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1964年7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二月提纲”[按：查阅附件一]和“五·一六通知”[按：查阅附件二]则是中共中央针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的问题于1966年2月、5月分别起草的两个文件，后者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966年2月7日，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把学术讨论搞成政治问题。

2月8日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未明确表态。

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杭州3次召见康生、江青和张春桥，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不支持“左派”，并批判“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康生回到北京后，从“二月提纲”的起草参与者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主席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另行成立一个小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个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以陈伯达为组长的起草小组成员还有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等人，以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

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中央通知草稿，毛主席又作了数次重大修改，提交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予以通过。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设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五·一六通知”逐条“批驳”了“二月提纲”的“十大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所谓“左”的理论和政策。明确指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中的关键论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二月提纲”始终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在一年之后公开见诸报端，掀起“文革”高潮。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一文，则是毛主席在“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期间的系列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对当时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为什么毛主席会对彭真等人进行严肃批评呢?

因为凡属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定会引起后续的政治革命。毛主席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3]，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4]?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5]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6]，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7]。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8]，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注释

[1] 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组建，一九六二年被撤销。三年困难时期后，为走出困境，中央上层在农村工作上存在两个方向，毛泽东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则坚持分田到户和包产，陈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面见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对此毛泽东没有盲信，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当时刘邓陈三个常委都对困难估计得过高，没有看到积极方面，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想退回到到个体的小农经济，后来，陈云曾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幸亏主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极分化。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井冈山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他坚决反对倒退到个体经济。邓子恢未向中央请示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不仅工作犯错，而且违反组织纪律，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2] 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邓拓一九五七年曾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反对鸣放，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后被调离《人民日报》，邓拓怀恨在心，在与胡绩伟一次谈话中，攻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这种思想反映在《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前线》的杂文中。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其中也指出，“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3]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4] 打招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5] 五人小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6] 去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7] 三家村，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8] 西风落叶下长安，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飞鸣镝”。

附件一、1966年中央批转《二月提纲》原文(档案材料)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阅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编者注]作为学习文件。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附件二、《五·一六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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