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读蒋日记者，能不慎乎？
作者：汪荣祖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
日记是可贵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研判，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参考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氛围，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不能偏听偏信。
国人书写日记的习惯，其来甚久，近年大量历史人物日记的问世，毫不意外。传世的日记中，其初衷不在于流传后世的，一般所写较无顾忌;有意传世者，必有顾忌。蒋介石发迹较早，其经历关系到20世纪诸多重大史事，其手写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4年向公众开放后，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查阅者络绎于途，欲一探“宝藏”。
蒋介石工作之余勤写日记，在政治人物中虽属罕见，但绝非偶然。自早年起，蒋的行事资料就由其亲信如毛思诚、陈布雷及所谓“奉化三先生”—王宇高、孙诒、袁惠常等人掌管。结合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以及《事略稿本》，一直到蒋败退台湾后的“大溪档案”，可见蒋氏的生平资料早已体系化，加之较完整的手写日记，可视为他生平资料体系建设的完成。蒋介石日记在其生前就有专人摘抄，死后由其家属公之于世，都是蒋氏一家之言。若有人说“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无意传世”，则纯属昧于事实。
对于蒋介石“勤于”记录自身言行的行为，正如黄倩茹女士所指出的，古之帝王由别人记载起居注，而蒋由其本人亲写“起居注”，以便日后写“正史”之需。古之史官的实录虽未必尽实，但尚有“天子不观史”的传统;而蒋以自身日记为实录，怎能不令我们对其日记的真实性产生疑虑?黄女士在这里所要提醒的，正是要注意分辨“真实的蒋”(person)与蒋“要我们知道的蒋”(persona)。蒋日记显然是蒋“要我们知道的蒋”，我们如何从日记中读出“真实的蒋”，才是学问。
蒋介石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长达数十年，记录他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当然有参考与引用的价值。日记须及时记一日之事，但即使再有恒心的作者，也不可能一天不漏。后来补记或改写，则有损日记的意义，因敏感议题而涂改，颇有前例，更属等而下之!蒋氏日记有无此等问题呢?有人通览蒋介石日记手稿发现，“蒋先生每每在关键处或予省略或用词含混。因而读此日记，我们应当注意到蒋先生省略掉或没有明白写出来的事项，不能只以日记中的记载为标准”。蒋氏日记在公开之前，无疑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也有黑墨涂抹之处。当蒋氏“大溪档案”移交台北“国史馆”时，笔者听闻“国史馆”负责人提及，“其中缺件甚多，因档案经过秦孝仪的过滤，‘国史馆’皆登录有据，以免负缺件之责”。于此可见，蒋氏的资料包括日记在内，既不完整，也很不真实。我们可举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互相对照来评判蒋介石的日记。
其一为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此事件号称是“谜”，根本是蒋在故弄玄虚。他于事件后不久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此话即已证明他的日记是要留给后人看的。他的考虑是，事件的秘密藏在他的日记里，当时不能说是因没有人会相信;等他死后，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其日记所说就成为定案。其实，1926年3月10日蒋的日记已呈现出其心理状态，如“委屈”、“受辱”、“遭迫害”、“被遣送”，所谓“疑我、谤我、嫉我、诬我、排我、害我”等，无非暗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想要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实证，显然是他为发难找借口而已。事实很清楚，在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是汪精卫的手下，但在事件后，蒋即取汪而代之;蒋之所以得逞，是因苏联顾问受斯大林之命，支持蒋“这位红色将军”(苏联档案记—引者注)，这导致汪愤而离粤赴法。正基于此，蒋甘冒以下犯上的风险，精心策划了这场大戏，并得其所愿，成为事件的“最大赢家”，可称一场得逞的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