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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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集(计317千字)在引用文献、史料或其他文章时，均于引用处直接说明出处。若说明文字过多、或者还需介绍附加背景时，均在引用处增加脚注说明。

2.为阅读方便，除马恩列斯和毛刘周朱邓孔孟之外，其他人姓名和某些地名添加了下划线。为强调或与读者交流重点体会，笔者在正文及引文中选择地添加了下划线。

3.本开篇共分八章，每章均分为若干节，以1.、2.、3.编号;每节又分为若干小节，以1)、2)、3)编号。每小节有可能再分若干大段，以A.、B.、C.编号;每大段还可能再分若干段，分别使用黑体字标题、不再编号;段落可能下设小段，或视小段顺序的重要性以a.、b.、c.编号，或干脆使用不编号的段落符à 等。

……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四卷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开篇·前言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这首词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多年，被网民们普遍地认为是毛泽东主席在1975年12月26日，他82周岁生日时的绝笔词《诉衷情·赠周恩来同志》[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发动，到那时已经将近十年。周总理在文革中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包括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参与和领导九大后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领导党的十大及全国人大四届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分别在这两次大会上做主要报告等。“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中、后期也都获得了丰硕成果。让我们沿着网民们的思路来想象：在临近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周之际，毛主席在担心什么夙愿会付与东流呢?

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担心过，中国红色江山在他们身后能否保持社会主义本色，因为他们最清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证明这担心并不多余：亿万人民真心和踊跃投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居然因为三分错误就被全盘否定。为什么?就是因为上上下下多数人不明白“文化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能借“意识形态”还魂，不明白必须要“改造世界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待祖国社会主义江山再遭资本主义的侵蚀和重创，人民才越来越明白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还费尽心机地编造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不可原谅的错误”，却又无法解释周总理为什么支持并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他们为此编造谬论、散布流言、传播谣言，说周恩来并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只是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事。为了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居然不惜如此贬损周总理的高尚人格。但是，三十二年过去了，他们拿不出任何经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来证明这些流言和谣言，哪怕一丁点儿也拿不出来!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日，周总理仍然在吟诵毛主席的反修防修诗词《鸟儿问答》和决心发动文革时所发表的《重上井冈山》，而且直到最后时刻，周总理仍然在随着唱片哼唱《国际歌》!

我们再来看，人民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应邀在《诗刊》2、3月号上发表了他一生最后的两首诗。朱德：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呤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蓝。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这两首诗证明朱老总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所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修斗争和最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以贯之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独裁像皇帝”——毫无根据!现已披露的正式文件和严肃的回忆录均证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军事、外交以及政治运动，尽管存在着毛泽东革命路线与另一条对立路线的斗争，但决策过程都是遵循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那些在当时因畏惧广大人民而隐蔽了真实面目的人，当然会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出来造谣。本开篇将引用所披露的文件和严肃的回忆录，选择关键谣言给予戳穿。

毛主席和周总理自1971年起所主导的中美接近世界格局，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被一群别有用心者篡改成“左灯右拐”、“补资本主义课”，篡改成官商勾结的私有化，篡改成“韬光养晦”、“三合一少”的外交路线。在中共十八大接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于正式场合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但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检验三十二年来的改革开放，而且更要反对有人“打右灯、再右拐”、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尤其要留心有人鼓吹“宪政”、编造资产阶级宪法，以便赦免自己在三十年来大搞资本主义的违宪之罪。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有了资本主义，但最先起家的是靠五口通商、三口通商不平等条约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和依附于它而生的“买办资本”，以及靠洋务运动起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外国资本的联合欺压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极其缓慢，而且“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伴随相生的：

孙中山所代表的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但因弱势和脱离工农而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所代表的第一代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

国共合作发动工农大众，但北伐胜利果实被蒋介石代表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第二代民族资产阶级或向右追随蒋介石、或向左支持共产党。

改开后的新生资产阶级既有第三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第三代民族资产阶级(很多已不及前两代“干净”)，但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治于官僚买办。

历史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总会有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后者总会受治。欧美资产阶级为何没有这种结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就有答案：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全球的资本趋利避害、连成一体。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势必将中国资本与国际资本“接轨”，就像将黄海和东海混入了太平洋，结果只能是太平洋“大老板”说了算，即国际资本、欧美资本说了算。中国内部的资本因此分出高低贵贱：谁离国际资本越近，谁就越占便宜。结果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帮助国际资本侵占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人劳动的剩余价值。

在这一百多年的巨变中，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袖，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去世之后，真懂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反而与日俱增，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未来。

这是笔者将以“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为题发表十六个篇章的开篇前言。笔者希望在结束此前言时，对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同体会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革命中前无古人的伟大地位：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作为奴隶制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是难以避免英雄史观的。但他强调领袖人物哲学思想的至关重要性，则是说中了要害。人类历史只是到了苏俄1917年十月革命，才有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7年掌政史，以及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先后于1931年中国地域政权中心瑞金、1935年于半壁江山政权中心延安和1949年后在全国政权中心北京的连续45年掌政史。但与柏拉图的奴隶制“理想国”不同，这两段“哲学家成为国王”的真实历史，是列宁和毛泽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分别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自己国家的农民、小资产阶和(或)民族资产阶级来掌政的历史。而作为哲学家，毛泽东主席总是最全面地观察世界，参与和领导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包括从最广阔的地域来分析三个世界的复杂矛盾、为第三世界制定策略并亲自参与和领导各种斗争运动;以及从最久远的人类历史，来考虑中国和世界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肯定有朋友向我挑战：难道毛泽东就没有犯错误吗?笔者即刻回答：当然犯过错误，而且参加和领导的社会实践越多、历史越久、规模越大，犯的错误也就越多。但是，毛主席所犯的错误，都是在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真理、又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再根据实践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犯的错误。毛主席一生坦荡荡，发现犯了错误总是带头检查、从不敷衍，并将纠正错误当做发展真理最好的机会：他和他的战友就是这样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文化革命的。谓予不信，请朋友们阅读本开篇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小节，笔者在那里还将回到毛主席犯不犯错误的问题。

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开篇

本开篇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大体顺序，以长短不一的八章概述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义，证明近代以来，中国任何根本性问题的解决，都绝然离不开马列毛主义。

目 录

开篇·前言.................................................................. 4

第一章. “问题与主义”再争论.............................................. 8

第二章. 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15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28

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39

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 41

第五章. 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67

第六章. GDP大跃进是什么主义............................................. 80

第七章. 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 113

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前言...................................... 114

第1节 “两个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 116

第2节 孔孟之道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 119

第3节 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史...................................... 141

第4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 161

第5节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一般意义...................................... 174

第6节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181

第7节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干部...................................... 207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234

附录·马恩列斯毛论群众运动............................................ 280

开篇·后记................................................................ 283

问题与主义之争·总目录.................................................... 284

第一章.“问题与主义”再争论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泽东1949年3月25日“进京赶考”见到北平城垣时的谈话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5页，1991年版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毛泽东1963年11月《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自从“资本主义补课论”在祖国大地泛滥以来，自从“打左灯向右拐”在官民间上行下效以来，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令“改革开放”遭到了普遍质疑。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2.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3.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4.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1. 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自从毛主席、周总理所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遭到扭曲以来：

1)官商勾结、国企和集体制遭私有化

“民企”、外资与不良官员内外勾结，不但非法地攫取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的资产，而且迫使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还以最坏的资本主义方式剥削农民工，使得中国从最平均的社会蜕变为贫富两极化的社会，劳资矛盾直追全球各国之冠。但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别有用心地转移目标：

A. 一方面，他们依仗权势制造舆论说“国有企业垄断”，不是去纠正现在国有企业中“老总”比员工高出千百倍的不合理工资，却打主意进一步拆分那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将资本主义一路走到黑。

B. 另一方面，他们在解散人民公社、制造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之后，反而又以“城镇化”为借口，或搞大规模土地流转、或搞大规模的强征土地和血腥拆迁，不惜在中国上演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羊吃人”。

五百年前的英国版羊吃人确曾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国，但他们的中国版“羊吃人”，却是在二十一世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国际化、中国霸权红利损失最严重

任何人无论他忽悠“改革红利”、还是相信这种忽悠，都必须正视这严酷的现实：

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于2013年1月8日发布第1号《国家健康报告》，研究欧美国家依靠“霸权红利”剥削其它国家的体制，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和劳动者健康因“霸权红利”损失而受到的伤害。“霸权红利”是指欧美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经济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十个渠道。

根据《国家健康报告》，在中国加入WTO第十个年头的2011年，美国在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超过7万亿美元;中国则损失“霸权红利”3万6千多亿美元，是全球损失最多的国家!这些损失相当于中国劳动者全年工作量的60%!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批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1月宣布的两年救市计划吗?但那样的救市计划即使执行十一年所花的钱，也达不到中国在2011年这一年的“霸权红利”损失额!

一方面，中国这样巨额的经济损失全部转变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劳动者还因被压榨而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包括“肌体过量失血”、“根基营养缺乏”、“成长动力失调”、“生存本钱耗竭”四大病灶。

3)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再泼祖国大地

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就警告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但是：

从上至下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化，在中国人民头上压上了新的三座大山。官员腐败、物价飞涨、食品毒害、环境恶化、资源糟蹋、妓女二奶、强盗拆迁、吸毒贩毒、黑白两道等等，旧社会各种丑陋现象又在中国大地重演了。

不但如此，为与国际接轨而发展低端代工、低端外包，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今年冬春之交的雾霾，覆盖黄淮平原和京津唐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到秋冬之交，雾霾笼罩全国近半国土长达一周，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南地区，已攻陷25省份、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国务院9月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要投入17500亿元治理——还是纸上作业，前景堪忧(见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

全国范围内这样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所有的方法，包括年复一年的“和谐维稳”、“八荣八耻”、“反腐倡廉”、“加强监管”等等，非但不见成效、反令问题越演越烈。说到底，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只能从根本上解决，只能坚持真理、依靠主义来解决。这就令人们人想起了1919年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2. 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刚接任《每周评论》时就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八年，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并未打到，中国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解决、而且越发严重。胡适写道：

“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为解救中国而苦苦追求的真理。但是，胡适却反对谈主义，而且还嘲讽和挖苦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们：“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在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李大钊马上致信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即后来发表在《每日评论》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社会问题的解决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如果没有主义、没有多数人的参加，什么研究都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李大钊还特别提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因而其它“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也就都无法解决了。

3. 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之前的一年期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1shevism的胜利》。就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的同时，李大钊正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

除了传播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之外，李大钊还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作用，并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特别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早期共产党人。

1)毛泽东的道路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毛泽东，先是搞学生运动、工人斗争、农民运动、国共合作，继而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大旗。他所靠的，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早春

从井冈山斗争到瑞金中央苏维埃，从告别中央苏区到长征遵义会议、再到延安陕甘宁，从转战陕北到西柏坡三大战役、再到北平·北京天安门，毛泽东终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在三十年前的那些问题。因此，毛泽东称李大钊是“真正的老师”。

在即将建立新中国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批驳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信件。其中发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和总结：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2)胡适的选择

1919年宣扬“不谈主义”的胡适，后来却选择了与“大谈主义”的蒋介石同舟共济。以下的史实证明，胡适那一类人，就是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的那类少数人，那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

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时(即蒋介石假孙中山“宪政”名义所搞的把戏，或时下有人要以“宪政梦”名义所搞的货色)，蒋介石欲擒故纵，先装作自己不竞选总统、请“外交部长”王世杰出面劝进胡适。经过三劝两劝，胡适还就当了真、答应要竞选总统。蒋介石却在幕后策划通过了《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给了总统远远超出“宪政”的无限权力，然后又一改面孔说要亲自出马竞选总统了。此时的胡适非但毫不知尴尬，却心甘情愿地继续帮助蒋介石唱完这场“宪政”双簧，包括在四轮副总统竞选中出任主席，以及在选举结束后的5月1日，再以“主席”身份主持仪式，欢迎“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

此后，胡适又先后两次涉入蒋家王朝的行政院长提名事项。直到辽沈战役蒋军47万被歼之后，胡适仍然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再到淮海战役大局已定的12月16日，胡适还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含泪长谈，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将内战继续进行下去。胡适为此甚至当面表示“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历史事实证明，胡适对自己的“主义”还是很坚定的，只不他所选定的那个主义，在中国是彻底地失败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本文集将统一简称“改开以来”)，国内外反动分子制造谣言、篡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文集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将深入讨论与这里第2、3节有关的内容，澄清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新中国奠基之战抗美援朝的有关史实，并且以史实和证据批驳改开以来的这类谣言。

4. 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那么，胡适一生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呢?

胡适口说“只解决问题、不谈主义”，但这主张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那就是从他的美国导师杜威那里趸来的“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泽东语)。

实用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问真理如何、甚至不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只求依据经验来追逐一己私利，或者追逐自己所属的、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目标。胡适下面这段话，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的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第1集第2卷第102页

以这样的真理观来衡量，改开以来的“摸论”、“猫论”、“不争论”、“左灯右转”，都不过是胡适“美国牌实用主义的哲学”六十年后的再版。任何时代的实用主义都是反对追求真理的，都是依靠几千年来形成的、在社会上仍然占有巨大优势的旧式意识形态来误导民众的。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利用旧式意识形态来阻碍社会主义革命、来复辟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开篇将专辟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深入讨论。

“实事求是”在改开以来被叫得山响，但却有很多人假实事求是之名、行实用主义之实。老革命家薄一波在1986年4月参观毛主席韶山故居时，曾应工作人员的要求题写了“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笔者认为，薄老的题词表明他认为，很多人所诠释的“实事求是”，并非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而是实用主义。

毛泽东主席早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实践论》(1937年7月)以及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1938年10月14日)，就多次引用这一成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中再次全面地归纳了“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对照毛主席“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谁再假实事求是之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应该受到追问：你那个“是”到底是客观事物规律性、还是你心中的资本主义呢?你说的“实事求是”还与“有的放矢”相连、还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吗?

胡适一生还不遗余力地主张他从美国舶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而当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者们，也都奉胡适为自由主义的鼻祖，其目标就是干干脆脆地、痛痛快快地“打右灯、向右转”。因此可以说：

à 九十四年前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就是以李大钊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以胡适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争[2]。

à 时下针对中国乱象的各派论剑，则是二十一世纪版本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方面是普世价值论者喧嚣改旗易帜，另一方面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奋起搏斗，回击资本主义复辟、回归社会主义道路。

笔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并将在第四分册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中，与读者全面讨论这场斗争的理论、实践与前途问题。有关的哲学和主义，本文集还将在第一分册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深入讨论。

第二章.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了三民主义，1924年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发展了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从1924年就诚心诚意地并卓有成效地支持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最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新三民主义的目标。

本章分为以下3节：

1.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2.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3.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1. 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从1894年起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先后提出和发展了三民主义。

1)孙中山提出旧三民主义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首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口号，并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均遭失败。1905年，孙中山又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总理，并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旧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同盟会创办《民报》呼唤反清革命，但组织和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同样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并指使刺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后又发动护法战争反对段祺瑞，身后却遭到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终于看到，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口头上讲自由、民主，却与中国各派系军阀相互勾结，反对中国的民主革命。

2)孙中山发展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后从苏俄那里、从列宁那里看到了希望，并且通信互相致贺两国革命的胜利和希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认识到发动工农参加革命的前途。

孙中山与廖仲恺等于1923年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内容，即“新三民主义”，包括了“反帝”的民族主义，包括了“平民所有”的民主主义，尤其是包括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

国民党一大还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在内的10名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或候补委员，占到这一级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家事遗嘱》以及另外两份文件：

à 《国事遗嘱》：包括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的结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其中《建国大纲》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显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à 《致苏俄遗书》：阐明孙中山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并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3)毛泽东支持新三民主义

《唤醒中国》(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10月北京版)转引了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支持孙中山、反对欧美自由主义派的史实(第281页)：

孙中山和廖仲恺“以俄为师”、重建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持“所有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保证“党的自由”、保证革命党的战斗力。但是，来自欧美的代表们主张在国民党内实行西方的自由主义，如北美代表黄季陆主张采用美国的“比例选举制”，即类似企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的那种制度，使得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派别(包括少数派)均能按照比例分别选出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以便在委员会中保护反对派的意见。另一位北美代表刘庐隐表示支持，并要求在大会上议决。毛泽东则发言反对就此议决，明确支持孙中山和廖仲恺：

“现时的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笔者注：指国民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人以机会也。”

毛泽东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給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58-60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以及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战胜了北美自由派。

《唤醒中国》第284页还转引了这样一条史实：北京学生在1925年示威活动中分别举起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旗帜来反对北洋军阀，《时事新报》于11月29日以“可骇的示威”为题发文批评此“乱局”：“学生执广州旗(青天白日)，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北洋五色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笔名“润”在《政治周报》第2期上发文“向左还是向右?”，热情地欢呼这样的“乱局”：

“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门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闹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笔者注：意指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战胜了北洋军阀的政权)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

这些史料证明，共产党人不但诚心诚意地接受，而且还热情地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左派共同排除了自由主义派的干扰，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和爱国学生踊跃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的斗争。这是形成第一次大革命轰轰烈烈局面的根本原因。

2. 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在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蒋介石仍然以三民主义旗帜来欺骗群众。但蒋介石代表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决定了他搞的肯定是假三民主义。早年不遗余力宣传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就曾有言：蒋之三民主义是他自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1887-1975》上册第154页，华文出版社，2011)。

在败走台湾后的国民党七大上(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做政治报告，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八大原因，其中被他排在第一条的就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同上，下册第116页)。那么，“蒋之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或者怎么不纯了呢?在1932年至1935年间，蒋介石不但授意和扶持大批书局、杂志社连篇累牍地鼓吹“三民主义+法西斯蒂”，而且还亲自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

原来“蒋之三民主义”就是“完全相信蒋介石一个人”的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只是到了1936年，因为继续扩大侵略华北的日本发生了二·二六法西斯化事变，蒋介石才不得不藏起了“法西斯蒂”这并不光彩的旗帜。

只有中国共产党继续地坚持着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并高高地举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新民主主义”的“新”字，一是因为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大都追随了蒋介石、当然也就放弃了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不得不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重任;二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胜利之后，就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而且也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正是出于这一明显原因，美国学者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早在1952年就率先使用新术语“毛主义(Maoism)”，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3. 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比施瓦兹首次提出“毛主义”整整晚了三十年，改开的“理论家”们居然武断地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但是，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共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关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包括了：

à 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内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以及又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甚至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之下，正确地划分三个世界并制定和实践正确的国际主义斗争策略时，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当代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以及

à 这三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三个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

那些改开“理论家”们从来就没有讲清楚、也根本不可能讲清楚，像毛泽东思想这样庞大、完整、复杂并且其各部分既充分相容、又相互支撑的思想体系，都经过了哪些人之手、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有过怎样的挫折和反复，又共同做了那些努力而能达到这样的充分相容和相互支撑，而在众多的头脑中“集体创造”出来的呢?

这里要特别强调“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文化：革命阵营中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很少有人理解“文化革命”的含义，很少有人自觉于《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二个彻底决裂”，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大多停留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已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与‘左’右倾路线的斗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等等。其实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中国1966年至1976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社会实践，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已经足够壮大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二轮、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而且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客观条件，才有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之“大”。

斯大林在成功地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德日法西斯的残酷斗争，但也有失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将党内斗争按照实行“第二个彻底决裂”来处理，也未能开展列宁在其去世前一年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留下了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的后患、最终酿成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东方早报》2005年04月26日专稿“普京称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政治上最大灾难”(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6/10396495753.shtml)。现在有网民声称，普京的这篇咨文中没有这句话。但无论如何，苏联解体给其各加盟共和国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是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毛主席在1966年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苏联解体证明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却被81决议所全盘否定。这样鲜明的对比，恰恰证明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什么“集体创造物”。

马克思在创造马克思主义时，还有不可替代的恩格斯参与其中，而且也确有大量的文字书著证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贡献。正是恩格斯谦虚地说，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的创造，后人才一致公认恩格斯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可是在“自以为是毛泽东思想集体创造者”们的支持之下，这些“理论家”们却从来无法指明：到底谁是参与了创造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不可替代的“中国的恩格斯”?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又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上不可替代?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到底有什么著述传世证明了他或者他们那不可替代的贡献呢?以下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此回顾暂时超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从其萌芽到成熟、以及其后的每一阶段的发展中，可曾出现过一位或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可曾被“集体创造”过?

1)萌芽阶段

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宣传马列主义之后就选择了新的世界观。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1921年建党之前就先后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认真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当属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毛泽东那穿越历史的深透洞察力，感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潜力。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在国共合作上下了大功夫，而且更加着力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实践。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就是能与无产阶级可靠联合、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又蕴含着巨大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这一点，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化三改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但在1927年，党内只有毛泽东最清醒：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5-16页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点：

a.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时，将其归入“中间等级”、并指出该等级按社会发展潮流看甚至具有“反动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共产党宣言》是根据欧洲、主要是西欧各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情况，而对农民等中间等级做出这样阶级分析的。因此这句话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在欧洲、尤其是西欧革命形势分析中的一个应用，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身。

b. 与欧洲封建社会仅仅经历了不到千年(其实仅几百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完全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经历了大约500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和2500年的“地主·佃农”阶段，在后期甚至还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出现了“地富·佃农·雇农”式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3000年封建社会是极其发达的，远非欧洲封建社会可以比拟;而且在这3000年中，中国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大、中规模的就有四、五十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面对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和农民的革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均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原来在欧洲农民革命性分析上的“应用”当做不变的原则，生硬地套用到中国的革命，不但看不到中国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更看不到那才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毛泽东(几乎一人)率先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并继而带领全党成功地解决了其革命实践问题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可曾有哪位早期领导人，哪位革命教授或者留日、留法、留苏的革命家，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达到了毛泽东这样清醒的认识?现在有些人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或以“资产阶级老爷”的面孔露头，将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大谬不然!毛泽东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寻找最可靠的同盟军、亦即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2)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应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著名论断：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瞿秋白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并邀请毛泽东留在上海中央。但毛泽东去了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革命军事工作，从井冈山斗争到扩建中央苏区，胜利地领导了工农武装割据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毛泽东先后受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最后只得转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仍密切注视和扑捉革命的转机。

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以及1937年12月会议上再受孤立、不得不与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继续全面地发展毛泽东思想。1939年秋冬完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长篇演讲)三篇著作，标志了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其思想理论核心包括有：

A. 中国革命包括当时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两重任务。这两重革命任务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B.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将这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积十八年流血牺牲的革命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及其总体上，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C. 这两重任务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当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准备在具备了一切必要条件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必须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发展高峰。它不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也在其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中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此前的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二次右倾路线的领导者们，或者是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留洋马列主义者”，或者是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理论家”，其“杰作”就是导致30万红军损失90%、导致白区组织损失几近百分之百。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针对这类“理论家”们所下的论断：“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而且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还曾感叹地写下了这样的批注：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

在1940年代动员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首先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且也正是因为这场整风运动，才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不到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向披靡，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大踏步前进。

在抗日末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最终正式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地位，其过程除了上述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之外，除了对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让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

刘少奇[3]于1943年7月6日在《解放日报》著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

王稼祥在同一天《解放日报》上著文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时，当然会就中国革命的复杂问题以及共产国际所出现的领导偏差，与他的战友们反复地探讨过并且有过思想上的交锋，甚至在路线斗争中分分合合。但上述两个细节足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代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时，党内谁也不曾有过“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类的主张或者妄想，因为毛泽东的战友们在那时都真心地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以及他对马列主义的贡献，都远远在全党其他同志之上。

毛泽东主席还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认真地从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写作和演讲。他在1937年写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包括节选出来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大约在1941年9月后成稿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胡乔木回忆)，不但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还提升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2月21日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最精彩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造反有理”，毛主席早在1939年就总结出来的这四个字，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鼓舞亿万群众奋起“就干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对此，81《决议》的起草者们当然毫无资格说他们曾参与过“集体创造”，因为这些人就是根据“造反无理”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实践论》：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并沿着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提炼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矛盾论》：深入分析包括中国革命的复杂现象，证明和发展了列宁有关辩证法只有一条基本规律的论断，即对立统一规律，将恩格斯所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中其余的“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划归范畴。

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最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其中对矛盾特殊性的认识特别源自中国革命的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又在世界范围的革命中具有其普遍意义。

有关马克思“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的更深刻和更为辩证的论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毛主席对历史唯物主义给出了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在哲学发展史上也最精辟的阐述，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自豪：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1949年8月14日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继续总结中国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运用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提出“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才能有最后的质变”，提出“出了修正主义还会再出马列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以及“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等概念及论证，早就萌芽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例如：

A. 在1960年年初阅读和讨论苏联科学院经研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经说：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这既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即主动自觉地从革命根据地建设、抗日边区建设、解放区逐步连片直至走向全国解放的过程的哲学概括。

B. 毛泽东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方法，说道：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毛主席还说：

“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这些显然都是毛泽东在进一步发挥，他早就在《矛盾论》中所深刻阐明的矛盾特殊性与矛盾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C. 毛主席在51年前就说过：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根据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毛主席认为应属范畴、而非基本规律)，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测，而且已被证实，详见第八章第5节第2)小节C大段分析。

本文集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将详细论述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多有论者采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显然没能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普遍意义，也无法正确地评估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就明确表示不应该这样提了：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

《毛泽东文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本人在七大召开的四年之后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因为那样一来，就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地域分割，而与真理的普遍性相违背了。即使早在延安整风及其准备期间，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时，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相结合”应该是“双向”的结合：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的讲话中这样强调：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了提高理论，而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即在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之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这点“普遍性”成分当然就有适用于其它国家革命的原理或原则。显然，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涵盖的。

3)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1950、60年代的继续发展，不但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建设、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还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反对修正主义和避免本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包括冷战)环境之中联合马列主义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利用西方国家集团的内部的矛盾，开展针对帝国主义的以及针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等等;并且根据解决这些新问题和特殊问题的丰富实践，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解决这样复杂多样新型问题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继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在解决这些新型问题的社会实践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作出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贡献(见上一小节“成熟阶段”有关哲学发展的回顾及相应脚注)。例如下述论断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发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

显然，对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如此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肯定不是什么“集体创造”或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如所周知，中共八大并没有再次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过什么“集体创造”或“集体智慧”之类的主张。

4)继续革命

81《决议》提出的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其实就是指责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指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一理论有什么错误吗?让我们来看马克思是怎样说的：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要改变的“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就是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和强化他们的私有制经济关系和私有制政治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并且还长期和无孔不入地腐蚀了劳动者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理，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教训，并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内、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包括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可能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最危险的新生资产阶级可能就在共产党内;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最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避免出现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并随时准备和他们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这样的理论显然不是什么“晚年错误”，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尤其是在81《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其中最危险的成分恰恰就在共产党内。这种产生恶劣效果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足以从反面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大贡献。

鉴于这是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就更不可能是“集体创造”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了。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官员和学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集体创造”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呢?那是因为他们想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其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的晚年，晚年的错误就算毛泽东思想了——这不过是他们妄图阉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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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决议》30年之后更出现了如此咄咄怪事：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国家某领导人的讲话从回顾孙中山直接跳到了推崇邓小平，中间居然只字不提毛泽东主席!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甚至连新中国所有的敌人都承认：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人类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胜利，才使得中国实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1949年的新中国!邓小平如果仍然在世，也绝不可能同意在纪念辛亥革命时这样虚无历史呀。

与此第二章有关的论题，将在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深入讨论。该篇章将澄清有关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史实，并批驳有关的无耻谣言。

第三章.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9月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了将要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并且指出：中国将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本章分为以下5节：

1.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2.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3.“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4.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5.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1. 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10月23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这些胜利，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是依靠了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

这篇讲话是对新中国最初两年的最精辟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说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说到了全国各界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这些就是新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有利条件。与毛主席这篇讲话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的后一部分详细讨论。

2. 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早在1940年1月9日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毛主席就已经指出，这个革命的当前目标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革命的前途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社会主义。

在1945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新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预言不但被解放初上海不法米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所验证，而且也被全国性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所揭发的，大量资本家腐蚀党员干部、不法经商的证据所证明。因此，理论上和大范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1)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

但是，很多领导人在建国初并不理解这一转变。有的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中国因为经济落后，首先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至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将是“很遥远的事”，这就如同现在有的领导人说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针对农业集体化，该中央负责人指示说，那要等到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之后再说。这显然是在机械地模仿苏联1929年农业全面集体化的模式，但却完全没有汲取苏联模式的教训：苏联早期试行农业集体化规模很小，是到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年之后、有条件机械化时(如果中国也等待这样的机械化，恐怕两、三个十二年也等不到)，才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全面集体化过程。但到那时，敌视农业集体化的富农阶级已经壮大，迫使苏联不得不在集体化期间将富农阶级驱离农村，致使集体化伴随了十分消极的后果，以至于苏联的粮食产量在集体化过程中无法达到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高水平[4]。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农民们迫切要走互助合作道路，并且已经行动起来。如果继续拖延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也将与广大先进农民的集体化积极性发生矛盾。这时，毛主席耐心地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曾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服他们：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薄一波的回忆录)

这就说服了有关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等，支持了山西省省委书记赖若愚、陶鲁笳等人领导农民率先试验农业集体化的报告，也就支持山西省委、山西农民为全国的农业集体化做出了榜样。

此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根据“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制定了一化三改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2) 农业手工业集体化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是从农业集体化开始的，经过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先搞试点、再做推广，强调要保护牲畜、要增加生产，反对强迫命令、坚持以集体化的优越性来吸引和鼓励农民自愿加入。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试点时期就强调，一定要接受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务必保证增产、务必保护大牲畜(见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回忆)。因此与苏联迟至1929年到1936年才开展农业全面集体化相比，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整个过程，不但要早得多、快得多，而且还平稳得多。尤其是中国农业总产量，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

在获得农业集体化的丰富经验之后，手工业集体化进展十分顺利。很多手工业集体，又在短期内进一步发展为工业化企业，其中还有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著名企业。

3)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比农业集体化还要顺利，其主要原因有这样两条：

第一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包括在一定时间内发给资方人员“定息”，并且根据资方人员的业务能力给本人安排工作，甚至根据实际需要给资方人员的家属安排工作，这些都降低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第二条是新中国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将全国近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工矿企业资产收归全民所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包括苏联援建的大量重点工程;党中央再依靠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顺利地推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这三大因素使得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原料和市场，全部都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控。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中，私营企业主已经无法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自由经营”了，已经无法控制利润率了，因而其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原料和市场，向私营企业提供订单和原料，按计划给私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空间)、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三个阶段，到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资本家“为公私合营而敲锣打鼓报喜”的局面。这不但保护了社会生产力，而且还保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既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

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大大地激发了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保护了原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使得中国极为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设想，如果中国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56年顺利地完成了一化三改，中国就无法保障在八年之后成功地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就无法保障在其后的若干年内(即文革中)先后搞出实战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也就无法支持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国地位。因此，一化三改的重大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5]。

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将详细讨论与本第2节有关的详细内容，并澄清有关中国社会主义一化三改运动的史实，澄清一化三改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史实，同时批驳那些违背史实、污蔑一化三改的谣言。

3. “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赵紫阳以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身份，在1987年10月做十三大报告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这是中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据说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因为马克思只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却不曾说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个“初级阶段”!

但赵紫阳所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指什么社会呢?在退下职位之后，赵紫阳私下对其同乡、挚友、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宗凤鸣说了实话：

“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如何……

赵紫阳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真相大白：赵紫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原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还说在走社会主义，但实际操作上已经“退回来”“发展资本主义”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文人纷纷跟进，说中国“生产力落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6]“补资本主义的课”。三十二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人干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口头上却说是“中国特色”。

那么，这些人所说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生产力既不是企业的利润、也不是国民经济的GDP。他们于是发明了这样的排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排序”，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据此所提出的“补课论”，当然也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毛主席说“也是”，而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个根本性区别。革命导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他们全都一致地说“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下是他们的原文、原话：

“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在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年国庆讲话

显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抵触，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著名论断。中国人民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挥了其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中国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国防科技，与欧美国家逐步缩小了差距。这一史实无容置疑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这一概念未被澄清，使得上上下下普遍地将“引进技术”误解为“提高生产力”之路。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早就澄清过的概念：

“……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笔者注)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改开以来的“技术引进”，往往是中国企业(多已具备资本主义性质)花钱买进西方人制造的生产线和制造设备，驱使中国工人来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尽管这样也能“赚钱”，但那仅仅是花钱从西方企业买到了“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而中国人的“活的劳动”只是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那样的工人，在为中国企业增殖其手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与“提高生产力”又有何干呢?

如果闭眼不看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创造力，而只一位地迷信科技水平，那么美国的“纯科学技术生产力”本来比中国发达，中国就只能跟在美国后面爬行、不停地“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工人就只能像二十世界30年代的卓别林那样永远受中外资本的盘剥，那就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到黑了!

赵紫阳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就是这样破坏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见第六章)：

à 中国不但再无《鞍钢宪法》那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以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高潮;

à 不但再也没有出现过两弹一星、核潜艇那样的先进武器研制速度(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就是与大批工人群众和年轻技术人员摸爬滚打，才搞出来两弹一星的);

à 不但再也不曾搞出一项能够评得上中国“最高科技奖”的成果(十多年来所有这样的奖项，全部都被毛泽东时代的科技项目工作者所获得);

à 而且就连中国1970-80年试制成功的那种运十大客机，也造不出来了!

现在的中国工业，反而以台商富士康的“二十二跳”为代表(见第六章第7节第4)小节C大段)!就是说，二十二名富士康活生生的年轻员工，宁肯跳楼自杀、也不愿意再做那里的工作了，这样血淋淋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A. “补资本主义的课”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B. “补资本主义的课”反令中、美的科技差距日益扩大;

C. “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带上绝路。

2)“资本主义补课论”歪曲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

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还振振有词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

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知道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日耳曼人就在其氏族社会的末期，在征服了奴隶制(并已出现农奴前身“隶农”)的罗马帝国之后，跳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而径直发展(领主·农奴)封建社会的制度。但是，日耳曼民族从来没有“补奴隶制的课”(参见本开篇第七章第3节第2)小节C大段“罗马隶农制”段落的解释)，这一史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三条：

a. 即使是基于西欧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说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顺次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形态。

b. 而且，同一个社会形态，在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中所经历时间长短不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形态必须经历多么长的时间。

c. 其实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什么样的生产力下进入哪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必须进入这一个社会形态，以及在这个社会形态下要经历多长时间，都是由历史、地理、文化和阶级斗争条件，以极其复杂的必然性和偶然因素来决定的。

例如很多学者因为硬套“铜器 =》奴隶制”、“铁器 =》封建制”的欧洲公式而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大推迟，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发表《耒耜考》(音“磊似”)一文证明，3000多年前的周族所使用的农具“耒耜”，其实是捆绑了横木、允许二人同时下踩的农具木把“耒”，与前端镶嵌铜刃的“耜”(“犁”的前身)所合成。使用耒耜，周族人就能在铜器尚不太发达的时代，在黄土高原地带实现二人操作的土壤深耕、甚至实现埋草木成肥，使其农业生产力大大超越了同一时期铜器十分先进、政治军事也很强大的商族。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徐中舒教授又于1955年在《耒耜考》的基础上研究了周族以及周朝的田制，证明在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和周公确实在“天下”推行了封建制度。徐教授的研究，难道不是远远胜过那些硬套欧洲公式的学者们吗?

以下的中西文明发展史比较，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上述三条原则：

A.中国从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

史学界曾有过著名的争论，其焦点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始自西周(西周封建论)还是始自战国(战国封建论)?近三十年还出现了严肃的“无奴派”，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奴隶制、但不曾形成过奴隶制社会。无论怎样争论，几派学者均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远远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典型那样发达。

王玉哲教授的晚年宏著《中华远古史》在2000年他87岁高龄时出版，全面地综合了我国几代学者、包括他本人在整个二十世纪有关夏商周的研究成果。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多领域、多形式的证据(史料、考古、传说、古文字、声韵)，证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只有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之间那273年[7];相比之下，西方奴隶制社会则从苏美尔或古埃及开始，沿着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小亚……希腊、罗马的顺序从东向西传播，持续地发展了长达3000多年。

但尽管奴隶制社会如此不发达，中国从来都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而且在短暂的奴隶制之后，中华民族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社会文明。

B.西欧从不曾去“补封建制社会的课”

西周封建论派认为西周是领主(贵族)·农奴·庶民制封建制社会，到战国、秦汉时就向地主·佃农·自耕农制封建制社会演变了，整个封建时代持续了3000年。即使是战国封建论派也至少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自战国渐废诸侯卿大夫世袭制开始，再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辽金元明清共几个阶段的不断进步，持续发展长达2500年，创造了人类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时代文明(详见本章后面的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相比之下，欧洲的封建制社会主要经历了领主·农奴制阶段，从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到十五世纪领主·农奴制衰亡，几近千年停滞——远远不像中国的封建制社会那样悠久、那样发达、那样辉煌。但是，西欧各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因此而去“补封建主义的课”，反而因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8]。

C.中国和西欧如同人类左、右脚向前进

如果将东方中国与西方欧洲分别比做人类的“左、右脚”，则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非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全部按照五形态的顺序整齐划一、双脚捆绑地蹦跳前行，而是(中国)左一脚、(西方)右一脚交替地发展前进。

任何“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论”，既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也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发展的史实。

总之，赵紫阳等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他们强词夺理，只不过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3)“补课论”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无能

如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所创建的。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像英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领导本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完成自己国家的民主革命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两头怕”的、甚至连本阶级都凝聚不起来的，在中国条件下是无法成大事的。毛主席早在1925年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矛盾的态度做过最透彻的分析：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4·12政变之后就大都占到了蒋介石一边、与广大工农对立起来。因此，领导和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民主革命也就只能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完成了。

赵紫阳等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就势必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无视中国广大工农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完全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无能——建国三十二年之后，靠“补资本主义课”所发展(实即“复辟”)出来的资产阶级，难道就比历史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加高明吗?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面前能够直得起腰来吗?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呢?改开以来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早晚要令这样复辟起家的资产阶级垮台!

本文集的第一分册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将详细讨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上的巨大差异，并分析其主要原因，力图辩证地解释为何中国奴隶制社会史那样短暂，为何封建制社会史又那样漫长，尤其是中国为何在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直接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

4. 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写未完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经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这是马恩在1845至1846年的文稿。那时他们以“意识形态”专指剥削阶级用来维护和强化剥削阶级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文化，而改开以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这种意识形态。它曲解甚至完全撇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以这样的复辟舆论鸣锣开道，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终于在改开以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就是中国当前一切发展问题、一切社会问题以及一切丑陋现象的主要根源，而作社会主义阶段中复辟出来的阶级，新生资产阶级要比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1)生产关系的复辟倒退

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1956年就已经终结了。帝国主义侵华资本自鸦片战争后诞生，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二者都在1949年就被新中国的工农政权所没收，其寿命分别为90年至110年。民族资产阶级在晚清开放民间投资时诞生，至1956年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止，寿命更加短暂。

与中国历史上的三类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辟的阶级。

2)新生资产阶级发家史

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很多具有规模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几乎都是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靠着侵吞全民所有制资产或集体所有制资产而获得其第一桶黑金的。

这种侵吞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发家史”，决定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3)“最坏的”资本主义

尽管现有的企业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税法、社会救济法等等，基本上都是抄自西方欧美国家，都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因而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违宪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企业中，很少有像欧美国家企业那样，认真对待这些本质上抄自西方欧美国家的法律。

中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所谓的“民营”资产阶级，除了按《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榨取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外，很多都以“官商勾结、非法经营”的方式继续攫取国家利益和公有资产，或者非法欺骗顾客，或者非法欺骗股民，或者非法欺诈工人等等，并且年复一年地依靠这种非法手段来攫取超额利润。

4)“把权力关进笼子”

“官商勾结、非法经营”才是中国出现大面积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现在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口号不错，但在回答用什么样的“笼子”来约束什么样的“权力”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答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A.欧美国家的“笼子”

欧美国家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的确比中国当下的要好。“普世价值”派于是说，那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将权力关进了“笼子”，中国也应该学习。但这种说法掩盖了本质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并非由“人民”、而是由“资本”来选择执政党，由“资本”来来决定国家的权力结构，资本才是约束权力的“笼子”——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答案，只不过他们用“人民”一词来掩盖了“资本”的本质。

但是中国的“资本”已经握在“官、商勾结”的那些利益集团手中，他们只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攫取更多的利润，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呢?

B.中国人民的“笼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用来约束权力的“笼子”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才有可能不但把“权力”、而且把“资本”也通通都关进笼子!

因此，只有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发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把“资本”和“权力”全部都关进笼子，才能破解官商勾结、治理官员腐败，也才能使中国的其它问题全部迎刃而解!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毛主义。

5. 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65年前就已写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不但要与私有制决裂，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与旧的封资修意识形态决裂的社会主义。因此，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诸如西北欧社会主义、加拿大社会主义、印度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其它“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后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改革开放出现了这样多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全面认真地审视改革开放，其中哪些过程、哪些步骤、哪些举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哪些则“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成了修正主义。兹事体大、必当认真，因为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9]!

在1964年1月下发的《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徐冰起草)中，下面这段话是毛主席曾经亲笔改写过的：

“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

其中毛主席所改写的“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表明毛主席早在50年前就充分地估计到社会主义阶段将是多么长久的历史时期。毛主席还特意增加了一段：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现在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正是毛主席在五十年前就曾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此，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人民大众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被他称作“大演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要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再次胜利、再次回归。

与本开篇第三章第3、4、5节有关的内容，将纳入本文集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笔者希望与读者全面讨论社会主义阶段的反复以及人民斗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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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西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式的“领主(贵族)•农奴”经济形态，自春秋战国起逐渐衰微，自耕农大量出现，地主•佃农式封建经济兴起。但在此后的2500年封建史中，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总会有某种变形的“贵族•农奴”式的封建经济一再复辟。

“贵族•农奴”式封建经济复辟的条件，首先是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豪族地主兼并土地(弱干强枝)、农民不堪租赋徭役，其次是北方游牧民族带着奴隶制或农奴制入主中原、尤其在入主初期，最后是贵族封建割据破坏中国大一统、尤其在秦汉至宋代之前：而且，这三大条件往往又“祸”不单行。每当旧王朝腐朽没落时，自耕农就会大量减少、并与大批佃农同样沦为农奴、甚至奴隶，农民只有起义打倒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及其总代表腐败王朝，战胜复辟的“贵族•农奴”制;然后地主•佃农•自耕农式封建经济才能以或多或少改进了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相对地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这样的朝代更替在古代中国重复了多少次，但总是合多分少，其中又可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元明清”两个阶段。

与西周类似的“世袭贵族•农奴”制，在宋代以前曾多次复辟，且势力很大，其中“贵族”先后表现为皇室宗亲中占有领地的“王”(如汉、晋两朝先后作乱的七王、八王)，因战功获类似“公侯伯子男”爵位的世袭贵族，中原和北朝旧贵族的残余“世族”，获封品级大官僚并有权荐举官员不避亲的“士族”，以及唐代拥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等等。自隋文帝兴科举之后，新式文官逐步替代旧式“官僚荐举的”官僚，寒族地主随之兴起，上述各形式的“贵族”才在隋唐三百年间逐渐衰亡。

自宋代开始至清末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式封建社会形态，远比西欧封君封臣式封建制先进得多(因而剥削率也更高!)贵族势力在辽金元清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尚很强大，但分别都在本朝代之内就已衰弱。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的主要大地主既不再是“世袭贵族”，也不再是掌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而是依靠政治和经济势力兼并田亩的“官僚•豪族地主”。例如明代“应天十府巡抚”海瑞，就是站在“朝廷与中小地主”的立场上，希望以打击有权庇荫农户、却能豁免赋役的官僚豪强，来保障朝廷的税赋(《海瑞罢官》历史剧将海瑞歌颂成海青天有违史实，见第八章第1节所叙述的文革导火索)。宋代伊始的封建制度，到清代前期发展成“摊丁入亩”，比之明代抑制了土地兼并，尽管仍有大量奴婢和“贱民”式农奴，但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大大超越西欧那种封建制度了。(中国未能就此进入资本主义并非因生产力、生产关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之道意识形态过于强大，见第七章第2节)

当下大批唯心史观论者将源自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法治”当做普世和永恒的标准，拿来指手画脚地评判中国历史，却不懂得历史发展规律从来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中国一方面因地域广阔而得以从中原扩张，另一方面因文化延续最为持久(至少有信史可考4000年，如《论语•为政》篇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加上因汉藏语的特点而得以统一汉字并稳定传承两千多年，因而才在随后的历代王朝兴衰、北方民族入主和农民大起义几大力量相互作用之下，于康熙朝将多民族大一统疆域扩展至1,300万平方公里。尽管近代在与西方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中国终因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而避免了印度、非洲、拉美和伊斯兰等国家在近代沦为“全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并且也为新中国的改天换地准备了广阔的沃土。相反，欧洲、北非、西亚则因其文明发展史断断续续，以及在空间上受到地中海的居中阻隔，至多曾被罗马帝国全面征服过，但纯武力征服却无法达成语言、文字和行政统治上的统一。在日耳曼人崛起、击败和肢解西罗马帝国之后，这一片地区又分解为一圈碎片国家，从来未曾统一。(见第七章第3节)

历史上所形成的大一统，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有什么不好!本文集将在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对比西方来讨论这一系列问题。

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改开以来，不良官员和学者们振振有词地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外行领导内行”，是“不尊重专家”、是“极左思潮”。有的人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所有这些批评者们通通都忽略了、或者有意地掩盖了下述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基本的道理：

1) 毛泽东时代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新老军阀百年战火，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先有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集团在海上封锁，后又加上苏修帝国主义在北方陈兵百万。要在这样困难的国际环境之下，进行这项史无前例的建设，这对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对于无论是旧中国留下的专家们，还是留学西方或留学苏联的专家们，都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和艰巨的使命。

2) 批评者们所谓的“专家”们，可曾有哪一位参加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谓的“内行”们又有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行呢?没有，一个都没有!

3) 只有在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包括不可避免地屡犯错误、纠正错误、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可能认识和驾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无论什么样背景的“专家”或者“内行”，只要他不与广大工农一同积极地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他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和“内行”。

因此，改开以来无端指责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学者和官员们，只不过是拿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尺子”来“丈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在暴露他们自己那根本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这些人在改开以就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还自我欣赏，这就更加证明了毛主席早年的著名论断：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

因此，以下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节文字，必然都离不开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本章分为如下6节：

1.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2.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3.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

4.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5.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6.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修正主义分子们借助西方帝国主义的造谣和宣传，利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难免的错误和教训，先是编造和污蔑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然后再用来污指毛泽东时代是他们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他们这套说辞全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还令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否则的话，英美等西方国家就不必处心积虑地将德日意法西斯祸水引向苏联，苏联也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跃而成为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

2) 苏联仅仅是因为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长达二十几年的恶意包围，包括处于第二次大战风雨欲来之势，才不得不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当然，这样的国际环境势必影响苏联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也伴随了某些策略失误。

3) 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党和人民全面地汲取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情况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不但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地保持了举世无双的高速度。

就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纠集西方和亲西方的十六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侵略朝鲜，并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建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但赢得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而且还克服了现在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艰巨困难，全面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从此时起到文革之初，中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三年调整期;在文革中又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在1965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不但保持了农业十几年的持续高幅增长，不但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为备战备荒和根本改善沿海、内地工业布局，完成了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从一个旧式农业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

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不但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不但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记录，而且也超过了前苏联最好的时期。在学习苏联经验并汲取其教训方面，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乎做得恰到好处：

1)汲取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教训

苏联试行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策略，将农业全面集体化推迟出现贫富悬殊、富农阶级业已壮大的1929年至1936年间，因而不得不承受一系列消极后果，以至于苏联的农业生产在集体化过程中一直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最高生产水平。这就拖了轻工业发展的后腿，而且还影响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积累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联的教训，领导广大中国农民逐步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在劳动和生产资料都参加分红的初级社形式下，又不断地提高劳动分红的比例，在建国后短短的六年之内就掀起了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不但完全避免了苏联集体农庄化那样的消极后果，而且一直在保持着农业的持续增长。

2)《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亲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坚持原则并与周总理缜密策划，在1950年初签订了既维护中国主权、又争取到苏联经济技术援助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不但在抗美援朝中保卫了中、朝两国，而且还赢得了苏联更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得相当理想。

3)赫鲁晓夫毁约撤专家、中国摸索出自力更生路

但苏联专家在援建一百几十个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同时，也将苏联“一长制”的企业管理模式带到了中国。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掌政后，苏联改变了其社会主义方向(这本身也证明工业管理中的“一长制”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警惕。

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撕毁了原子弹合作协议，在1960年又突然全面撕毁了经济建设合同并撤走了全部的苏联专家，更令中国党警觉起来。这反而促使中国党和人民下定决心，摸索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2. 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禁运、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逼债[10]的国际环境中，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1)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

早在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积累了三年经验之时(亦即赫鲁晓夫刚刚暴露其修正主义嘴脸之际[11])，毛主席就在1956年4月25日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十大辩证关系，并就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党的基本策略：

01. 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防止片面发展重工业;

02. 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平衡工业发展布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也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03. 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把军政费用降到适当的比例;

04. 处理好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以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05.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06. 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07. 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08. 处理好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区别情况、给生活出路、给自新机会;

09. 处理好是和非的关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0. 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

这篇讲话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六年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年多的经验，确实成为我国自此之后二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套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可能因为这篇讲话中对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评价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还不宜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全文，是在二十年之后毛主席的1976年冥诞日才发表的。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以《论十大关系》“之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选段来展示，毛主席早在1956年春就辩证地告诫党和人民不要迷信洋人、要走自力更生之路：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很有意思：毛主席首先批评了我们自己人，“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德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就是说，我们的人要像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藐视敌人那样，藐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不要被洋人所吓倒。“洋人”是谁呢?毛主席在这里指苏联人，还与我们自己比较：

“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我们自己是一穷二白的，但正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那时中苏友好气氛尚佳，苏联还在大规模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时期，但是毛主席就已经告诫国人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打倒贾桂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辩证思想和战略原则全面指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所获巨大成果包括工农业生产的长期高速发展，包括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以两弹一星核潜艇所奠定的国防现代化，包括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的全部奖项(相比之下无一奖项为改开以来的成果)，包括新中国人均寿命在三十年间翻一番(令世界上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包括在一个80%文盲的国家里建设城乡均衡、学科齐全的高、中、初等教育体系，包括运十大客机的研制成功，等等。《论十大关系》在八十年代继续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大搞市场经济的九十年代之后，仍然在很多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2)六次中央会议纠正“五风”

在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党中央于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尽管在那之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碰到了苏修挑起争端、撕毁大批合同并蛮横地地逼债，还遇到了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遍头脑发热，但党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纠正了自己主观上的错误、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三面红旗并建立和完善了工农商业、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中国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之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但自改开以来，很多上层领导随便抹黑三面红旗，并掩盖了最关键的文献和史实，甚至默许敌对势力造谣中伤，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现在已经明白，这些上层人物其实早就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就是要借助否定三面红旗来否定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其在改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以下的白纸黑字历史记载是无法篡改的：

A. 六次召集中央会议

很多领导人在1958年头脑发热，也影响了毛主席，在8月31日结束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接受了高指标的建议。但毛主席自在10月分视察河北、河南时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现象，继而又发现了工业计划冒进的问题，认识到必须开会“压缩空气”。为此，毛主席自北戴河会议两个月后就连续地召开了六次中央会议：

à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

à 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à 转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à 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

B. 着重纠正五风问题

在1958年11月2日至转年4月2日共五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频繁地召集了六次中央会议——两次中央全会、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么毛主席底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毛主席认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一方面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当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天赐良机。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评(那时，“头脑发热”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才刚刚过去两个月整)。在这些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必须压缩空气、压缩工农业指标、缩短基建战线;要求必须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将人民公社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既精辟又形象地概括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特别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纠正其它四项歪风。为了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不得无偿占用、更不得无偿剥夺农民，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讲过这样的话：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农民瞒产私分”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们也都能向毛主席这样相信农民，不怕农民瞒产私分，反而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抓到问题的本质，那“五风”早就及时地纠正了，人民公社也就能更快地走上正轨了。

C. 给六级干部公开信

在频繁召集六次中央会议之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出现，苏修也还没有撕毁合同和无理逼债。但是，毛主席认为纠正“五风”刻不容缓，因为“五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势必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纠正五风”恰恰是党内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大好机会。为了将“纠正五风”一贯到底，毛主席生平第一次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执笔“党内通讯”，下发至党内六级干部(省、地、县、社、队、小队，简称“六级干部公开信”)。这里简述其要点如下：

a.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b.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c.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d.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f.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g.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为何做出中共党史上如此空前绝后之举呢?显然是因为毛主席担心高、中层领导层层阻碍、令“纠正五风”无法贯彻。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章节，毛主席在1961年5月21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回忆到两年前的六级干部公开信。毛主席非但没有批评其他领导人，反而自责没有教育好干部、没有领导好：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共产党不曾有第二位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不余遗力地为纠正“五风”而奋斗。

D.正确评价三面红旗

在1958年11月2日至次年4月29日间的六次中央会议和六级干部公开信，以及其后在各级干部中的贯彻，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方面所做的第一轮努力。毛主席还就所发现的农业问题和人民公社问题，分别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以及1960年秋做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纠正五风”的努力。但是改开以来，居然有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不但隐瞒了毛主席三年三轮持续“纠正五风”的过程，不但抹杀了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而居心不良地造谣说什么“毛主席大搞五风”!

关于人民公社，根据大跃进和纠正“五风”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最早于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25日就提出了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的组织形式，后来还具体委托邓子恢等人起草《农业六十条》。毛主席还在1961年6月提出了“城市也要搞几十条”，并委托邓小平等人起草《工业七十条(试行)》。这些条例尽管各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帮助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克服“五风”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在其后长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工业方面：各种统计数据都表明，1958年后因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以及国内纠正“五风”不及时等原因，而被迫收缩或缓建的大批工业工程项目，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期间又都恢复了起来，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骨干工矿企业，加上1964年启动的大三线、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业基地建设，中国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和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是党和人民坚持和高举三面红旗，因而在工农业生产、文教科技卫生、国防现代化以及这些方面的基础建设方面，独立自主地取得了长时期伟大胜利的过程——这是绝对不能随便冠以“斯大林模式”而横加否定的。

3)五风屡禁不止谁应该负责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存在头脑发热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党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普遍高涨，真心实意地甩开膀子大干;二是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骨干都还欠缺马列主义的学习，都还不懂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其客观规律，或者说还不懂得将社会主义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坚持以三年三轮的“纠正五风”、再“降温”和“压缩空气”，但这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

A. 出现集中饿死人事件

前述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笔撰写和发布了六级干部公开信，但很多地区将此公开信截留不予下发(官方尚未公开有关文件，说明那些地区为何截留公开信)。

个别地区虚报产量、“放卫星”，实际上达不到，却不顾农民基本口粮的需要而强迫超量收缴粮食，捅出了饿死人的篓子，其中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阳地区。在六级干部公开信下发了半年之后，在1959年10月至次年2月，信阳若干个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其首要原因并非缺粮，而是有关省、地、县委领导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从农民手中强征过头粮，后又安排民兵阻止农民外出讨饭!

设想：如果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其下属各县都能原原本本地将毛主席致六级干部公开信传达至生产小队(一个小队才有20上下农户)，那么信阳地区各县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肯定会大胆反对地、县领导的胡作非为，也就肯定会杜绝信阳地区的集中饿死人的悲剧。更加严重的是，信阳事件还向上级隐瞒了一年。是毛主席在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农业汇报会上，即开始第三轮纠正五风时，才在会上听到河南省委汇报信阳事件实际情况的，其中真实的文字材料是迟至汇报会结束那一天才送到毛主席手上的。

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到底是如何能将信阳事件隐瞒了这样久的，或许是否他那一级曾向哪位上级领导汇报、又被那位上级领导隐瞒了的，现在均未公布。

在得知信阳事件真实情况后，毛主席马上气愤地定性：“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及时委派李先念、陶铸[12]等领导人去处理，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下辖几个县的责任领导干部分别給予严厉的撤职查办和刑事处置，煞住了这股恶风。吴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离了河南省委。

B. 毛主席纠正五风最力

当时，即使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也大都对“纠正五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根据目前已经公开了的正式文件、讲话记录和知情领导人的回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毛主席不但是头脑最清醒的，而且也是唯一提出要“纠正五风”、并决心将其贯彻到底的。这显然也是纠正五风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首要原因。

正是因为毛主席本人以及拥护毛主席的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努力，才得以基本上挽回或补救了因“五风”而造成的经济建设损失，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使得我国农业自1962年得到全面恢复，并在其后二十年间几乎保持了年年增产。但有的领导人改开后却反思“大跃进”、指责“毛泽东头脑发热”，这是违背甚至颠倒了历史事实的。

有人说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讲不能总是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讲到“天灾和人祸”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听到这些话而不满刘少奇，其实那些话都是毛主席早在一年之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的话：在那次会议上(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四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表明，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规律已经达到基本正确的认识。例如在1960年12月20日第三次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这样的插话：

a.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关于成绩和缺点)

b.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关于天灾和人祸)

刘少奇在一年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有关成绩和缺点、天灾和人祸的讲话，几乎就是在重复毛主席的上述插话。这恰恰表明，中央至此基本上达到了一致的正确认识。

C. 庐山会议与反右扩大化

有人说“五风”问题和个别地区饿死人问题，是因为毛主席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德怀，但这种说法与毛主席全力“纠正五风”的历史事实明显矛盾，尤其是与毛主席早在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就提出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形式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其实彭德怀在7月庐山会议期间的所谓“万言书”，还远远达不到毛主席三个月前那封六级干部公开信“纠正五风”的力度。

事实上是彭德怀等在前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跟随毛主席努力纠正五风，却在6月访苏时听了赫鲁晓夫骂中共、骂毛泽东的话后不予反驳，在尚未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下，就带着特殊情绪参加庐山会议，引发了两个立场、两条道路的争论。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足够多的责任。现在出现的争议，实为某些领导人要否定社会主义、要掩盖历史事实、要栽赃毛主席。此外在毛主席去世后，官方为维护以后的某些领导人的声誉，至今尚未公布“庐山会议”的完整档案，证据如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的李捷，在中国社科院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在报告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明确地说出了这条原因：

李捷：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他说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提问：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

李捷显然是在向记者表明：改开以来的某些头面人物，虽然在很多事件上负有责任，但为继续维护他们这些人的声誉，就不得不在《毛泽东传》中隐去有关的事实。

就目前已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关键事件如反右斗争是如何扩大化的，大跃进刮五风的为很么迟迟难于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会议后为何还要在中下层“大反右倾”，等等几乎都有未公布的隐情，符合李捷的解释。

李捷曾因参与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是因为他那时比其他的官方学者都更加客观一些。但他因为避免“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而无法碰“一些禁区”，那就势必掩盖了史实的一个侧面。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又互为表里的。因此，即使李捷参与编写并获一定好评的《毛泽东传》，也仍然因掩盖部分史实而影响了对毛主席的正确评价，甚至给了别有用心者以可趁之机。但是根据越来越多的亲历人回忆，有些事多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反右扩大化隐情

邓力群曾经对反右斗争尽心分析，应该是得住脚、并被历史证明了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在《乌有之乡》举行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大会上，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说：

“我是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刚才有同志讲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席来负。”

《毛泽东传(1949-1976)》在有关章节写道：

1957年6月29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事实上打了55万右派，比上面所说的3000、6000、4000高出了100倍!尤其是其中90%以上，居然不是57年反右、而是58年3月才被打成右派的(包括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时激烈的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例如毛主席在1959年秋天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谈话后，知道右派打得太多了，曾经给刘少奇写信，要计划分批给右派分子甄别或者摘帽，这事做了、只是中途停止了。

即使在对待“具体右派分子”的态度上，例如林希翎、例如李慎之，根据他们本人或他们朋友的回忆，毛主席也比其他领导人做得都更为合理，那就是注重世界观改造，而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到有关的回忆。

李悦在庐山会议

李锐自改开以来就以“庐山会议受害者”身份，外加沽名钓誉的“毛主席私人秘书”身份，讲了毛主席很多坏话，影响恶劣。与他同在庐山会议受到严厉批判的周惠，在2004年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一些未予公开的实情(简述)：

除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多次在背后开小会，也对庐山会议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在7.23晚开了很长的会，议论内容包括背后指责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这个小会被人发现，受到了追究。李锐自作聪明，给毛主席写信撒谎说，7.23晚上的小会内容正常，并下重誓“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李锐这封信在会上传阅时，黄克诚却诚实地承认了7.23小会确实谈了“斯大林晚年”等，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到了8月11日前后，李锐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是到毛主席住处“跪在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以及“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和“串联”的内容等等;然后又发言“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宗派关系”、尤其是“军事惧乐部成员”等等。

最后，彭黄张周和周惠分别只遭到降职处分，例如彭德怀不再做国防部长，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只有李锐一个人，除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外，还被开除党籍——唯一被开除党籍的!

尽管李锐遭到了最重的处分，但周小舟还是最不能原谅他，骂他是周佛海那样在政治上一再出尔反尔的人物。

这篇采访以张杰名义和“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为题发布多年。未见任何人反驳周惠的采访内容。李锐至今也不敢证明回答网友的追问。

4)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之风

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召开的、毛主席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很多上层领导未经任何深入调查，就坐而论道地轻易否定了七千人大会已经通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形势估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要大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上层有人要分田单干

根据已公布的文字材料，周总理在西楼会议上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的形势估计。其他领导人，有的认为漆黑一片，有的提出“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们一不认真学习马列、二不去下面调查研究，没有继续改造世界观。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些人，在1958年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犯过“头脑发热”的错误，其原因同样是这样两条。陈伯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了自己在1958年头脑发热的错误，毛主席还插了话，能够证明笔者的这一判断(见《毛泽东传(1949-1976)》)：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主席开会纠正右倾

在1962年秋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主张以小队为核算基础，目的就是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上最根本的问题。但毛主席特别强调：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962年夏粮增产较大，证明了七千人大会说做的形势判断。那些在西楼会议上和会议后判断悲观、甚至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上层领导们，在事实面前都做了检查(有的还是很严肃的书面检查)。所以在形成《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后的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

“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设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62年力挽狂澜、煞住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风，就不会有1962年至1964年的经济全面好转，农村就不会出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人民公社就无法获得全面的大发展，中国后来也就不可能有两弹一星核潜艇!

3. 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13]

广大农民于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給予鼓励并在几年间摸索出其合理的组织形式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自1964年又掀起了十几年持久不衰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最终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而且还支持了中国工业、科技、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人民公社制度建设

毛主席自1958年10月就率先调查研究，然后又倡导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并在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于1959年3月25日提出要搞人民公社章程，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14]。在1961年1月13日结束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各自领导一个七人调查“大组”，深入浙江、湖南和广州三地分别调查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每大组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搞得好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搞得坏的生产队，中间的暂时不要花功夫。毛主席随后分别与这三个大组以及相应省份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最后又与三大组调查研究人员在广州汇合，讨论和总结。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主席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又召开了多次中央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终于在1961年3 月29日正式下发，即《农业六十条》第一版。

毛主席不但坚持要广泛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还要求将修改稿再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改。这个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又整整进行了三轮，第二版《农业六十条》于1961年6月15日正式通过，第三版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毛主席称这是“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

毛主席这种“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在《毛泽东传(1949-1976)》相应章节有过详细的介绍，例如毛主席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1961年1月至3月调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于4、5月份开始了调查研究。书中还引了毛主席因为见不到李井泉的报告，而在5月初催促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信函，说明毛主席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极为重视。正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们在那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毛泽东传》还引述了毛主席在1961年1月重新发现他大约于1930年所写《调查工作》一文之后的大量谈话，帮助领导干部们明白如何做调查研究。

《农业六十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指导了人民公社的健康成长，保障了我国粮食等农作物持续增产，大大支持了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教育科研等事业的正常发展。

毛主席所设想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除了发展农林牧副渔之外还要不断发展队办、社办企业，并将这些社队企业发展成广大农村地区走工业化道路的生长点。毛主席和党中央设想的正确合理性，被文革中、后期大批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反观改开以来，上层领导人们往往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谁还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群众寻求真理”呢?谁还像毛主席那样，为了确定一条政策而几轮反复地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呢?没有了，人民群众多少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领导了!

2) 农业贯彻八字宪法

毛主席研究了中国农业发展史和农业集体化经济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反复修改了农业八字宪法，指导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八字宪法最早出现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的文件中，后来写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的一项决议中。以后的党政文件都曾长期地、频繁地引用八字宪法，使其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深入人心。

八字宪法的具体内容是：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规划土地利用)、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八字宪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土”;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即第三位的“水”(有的文件将“水土”调位)。也就是说“土”和“水”是八字中最根本的，是其它六个字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合称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显然，只有坚持和依靠农业集体所有制，才有可能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才有可能贯彻和实施八字宪法——这不是书斋里的“推理”，而是历史事实：

让我们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纲要(草案)》是党中央在1956年1月提出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于1957年下半年修改和补充，再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讨论初步通过，最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其引用数据的态度十分严肃。《纲要》在提出农业生产发展目标时，以这样一组数据开头：

“…从1956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这说明，我国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在1955年时只有150斤。这几乎是中国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到的生产水平，为什么会停滞了千年?就是因为旧中国的农业千年来一直是个体单干，根本搞不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水平上不去了。

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必须搞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马上制定《纲要》，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贯彻八字宪法，使得我国北方很多地区的农业单产，都在一、二十年间提升了几倍。

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在八字宪法指导下所搞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障了农作物稳产、高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即使在今天，那时搞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仍在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业仍在受益、而且将世代受益。

3) 全国农业学习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地处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社员们在两代党支书陈永贵、郭凤莲的领导下以治“土”为核心，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战胜穷山恶水，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扬改天换地的精神，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粮食产量每亩大平均增长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导《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并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还是在这年3月28日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时，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大寨的情况。毛主席还特意向陶鲁笳询问，陈永贵这名字是哪三个字?他随后就与周总理通电话，要周总理也特别注意大寨的情况。此后毛主席几次肯定大寨人所走的道路，并于1964年年底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大寨遂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与大寨类似的，全国还涌现出了很多其它的“治土”先进社、队典型。

例如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地处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人称“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沙石峪的社员们在老支书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功夫，终于将400亩荒山变成了良田。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4月29日、1967年2月9日先后两次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是中国当代的“活愚公”。

不消说，自改开解散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经济集体所有体制遭到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涌现出大寨和沙石峪这样的治土先进典型了。

4)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

1965年11月11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学大寨展览会，周总理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到场参观。展会共展出了52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大寨典型，其中就有河南省林县人民刚刚完成了总干渠的红旗渠。林县人民治“水”，与上述大寨和沙石峪人民治“土”综合起来，正好就是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正好是八字宪法中其它六个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林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地区，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东麓老解放区，1944年就已解放。那时在林县500多个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个要远道取水，180多个要跑2.5公里以上取水，94个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最远的甚至要跑20公里远。林县因此有这样的歌谣：“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为了改变严重缺水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领导下，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其总干渠穿山越壁、全长70.6公里，将太行山山腰的浊漳河上游水引至林县，于1965年学大寨展览之前的4月5日建成、通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于四年后的1969年7月全部竣工，包括总干渠以及到达林县后再分叉的十条干渠和分干渠，向下又分为51条支渠、290条斗渠和4281条农渠(或称毛渠)，连带394个水库和塘堰，以及“长藤结瓜”式的无数排灌站和小型发电站。红旗渠整个工程所完成的土石方，若垒筑成2米高、3米宽的墙，则可连结哈尔滨·北京·广州而纵贯祖国南北。红旗渠通水后满足了林县60万人口吃水和54万亩农田灌溉，也使粮食产量从修渠前的每亩100斤增长到了通水后的每亩475斤!

像红旗渠这样宏伟的工程，不但要有杨贵这样的县委书记，要有河南省级党政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要有山西省党政和人民的无私支援，要有人民公社这样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还要有广大农民社员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干劲——这一切一切，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红旗渠只是毛泽东时代人民治水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个时代还对中国常年遭受洪水泛滥的河道和水系，例如海河水系、例如淮河水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并新建了和扩建了布局合理的水库，基本形成了、并且常年维护着成套的泄洪、储存、灌溉水利体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水利工程总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自大禹治水传说以来各代水利工程量的总和。

但自改开解散人民公社以来，红旗渠又因年久失修而成为全国的“新典型”：其灌溉面积从最初的54万亩逐年下降到20多万亩，引水量则降至刚建成时的四分之一。任羊成、张买江等几名当年的修渠劳动模范于2010年9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

“除总干渠、三条干渠完好以外，51条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有很多支渠常年无水，有的支渠严重破坏后，其下属斗、农、毛渠已经不复存在。”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一号文件出台，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经过5年至10年的努力，根本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有些人以为一号文件给了红旗渠恢复活力的机会，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如果不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就无法再将农民组织起来，单单一纸中央一号文件又靠什么力量来贯彻、又如何能恢复红旗渠的活力呢?

红旗渠还算受到国家重视的标杆，还曾在改开之后获资金修补，其它的水利工程就更不乐观了。有统计显示，毛泽东时代修建了八万六千座水库，但在改开破坏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之后，三十年只修建了八百七十座水库——百分之一!中国为什么GDP上去后，却再也没有毛泽东时代那种兴修水利的能力了?停止了挖河、停止了维护、也停止了修复，河床上种庄稼、河道搁浅、河床淤高、河堤变矮……即使还有河道，水库和灌溉毛渠也大都荒废了，这样的河道、水库和毛渠还如何泄洪、如何蓄水、如何灌溉!太令中国人民痛心了!这才是2011年《一号文件》被迫出台的背景原因。

总之，自改开以来从上到下地拆散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个体农业不但不可能再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还令毛泽东时代业已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衰。除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八字宪法的其它六个字也都因农业集体经济的破坏而无法落实了。现在的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在吃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老本，一方面是花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来“换”粮食。再加上资本控制了大农机(人民公社时期大农机属公有，这个留在下一小节讨论)、对农民又多了一层盘剥，种庄稼是赔本不赚钱的。这些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证明，只要抛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或者说胡适那套“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5) 粮食长期高速增产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逐步完善了人民公社制度，八字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包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农家肥和高产良种，大搞农机具等等。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在文革期间猛增，大型拖拉机增加了将近十倍，小型拖拉机竟增加了四十倍，加上各种配套农机具，令田间耕作大为改观(注意：这时的大中型农机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并不因使用农机而受资本的盘剥)。八字宪法不但保障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而且还在此后五年间维持了农业继续增产的势头。

解放后历年粮食总产的年均增长记录，也证明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巨大贡献(见《中华网论坛》【中华史林】2011年2月2日载文“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的六大因素”)[15]：

在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3.523%，这是此前中国小农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增长。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其中尽管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必须不断完善的时期，2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仍然高达2.425%的高速度。

1966-1976年10年为4.72%：这是被“改开派”污蔑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但却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结果呢，十年平均增速高达4.72%——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速增长时期!

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22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1.284%：这是1982年后实行大包干、即恢复单干、被迫停顿八字宪法核心“农田水利建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粮食增长最慢的时期，只及其它三个时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1982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中国的粮食进口马上猛增至从未有过的300多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1990年11月15日《参考消息》转德国《科隆新闻报》文章)。总之，改开以来再也不曾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后，农田水利建设完全停止。但修正主义者居然歪曲历史、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就是在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6) 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好后期，农村的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

à 一方面，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增长了将近4,000万，其中有一半新增职工来自农村人口;

à 另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即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职工总数有了更大比例的增长，在1978年时达到了2,826万人;这个增长势头又保持了五年，到1983年达到了3,235万人。

在文革中后期和稍后，两项加起来共有五千万农民转变为工人!很多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那时的农村高速工业化都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并曾对其前途充满信心。笔者还曾参观过大批显示对办企业，将在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讨论。

社队企业的方向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一般利用当地资源兴办粮食和农产品加工，兴办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小水泥厂，承接大工业的辅助加工订单等，效益都很好。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下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将社队企业发展成农村地区工业化增长点的设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但改开以来社队企业也都私有化了：先是解散人民公社，后来又将社队企业改为私人承包，再以后鼓励私有化、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产权私有化。到了1984年3月，中央文件已经将私有化的社队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了。这乡镇企业实际上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变成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

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来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变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增长点”的宏伟设想，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已经形成一条农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但是这条光明大道，在主席和总理逝世八年之后，就被修正主义者们切断了!

这一中断，一方面堵住了农村工业化之路，那些因农业生产发展而不断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就只能背井离乡、去城市里当“二等公民”——农民工，这是只在改开中国才有的庞大而特殊的阶级。另一方面，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被私有化为“乡镇企业”，也在腐蚀和侵吞国营企业方面，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见第六章)。

4. 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经济建设在理论上、制度建设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1) 鞍钢宪法和民主管理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就强调要让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参加工业技术革命。1959年，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请注意周总理的这句话的结构，“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可以简化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这是与改开以来所宣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相径庭的!

半年后，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16]”为特点的《鞍钢宪法》，纠正了苏联“马钢宪法”、“一长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鞍钢宪法》开始还主要在国家骨干企业试行、积累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在国营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中，甚至在某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大面积地开花结果了。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努力去掉骄、娇二气，在生产过程中向工人学习实际的生产知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的改革，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使得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2) 自力更生工业学大庆

中国历史上不但石油产量低得可怜，而且还被西方专家认定为储量贫油的国家。

黄汲清院士根据他长年研究大地构造所提出的陆相生油论，于1954年提出了将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个地区作为藏油的普查重点。他的建议获得了谢家荣、李四光等地质学家的支持。黄、谢提出的普查计划，于1955年3月获得批准。

从1955年到1957年，黄汲清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以后，中国石油勘探队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等大型油田，这就完全证明了黄汲清的理论、计划和蓝图。其中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石油勘探队在陆相沉积的松辽盆地第三号探井喷油时所发现的，因正值新中国10周年国庆而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建设是全国各石油工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师，于1960年3月集中到大庆以“会战”形式开始的。其中铁人王进喜等大批职工，主要来自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开发，在旧中国10年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那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玉门油田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大幅增长，单单1959年这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旧中国10年累计产量的三倍(这一史实也是大跃进成果的铁证)。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带着大跃进的精神从玉门油田等地汇集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庆油田。他们根据油田党委的指示，以毛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为指导，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终于将大庆建成了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在产油多年之后，大庆油田出现了油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量上升的被动局面。王进喜于1970年3月11日到北京向石油部汇报，石油部再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3月18日的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见了铁人王进喜。在周总理批示之后，大庆油田的广大职工再鼓革命热情，以科学的态度寻找解决方案，迅速地解决了难题、恢复了原油的生产水平，并在此后保持了5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多年没有下降。同时，以大庆为首的全国各油田每年的原油总产量，也在1978年达到了一亿顿的水平，使新中国跨进了石油大国的行列。

《人民日报》早在1964年1月25日就以头版头条通栏刊出了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4月20日，再以《大庆精神大庆人》为题刊发了有关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报道，向全世界公布了大庆油田，报道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英雄壮举，宣布了中国人民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在全国掀起了多年持久不衰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中国工人阶级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和各个工业领域中创立出了一大批学大庆的优秀模范企业。

3) 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什么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值”，更不仅是改开以来的工业GDP，而是工业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A.什么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指包括资源采集、金属冶炼、装备制造、机械生产、轻工、纺织、电子设备、信息系统、民用消费等等工业部门所构成的可以自我循环发展的工业体系，其中不但各工业部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供需关系，而且在每个工业部门的内部，那数量庞大的工业企业之间也要构成极为复杂的供需关系：

à 例如前文提到“工业学大庆”中的大庆油田，就是“资源采集”部门中石油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没有石油工业部门，国家的现代工业就转不动。

à 再例如前文提到《鞍钢宪法》中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金属冶炼”部门中黑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制造现代工业机器用量最多的材料，即这个部门和行业所生产的各类、各型钢铁材料。

à “装备制造”必须能造出其它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全套机器，因此很重要、又称“工业母机”部门，其中又按应用这些机器的工业而分为很多行业，如矿山机械行业、冶金机械行业、化工机械行业、建筑机械行业、轻工机械行业、陶瓷机械行业、纺织机械行业、食品机械行业、农业机械行业、机床行业等等。

在197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今天，也许只有美国是唯一这样的超级大国了：因为这种体系实在是太难建设了，而且在它建成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之内，国家和私人部门都必须持续地长期投入而又得不到任何回报。

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后中断了援助，要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建成一个完整的、或者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保障中国独立于世的国际地位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而且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在新中国前三十二年真的就建成了这样的工业体系，使得原本极其落后的中国，排在了美、苏之后的第三位。

B.什么是均衡的工业体系呢？

本文主要强调工业地域布局的均衡性：一方面要能充分调动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各类地质、水文和矿产资源条件，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要以均衡的地域布局来保护国家的现代工业和集中的人口，提防敌对国家对我新中国实施突然袭击——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五口通商以来，有了帝国主义资本工商业;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有了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自1870年代开放民间投资起，有了民办工商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中国的工业不但在一百多年间发展得极为缓慢，而且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大、中城市以及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显然，这种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布局，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备战备荒。

新中国自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尚有苏联友好援助的时代，就注意了现代工业建设的合理布局。在出现了美帝、苏修联合夹击新中国的局面之后，中央自1964年起就全面部署了大三线、小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中西南三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湘西、和鄂西各省和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豫西和晋西等省和地区，小三线则包括某些省份如河北、广西的腹地，共涉及十三个省份。

全国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了艰苦的三线建设，若自1958年前期建设算起，三线建设前后共延续了二十年，建成了四十五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不但在当时有效地阻吓了美、苏两国任何以武力相威胁的企图，而且也为中国的中、西部更长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C.基本完整均衡工业体系的建成

到了1976年，我国已经独立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地改善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分布，使中国工业布局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地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迹。若以工业门类齐全和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国。

为了工业体系的完整和均衡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却创造不了多少GDP——因为GDP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用来衡量所创“价值”的指标，是对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经济环境的一种量化表述。但“完整工业体系”和“大小三线建设”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而不是资本获利;其成就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衡量，或者只能用满足人民和人民国家需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

能在前三十二年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就能令新中国长期独立于世，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但改开以来的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根本不懂这条道理，却敢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们难道要毛泽东按照“资本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目标来建设新中国吗，按照GDP来建设吗(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GDP这种统计指标)?那是“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将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国家的道路，而不是新中国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开篇第六章将要讨论，改开以来的GDP挂帅就在一定程度上走了附庸国家之路。

5.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全民熟知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其它主要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重大成果，绝大部分都出自毛泽东时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果，也都利用了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例如我国2013年1月27日再度成功地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意义十分重大[17]。这就是以“640工程”反导弹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为什么称作“640”?因为我国反导弹研究源起于毛主席和钱学森在1964年2月份(那时尚未进行首次核试验)的谈话。毛主席当时把导弹比作矛、把反导弹比作盾，说道：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被称作“640指示”，“640”也就成为早期反导研究的代号。

除上述毛泽东时代所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系列成果之外;

而且还要除去在毛泽东时代做出重大贡献、但已去世的著名科学家之外;

中国自2000年起，由现在的科学家们评选，每年向一至两名有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二十名科学家获得该最高奖。

但目前的所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泽东时代的成果[18]——相比之下，在1976年、尤其是79年之后，居然连一项最高科技奖成果都没有!这就证明，现在的科学家评委们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开以来的科技成就实在拿不出手!

改开以来的生活条件、科学实验设备以及信息开放条件都要好得多，怎么会出这样的怪事?原因就是现在的科技人员，从其接受中等、高等、甚至初等教育开始，就不曾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科研中也都不懂得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那还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呢?谓予不信，就请查阅钱学森、邓稼先是如何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摸爬滚打的!

6. 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六二六医疗下乡(自《百度名片·六二六指示》节选、改写)

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了“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大批医务工作者根据六·二六指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纷纷下乡，一面为群众看病，一面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有了150多万赤脚医生，39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还有70%以上的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了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在1968年底，毛主席批转了湖北省的一个合作医疗经验的报告，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促成了1969年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的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制度，包括专业医生巡回医疗和赤脚医生长驻农村，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医疗需求。中国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推广。

2)人均寿命大跃进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时的35岁猛增至1976年的65岁，并持续增长至1979年的接近70岁，三十年翻番、令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相比之下：

a. 在1949年时，印度人均寿命本来比中国还高出几岁。但是到了1978年，印度就被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b. 印度人均寿命达到68岁左右，比中国达到该水平的1978年晚了三十年!

c. 中国人均寿命高速增长的历史，几乎全部集中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

改开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说得一无是处。只要看看上面这几行数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强烈对照，就知道那都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谣言。他们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3)改开再抛弃农民

自改开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遭到破坏，各地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纷纷解体：

1) 农民再次陷入“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国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疾病而致贫的。

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医疗卫生1990年代以来处于缓慢、停滞、下滑状态。例如1998年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经费587.2亿元，农村只得到92.5亿元，不及16%：这比毛主席1965年6·26指示所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还要严重。

3) 横向比较，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将中国卫生部的总体政绩排在了倒数第4位。这与中国因合作医疗普及率在1976年达到90%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情景，形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对照：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在2002年国务院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但是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温家宝直至自己下台，也不曾有一天“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这再次证明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本开篇第四章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制度建设论题的更深入讨论，将纳入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其它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深入讨论，将分别纳入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钢宪法赞》、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和第十四篇章《科技创新无贵贱》。

第五章.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最后是甚者还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更早的义和团爱国运动以及太平天国反清反帝农民起义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将分别就与每一篇章内容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作为样例，本章第1节先对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即所谓“大跃进、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的谣言，給予认真的分析、批驳和揭露。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2.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3.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4.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1. 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刊载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摘录如下：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孙经先教授举出三方面、十多个例子，这里只选几个最容易懂的：

《墓碑》说《常熟市志》、《溧水县志》、《高邮县志》、《江口县志》、《临夏市志》分别记载了这些市、县在1950、1960两年各自合计饿死多少万人。但经核对，这些县志、市志上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中最可笑的是《墓碑》说贵州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但据《江口县志》记载，三年的死亡总数只有5105人，只是人口总数的4.6%;又说甘肃临夏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但《临夏市志》的死亡记录只有1230人，差了32倍。

总之“饿死3600万人”太不可思议了!笔者经历过“震亡”30万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对全国很多地区的影响长达一年多。3600万就是120个30万，如果全国发生了120个唐山大地震，那将会是什么情景?杨继绳当时所在的天津就是受影响地区，而且天津本地就有大量震亡人口。尤其是，杨继绳还在《墓碑》序言中写他七十岁的老父亲如何奄奄一息饿死，但在杨继绳所说他父亲死的年月，大饥荒还没有发生[19]!

1) 谣言违背人民的生活经验

其实，新中国凡具备规模的官方的和民间的事件，在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环境中根本就无法保密!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几千万红卫兵以及其他身份的民众在全国大串联(光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就有一千一百万)，哪里还可能将“全国饿死3600万人”事件隐瞒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曾经对集中饿死人的事件严加追究。吴芝圃等人在红卫兵追究下所做的检讨，包括他交待的他与刘少奇、刘子厚等人的谈话，现在都还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查阅。“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种事如果存在，早在文革中就被广大民众发现了。绝不可能在那时谁也没发现，非等八十年代改开才被“突然发现”!

最后是，这个谣言是在全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是在全面抹杀毛主席大力反“五风”的历史功绩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铺垫，也就不会出现“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样的谣言了——因为造谣者的目的就是攻击坚持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如果人民群众早就知道毛主席大饥荒之前就纠正“五风”，后来的饿死人事件另有人该负责，那么这些造谣者也就不会编造和使用这个谣言了!

2)谣言基于一条根本性错误

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公布了我国1949年至1982年期间的“户籍登记人数”(即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上的人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户籍登记数有大幅度异常减少情况，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人。

A.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等人口学者在利用这些数据时，误将“户籍登记人数”当做了人口统计数字，估算出我国在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其中“超线性”是个学术词汇，不一定是真实死亡、更不一定是“饿死”。但这样的结论，还是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B. 我国1985年下达了国家人口研究课题。承担此课题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估算”出我国该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因此不但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还担任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估算尽管比科尔少了1000来万，但他却随意地大胆地将“超线性”升级为“非正常死亡”——其实是毫无根据地又进了一步。

C. 某些权威部门认可蒋正华的研究结果，党史学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将1960年的“户籍减少”说成“人口减少1000万”、“大量非正常死亡”。

D. 一群记者和作家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也跟风发表“研究”，将此数据不断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这些记者和作家比蒋正华的胆子更大，除了信口扩大数据，还干脆将“非正常死亡”直接说成“饿死”了。

E. 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直接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户籍登记数据”硬说成人口的“正式统计”，得出结论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连权威出版物也与造谣者为伍了!

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以及借机发挥的恶意夸张，与在那一时代生活过的亿万人民的普遍经验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在全国学术界和民间引发了大规模的强烈质疑。

此外，在《1982统计年鉴》数据中，1959年出生人数为1650万，1960年出生人数为1391万，比1959年少了260万!但民间普遍地注意到下述无法解释的矛盾：

à 《1982统计年鉴》中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即使40年来一个都没有死亡，到2000年顶多还是1391万人。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凭空增加到了1468.5万人，这样的普查不是活见鬼了吗?

à 而且《1982统计年鉴》说1960年出生的人口比1959年的少了260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人口实际上比1959年的多出了162万!

从这样两个荒谬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有问题，就是上述那些“人口学家们”误用了《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发表这类研究时，孙教授还使用笔名“孙景泽”)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和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并无错误，但《年鉴》里的数据是“户籍登记数据”而非“实际人口统计数据”。这些“人口学家”们所犯的共同错误，就是错将《年鉴》数据当做“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并且完全不顾当时中国户籍登记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武断地得出了错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结论。

3)孙经先教授对谣言的批驳[20]

孙经先教授首先根据中国在1958年建立户籍制度的真实历史，以及1954至1979年间的执行情况，给出了“户籍登记重报·漏报模型”，而且还用《1982统计年鉴》验证了这个模型。孙教授再利用这个模型和严格的数学推导，交叉验证和解释了《年鉴》的主要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了科尔和蒋正华等人研究工作中大量的和根本性错误。他对科尔、蒋正华研究工作的批判，已经构成对此首恶谣言最有力的批驳。

孙经先教授的推算比较复杂，读懂的人不太多。笔者系60年代数学科班出身，希望在此给出两页半的直观解释，向读者说明孙教授的研究结果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A.户籍“重报”和“漏报”实情：孙经先教授从大多数人的经验出发，加上自己的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到：我国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建立、在其后各年逐步完善的;但在1954至1979年间有大量的“户籍重报(虚增)”和“户籍漏报”现象。在初期，很多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时并未从乡村原籍“迁出”户籍，却因在城镇找到工作又“新建”户籍而造成“户籍重报”;在1960至1964年间，很多人被动员离开城镇回乡，但从城镇“迁出”户籍后，很多年都没有在乡村“迁入”户籍而造成“户籍漏报”，即那时人们常说的“口袋户口”;“户籍重报”大多在1960年至1964年“被注销”;“户籍漏报”又大多在1965年至1979年“被迁入”了。

“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决定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登记人数”，在相当多年份中远离了中国相应年份实际人口总数。

B.必须使用《年鉴》的四类数据：上述“重报”和“漏报”主要发生在乡村进入城镇以及从城镇返乡的人群中，因此要从“户籍登记人数”来估算“实际人口总数”，就必须充分地并合理地利用到国家统计局《年鉴》中的以下四类数据：

a. 每年年末的“登记在册人口总数”、亦即“户籍登记人数”;

b. 每年的“登记在册出生人数”，以及“登记在册死亡人数”;

c. 每年的“城镇户籍迁出人数”和“城镇户籍迁入人数”;

d. 每年的“乡村户籍迁出人数”和“乡村户籍迁入人数”。

但科尔和高正华因对“新建”户籍、“被注销”、“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等等全然无知，因而也就根本不曾使用c和d!

注一：前面所说的“大规模异常”，实际就是上述a(户籍数)和b(生、死登记)这两类数据之间所表现的“户籍登记表面矛盾”。科尔和高正华硬说这个矛盾应该用“隐瞒非正常死亡”来解释，杨继绳等人则硬说是“隐瞒饿死人”了。但是，孙经先教授特别给出了十分简单的证明(略)：

这是“户籍登记表面矛盾”而非“人口统计上的矛盾”，因而既与是否“隐瞒了死亡人数”毫无关系、也不可能用“隐瞒了死亡数”来解释，而只能用户籍“重报数”和“漏报数”来解释!

——孙经先教授的这一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杨继绳等人在尚未搞明白这些数据的性质之前就来编造“饿死3600万”的谣言，却从来不曾把谣言“编圆”!

注二：若要估算实际人口，就必须估算各种“重报数”和“漏报数”，这就必须使用《年鉴》中的c和d类数据;而且c和d类数据，恰恰能帮助估算出中国在那一个时期的实际人口及其真实变化——这正是孙经先教授所出色完成的部分。

C.科尔、蒋正华、杨继绳的根本错误：这些真假“人口学家们”全部都犯有根本性的、也是最为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1958年前后的“户籍重报”和“户籍漏报”全然无知，因此谁都不曾使用过上述B.c和B.d两类数据。

D.这些人此外还是其它几项重大错误：

à 科尔不加验证，就以1982年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妇女生育率，代替其它年度的生育率。孙教授证明，这样的代替在各年龄段造成20%至90%以上的误差。

à 孙教授曾专门著文指出蒋正华的重大学术错误，其中包括数学模型的根本性错误，以及多达三十处的推演错误：但是三年来，蒋正华一直不敢回答!

à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之后，居然从未公布其计算过程!而且在二十年后被人追问时，蒋正华本人居然回答说“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待“有机会再来整理”!

这种连计算结果都不曾整理的“研究结果”，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威，就敢于在二十六年前评审、颁发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E.孙经先教授严格推导所得重要结论：在使用了反映“户籍漏报”和“户籍重报”实情的数学模型后，孙教授认真使用B段所列四类数据、严格推导出如下结论：

1956年至1959年(从乡村到城镇)人口大迁移时产生的重报户籍人口数合计为1144万人，导致了该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这1144万重报户籍的人口，按照1958年颁布的《登记条例》被注销。

在精简工业企业和城镇人口的1960年至1964年间，反向(从城镇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时发生的漏报户籍人口总计1510万人。

1960年至1964年期间，因b和c两条因素使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注销1144万加上漏报1510万)——这才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证明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与死亡毫无关系。

其它来源的有关统计也表明：我国从1960年9月起启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当时统计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显然：在“市镇”里减少的这2600万人不可能是“饿死”的，而此数恰与上述估算的尚漏报和已注销户籍的总数2654万高度吻合!

在我国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后，工业战线和城镇又要补充大量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人中，大多数要求重返市镇。此时各级政府在1965年至1979年(尤其是70至79年)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1510万人口中的多数又返回城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入;其余的人也因种种原因而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或者说：1965年至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导致这期间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

孙教授特别列表计算了1954年至1979年间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所造成了户籍异常变动代数和。若以1954年为零，则到1979年几乎又碰零了——这一方面验证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统计数据，是高度可信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推导，是极为严肃的。

结论是：关于我国困难时期人口的论断，科尔、高正华、杨继绳、胡绳、党史第二卷通通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不是学术上的无知，就是有意造谣!

F.我国困难时期的人口发展也很健康：这是孙经先教授依据上述推算的结果，又合理地调整了各年度的死亡率(略)，再与其它公开数据比较所得的结论：

我国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高达25‰-35‰)。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1950年至1955期间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甚至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基本相当(俄罗斯2002年到2005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

这些估算也证明了国家民政部所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是可信的：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就是“饿死”)。

4)1960年户籍减少千万原因

孙经先教授还按照严格、合理的推算步骤，证明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数据中，1960年为何反而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只与户籍登记有关，而不涉死亡人数。这里我们仅仅列出孙教授主要的推算和证明步骤：

A. 首先是异常变动的695万源自“漏报”，与死亡无关;

B. 其次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证明1960年的出生人口显然有大量漏报;

C. 利用有关数据估算，1960年出生漏报户籍总数高达420万(略);

D. 再根据前述合理调整的死亡率，1960年死亡人口应减少约500万(略);

——因此按照最合理的估计，即使1960年的人口总数也是上升了600万的。(尤其是，这一点已经被2000年人口统计所证明!)

注：以上第3).F段、第4).C段和第4).D段中标明“(略)”的三处，都不是最要害的推算。哪位读者若有兴趣深究，请翻阅孙经先教授2011-10-19发表的文章《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或他在此前发表的更详尽的推算。

2. 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改开以来，没有任何机构追究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造谣者们。蒋介石的遗老遗少们因此受到鼓舞，也纷纷出来造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数量最大的谣言，就是什么“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什么因为共产党“保存实力”、国民党因此才失去了大陆，等等。但是，所有这类谣言都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如果“国军”也曾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英勇(甚至更英勇)地抗日，那么它的战斗力就应该比八路军、新四军所改编的解放军强呀!尤其是抗战结束时，解放军仅有百多万、装备也很落后，“国军”装备精良、430万之众，在美国人出钱、出枪支持下又扩充至800万。为什么兵员和装备对比这样悬殊，解放军居然只用三年半就全歼了800万国军呢?铁的史实证明，“国军”的战斗力实在无法与解放军相比，其绝大部分部队，都没有经受过、或者没能经受住抗日的锻炼和考验。

但这样经不住史实验证的谎言还被编导成了大量不伦不类的“国军抗日电视剧”。

至于说蒋介石本人如何抗日，那就更站不住脚了：读者应该记得去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九一八反日大游行，并无官方出面组织，参加者又都以80后90后青年人为主，游行队伍清一色举着毛泽东照片!为什么没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兵和广大抗日民众。至于蒋介石的“国军”，哪些是英勇抗日的，又有哪些逃离了战场，史实俱在、哪容编造。

1)九一八事变对日不抵抗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件之前就与东北军频繁摩擦，但是蒋介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已为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所证明。正是据此精神，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之前下令东北军刀枪入库的。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东北军冷静、等待国联调解，张学良忍让、退却，20万军不做抵抗就让出了东三省，自己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某些大陆学者抓住张学良晚年“护主”孤言，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的错、而非蒋介石之令。但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从未下令“抵抗”，却去全力争取“国联”来“主持公正”、“以公理战胜强权”，证明蒋氏仍然是“不抵抗”呀!

在这样的史实面前，另一些大陆学者干脆改口说“不抵抗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太强大了，抵抗也要失败。他们这样为蒋介石开脱，是大错特错的：正是因为蒋、张不抵抗而放弃东三省，日军就毫不费力地占据了中国重工业基地和重要粮食产地、获得大量军事物资，反过来大大削弱中国实力，才造成以后抗日战争的巨大困难!

就连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王仲孚主编、下册第110页)都这样写道：

“事变爆发时，蒋中正考量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令了不抵抗原则的指令，于是东北迅速沦陷。”

连台湾教育界都在讲实话，这些大陆学者何苦要费尽心机地美化老蒋呢?

张学良后来还是命令马占山将军接替黑龙江省代主席，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杀伤了大批日军和投敌伪军，一直坚持到1932年初，只是因为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其它方面的支援，才不得不撤离齐齐哈尔的。蒋介石也曾嘉奖马占山，但就是不给他拨发抗日所需武器和粮草，致使东北此后再无国军抗日武装。马占山作为第一位奋起抗日的中国将领，还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大会欢迎。他后来不愿打内战，与蒋介石渐行渐远，在平津战役中又帮傅作义出主意和平交出北平，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21]。

自马占山退出东北之后至抗日胜利近14年间，国军竟无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日!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还几乎退出华北地区。中国北方只在西北地区还有胡宗南的大军，但那支部队从不开拔抗日前线，而是在伺机给共产党和陕北抗日根据制造麻烦。

2)蒋氏破坏察哈尔省抗战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后力主抗日。在日军侵略矛头指向察哈尔省之际，冯玉祥在大约300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下，联络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呼吁非蒋系军政人物“速图抵抗”、“群策群力”、“互相提携”。在日军进占察哈尔省多伦等地后，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6、7月击败日军、歼敌1000余，解放多伦并将日军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此时，蒋介石竟然下令何应钦组织16个师，勾结日伪军合击抗日同盟军，并下行政命令断绝粮草，最后迫使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

方振武将军是辛亥革命时的讨袁将领，1929年曾因反蒋入狱。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收复察哈尔省失地。在冯玉祥被迫离开抗日盟军后，方振武于1933年8月16日出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与总指挥吉鸿昌共同“讨贼”，但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被迫放弃，于10月16日脱离军队、流亡欧洲。1935年，方振武在法国著文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1936年又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国人公认》刊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将军于年底回国参加抗日，却在广州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吉鸿昌将军是在蒋介石逼迫其围剿红军时，反而在暗地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担任军长兼北路总指挥，激战五天五夜攻破多伦城。在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之后，吉鸿昌与方振武合力“讨贼”，但因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放弃。此后，吉鸿昌争取一切抗日机会，并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吉鸿昌在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受伤，并在11月12日被蒋介石杀害。临刑前，吉鸿昌将军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著名的悲壮诗篇：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力主抗日将领往往投共

除了前面简述的马占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的抗日事迹之外，还能举得出其他国军抗日将领，但他们都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而先后投奔了共产党：

老同盟会会员、讨袁儒将续范亭，大革命期间曾受聘于冯玉祥。后一度归隐，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出山练兵，反对妥协、呼吁抗日，却遭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拒纳。续范亭将军于1935年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书写《哭陵》诗，并在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轰动全国。续范亭经抢救脱险后，阅读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决心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后，续范亭任总指挥。西安事变后，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续范亭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以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百团大战后，续范亭因连续转战而病倒，于1941年春到延安养病，期间又大量攻读马列。续范亭于1947年9月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写遗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申请入党，次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毛主席为他写下了挽联：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于1933年受张学良命，拟进军热河省、赶走日本侵略军，但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而作罢。西安事变时，吕正操在张学良左右，并于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吕正操带领所率东北军部队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担任著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人，与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包括著名的反日军五一大扫荡，直至抗日胜利。解放后，吕正操成为解放军开国上将、铁道兵司令以及国家铁道部部长。

国军上将卫立煌在抗战初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并曾给朱德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发电高度赞扬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在八年抗战中，卫立煌将军指挥大部队与日军激战无数，尤其是1944年5月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战败的转折点。

但因辽沈战役失败，卫立煌成蒋氏替罪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后来寓居香港，蒋氏曾遣人拉他“归队”，但他下定决心于1955年回到新中国，站到了当年山西抗战的八路军一边。

4)蒋氏迟迟不敢对日宣战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早在1932年就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对日宣战了，中共后又在1935年长征时发表了抗日救国《八一宣言》;红军在长征后借道山西、东征抗日，却被阎锡山晋绥军和蒋介石中央军挡住了去路。

相反：蒋介石不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不对日抗战、放弃了东北全境，而且还容忍日军蚕食我华北地区，已如前述。即使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直至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内，中日之间已有十多次大型会战和大量游击战争，蒋介石仍然在与日本边打边谈，居然从来不敢向日本侵略军宣战!

只是到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1941.12.8)已经对日宣战之后，到了九一八事变已有十年零三个月之后，蒋介石政府才第一次对日宣战!

而且，这份宣战书竟然这样指责：“你日本不但昔日侵华、而且还今日侵美”!

5)国军靠武器打败仗、共产党靠人民打胜仗

根据记载，蒋介石的国军在1937年至1941年从苏联获得了数量极为庞大、价格极为低廉的军事武器援助，在1942年至1945年又获得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武器援助。但国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几乎不曾收复过什么失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民众，既得不到苏联的、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军事援助，只能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拼杀，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坚持抗战、逐步扩大战果。但在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与精神的鼓舞之下：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队伍和人民大众，在敌后建立了一亿多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从开始的两、三万抗日武装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抗日大军!

6)全世界胜利大反攻、唯独蒋军豫桂湘溃败

自从希特勒闪击苏联、日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中苏美英等国发起组成了26国反法西斯集团，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反击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各国坚持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与敌国单独议和。

美军于1942年6月赢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战场形式发生转折。

苏军在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成为苏德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英军于1942年10月在阿拉曼一带向德、意军队发起反攻，于次年打败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意大利也在1943年7月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将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但就在反法西斯阵营捷报频传之际，蒋介石的国军却打出了个豫桂湘大溃败：

1944年4月，日本出动51万军队向130万国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日军15万对国军35万至40万，结果是日军攻陷郑州、洛阳，国军丢失河南省。第二阶段日军攻陷长沙、衡阳，国军丢失湖南省。第三阶段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国军再失广西，日军于1944年年底彻底打通了华北至华南、印支的通道。

国军装备这时已与日军旗鼓相当，而且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盟各国的军队，均已进入节节胜利的反攻阶段。但日军在8个月中、以7万伤亡打得国军损兵折将70万，中国再丢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飞机场。只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成风的国军，才会有豫湘桂这般大溃败!

7)国民党军投日变伪军、创下二战各国记录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整建制地投降日本，组建并继而扩充为200多万伪军，其总数一度曾超过侵华日军——这是二战各反法西斯国家中仅有的怪相!

当然，很多国军将士是真心抗日、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贡献绝不可磨灭，我们作为后人必须敬仰和纪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大量白纸黑字史实所证明，这样多国军将士奋起抗日，往往不是蒋介石的功劳、而是要突破蒋介石的各种阻挠!

3. 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改开以来，类似上两节所举例的“饿死三千万”谣言以及“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政治谣言，数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政治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下述已被戳穿的几条最早的政治谣言了：

1)“约法三章”流言

该流言是自文革后期的1975年开始流传的，那时江青还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文革小组副组长。流言说，党中央在1938年就对江青与毛主席的婚姻有过约法三章，包括江青不得从政、不得担任要职等等——现已证明，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中伤性谣言，但这样容易澄清的谣言，又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而将其掩盖了三十多年呢?

2)“红都女皇”谣言

该谣言说江青在1975年与美国女学者维克多谈话时自吹自擂、并泄露了党和国家的大量重要机密。香港于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红都女皇》，使人联想是维克多将这些机密进一步泄露在公开出版物中。这事甚至使毛主席和朱老总在1975年都对江青极为恼火。但是，维克多后来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证明，江青根本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且《红都女皇》一书既非维克多所著、也未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任何信息。显然，香港的这本书纯属有人策划、故意为之，属政治性谣言。

3)“总理遗嘱”谣言

在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去世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给人造成周总理与毛主席、江青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假象。这在当时就已经被查证为政治谣言，造谣者和有些相关人员均被公安羁押。这条谣言，与前述两条共同构成了酝酿1976年四·五事件的社会气氛。但在给四·五事件平反之后，该谣言的编造者以及那些相关的人员竟然被全部释放、不予追究了。

4. 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谣言的数量和种类自改开以来大幅度上升，但仔细分析就能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1)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们编造谣言，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污蔑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斗争，目的都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些人还不满足，进而给义和团反帝斗争、甚至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人民斗争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和吹捧蒋介石、汪精卫以及一切反动派，妄图制造舆论颠覆新中国的建国之本。本开篇部分就不再列举和分析这类谣言，而是将它们留在第三至第十五各篇章分别反驳和批判。

2)或为死无对证、或为有意掩盖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所编造的谣言，除去“饿死3000万”这样复杂的之外，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谣言是在关键当事人均已去世之后才开始流传，即使曾有白纸黑字史实记录和政治结论，但因死无对证，造谣者就敢于随心所欲了。另一类谣言所涉史实本来是有据可查的，但相关文字因某种原因(例如本开篇第四章2.3)C段引用李捷所说的，为了维护某些领导人的信誉)而未予发表，因此也增加了反驳的难度。

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以为采用这两种策略编造谣言，就可以瞒天过海了。

3)用历史唯心主义揣摩历史人物

恩格斯曾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列宁在1894年批判民粹主义时也曾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

总之，政治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但是，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所编造的谣言，往往都塞进自己大量的无端揣测和有意扭曲，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些谣言，尽管在那些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人群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只要认真分析，那些被唯心主义揣测所扭曲的环节，都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为了鉴别一条流言，我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从几个角度搜索并积累大量正面的以及反面的信息，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武器，对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做一番科学的筛选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些谣言往往都是不难识破的。

如本第五章开头所述，本文集将在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分别就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在那些篇章中，笔者还将向读者演示如何进行网络调研、如何分析信息和鉴别真伪。

第六章.GDP大跃进是什么主义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如果单纯拿权威部门统计的GDP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了，不但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而且据说很快就将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了。但是，这种GDP大跃进靠得住吗?为什么GDP跃进幅度这样大，社会问题反而更多了呢?

本章分为如下7节：

1.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2.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4.“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5.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6.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7.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1. 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中国官员曾经普遍靠GDP升迁，所以很难用GDP衡量改开的什么真实成就。正如本章第7.3)B大段将要引用的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谈话，GDP也有质量上的巨大差别：

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多少，而是看GDP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是大炮、轮船。

除去巨大的质量差别，GDP还因其统计上的各种水分，而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1) 首先GDP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指标

GDP又称“国内生产总值”，但要注意所谓“国内生产总值”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

à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价值”来计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用来评价“资本(或资本家)”获取“利润(即盘剥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宏观环境的数据。因此，GDP并未反映工农业是否满足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反映这些需求的是“使用价值”，而非GDP的“价值”。

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剥削，因而也就不使用与资本盘剥劳动者相关的GDP。所使用的“工农业生产(还包括交通运输、国防建设)”是按照“使用价值”来计算的，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这些“需求”本来就以“使用价值”表现在统计数据之中。

让我们举些例子来做比较：GDP计入住房销售总额、医药营业总额、教育带动的各类营业总额以及其它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营业收入额。具体举例，十年来房价上涨了五倍至十倍，GDP中相应住房这部分的统计值也就跟着“虚高”上去五倍至十倍。但在毛泽东时代，哪里有依靠涨价把“工农业生产”提升五倍至十倍的神话!

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已经高得超过了美国，也就使相应的GPD“虚高”到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但你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经济比美国还要发达吗?

说到底：GDP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指标，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给资本家集团，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从劳动者人民的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指标。“工农业生产”或者其它本质类似的社会主义经济指标，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中提供给劳动人民和人民的国家机构，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科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需求的指标。

2) 其次，中国境内的外企“生产总值”一律计入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即使是外资企业的生产值也一律计入中国的GDP。例如中国GDP中出口的部分，往往超过50%(以前曾高达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但统计GDP时，这50%也与中国民族企业那50%同样地计入中国出口部分的GDP——就是说，出口额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外企老板攫取剩余价值的，但也都统计在中国的GDP中。

我国各地招揽了大批外资企业，这就相当于将相应的未来赢利空间让给了外国人，而不给我国的民族产业保留发展的机会——这不是在搞“经济卖国”吗?那么，为什么各地官员还是那样热心地“招商引资”呢?原因是，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评估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其升迁的。于是，即使是引来的外企所创造的GDP，也给官员带来了同样的升迁机会，谁还管它是否“卖国”呢?

3) 再次，GDP从不扣除发展经济带来的任何破坏

本章将在相应节或小节介绍，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例如运十大飞机的研制体系)，完成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例如86000座水库、包括最著名的红旗渠)。如所周知：改开之后，那些工业系统和农田水利系统，因各种原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根本性的破坏。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损坏、或者根本性的破坏，并不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GDP有丝毫的扣除。相反，如果采取某种措施来挽救这类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4) 瞄准低端出口破坏了中国资源环境和金融平衡

进入WTO之后，中国自觉地或被迫地定位于低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尽管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带来国内各地GDP的大幅攀升，但就是这些低端产业，又造成了触目惊心国内环境污染(如雾霾)，以及超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损耗，等于在吃子孙饭。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损失，从来都不会折算成经济性损失而从GDP中扣除——因为GDP永远都是只加不减的。相反，如果采取了某种措施来挽救环境的或者资源的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任何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更加严重的是：改开以来所发展的瞄准低端出口的中、外资企业，虽然也为国家赚取和积累了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却与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即现在所称的“内需市场”)完全无关。其中大批外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以及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并购的外国资本，还有投机型的外资热钱，都必须换为人民币在中国流通。专家估计，中国央行所发行的大约25万亿人民币(M1)中，约有70%是用于兑现这几种类型的外资的，其余能够用于国家、人民和民族企业流通所需的，反而只占央行所发行人民币的一少部分。这一极不健康的比例，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极易被国际资本所撼动和掠夺——最近出现的“钱荒”与“通胀”并发的矛盾现象，就是这种危险的迹象。

即使扣除了上述种种的虚假因素，中国的“GDP大跃进”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想正确地做出评价，就必须遵从李大钊在九十四年前所说的原则，即首先要考察指导经济发展的“主义”、考察社会上多数人在GDP大跃进中的受益状况，因为经济发展：

“……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那么，改开以来人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那些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的官样文章。我们将在以下第2、3、4节分别考察那些产生了重大社会效果的指导思想，看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 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后，很多学者或者借回忆李慎之的机会、或者借引用他人回忆的机会，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说，国家领导人早在1979年1月就说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并以此来论证要走欧美之路、甚至要搞“中美国”。就连《百度名片》李慎之词条也这样记载：“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其中的“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那句，自该词条于2006年6月20日创立至2013年9月18日的29版，版版都有这句话、至今未见修订[22]。

需要指出，多家网站自今年7月以来登载文章《关于1979年邓小平解释对美开放理由的考证》(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5589.html)，署名黄卫东。黄文在认真地分析了有关学者的7、8篇引证之后，得出结论说领导人这样讲的可能性太小，这样多学者都说谎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反而是李慎之说谎的可能性最大[23]。

无论当初是否有领导人讲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这类思想总归在改开之初就干扰了正确方向，而且还被后来的领导人发展成了“中美国”概念，并且至今也未受到任何明确的批判。总之，以为“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确曾在官民中变成了“开放意识形态”。但是，“跟着美国走”真能富强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跟着美国走”都得到了什么。有一篇文章至迟在2012年7月1日上网，已经流传一年有余，其标题为“蒋介石及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该文列举了在1945年11月21日至1948年8月5日之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所签订的十六项不平等条约，并简单地介绍了美国根据各项不平等条约，分别从中国攫取到了什么权利、甚至主权。文章总结说：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毛主席不但总结过这些历史教训，而且还在1965年5月25日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进一步讲道，“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但是，那种以为“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的改开领导人们，早把毛主席的警告丢到脑后，“仰人鼻息”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正如前文所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美国2011年在全球攫取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霸权红利”;相反，中国却是全球“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超过3万6千亿美元!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全年劳动的60%，都被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攫取了;相反给中国留下的都是劳动者疾病、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等，足以证明：中国跟着美国走，是不可能富强的!

改开以来的所谓“经济成就”，恰恰掉进了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设下的圈套。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改开设下了什么圈套?本文集将在第三分册第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给出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案例，并证明毛主席1965年的断言英明无比。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的记录。他以后还在80、90年代多次提及这个概念，其中解释得最清楚的是1992年南巡的那一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话不错。但是，绝不能因“也有市场”就说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英文“Market System”的无歧义翻译，是指按照“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建构和运行的经济体系。相反，社会主义的“市场”只允许按照“社会主义的条件”交换商品，而“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允许的许多交易行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都是必须受到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界就是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产阶级则断定那是自相矛盾的词汇，只有中国官方才这样使用。请看《维基百科》对这两个词条的解释：

“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来描述其经济制度的官方术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全面研究和批判的，恰恰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是同义词!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是不可能接受的。

1) 限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交易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1956年至1958年(包括纠正共产风等“五风”)期间，毛主席对此做了发展性的阐述，其要点也反映在陈云同志和周总理的同期讲话中，以及中央此后所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其中最具体和最容易鉴别的两个条件，就是下述两样东西不得自由交易：

a. 劳动力不得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或自由交换;

b. 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经济组织之间交换。

但是“市场经济(MarketSystem)”则没有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限制，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列主义学者在这一点上持相同看法，即这两大对立阵营的学者，均将没有“社会主义的条件”限制的“市场经济”认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者可以说，两大阵营的严肃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谁若讲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等于是在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但在1982年制定时，其第十五条明确写道“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1993年修宪时，这一句就径直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关键的“市场经济”一词，就借助其修饰词“社会主义”而进入了中国宪法。同样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改版中，“农业人民公社”被取消了，“国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也分别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所代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也从1994年开始组织起草《破产法》。虽然对于破产法出台时机多有争议，但其指导思想(如2004年所宣布)还是明确的：

“统一适用于各类企业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公司、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企业破产法既要适用于新的企业，也要适用于原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组织。”

指导思想第2条(即第1条实质性指导思想)

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至1958与1959年相交之际，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交易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即1)“劳动力”不得自由交易，2)“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之间等价交换。但上述《破产法》指导思想，显然已经将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全破除。那些仍然在硬说这样的《破产法》是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已经从经济基础上根本地抛弃了马列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实践：

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提倡、鼓励和培植劳动力市场，即提倡和鼓励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力，而劳动者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么，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大面积破产和变卖原工业国营企业(1993年修宪改称“国有企业”)和农业集体企业(1984年下文件改称“乡镇企业”)，并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资本市场机制，使得生产资料，包括企业的资产、企业股票以及企业“自身”，全部都可以作为“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甚至以掠夺公有资产的方式“交易”——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甚至是比欧美更坏的资本主义(欧美法律至少不准掠夺“国有”资产)，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与国际接轨等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资本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在建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行“自由贸易”之后，被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和批判的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全部复活了，中国就是这样走上“打左灯、向右拐”道路的。

2) “市场化”造成新三座大山

并无权威部门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科学的、严格的和经得起考验的定义。但广大人民还是从改开以来的社会实践效果看明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开以来，一些领导人听信资产阶级“专家”的“市场万能论”，自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专家”们还帮助领导们编造了很多词汇，如“医疗改革”、“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等：一切由钱说了算。但是，将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领域“交给市场”的社会效果是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改革令老百姓们不堪重负，造成了压在人民肩上的“新三座大山”。

A.医疗市场化

这在1992年启动医疗改革时就引起争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1993年5月会议上强调医疗的大众性和公平性[24]、明确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马上被反讥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医疗改革最后还是走向了“市场化”，公立医院借机乱涨价、医药产品借机虚抬定价、药品销售和治疗服务环节腐败重生，连医生都要根据开药方带来的药品销售额来分发奖金，有意混淆脑力劳动与腐败之风，结果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不堪重负，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B.教育产业化

2006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误导下，很多优质公办小学、初中和高中乱收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界也都以赢利为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引起了人民群众极为强烈的不满(见《百度名片》“教育产业化”词条)。但在九十年代提出“教育产业化”的那些领导人，不肯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肯帮助纠正这一口号的负面影响，而是抵赖说政府从未讲过这句话。其实，网上的证据是赖不掉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2011年05月14日在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资料·历年课题指南”拦下刊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课题指南》，其中“经济学·甲：经济理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两部分都包括有以下这样的课题指南：

“第7条.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及教育经济学研究”

网上还能查得到实为该《指南》所引导的大量研究论文，例如：

a.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中国教育产业发展中的金融问题研究》(吴顺达)

b. 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蒋海鸥)

c. 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杜白)

这些论文就是依《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开展的，该《指南》不但承认“教育产业化”、而且承认“教育已经产业化了”，指导学者直接去研究“教育产业”的各个方面。领导人如果面临这样的白纸黑字证据，还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指导思想有误，那又如何纠正错误呢?难怪“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仍在继续扩大!

C.住房市场化

政府提供地皮、银行提供贷款、与地产商结成铁三角，不断将房价推向新高、令万民怨声载道(见《城市房产·北京(http://bj.cityhouse.cn/market/)》)：

a. 北京四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12,760元，2013年3月涨到了35,302元，平均每年涨价29%。一年前每平米均价24,996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41%!

b. 北京海淀区一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32,467元，2013年4月涨到了49,872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58.2%!

这样高的住房价格已经超出了美国那些房价最昂贵的大地区平均值一、两倍，而且近年还在超常速上涨，这样的经济还能称得上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吗?

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化的后果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所谓“交给市场”就是“交给资本”，就是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广大人民群众。将这些统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是在搞“最坏的”资本主义。

4. “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本节要讨论的是，邓小平谈“先富带后富”、却造成了“贫富两极化”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意指责是邓小平有意的、或直接地造成了“贫富两极化”。

1) 邓小平多次反对两极分化

事实上，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几次谈话中都曾明确指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要采取各种手段或方案，来控制不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些表明他仍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谈话，主要搜集于《邓小平文选》第三集，让我们列举一些如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第208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364页《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第374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在晚年这样几次三番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避免两极分化”、而且也“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还是出现了不可否认的两极分化呢?是邓小平的权威不够吗?显然不是!是有什么阴谋集团用武力推行两极分化吗?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那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这“先富带后富”理论出了问题，因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因的，这将在下面第2)小节分析。但理论错误还是理论问题，造成贫富两极化的直接责不在邓小平，而在他身后的某些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那样的手段来纠正贫富两极化了。尤其是，他们已经长久不讲群众路线了，哪里还有力量推行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却被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所包围，被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左右了。

2) “先富带后富”理论错误

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于是，“先富带后富”不但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让大批“等待后富”的人们做了三十年的梦。大家醒来才知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就永远也富不起来了。为什么呢?马克思早在146年前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就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现在的改开只一个最新例证：

à 那些“先富者”们，肯定会在“市场经济”中将个人财富转化为资本;

à 那些“等待后富者”们，却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出卖自己的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