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结论有一些争议，应该说，其中不少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工程”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天再旦”认定为早晨日食，以此推定西周懿王元年的年份，但并无法周全地绝对排除“天再旦”有其它天文、天气现象的可能，因此“工程”确定的周懿王元年的年份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参见：三十年后再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天再旦”能否成为西周年代学的一个支点?)
笔者感觉，“工程”有那么一点儿“完成任务的急切”， 这可能与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有关。有资料说，耶纪1994宋健访问埃及时，看到了“从早王朝到后期埃及，三十一个王朝的次第、每一位法老的在位年限，都排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古埃及历史年表”，感到“震动与遗憾”，回来后就倡导、推动“算出夏商周的年代”，因此才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见《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耶纪2012出版)可见，宋健的初衷应该还是爱国心切，这是值得赞许的。不过，他倡导“工程”的动力，却建立在盲目相信那个西人捏造出来的“古埃及历史年表”的基础上，多少有让中华文明历史能够被“纳入”(或者“接近”)代表“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埃及(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之类)文明历史时代”的心态(恐怕参加“工程”的许多专家学者也有这种心态)，因而忽视了中华几千年来对远古历史的科学、严谨、慎重的叙说态度，被西人捏造历史时的荒谬愚执做法蒙骗得跑偏了一点儿，导致“工程”中有点儿急躁。
实际上，用常理、常识、常情想一想就能明白：在中华这样具有大量古籍资料和出土文字资料的情况下，两千多年来都无法统一认定西周共和元年(距今二千八百六十七年)之前的具体历史年代，完全没有古代文字资料的现在的埃及那个地方，就更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排得清清楚楚”的“古埃及历史年表”了——可以初步判定，这个所谓“古埃及历史年表”，是模仿中华史籍中的年表，近一两百年间虚构编造出来的。
中国人应该坚定客观正确的人类文明史观：中华是唯一有两千多年信史记录的真正文明，域外较全面的历史记录范围只有近四五百年、甚至近两三百年。中华确凿无疑无误的历史记录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今年是共和二八六七年)，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华远古史年代，恐怕短期(甚至永远也)无法确凿地分辨清晰了——对远古历史系统分辨不清是正常的，中华历史是文明的发展，要斥绝西方那样的伪史垃圾。
不过，“工程”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根据古代天文记录反推历史年代，采取“碳十四测年方法”(放射性碳定年法)计算远古某段年代范围，确定的“夏商周年表”，给出了共和元年之前夏、商、西周三朝的大致年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曾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到目前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还应该向未来开放，允许补充和更正。”(见：东方早报耶历2006-06-14报道《李学勤：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这话体现了中华历史文明的严谨科学。在出现更加确凿可信的资料之前，“工程”给出的年表，无疑是我们认识、研究、定位夏、商、西周年代的重要参考依据。
因为“夏商周年表”用“公元”(实际上是抄袭中华纪年文明而虚构的“耶稣纪元”)作年份标示，很不顺畅(这是“民国”开始在采用纪年方面的错误的恶果) ，笔者使用网络助手软件编制了一张共和纪元夏商周年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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