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火车站台，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生活。(美)伯恩斯 摄
1948年12月12日，被困双堆集(今安徽宿县西南)的黄维心急如焚。
气势如虹的解放军攻势，虽然暂停，但刘伯承、陈毅联名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却在相距不过几十米的前沿阵地上不断广播。解放军的广播，并非危言耸听，黄维在给“老头子”的电报里，也在哀叹：“现阵地破碎，部队伤亡惨重，状况垂危。”
对此，蒋介石不以为然，安慰黄维：“我军虽已力竭，然我军尚有完整之重武器，且益之以独占优势之空军全力助战与空运接济，此皆非‘匪’所能敌者，何况其疲弱与困难更甚于我乎?刻已决定使用特种化学之武器，深信其使用以后，‘匪’若不自动溃退，则必全部死亡于我阵地之前，决无疑义!”
1948年12月，南京，蒋介石于胜利教堂与牧师握手。
蒋介石毕生迷信武力，迷信“洋大人”。你共军有(缴获自我的)重炮不假，但我还有美国朋友给的坦克、轰炸机、运输机，甚至可以向美国购买化学武器原料，分分钟搞出来十万颗化学炮弹，这些我有你没有，所以你拿什么跟我斗?
01.群众为什么要把最后的粮食给我们?
1948年11月，安徽固镇解放。
时值淮海战役期间，群众当即投入支前工作。
固镇属淮海战场边缘区，在六十五天的淮海大战中，固镇地区人民从人力物力等诸方面都竭尽了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战役进行最激烈的时候，前方军粮供应紧缺，桑圩乡(今属石湖乡)召集全乡村干部开会，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倪飞同志布置任务说：“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但现在后方粮面供给接不上，需要发动群众暂时献粮面支援淮海战役，报酬以后再算账。现在大村二至三千斤，中等村一至二千斤;小村五百至一千斤，什么粮面都行。”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经过要图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当时不给钱，要搁现在几乎不可想象，但在那个时候，干部回去一动员，群众情绪可高了，没二话，解放军打老蒋，那是自己的事!
群众有的杵米，有的推面，没有牲口推磨就用人力抱磨棍。
一位叫邹立永的村干部回忆说：“就连我们村最穷的户邹立兰，当时没派他拿面任务，他主动要求把家里仅有的十八斤绿豆和二十三斤小秫秫抱磨棍推成面扛着头里跑送去支前。田乡长劝他留自家吃，可他坚决不肯，说：‘只要能打跑蒋介石，讨饭也心甘!以前我怎到江南要饭的?’’
这就是我们的群众，仅一天半时间，桑圩乡就超额完成任务。
冀鲁豫的支前群众
都不用干部动员，乡亲们自备大车、小车、毛驴和挑子，走了一晚上，赶到解放军的兵站，送给子弟兵。
02.一盆馍，淮海胜负的背后
淮海战役中，被围的国民党军，由于不能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食，吃穿用度都成了大问题，基本都得靠空投。
反之，人民解放军得到了翻身群众的大力支持。
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分田分地外，还有个关键，就是解放军拿老百姓当人看，当亲人看。
民兵担架队
1948年12月的一天，大雪之后，天寒地冻。
蒙城县芡北区黄隆乡黄隆村(今立仓镇黄龙村)的群众，怕咱解放军冻得慌，就紧急凑集了一批柴禾，作为军柴，让农民王在田用大车，送到蒙城县城东关解放军驻地。
王在田送到后，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连称都不称，就打收条。
王在田让解放军过称，一个战士说：“农民老大哥是绝对不会少送的。”
是啊，军爱民，民拥军，咱是人民子弟兵，群众怎么会坑自己人呢?
支前民工的架子车，又叫太平车
解放军同志一边搬运柴禾，一边和王在田闲聊，刚搬完，那边饭就准备好了。一盆汤、两个菜，还有一盆热腾腾的馒头，端到王在田身边。
吃完饭套车回家，王在田已经走了一里多路，忽听后面有人追上来，大喊“老乡等等!”
回头一看，一位解放军战士端着一盆馒头，跑得满头大汗赶来。
王在田不知为什么，便刹住车子。
支前的妇女同志
那位解放军战士气喘吁吁赶上来，说：“你走时，首长不知道。问我有没有拿馍给你留作路上吃?我说：‘没有。’首长很着急，说：‘黄隆集离城六十多里，大车走得又慢，老乡在路上吃什么?赶紧送馍去。’我才撵来的，请收下吧。”
接过这盆馍，王在田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因为群众如此给力!
在看安徽蒙城的基层革命史料的时候发现，蒙城群众也积极投身到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中去。
来自解放区的民工队
首先是担架队，当时的政策，担架队上前线，也分一线、二线，一线就是打仗的区域，随时可能被枪炮伤者，甚至牺牲。这样的任务是留给山东老解放区担架团的，蒙城这样地区的群众还轮不上，大家为此非常生气，解放军怎么能瞧不起人呢?
其次是把物资送上去，前方需要土布做棉衣，对接的是在永城南的二野后勤部。蒙城县委配了两名通讯员，征调了75位基层干部和群众，押送36车(太平车)白布。每车30至40大捆，每捆30块，每块18尺(白布尺)，计394400多尺。为了拉大车，还调集了72头黄牛，都是群众的耕牛。
为什么我这里要特别突出耕牛，那是因为耕牛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家里最值钱最重要的大物件，更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什么农民要拿出耕牛支前，为解放军运粮?解放军不打败老蒋，咱庄稼人不还得受二茬罪，不还得被还乡团屠杀?
支前牛车的很多牛，很多都是农民的耕牛
所以，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匹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种自觉自愿的决绝背后，是人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拥护，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抗!
这支队伍走到半路，遇到敌机轰炸，万幸人没事，但牛炸伤了一头。带头的干部二话不说，自己凑钱，买了头附近群众的牛，顶上去。
送上前线的物资，还有面粉。
芡河区(今乐土镇)的村子都承接了任务，有粗粮，有细粮，但是葛桥庄与北卢庄的群众发生了争吵。因为他们都不想把粗粮送到前线去，都想把细粮给子弟兵吃，哪怕细粮按粗粮的价收，他们也高兴，因为子弟兵吃了，打老蒋就有劲了，想想祸害他们的蒋军，咱们的解放军吃了，有啥不好，就得让咱子弟兵吃好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为此，两庄群众差点没打架。
03.当“苏北宁”遇到地图炮
1948年11月，一支来自江淮二分区的支前队伍，运载着大量物资，一路向北，赶赴淮海战场，支援解放军痛打老蒋。
走到江苏阜宁一个偏僻的村子，看到这里的房子又少又小又脏，支前民工的家，相对这里要富庶一些，所以他们就纷纷吐槽这里贫穷脏乱，甚至有人还说当地人是“侉子”，又懒又笨……
支前民工功劳证
用今天的话说，这不是就是妥妥的地图炮、地域黑吗?
带队随行的区委干部，觉得这可不行，往北走，那不是更穷了吗?
我们的老乡这样瞧不起北边的群众，万一表现出来，给人家听到看到，岂不是要闹矛盾，打架骂人惹起事端，对支前工作可是损害，影响淮海战役的进行，既对不起前方的解放军，更对不起在家的乡亲们。
怎么办?
运送伤员的担架队
党马上抓住这一点苗头，在支前队伍里，向乡亲们提出问题：
“我们应不应该看不起穷人?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问题讨论起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分子引导方向，很多老乡就
想起自己家在没解放前的苦日子，启发了阶级同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把矛头指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支前担架队
党紧接着进一步提出下一个问题：“我们出来是为什么的?”
这样又使乡亲们想起自己的支前任务与使命，使大家懂得做民工是为自己翻身，是为了早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过上好日子，让普天下的穷苦人都不再遭罪，翻身做主人，好好搞生产。
党通过提问一系列问题，从现实到理论，从问题到对策，意义由浅入深，逻辑层层递进，以细腻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诱导民工思考、启发民工认知，民工的思想觉悟与革命热情也随着主动思考、回应提问的过程逐步提高。
老解放区的大娘大嫂为子弟兵磨面
再往北走，这支南来的支前队伍，就再也没有地图炮了，看到更穷更苦的地方和群众，想到的就是赶紧打倒反动派，加紧支援解放军，打赢淮海战役，再渡江彻底消灭蒋介石，穷苦人就有了出头天，再也不怕反动派反攻倒算了!
04.车轮滚滚，工人万岁
支援淮海前线的，不光有老乡们的独轮车，还有陇海铁路上的火车。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之前，大量物资要在洛阳我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转站运输，一度无奈都考虑水路东运方案了。好在郑州解放，打通陇海路，可以将我军的总兵站前移到豫东的商丘。但找到原郑州火车站负责人，对方也很无奈，说可以发车，但只能负责本站无事。出了郑州，就担保不了了。
老解放区的大娘大嫂为子弟兵做军粮
原因很简单，虽然郑州和开封相继解放，但此前路基遭到破坏，敌我两方的游杂武装还都存在，甚至我军的游击队并不清楚陇海铁路恢复的情况，很可能一出车，就被当国民党军给打了。
顺便说句，当时新任的平汉铁路管理局郑州局局长田裕民，是扒铁路的老八路出身，32年入党，是我党在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长，发动群众这事儿，最门清了!分分钟就把工人师傅组织起来，不光讲政治、讲形势，更要解决他们的家庭实际困难，每人一块现大洋，几十斤粮食，以后工资照付，工人师傅的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10月26日起，陇海平汉铁路两万多工人开始日夜抢修被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至十二月初开封、洛阳、新郑完全通车，使后方的军需供应很快到达前方。当开封的二万铁路工人在11月6日，听到商丘被解放的消息后，工程队即连夜赶到民权县，在两天内即铺修好路轨。
老解放区的大娘大嫂为子弟兵做军鞋
11月19日，我军第一列陇海东路军运专列从郑州站开出，前有压路车，后有警卫连，中原军区交通运输司令部副政委兼商丘兵站站长杨国宇亲自带队，火车顺利到达开封。再往东就难走了，站站无人，路基毁坏，火车只好缓缓而行。车从开封开出不久，路旁枪响，一交涉才知道是自己人，伏击火车的是豫皖苏的地方游击队，后者说谁料到咱们自己也有了火车?
火车继续东行，最终走了一晚上，跑了203公里，第二天早上到达商丘，速度虽然很慢，但比用汽车、马车运输效率是高太多了。
据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某负责同志的计算：“一个车皮一次的运输力量等于一千民工，假定火车比人力畜力运快六倍，一个车皮就等于六千个民工，如果一晚开动一百个车皮，就抵上六十万民工。运输线越长，铁路运输的效用就愈显著。”
火车满载军用物资通过修复后的茅村铁路桥
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打通，商丘作为总兵站，全局服务淮海战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晋冀鲁豫、冀鲁豫、晋察冀、华东野战军的物资都有此转运分发下去，大批支前物资从苏皖鲁冀各省邻近地区，从华北、西北后方，沿铁路、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商丘，在车站堆起了炮弹山、粮食山、布匹山、服装山、军鞋山。
杨国宇也是贼大胆，不但组织工人、市民和商人参与分装运输，甚至把从俘虏兵都组织起来，在商丘外围担任警戒工作。甚至在徐州解放前夕，还曾在商丘铁路工人陪同下，化装乘坐缴获的刘汝明的包车，到徐州告诫那里的铁路局长，让他为人民立功，保护好铁路。
12月1日，徐州解放，机械化的后勤运输保障得到了飞跃发展，大大缓解了后勤保障紧张的情况。成立的徐州军管会，负责支前工作。而这时淮海战役己经进入到围歼黄维兵团、杜幸明集团阶段，支前工作更为复杂和繁重。据调查，仅徐州西南一地，每天粮食的运输量就达400万斤。
长长的支前队伍看不到首尾
于是，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我军后勤运输基本形成了火车、汽车相连接，辅之以平板车的运输网络，提高装卸效率，加快周转速度，更好的保证支前工作。
除了火车，徐州的230多辆商用汽车也被组织起来，有人算了笔账：
一辆一拉一的小红车，以能装三百斤计算，六百万斤的东西就得两万辆小车，每辆小车二人，共需四万人，运送到目的地，需两天，总共需要八万民工。而如果用上了汽车，只需一夜就到，不仅节省了八万民工，而且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效率。
05.后记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老电影《车轮滚滚》，讲老区人民支前的。《大决战》里面也有类似场景和桥段，非常感人。如今来看，滚滚车流背后，其实是我党群众路线的胜利，正是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潜力，我们才能以少胜多，创造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支前模范董力生的“功劳车”
我的理解，淮海战役后勤运输中的群众路线，不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准确的说应该是：先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最后再到群众中去。
没有土改让贫雇农翻身做主人，广大群众不会赌命跟我党走，跟凶残成性的国民党反动派死磕到底;没有在粮食征收和民工动员上，经过充分调研而制定的合理政策，征借和运输都只能是竭泽而渔，你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你的战争后勤只能是缘木求鱼。扯远点说，国民党给我们提供了教训，我们党当年在苏区的过头做法，也是教训。
正因为有了这第一层的保证，我们才能从农民手中征借粮食，在城市、乡村动员民工为支前服务，动员运河、汽车、火车运粮。商丘车站前面的粮食山、军鞋山，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农民和工人，包括纳鞋底的家庭妇女，他们和她们同样伟大!
从华东支前模范到华东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的董力生同志
最后是再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战争的红利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性，黄泛区的老乡，江淮的老乡，甚至返乡的地主都清清楚楚，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支援前线，但同时我们党让社会各界都明白：战争胜利后人民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主人，共享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繁荣的景象和物质发展的成果。没有这个基础，水旱蝗兵将会继续，不论我们的民族，还是个人都没有出路，所以咬牙也要扛过去，一切为了新中国，也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让我们回到这个系列的核心问题上来，为什么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
首先，这个“我们”是谁，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对立面，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如果“你”不拿自己当“我”，而一屁股站在反动派那边去，剩下的你就不用看了。
走下战场的被俘国民党军
解放战争开打之初，敌强我弱，但党中央和教员同志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援，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双堆集的包围圈里，也是如此。
黄维后来回忆：“老百姓已逃跑光了，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被俘的黄维
几十米外的我军阵地上，又是什么样子呢?
时任中野九纵二十六旅七十七团一营一连指导员的靳虎堂，后来说：“那时候我们生活很好，白菜、粉丝、猪肉、包子、面条，大部分都是吃馒头，炊事员蒸好以后就弄筐子端到前沿阵地给我们。”
包子、馒头，以及如此丰富的副食品，从何而来?
群众支前送上来的啊!
群众为什么自己不舍得吃，也要送给子弟兵吃?
英勇作战、敢于牺牲的人民解放军
为了打老蒋，求解放，保卫胜利果实啊!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画个重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事关生死。
最后，照例还是引用教员同志的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尾，同时呼应前面蒋介石的那套唯武器论。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教员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
又：我所在的城市郑州，是中野九纵(后来的空降兵15军)解放的，这支部队随后参加了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九纵二十六旅七十七团一营一连，牺牲了一位副班长叫郎小成。七十多年后，一连指导员靳虎堂还记得，郎小成烈士牺牲时，年仅17岁。小郎是山西陵川人，作战很勇敢，只要一听打仗，他的劲儿就来了。
来自晋东南的小郎，非常爱吃小米，多爱吃呢?
靳指导员还记得，隔一段时间不吃小米，小郎就好像害了病似的没精神，一吃小米就好了。
打黄维的时候，小郎一听说九纵的任务是出击浍河，就去找司务长要小米汤喝。毕竟这是场硬仗，要杠国民党的“王牌”，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
司务长是小郎的老乡，还有点亲戚关系，知道他有这点小爱好，就经常在米袋里备一点小米，给他熬了一碗小米汤。喝了小米汤以后，小郎越战越勇，在浍南激战的时候，又跑又跳又蹦，生龙活虎。部队在韩庄受阻以后，他出了个点子，把他的军帽顶在枪上，然后举着枪晃啊晃。敌人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要跳跃着进攻了，用机枪对着他的帽子拼命打。他把帽子甩到旁边，机枪又对着他的帽子旁边扫射。
趁这个机会，他翻过墙跳进去，向敌阵地投出一排手榴弹，打开了突破口。后来连队和团里的迫击炮也都跟着向韩庄打去，才把韩庄打下了。可就在郎小成继续向村里进攻的时候，不幸中弹牺牲了。
偶然读到靳虎堂同志的回忆文章，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顺便查了下手头的《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烈士名录》，赫然看到郎小成烈士的英名。
“郎小成，男，山西陵川县(籍贯)，七七团(单位)，1946.12(参军时间)，1948.4(牺牲时间)，班长(牺牲时职务)”。
基本资料都对上了，当然也有错误，比如年龄差了两岁，牺牲时间的月份上，还有应当是副班长。没错，可以肯定，这就是靳指导员记了七十多年，那位爱喝小米汤的郎小成烈士。
没别的想法，作为基层革命史研究者，也是革命者的后代，每次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烈士，我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希望尽量发掘并书写下来，他们鲜为人知而且不被大部头官方著作所书写的历史。不管有没有人看到，我看到了，就会记录下来。
我祖父(1935年入党)生前说过：我们是幸存者，对牺牲者，有责任。
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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