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要求，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想。其特点是打着建立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阉割其革命内容，为右派的反G分裂活动制造舆论。
戴季陶(1890--1949)，又名传贤、天仇，字选堂，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任上海《天锋报》总编辑，1911年因在该报发表反满文章被捕，后流亡日本，南洋槟榔屿并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追随孙中山。“五四”运动后，一度宣传过社会主义。20年代初戴和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在上海经营证卷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在世时，戴季陶不敢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戴成为反对新三民主义的头目。
1925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戴季陶起草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出了所谓建立以“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强调总理遗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俨然以孙中山思想的唯一正确解释者自居。1925年6至7月，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先后写成并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形成了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进行反G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
戴季陶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打着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鼓吹封建道统说，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戴季陶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只有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三民主义”,才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毋庸讳言，孙中山思想中确有肯定封建伦理道德的历史局限性，戴季陶抓住这一点，大加发挥，把孙中山立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从这种所谓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戴季陶反对“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
第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这是戴季陶主义的中心思想。戴季陶利用孙中山说过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话，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与不觉悟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没有阶级的对立，也就无所谓阶级斗争。他认为“仁爱是人类的生性”，“爱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阶级才能够具备”，革命就是行“仁”，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因此，“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要治者阶级的觉悟了，为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戴季陶还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提阶级斗争、攻击中G“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第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戴季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是国民党内产生混乱和纠纷的根源，因为团体都有排拒性，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即没有共同信仰)，因此就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即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据此提出国民党要生存就必须独立，G产D员就必须退出国民党，或者放弃GCZY信仰，去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反映了在革命高潮形势下，资产阶级右翼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妄图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愿望。因此，它一出现，就博得国民党右派的喝彩，成为他们反共的理论武器，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为此，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毛泽东等都写了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文章。中共北方区委还专门作了《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其中，瞿秋白1925年9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谬论。
第一、批判了戴季陶的“道统说”。
瞿秋白的文章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说成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把“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说成“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共同政治要求。中共北方区委在《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中指出：“中山主义的立足点是站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观点之上，而不是继孔孟之道发挥中国固有文明”;“中山主义是革命观，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
第二，共产党人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历来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总是破坏爱国运动。因此，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抹煞阶级斗争，而且有进行阶级斗争之必要。陈独秀指出:戴季陶“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斗争，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瞿秋白也指出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他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必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工农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瞿秋白还列举了海员罢工、五卅运动等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国民革命的事实批驳所谓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的谬论，指出：“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是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关于所谓“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的问题，瞿秋白指出：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想要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令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瞿秋白还指出：“戴季陶虽然在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滚到右派及帝国主义方面去了。
第三，共产党人还批判了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谬论。关于国共两党有否“共信”的问题，陈独秀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是有其理想共同点和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的，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但是，国民党是各个阶级联合的党，因此，“于共信(即个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个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个别点)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协调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瞿秋白也指出：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戴季陶“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他还指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一-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关于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排拒性问题，瞿秋白指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
除了上述批判文章而外，毛泽东还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开辟了《反攻》专栏，组织对右派的批判。他还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批判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的谬论，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想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企图完全是一种幻想。国民党右派基于其反动阶级本性，必然要从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只要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就能促进革命派的更大团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了国共合作，从理论上击中了戴季陶主义的要害。戴季陶自己也承认，他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其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以致其“勇气”消失大半。但是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则把戴季陶视为“杰出的理论家”、“圣贤”，把戴季陶主义当作他们反苏反G，反对革命的主要精神武器。戴季陶也一直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并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1949年2月21日，全国大陆解放前夕，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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