鼓作气，万众一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大庆油田会战。人民解放军也抽调两个陆军师、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共三万余人参加了这次会战。[10]
为了搞好这次石油大会战，石油部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他们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从上到下建立政治工作机关，配备政治工作干部，为践行政治挂帅、进行石油会战提供组织保证。参加石油大会战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工程师还是一般技术员、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政治挂帅来规范个人的言行，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主动投身于石油大会战的斗争中。他们以工业发展根本利益为重，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收入与得失，因而在会战中能够及时化解矛盾，团结一致，敢于拚搏，一往无前，体现了克己奉公勇挑重担的时代精神。
在政治挂帅引领下，大庆油田会战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作风。参加会战的建设者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创造出工人和基层单位的“五好”标准(即政治思想好、劳动生产好、作风好、技术学习好、团结互助好)，干部“三定一顶”的劳动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定岗位、定时间、定职责，顶替定员”)，对干部“约法三章”(坚持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不特殊化;坚持克服官僚主义，不能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永不骄傲，永不说假话)。[11]他们还要求在工作中要做到“三老四严”(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即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这些在石油大会战中形成的标准、制度和作风，是在政治挂帅的引领下出现的，是在破除了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影响后形成的，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革命激情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石油大会战的迅速发展。
在大庆油田的建设中，政治挂帅最终还是要见之于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只有人们的实际行动，才是鉴别是否践行政治挂帅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做到了政治挂帅，才会使生产得到高速发展。在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中，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民工和解放军官兵，将政治挂帅铭记心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将自己生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藐视困难，壮志凌云，万众一心，斗地战天，莽莽草原扎营盘，快速拿下大油田，甩掉中国贫油帽，全国人民齐欢颜。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高度思想觉悟，也是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没有政治挂帅的思想武装，要具有这样的精神面貌是不可能的。
铁人王进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先进典型。他哼出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的战歌，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天换地的雄伟史诗。他立下的“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大公无私精神的生动体现。他发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斗志，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排除万难改造中国的豪迈宣言。
这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石油部具体指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武装头脑，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大庆油田就横空出世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一九六五年中国就实现了石油自给。参加大庆油田会战的人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冲天的革命干劲，吃苦耐劳，公而忘私，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中走在了工业战线的前列，使大庆成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政治挂帅的春风吹遍了整个工业战线，迅速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热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比学赶帮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③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我国农业战线上践行政治挂帅的一个样板。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海拔1000多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当时是一个仅有三百多口人的小山村。这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成无数小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战狼窝掌，决战虎头山，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在浩大的治沟工程中，大寨人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加巧干，终于实现了丰收的宿愿。而后他们继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培植“鱼鳞坑”，营造“海绵田”，种植实验田，不仅解决了大寨农民的吃粮问题，还每年向国家交售几十万斤粮食。
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陈永贵率领大寨一班人，不诉苦，不抱怨，不向上伸手，不向兄弟社队求援，坚持“三不要”(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做到“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先治坡，后治窝，进行灾后重建，恢复农业生产。这一年他们在留足社员口粮和集体储备粮后，还向国家交售24万斤粮食，成为大寨人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12]
大寨成绩的取得是坚持政治挂帅的结果，陈永贵无疑是践行政治挂帅的带头人。为了抵制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冲击，他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在大寨创立了自报公议工分，取消了自留地，实行了大队基本核算制度，还主动支援困难社队，反对投机倒把，又总结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身体力行不向国家伸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克服困难，用提高思想觉悟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传授的大寨经验，处处充满着毛泽东思想，洋溢着政治挂帅的精神，从头到尾都是辩证法。[13]
农村出身的陈永贵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将大寨农民团结在周围，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开田，整治山河，不仅彻底改变了大寨的面貌，还使大寨这样一个贫困缺粮的小山村变成了一个粮丰人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同一朵艳丽的梅花在太行山的风雪中凌寒绽开，显示出政治挂帅的巨大威力，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大寨人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介绍时，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部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4]
④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解放军是践行政治挂帅的一个样板。
本来，早在人民军队创立之初，毛泽东确立的建军思想和路线中就明确了政治建军的指导原则，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人民军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够不断迭挫强敌，取得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鲜明特点。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军队建设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对这个决议非常重视，亲自作修改。十二月二十一日，《决议》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全军执行。
从六十年代初起，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先后进行了“两忆三查”(即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和“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这些活动和运动不仅对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连队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改造人的世界观，坚定信仰，陶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