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有句名言：“我们败就败在接收上了。”即使中立如当时的学者季羡林，蒋家王朝的大员如李宗仁，后人如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无不痛骂"劫收"的无耻。
许多学者认为，接收腐败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当时人所言："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一片大好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共产党？原因是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以至于不可收拾。
01
回到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一个曾经繁华如梦的大都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夺中成了风口浪尖上的焦点。日伪势力败退，国民党如何接管这座城市，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自身的溃败?
仅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劫收大员一到，上海工厂基本停产，几十万工人失业:不少接收人员，既不懂生产业务，也不想筹划开工，接收工厂之后，只知中饱私囊，不作妥善管理，致使物质严重浪费，工厂的生产能力受到极大影响。
一家皮革厂在被接收时，正有三千张牛皮浸在池里待用。该厂职工告知接收人员，必须在一周内捞出使用，否则会腐烂报废。接收人员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谁也不愿去管这于己无利可图的事情，结果，致使这批价格高昂、市场匮缺的牛皮全部烂掉。
又有一家油墨厂在被接收时，接收人员对厂内的设备、原料、生产顺序等一无所知，只是赶出工人，封上厂门，就离厂而去。数天以后，才发觉油墨全部凝固在池里，机器已被粘住不能运转，整个工厂已无法生产。
在接收人员的破坏下，1945年10月，全上海的工厂绝大部分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失业工人多达三十万。那些抗战期间留在上海苦苦挣扎的民营工商业主，这时成了接收人员敲诈勒索的对象。
学者颜工平的《回首劫收风潮》里对于国民党劫收大员无耻行径更具体的描写如下:国民党各级官员贪赃枉法,肆意抢掠,把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事实上的“劫收”。
这些正宗“接收大员”到达收复区后,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如同洪水猛兽,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人们愤怒地称他们是“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金条)、票子(现钞)、车子和婊子。
根据曾经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和韩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有四种情形。
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如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政民派副官到上海,一下子就从伪储备银行里抢去大量伪币,总值黄金五万两以上。
由于接收机构多如牛毛,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如南京两千多幢敌伪房产，几乎全被派有先遣人员的单位捷足先登，后来者则撕去先贴的封条，换上自己的,再派人看守，为此武装冲突不断。
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然后再化公为私。日伪商统会所囤积的大量物资,在上海多为第三方面军占为己有，在武汉多为第四方面军和第六战区占有，在华南则由第三战区、第二方面军霸占。他们不约而同地拒不移交，等到不得不移交的时候，接收来的东西也大多所剩无几了。
其三是“偷”，要么监守自盗,要么乘混乱之机，伙同外人直接盗窃。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占住一座仓库、一家报馆，从库存米面杂粮到印刷设备、新闻纸，统统盗尽卖绝。第十一战区派到河北的接收专员高挺秀则亲自出马，夜窃石家庄一家仓库白布五千匹，偏偏被警备副司令李文定碰上，捉贼捉赃，轰动一时。
其四是“漏”，即日伪移交人员为了讨接收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现金或实物，使之堂而皇之地落入接收人员的私囊。天津烟草公司在建设路有数千平方米仓库，十余亿法币库存被日伪移交人员漏报,之后全部进了接收者的腰包。后来人们又把接收大员们的贪污方法扩展总结为“八仙过海”，即抢、占、盗、偷、漏、吞、诈、咬。
这里“盗”和“偷”自成一体;“吞”和“漏”又是连带性作业,指接收大员对漏报财产的侵吞。至于“诈”，指的是讹诈勒逼。向正牌汉奸敲诈是情理中的事，但一批残喘于敌伪统治下的私营工商业者也连带着遭殃。天津的民族工业家宋棐卿因抗拒索要，被诬为汉奸而遭拘押。
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也深感：“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榨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
“咬”则是指接收阵营内部的争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怒斥军统抢夺本该海军接收的汪伪海军资产，CC系指责三青团染指文教单位的接收，三青团控告战区“前进指挥所”干涉党团接收，“前指所”又责怪军统、中统、乱七八糟的别动队、先遣军以及谁也弄不清的地下市党部擅自接收。
02
让我们再看看季羡林，李宗仁，白先勇等人的痛斥:
季羡林:
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
白先勇：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那盘烧鸭挪到鼎立表伯跟前让他过酒，“当年大陆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你们的话，也都作起乱来。”
“表哥，你当时亲眼见到的，”鼎立表伯极力分辩道，“胜利以后，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太坏！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们是‘劫收’，一点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样去的，我们那时还能保持缄默么？”
大伯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颊上的眼泪。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举起靠在桌边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厅墙壁上那张大照片叫道：
“都是萧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要不然，上海、南京不会出现那种局面。萧先生飞机出事，还是我去把他的遗体迎回南京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萧先生不在了，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栋汉奸的房子，要来送给我邀功。我臭骂了他一顿：‘国家就是这样给你们毁掉的，还敢来贿赂我？’我看见那批人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李宗仁：
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
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
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
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
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
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
03
再让我们看下当时报纸关于“劫收”的抨击与报道。资料摘自于1946年3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道。
一场糊涂的“劫收”（1946年3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接收成了分赃，发财万万已是平常。
参政全体大会昨日下午复会，翁文灏、俞飞鹏两部长对经济交通询问补做答复，翁部长回答为什么黄金不在自己的金矿中开采，而要向国外购买的问题时。
部长答：因为开采金矿要花更多的法币，现在法币又发行太多，所以停止开采。过去是用法币开采黄金，现在是用黄金回收法币。
翁、俞两氏回答完毕后，许德珩提出大渡河钢厂枪杀工人之事，但毫无反应。接着开始讨论事项第一项：接收工作检讨。
在提案人说出提案后，对于这个引起民间最恶劣印象的问题，刚才那些慷慨激昂的代表似乎并不感兴趣，相反却有人说：要有真凭实据才能批评，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熟视无睹，专门为小集团的私利攻击他人的作风，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慨。张难先老先生激怒地全身发抖地说：
“谁不知道接收发财千万的是小辈，万万是常数，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政府也不办。国家已经被弄到一塌糊涂了，一作批评还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还是打官话啊!参政会又不是国民政府，又不是行政院，为什么一定要有了证据才能说话”。
张老先生的话博得了激烈的掌声，胸怀鬼胎的人们被掌声慑服压迫地不敢作声，于是开始了检讨接收工作的发言。
建国后，张难先与周恩来
各地接收日伪产业的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混乱，有的说等于是“乱抢”，有的说是“大官抢小官，小官抢百姓”，有的说是“军队和机关争，大机关和小机关争，小机关和百姓争”。总之是地方被洗劫一空，政府威信一路千丈。
兹把参政会把各地接收情况收录于后：
一、海南岛石碌铁矿区，规模很大，各种设施都齐备。中央的人员到达后，大家抢着接收，结果机关甚多。经济部接收矿产，交通部接收电信，军队接收医院，空军接收农场，把个矿区接收完竣。
只剩下一段运输矿产的铁道，因为又重又长，不便于拆卸走私，于是谁也不愿意收铁路。经济部一想是铁路，于是让交通部的收。交通部说是矿产的一部分，叫经济部接收。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接收。
1943年1月，海南海军特务部部长奥村北黎(前排右二)与石碌铁矿负责人合影
二、有些地方接收到汽车但没接收到汽油，有些地方接收到轮船却没有接收到煤炭，结果汽车和轮船都开不动，任其停在那里荒废。
三、广州中山大学原为日军司令部，投降后由某部接收驻扎，里面水电设施、什物家具齐全。但到交还中大学校当局时，里面空空如也。
水电、机器被运到香港据说卖了两千万元，桌子板凳也搬运精光。现在学生都睡地板，上课没有课桌，蹲在地上仍像战时一样。因此时常闹学潮抗议此事。
四、广州绑票案甚多，一声说是汉奸便偷偷抓起，要拿千百万钞票赎回。广州各大饭店出出进进的都是宽绰的接收大员，一席十余万是家常便饭。
五、台湾某糖厂内有糖三百万斤，接收后不多时便被倒卖一空。
六、湖北某县香烟等物资甚多，新县长去接收未及三月，那些物资便一担担地被运往不知名的地方，据说连扁担都压断了。
七、汉口接收初期，中央派去接收的大员有经济、军事、文化等数十组，一通乱抢，归公归私都有。某特派员被告发后抓了起来，过不多时也被放了。这种糊里糊涂的接收引起社会上流言甚多。
八、某人在南京有房屋一栋被敌伪租用，市政府现在硬要租给美国某机关用，屋主请求尊重产权。市政府说证据不全，只能按照敌伪资产征用。另有一屋政府说战前的档案已经遗失，不能证明屋主是谁，所以政府可作敌伪资产处理。
九、上海有日人办了近二十年的某微生物研究所，内中储有病菌数种。中央派员接收后，不派专家管理，使得饲养了二十多年的菌种没几天都饿死了。生物学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
十、徐州某敌伪储备银行存有伪币五万万元，一月廿六日接收后，被各单位你一包，他一捆，不到一日之内被搬得精光。
十一、济南有四百五十万万元物资，价值二百万万元黄金。经敌伪某特务头子交给我行政长官，该行政长官大发其财。参政委员说得这位行政长官，大家一猜便知。
十二、莫德惠在北平有一所房子，里面存有敌伪物资甚多，莫氏叫政府去搬出，政府派人去运了两汽车便不运了。问其答曰：那两车运出得物资都被押运人员拐跑了，因此只能停止搬运。
这种乱七八糟的接收情况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唯一没有述及的地区是东北，这块肥肉不能痛快得吃到，正是他们大为恼怒的原因吧。
尾 记
抗战胜利时，收复区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实却如人们所说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使人民对它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
1945年10月24日，《大公报》发表《为江浙人民呼吁!》的社评说：“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出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
社评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一位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国民党政府要员也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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