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过新年》唱道：“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与往常过年相比，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年习俗中注入革命精神、革命元素，并借助“过新年”开展革命宣传，推动革命斗争。因此，在中央苏区，“过新年”不仅有辞旧迎新、庆祝祈福的意蕴，更蕴含着别样的“红色年味”。
“振奋一下士气”的战地新年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试图以“攻势的防御”战略解井冈山之围。由于脱离原有的根据地，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部队多次遭敌袭击而屡陷险境，士气低落。2月9日，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大柏地时，正好是农历除夕，沿途年味十足。为了“振奋一下士气，过好这个年”，毛泽东、朱德等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据康克清回忆，毛泽东还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大家在大柏地消灭刘士毅，好过个快快活活的年。战士们听后深受鼓舞，士气高涨，高呼“杀敌过新年”的口号。第二天，大柏地战斗打响，战士们奋勇杀敌，经过鏖战最终取得战斗胜利，由此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红四军在大柏地杀猪宰羊，喜气洋洋过新年。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提振士气，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红军提出了“昨天捉到张辉瓒，今日捉到谭道源，鲁胖子捉来过年”的口号。由此可见，若战事临近新年，“过年”或“过新年”便会是鼓舞士气的有力口号，因为此时“过年”在苏区军民心中具有特殊意蕴，即期望用战斗大捷为新年献礼，共庆新年、共享喜悦。这一点，在红军战士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动印证。1933年1月，红军取得了枫山铺（今枫山埠）一仗的胜利。战士们十分激动，其中一位红军战士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这是我们红色军人呈给苏维埃的新年礼物哩！”
“工农群众笑连连”的幸福新年
土地革命前，工农群众缺衣少食是常态。他们盼望着过年能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却又怕过年，因为对于穷苦群众而言，“过年如过关”：因为地主“过年时把民众的肉、鸡都拿掉”，夺走穷苦群众辛苦劳作所得；更有许多穷苦群众为了躲债，不敢在家过年。因此，“富人过年大吃大喝，穷人过年东躲西藏”成为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土地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苏区加大经济建设力度，以促进经济发展，打破经济封锁，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蓬勃发展，使工农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曾任兴国县长冈乡消费合作社主任的李奎应回忆说：“一九三一年过年，社员分了红利，每户分了一斤盐，群众很高兴。”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也写道：“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1934年2月18日，《青年实话》发表《我的生活（征文发表之一）》一文，作者结合自身经历，对比了革命前后的生活变化：革命之前，油盐难见，“除了过年节有猪肉吃外，平常是很少的”；革命之后，每月都有五六次猪肉吃，“吃的猪肉比革命前增加三分之二”。这充分说明，苏区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为此，中央苏区革命歌谣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工农群众笑连连。”
“大家热闹来过年”的喜庆新年
中央苏区过年过节时，苏维埃政府会组织工农群众慰问红军，给红军战士送布、草鞋、鸡蛋、花生、豆子、猪肉等各种慰劳品，如1930年12月1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号——发动群众在新历年关慰劳伤病红军》号召闽西工农群众以行动拥护红军，“在这年关中，自动的以鱼、肉、蔬菜及其他各种礼物，送与医院的伤病士兵”。1931年，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目睹了苏区人民迎新春的盛景，感叹“慰劳红军的工作，搞得更是热火朝天”。此外，苏区军民会举办热闹的联欢活动，邀请“大家热闹来过年”。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在回顾此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时写道：“本由政治部筹备新年工农兵同乐大会，因连日大雨雪不成功，然群众推米杀猪，招待非常殷勤亲爱。”
为营造喜庆热闹的过年气氛，中央苏区各地还会举办晚会、灯歌表演、话剧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记载，赣西各地会组织群众大会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举办的演剧、耍龙灯活动“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值得一提的是，翻身得解放的苏区妇女也参与庆祝活动，“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装、武装出来了”。赤色艺术家石联星也回忆道：“快过年了（我记不清是新年还是旧年），秋白同志带信来叫我们都回到总部去（临时的一个驻点）。不久三个剧团都汇集了，秋白同志说总部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汇报演出。因此组织一次盛大的晚会。”
“加紧奋斗振精神”的革命新年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写道：“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老红军彭加伦回忆，中央苏区开展文艺活动时，大家都会精心布置俱乐部，气氛“像过年一样”。这里所说的“过年”，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平时就重视宣传工作，营造热烈气氛的形象类比；真的到了年节时，更加重视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以借新年之机号召苏区工农群众“加紧奋斗振精神”。
开展年关斗争宣传，以唤醒工农群众的斗争热情。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要“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因时制宜，制定宣传鼓动口号。1930年1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福建政治形势与我们的工作》强调，须提出“年关斗争的口号”，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压迫。1934年1月22日，《加紧群众工作努力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迅速赤化的训令》提出：“抓紧旧历年关的时机，根据当地实际情形，提出具体的年关斗争纲领。”由此可见，利用年关开展宣传动员，是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方法。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以改造社会陋习。中央苏区有的地方过年时存在封建陋俗，如江西永新县“过旧历年仍然和封建时代一样敬神”，瑞金、博生等地在过年过节时，群众会搞一些“敬神”“叫鬼”“烧香纸”的迷信活动。为此，1934年1月21日的《青年实话》呼吁：“现在旧历年快要到了，我们须发起反迷信运动。”其中，贴革命春联是宣传革命思想、破除封建旧俗的一种方式。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写道：“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1931年春节前夕，吴吉清在赣南小布看见许多人家贴上了“翻身不忘共产党，永远跟着红军走”的对联。此外，苏维埃政府会在过年之际开展劝诫鸦片、倡导婚姻自由和文明结婚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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