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口号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动员令，更是一面折射社会结构与阶级心理变迁的镜子。从戈命启蒙年代的“劳工神圣”，到工业化建设高峰期的“劳动最光荣”，再到退行后逐渐浮出的“躺平或摆烂”，这三段演变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劳动的意义从一种公共的、集体的尊严，一步步沉降为私人的、个体的消耗。这种嬗变绝非词语的偶然更替，而是该国的深刻表征。
在戈命年代，“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是对旧等级秩序的一次象征性爆破。现代戈命党在发动群众时，急需将长期被视为低贱的体力劳动和产业工人推上道德高地，赋予他们民族解放主体的位置。彼时“劳工”不只是一个职业描述，更是一种被寄予厚望的政治身份，它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觉醒和未来新世界的基石。在这一阶段，话语的主要建构者是先锋队式的戈命党，他们代表底层劳动者的利益，通过报刊、演讲、文艺作品反复宣灌，使“神圣”的光环笼罩在沾满油污的双手之上。承受这套话语的，则是在战乱与剥削中苦苦挣扎的工农大众，这种神圣化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尊严感和集体归属感，为夺取政权准备了强大的道义资源。
随着戈命胜利后新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工业化的铺开，劳动口号随即切换为“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成为该国最能凝聚社会共识、定义个体价值的核心理念。与前一阶段不同，此时的话语建构者转变为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国家。国家成为唯一的荣誉授予中心，通过一套精密的制度体系将“光荣”落到实处：单位制度将生产与生活、物质分配与精神激励焊接在一起;劳模表彰体系将普通工人、农民抬升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职业声望管控则严格约束不同工种，掏粪工和国家主席握手，便是这种话语治理最生动的注脚。凡劳动者，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均能共享同一种国家级的荣誉。于是劳动与爱国、进步、奉献紧紧绑定，每个人都被纳入统一的意义之网中。承受这套话语的全体劳动者，在单位里找得到组织，在车间里看得见回报，劳动既是建设国家的途径，也是改善个人生活的切实通道，这种集体性的上升弥合了阶层差异带来的裂隙。
然而当该国在最高领袖离世后走上退行之路，也就是向市场化、资本化和全球化急剧转轨以后，劳动的话语底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躺平或摆烂”不再是互联网上几句戏谑的牢骚，而是一种弥漫于多数劳动者之间的结构性情绪。这种退行的本质，在于资本逻辑、技术垄断与平台权力结成强势联盟，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使其高度分散和彻底商品化。国家虽然仍在延续“光荣”的符号再生产，如定期表彰劳动模范、在媒体上重申“劳动托举国梦”，但市场的非人格化价格机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估值：送一单外卖几块钱，在流水线上重复动作十二小时的报酬勉强糊口，而资本运作和流量变现却能一夜暴富。劳动者发现，“光荣”所承诺的尊严、体面和向上流动性，在现实中一再被延长工时、工资停滞和阶层固化的铜墙铁壁所瓦解。于是一种奇特的阶级体验裂变发生了：规模庞大的服务业从业者、零工经济者、超时加班的青年白领在生理和心理的消耗中逐渐丧失对“光荣”叙事的信任感，而少数知识—资本阶层则在摆脱体力束缚后，开始倡导“工作与生活平衡”“弹性工作”等新的意识形态。劳动话语由此彻底分裂成两种互不通约的语言，前者隐忍着疲劳与失落，后者则用自由和自律来包装自己的位置优势。
在这一演变背后，至少有三组结构性困境在持续撕扯社会的共同想象。其一是政治荣誉与市场评价的对立。国家仍希望“劳动最光荣”来维系社会整合与政权合法性，但市场回报却赤裸裸地告诉劳动者，许多劳动并不值得荣耀，它们在价格上微不足道。劳动在官方符号中被高高抬起，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又被重重摔下，这种反向张力让民众越来越觉得“光荣”是一种漂浮在宣传栏里的空洞字眼。其二是社会流动承诺与阶层再生产的抵触。昔日“劳动光荣”包含着强烈的允诺：只要诚实劳动，就能改善自身处境，甚至改变阶层身份。可是当教育的代际传递、父母的资产积累和城乡户籍出身深度决定一个人的劳动类型及其经济回报时，“劳动”反而沦为阶层位置的确认器和加固器。一个建筑工人之子即便努力考入大学，也往往只能成为“蚁族”或“打工人”，那套通过劳动向上攀登的叙事便破产，痛苦正来自这种“努力失效感”的四面楚歌。其三是集体话语与个体化危机的矛盾。在“劳工神圣”和“劳动最光荣”的时代，存在明确的集体归属，或是阶级队伍，或是单位组织，或是国家建设者共同体。这些集体既是保护网，也是情绪出口和意义赋予者。而今劳动市场高度原子化，灵活用工让雇主隐身，平台算法成为无形的监工，个体被抛入一个必须独自承担所有市场风险、职业伤病和心理耗竭的境地。劳动痛苦被急速地内化为抑郁症、焦虑症、过劳肥等私人心理问题，丧失了经由工会、社区或社会运动加以疏解的组织化力量。民众不是不再痛苦，而是丧失了用集体语言言说痛苦的方式，这使得“躺平或摆烂”成为一种沉默而广袤的社会底色，加速了原有话语体系的崩塌。
纵观这一历程，从“劳工神圣”到“劳动最光荣”，本质上是该国在戈命和戈命成功后工业化建设中，国家权力对劳动价值进行组织化注入与荣誉性提取的过程。它把劳动从谋生手段提升为公共尊严，用集体叙事覆盖个体。而从“劳动最光荣”到“躺平或摆烂”，则暴露出在该国退行后，资本张力和分配结构扭曲引发的深刻危机。劳动话语不再是国家单向度授予的光荣勋章，也不再能统摄所有人的生活想象，它逐渐从广场退入私室，从集体的崇高下沉为私人的隐忍与消耗。这既是该国阶级关系再度结构的必然产物，也是新一轮社会紧张积累的起点。如果不能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上作出实质性突破，在劳动保护上重建制度屏障，在话语重构上找到守护的路径，那么“躺平或摆烂”就将继续作为一股无声却强劲的潜流，腐蚀着无数普通人对劳动与尊严的最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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