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3月14日，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安乐椅上，卡尔·马克思的呼吸永远停在了这一刻。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两分钟前他还是整个屋子里生气勃勃的灵魂，两分钟后他就变得无声无息，永远离开了我们”。两天后，恩格斯在给战友的信中写下了那句传遍世界的悼词：“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
只是马克思或许从未想到，这个停止工作的头脑，会在身后一百多年里，陷入一场远比他生前所有论战都更复杂的斗争漩涡。他的思想没有随着他自身生命的终结而沉寂，但却在后人的解释、重构、包装与阉割中，被一次次剥离原本的内核，甚至变成了与他毕生追求截然相反的模样。今天，当我们站在他逝世143周年的今天回望，会发现一个无比吊诡的现实：在学院的书斋里，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马克思”的名字被反复提及，可那个毕生为无产阶级解放奔走的革命家马克思，那个用辩证法解剖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马克思，却正在被层层叠叠的理论迷雾遮蔽，甚至被彻底颠倒。
我们今天要做的，从来不是去寻找一个脱离了历史文本的、“纯粹干净”的马克思——那样的马克思从来就不曾存在过。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是一套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本身就是在一次次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辩证运动中生成的。我们要做的，是拨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各类马克思学精心编织的理论迷雾，在对种种歪曲的彻底批判中，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革命锋芒，找回那个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土壤里、始终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绑定在一起的、真正的马克思。
要读懂马克思，首先要读懂他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辩证逻辑，读懂他每一次思想转变背后，对现实历史运动的深刻回应，而不是把他的思想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文本碎片。1837年，19岁的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了青年时代第一次思想阵痛的告白：“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我写这部著作是为了再过渡到黑格尔，我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可爱的怪念头，看上去已经完完全全地打破了，所以，我领到了一份出乎我预料的、令我十分难过的退学证书。”这不并是一次简单的学术兴趣转向，而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直面思维与现实的矛盾——他从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在这个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了黑格尔体系最核心的撕裂：作为体系的保守性，与作为方法的革命性之间的根本对立。黑格尔用辩证法揭示了一切事物的暂时性与否定性，却最终把自己的体系奉为历史的终点，把普鲁士专制制度视作“绝对精神”的最终实现，这种内在的矛盾，恰恰成为马克思后来彻底颠覆唯心主义的种子。
真正让马克思完成与唯心主义的彻底决裂，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思辨游戏，而是冰冷的现实。1842到1843年，在《莱茵报》担任编辑的马克思，遇到了他后来所说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河地区农民的生存困境，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激烈交锋，这些活生生的物质利益冲突，像一把利刃，彻底刺破了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唯心主义外壳。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坦诚回顾：“1842至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这是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自我否定，他从纯粹的哲学批判，转向了对现实物质关系的解剖;从相信“理性国家”能实现社会正义，转向了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但我们必须看清，马克思并不是要对黑格尔辩证法作全面的抛弃，而是彻底的“扬弃”——他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重新颠倒了过来，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决定现实历史，而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全部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
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次转向的初步成果。马克思在其中写下了那段振聋发聩的论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他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乃至他人相疏离的现实。但此时的马克思，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人本主义的哲学预设，他对异化的批判，依然建立在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设定之上。直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横空出世，马克思才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决裂，真正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
在这份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里，马克思写下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核心箴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彻底抛弃了对“抽象的人”、“抽象的类本质”的执念，把人放回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中，放回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土壤之上。紧接着，在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从这一刻起，马克思的理论不再是脱离现实的哲学思辨，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而是对其运行逻辑、内在矛盾与必然灭亡趋势的深刻解剖。但这绝不是马克思思想的终点，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始终在现实历史的运动中，不断完成着新的自我扬弃。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下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让马克思对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写下了那句关于历史辩证法的经典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不再把革命视作简单的历史必然，而是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曲折性，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博弈，看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而从1857年开始，耗费了马克思后半生心血的《资本论》写作，更是他对自己以往理论的一次最彻底的深化与完善。他不再用抽象的哲学概念批判资本主义，而是用“抽象力”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出发，一步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历史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种抽象力，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自我运动，而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刻把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贯彻到了极致。他从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出发，揭示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他清晰地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当商品交换发展到货币阶段，W-G-W(商品-货币-商品)的流通形式，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却又催生了新的矛盾;而当货币转化为资本，G-W-G’(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的资本总公式，更是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推向了极限。马克思用一句充满辩证张力的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力创造的、超出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完成了资本的不断增殖。
马克思的晚年，依然没有停止思想的自我扬弃。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让他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在《法兰西内战》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更是打破了那种把历史发展视作线性进程的机械教条。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他明确写道：“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他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证明了历史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恰恰是对他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刻的贯彻。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带着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离开了人世。恩格斯在他的墓前，用最凝练的语言总结了这位伟人的一生：“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从来不会自动免于被歪曲的命运。事实上，从马克思闭上双眼的那一刻起，一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最先撕开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核的，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这场思潮的核心人物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系统地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成为了后世一切修正主义的精神纲领。伯恩施坦用所谓“资本主义的适应性”理论，宣称信用制度、卡特尔组织、交通通讯的发展，已经让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得到了根本缓和，否定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其崩溃的科学论断;他用阶级合作取代了阶级斗争，宣称“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宁可说是一个为了促使现存社会制度发生和平的、渐进的、然而也是彻底的变化而进行的斗争”。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本质上是把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彻底改造成了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改良主义。他抽掉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革命内核，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降格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争取点滴福利的议会斗争。对此，列宁在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在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的主要努力是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证实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和阶级矛盾的缓和。……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
但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从来不是简单的“捍卫正统”，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垄断代替自由竞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让其内在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更重要的是，列宁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他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而是根据现实历史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横着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他清晰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但列宁的过早逝世，让这种探索被迫陷入复杂的过程。
今天我们要直面的，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一百年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系统性、体系性的歪曲与阉割。这种歪曲从来不是简单的学术分歧，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观、两种实践道路的根本对立——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视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意识、文化、话语、结构等上层建筑因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格，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作为最终目标，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书斋里的文化批判，变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是坚持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承认事物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承认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用折中主义的调和论，把矛盾的对立面变成可以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存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是乔治·卢卡奇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可否认，在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经济决定论”的背景下，卢卡奇重新强调了辩证法与总体性的重要性，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转向打开了大门，也就是说他没有符合历史的正确性。卢卡奇在书中把“物化”作为核心概念，写下了这样的定义：“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表面上看，这个概念来自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但实际上，卢卡奇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偷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中，清晰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商品拜物教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要消灭这种拜物教，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生它的生产关系。但卢卡奇却把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上升成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困境，把“物化”变成了笼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所不在的抽象牢笼。这样一来，工人被剥削那是“物化”、艺术家创作受阻也可以是“物化”、人与人的冷漠也能是“物化”、科学的发展那也能作为“物化”。一切都可以说成“物化”，那么这个原本的现象无法承担本体的基石任务后，要么被用“人”的各种衍生品去解释，要么就将其神秘化，强调其各种在客观环境中对一切的决定性意义，这就是“总体性”的概念。
卢卡奇用“总体性”概念，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的首要地位。他在书中明确写道：“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性，即革命的彻底性，在于它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这句话在方向上是对的，但是缺乏对现实的掌握，这就导致其直接否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卢卡奇把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上，转移到“人”的衍生品上，他宣称，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把握社会的总体性，才能打破物化的牢笼。所谓总体性地把握就是从全局、各个联系、各方本质去分析，而不是在局部和表面去看。诚然这句话看似十分正确，但是因为卢卡奇将“物化”视作一种社会本质，这就导致这种物化不仅是经济关系的表象，更是意识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总体支配。它不再是可被超越的现象，而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基本结构。那么如果所有思想形式都被物化渗透，那么非物化的思想如何可能?从中可以看到，物化的本体论化，使任何超越物化的视角都成为不可能——包括总体性本身。因为他用一个抽象整体(总体性)对抗另一个抽象整体(资本主义物化)，结果自己也被抽象绑架。
这种理论转向的本质，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后的思想动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让卢卡奇没有去分析革命失败的客观物质条件，没有去分析阶级力量的现实对比，而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缺失。他把革命的希望，从现实的阶级斗争，寄托到了意识的自我救赎之上，这样一来，他就把马克思主义从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降格成了一种关于“总体性”的哲学思辨。而这，恰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病灶——他们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经济基础转移到了上层建筑，从现实的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文化、意识、话语的批判之上。
沿着卢卡奇开辟的这条道路，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推向了更加系统化的极致。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区分了所谓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他宣称，传统理论是对事实的肯定性描述，而批判理论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性思考，他写道：“批判理论从来不是出于建立一种封闭体系的兴趣，它的目标不是某种统一的、完整的理论，而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这种区分本身，看似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本质，但霍克海默紧接着就抽掉了这种批判的实践根基，他坦诚地承认：“批判理论不想带有什么强制性;与所有实践的联系，它都看作是可疑的。”马克思的批判是为了介入实践，从而改变世界，而不是通过批判引来更多批判，把批判作为一种姿态或者职业。因此霍克海默的批判成了自我指涉的闭环——通过批判制造新的批判;追求改变，却停留在解释改变应该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霍克海默的这句话直接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句核心箴言形成了根本对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批判，从来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他的批判始终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始终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却把批判本身当成了目的，把批判与实践彻底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书斋里的、纯粹否定性的哲学思辨。
赫伯特·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更是把这种文化批判的路径推向了极端。马尔库塞在书中观察到，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消费主义、技术理性和福利制度，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他写道：“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因为奴隶制是由奴役者提供的，由奴役者实施的，而不是由被奴役者维持的。……这种奴隶身份不是压迫的结果，而是科学进步和舒适生活的结果。”但面对这种现实，马尔库塞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抽象的“大拒绝”——“拒绝承认这个社会及其全部文化、全部道德、全部制度的合法性，拒绝承认这个社会的全部价值标准的合法性。”
这种“大拒绝”，从来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武器的批判”，而只是“批判的武器”的纯粹化。马尔库塞彻底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放弃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追求，转而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压迫归结为“爱欲的压抑”，他宣称，“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基于爱欲的解放——不是基于压抑性升华的解放，而是基于压抑性升华的扬弃。”他用“爱欲解放”取代了“劳动解放”，用“快感原则”取代了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激进主义。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集大成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更是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修正。面对1968年学生运动的失败，面对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哈贝马斯彻底放弃了批判理论的否定性，转而建构起一套所谓的“交往理性”理论。他明确区分了“劳动”与“交往”，宣称马克思过于强调作为工具理性的劳动，而忽视了作为实践理性的交往，他写道：“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理解为对自然的有效驾驭，或者按照青年马克思的思路，理解为对象化力量的外化;但他没有考虑到，劳动在社会进化的层面上，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所制约的规范结构，才能获得其制度化的形式。”
哈贝马斯用“交往行为”的“未受支配的对话”，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用“话语民主”的共识形成，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对抗性。他提出的所谓“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虽然在方向上描述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新形式，却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寄托在了“交往伦理”与“话语民主”之上。这本质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调和论，他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把马克思主义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理论，改造成了完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改良学说。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本主义转向不同，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歪曲路径。1965年，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理论，他宣称，1845年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分界线，在此之前的青年马克思，是信奉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时期，而在此之后的成熟马克思，是创立了历史科学的“科学”时期，他写道：“在1845年，马克思不仅同与黑格尔的关系决裂，而且同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决裂，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决裂。……这种决裂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看似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际上却是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把马克思的思想彻底割裂开来，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辩证的连续性与内在的扬弃。马克思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发展，从来不是一次彻底的“断裂”，而是同一个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哪怕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也与《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阿尔都塞用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取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他接下来的理论歪曲铺平了道路。
阿尔都塞最核心的理论谬误，是他提出的“多元决定”理论。他在书中写道：“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这种“多元决定”理论，看似是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用结构的多元互动，彻底取消了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取消了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什么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深刻地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马克思始终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始终是上层建筑得以竖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始终存在着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却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了完全平等的多元因素，把历史发展变成了各种因素随机互动的结果，彻底消解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更极端的是，阿尔都塞在与巴里巴尔合著的《读〈资本论〉》中，提出了“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的论断，他宣称：“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不是阶级，而是‘结构’，是‘生产方式’。”这句话，直接否定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下的核心观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阿尔都塞用僵死的结构，取代了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历史的人，把历史变成了结构自我运动的过程，彻底取消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能动性，把阶级斗争变成了结构自我调整的附带现象。这种理论，本质上是用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彻底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阉割方式。G.A.柯亨在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清晰性，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我的目的是用分析哲学的标准来阐明和评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他的历史理论。”柯亨重构的核心，是用“功能解释”取代了马克思的辩证矛盾分析，他宣称，生产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稳定现有的生产关系。他甚至直言：“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是常见的(例如，心脏的功能是泵血)，但在社会科学中是有争议的。但我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本质上是功能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功能性。”
柯亨的“功能解释”，看似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做辩护，实际上却把马克思的辩证矛盾运动，彻底改造成了系统优化的机械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清晰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矛盾的斗争性推动着生产关系从适应生产力发展，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引发社会革命。但柯亨的“功能解释”，却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描述成了一种持续的、功能性的适应关系，彻底消解了二者之间矛盾的对抗性，也彻底消解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而乔恩·埃尔斯特在1985年出版的《理解马克思》中，更是把这种歪曲推向了极致。他直言不讳地宣称：“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合理的基础。”他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斥责为“超个体的实体”，主张必须把阶级还原为“理性选择的个体”，他写道：“阶级应该被理解为个体属性的集合，而不是具有自身利益和行动能力的集体行动者。”埃尔斯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用博弈论的理性选择模型，彻底重构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清晰地指出，阶级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他写道：“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阶级属性，不是由他的个人选择决定的，而是由他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斗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而不是什么个体的理性选择。埃尔斯特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彻底消解了阶级的客观经济基础，把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个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策略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从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学说，彻底改造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接受的、关于个体理性选择的学术模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更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核的最后一击。厄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公开宣称：“工人阶级不是特权的政治主体，‘社会主义’也不是预定的历史目标。……新的政治主体是‘人民’，是通过‘话语接合’建构起来的多元身份联盟。”他们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彻底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宣称“社会不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封闭总体，而是由‘话语实践’构成的开放场域。‘阶级’不是客观的经济地位，而是‘话语’建构的身份认同。”
拉克劳和墨菲明确反对经济基础的首要性，他们写道：“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因为生产关系本身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这句话，直接否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他们把经济基础彻底溶解在了话语实践之中，把阶级斗争彻底消解成了多元身份的话语博弈，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降格成了所谓的“激进多元民主”——“我们的目标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激进多元民主’——一种承认差异、包容多元、通过话语协商达成共识的政治形式。”这种理论，本质上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折中主义，彻底取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要性，把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可以接受的身份政治学说。
而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则代表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他们宣称，民族国家已经衰落，“帝国”——一种无中心、无疆界、去领土化的全球权力网络，已经取代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可能，因为无产阶级已经被“诸众”所取代，所谓“诸众”，是“由知识劳动、情感劳动、非物质劳动构成的弥散性主体”。奈格里甚至宣称：“诸众不需要代表，不需要先锋队，不需要政党。诸众通过‘出走’和‘自我组织’来对抗帝国。”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输出的主导，是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与重新瓜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但哈特和奈格里却把全球化描述成了一个平滑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彻底掩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对抗，彻底取消了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而他们提出的“诸众”概念，更是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基础，他们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模糊了剩余价值剥削的具体机制，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替换成了弥散的、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诸众”，把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抽象的、没有具体目标的“出走”与“自我组织”。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革命理论的彻底否定。
当我们梳理完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来的种种歪曲，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所有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在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土壤中抽离出来，把他从一个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革命家，变成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文化批判家、话语理论家;无一例外地，都在抽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转移到了意识、文化、话语、结构等上层建筑因素之上;无一例外地，都在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降格成了文化批判、话语解构、身份政治与议会改良。
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改造成了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核心是揭示事物内在的自我否定，揭示事物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揭示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清晰地阐述了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科学把握。他在《资本论》中，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是不可调和的，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断激化，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其包装得多么精致，本质上都是在回避、调和、消解这个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把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变成了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变成了完善资本主义的改良工具。
马克思的理论，从来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存在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得无比清楚：“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143年过去了，马克思的思想从来没有死去。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马克思的思想就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来不是来自书斋里的理论重构，而是来自现实的革命实践，来自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不是为了把他供在神坛上顶礼膜拜，不是为了用他的名字来装点自己的学术门面，更不是为了用各种精致的理论去歪曲他、阉割他，而是为了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斗争。
马克思在1843年写下的那段话，穿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这种彻底性，从来不是学术的彻底性，而是革命的彻底性。我们需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抓住人的根本，抓住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143年过去了，马克思的头脑依然在思考，通过我们的思考;马克思的革命依然在继续，通过我们的斗争。这才是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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