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炮兵志愿团译，藏器校
图片：比利时反资本主义左翼(法语)/争取反资本主义方案潮流(弗拉芒语)
原编按：本文最初发表于灼华文社，但漏译与错译处有不少，在此作校订后重新刊出。发出时个别地方有删节。
本文介绍了很多参与各类社会运动的策略性问题，在很多方面提供了一些探索性意见，可供参考。缺点是，在一些问题的表述上很模糊，比如革命组织或党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态度是“很难明确界定何时这样做是合适的”。又如在政府问题上，“运动可能面临如何继续独立进行群众动员的困难——尤其是面对一个享有民众支持并声称支持和有意实现运动的要求的政府时”，这样的态度其实为政治上支持一些改良主义政府开绿灯，而革命组织独立于这样的政府的态度是缺位的。
本文为第四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以107票赞成，12票反对，3票弃权，9人未投票通过。
一、为什么社会运动具有战略重要性
多年以来，第四国际发展了这样一种实践——并在不同程度上也发展了与之相关的理论——即多样性的社会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运动种类繁多：工会运动、社区运动、农民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LGBTI群体运动、原住民运动、少数民族运动、身障群体运动……这些社会运动通常具有多个维度：反对工作场所的剥削，捍卫生活空间和生命本身，以及反对压迫争取解放(尤其是对妇女、LGBTI群体、原住民、少数族裔和身障群体的压迫)。我们社会主义者要求，支持这些多样性斗争的多元维度，增强它们，并力求将不同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实现与统治阶级的全球性的对抗——这些统治阶级的存在本身依赖上述的剥削、压迫以及对生活空间和生命本身的破坏。
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那些在以不同方式挑战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压迫制度的群众的自我组织。在工作场所，也在其他集体背景下的自我组织过程当中(教育机构、社区、农村等地，或基于共同的受压迫经历)，在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雇主和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发展抗争性的阶级意识、政治化，以及发展为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和走向不同于当下的社会愿景而制定纲领的前提。
虽然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旨在发展阶级斗争纲领，将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不同利益需求综合起来，这些需求与纲领的表述却必须源于他们的现实生活——源于那些最直接相关的人，(为此也包含他们各种方面的要求)。
反资本主义政党的目标是制定一项阶级斗争纲领，将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最佳利益诉求综合起来，而这些诉求的发展和制定最好由最直接的参与者来完成。
我们最初是在与妇女运动相关的工作中发展了这种见解。这首先体现为历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阐明争取妇女解放和我们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的文件，特别是在诸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1979年)，尤其是第二章“第四国际与妇女解放斗争：我们的前景”[1];《拉丁美洲：群众运动和女性主义流派的动态》(1991年)(特别是第三章“我们的方向”)[2];以及《西欧：改变妇女解放斗争的形式》(1991年)等文件当中。
在第一个文件中，我们阐述了我们与那些淡化妇女受压迫问题，只将其视为雇用劳动者的左派的分歧，也阐述了与那些将父权制和阶级压迫视为平行进程的人(即今天我们所称的“二元系统理论”)[3]之间的分歧。
正如该文针对第一点所论述的：
这个观念认为，只在妇女作为雇佣工人时，妇女斗争才有意义和重要性。它说，妇女会顺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解放，故此并没有特别需要去组织妇女为自己的要求而战斗。
当他们拒绝妇女为反抗压迫而组织起来，他们只是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立，妨碍正开始反抗次等地位的妇女发展其阶级意识。
为此，该文件第二部分的主要方向可以用如下的口号来概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最初的分析过于依赖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经验，这在拉丁美洲妇女运动工作中得到了纠正和发展。一般来说，特定的压迫不会仅仅通过工作场所的斗争而被克服——被压迫者的运动需要积极领导，并且要指向特定的，更加相关的压迫现实。
在较小但仍然重要的程度上，我们还形成了一些文件，它们吸取了来自农民运动LGBTIQA+运动、反对债务斗争及其引发的其他运动、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以及原住民、土著族群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没有忽视工会的持续作用。(《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出路》)
1.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动态以及当前的力量关系对比。这些被压迫者的社会运动与更一般的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在本文件中，我们正是试图提炼出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普遍性原则。
(1)社会运动是动员工人阶级和民众(包括最受剥削、压迫和边缘化的群体)是进行社会变革——括可能成为革命性变革的部分——的重要方式。社会运动首先是在社会、民主或歧视问题上抵御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它们可以成为被剥削者的行动框架，成为代表他们的社会力量。人们围绕自身最切近的政治处境采取行动，然后通过这种经验总结出更普遍的政治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运动可以并且应该成为我们组织今天招募成员的关键领域——以及培训同志，尤其是群众工作中那些来自更边缘化群体的同志。
社会运动可以相互影响——例如在许多地方，气候问题已经被纳入工会议程，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它们在政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由此产生的动员是对抗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政策、压迫和剥削的场域。当前的生态、民主和社会状况下的累积的危机也加强了社会运动的地位和分量。
(2)这些社会运动对我们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工人阶级围绕自身的现实需求的动员是阶级斗争和构建对抗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关系形成的基础。因此，它们是反资本主义过渡要求的坩埚。
(3)社会运动还有另一个战略维度，即成为自我组织的坩埚——由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自己承担维护自身利益和政治行动的责任。在这方面，它们勾勒出了一个基于代表会民主的新社会轮廓：提供了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城市中建立自我组织的可能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成为实现代表会民主的充分工具——这必然需要一个革命组织——但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们推崇巴黎公社原则(职位轮换、问责透明和决策中的直接民主)，为此我们还认为有必要重新营造现场直播与政府和当局谈判过程的文化，以终结反民主的“保密”文化。
我们争取运动独立于当权者，包括自称与体制作斗争的党派。巴西卢拉政府、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阿拉伯之春”政府以及其他许多政府最近的经历表明，群众运动在保障被剥削者权益方面的重要性。
2. 我们因此致力于倡导并介入社会运动的建设，争取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需要和组织方式，推动整个运动在总体上转向阶级斗争视角。我们的战士应当采取倾听和向其他活动家学习的态度，而不是自以为拥有所有答案。
3. 我们为在社会运动中实现尽可能广泛的民主而奋斗，并希望确保最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体能够为自己的需要发声，拥有自己的代表。这意味着我们还希望建立明确的代表架构和程序而斗争——同时反对“无架构的暴政”和官僚化，这是让更多人积极参与其中的最佳方式。
4. 在争取运动整体最广泛团结的同时，我们有时会主动参与——甚至创建——一个由更多左翼力量组成的组织(organization)/核心集团(caucus)/网络(network)，在运动内部就所有或某些关键问题制定共同的公共干预措施。很难明确界定何时这样做是合适的，但需要这样做的情况可能包括：现有的运动领导层的官僚化与不作为，以及/或存在重要力量(尤其是年轻人)因缺乏成功愿景而退出的风险。我们可能与其他人组织起来的另一种情形是：整个运动本身没有能够倾听关键群体——例如原住民、移民、跨性别者等——的需求时。参与或创建此类组织的决定应始终通过我们自己的组织集体做出——可由负责协调该领域工作的派别或委员会执行，也可通过领导机构决策。我们应该定期评估这样做是否正确，确保能够独立阐述自身理念，并在相关场合积极践行。
5. 我们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围绕类似的要求和主题，最大限度地协调社会运动——这些需求和主题在运动中能够被广泛理解，并在特定时间具有意义。我们努力确保国际层面的组织架构不仅仅是反映那些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与曝光的运动的组成部分——随着在线会议和翻译技术的发展，这应该会变得更加容易。我们要做的是争取确保它们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反映全球各地的实际关注和需求，并且不被全球北方的组织所主导。
(6)我们争取所有的社会运动采取交叉性视角，同时不偏离自身特定的需求。
(7)我们争取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我们支持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s)的发展，该论坛上的社会运动大会为发表联合声明提供了契机，有助于突出各种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包括工会运动。在今天，这一理念最好被概括为“各种运动的运动”——但至少在国际层面上，这一理念尚未真正落实。
(8)在不同的背景下，运动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些站在运动自身倡导的政策立场上的政党，以及运动活动家和领导层自身在其中活跃的政党，能够控制地方甚至全国政府。作为这些政党的活动家，运动领导层可能被提供并接受这些政府中的职位。同样，这样的政府也可能会向并非与我们的立场一致的运动活动家提供职位，声称他们将“代表”运动。我们认为，我们所要求的社会运动的立场应该是完全独立于既有的国家政权。当然，运动可能面临如何继续独立进行群众动员的困难——尤其是面对一个享有民众支持并声称支持和有意实现运动的要求的政府时。
(9)虽然我们在社会运动中的组织方法是尽可能贴近群众，并在政治上独立于国家，但我们也不反对在某些情况下投入精力于——甚至创建——非政府组织(NGO)。是否首先这样做，以及是否继续这样做，需要通过我们组织的民主机构集体评估：评估管理它们的规则，它们获取资金的机会等，在总体上是有助于下列政治目标，还是限制了这些目标。
(10)我们支持社会运动提出政权问题。如果它们要在不陷入“左翼主义”(leftism)或包办代替主义(substitutism)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必须足够广泛，以便使它们的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统治阶级的权力构成挑战。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Hirak，译按，民众、人民之意)运动、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印度的农民运动以及智利的民众动员就是这种情况。与上个世纪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一致，我们认为，群众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是能替代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传统上，我们提出了与过渡要求(特别是在社会问题上)有关的制宪会议的口号——即使这种类型的口号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捍卫这一观点。
(11)我们认为，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民主的社会运动也应该继续组织起来，更遑论是实现其主要要求或政府向“进步”的方向转变之后。例如，我们注意到尼加拉瓜妇女运动在对抗原始桑地诺革命后的腐败的重要经验——她们同时也为妇女的特定要求而斗争。类似地，这也体现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2005、2006年对抗卢拉政府以争取真正的土地改革时的困难。
二、反动的社会运动
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总是内在进步的。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极右翼在围绕社会问题的组织方面也有着悠久的传统。阿拉伯世界的同志经常谈到右翼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社会服务的传统，这些服务针对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在无法提供食物、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开展活动。巴基斯坦的同志也有类似的经历。而在印度则更为明显——印度人民党(BJP)及作为其前身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巴西的右翼福音派在贫民窟中也有类似的“组织路线”。“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是另一个例子。此外，全球北方的反疫苗组织以及国际上的反堕胎运动也是如此。
总体而言，这些运动缺乏民主，更像是极右翼政党的“阵线”组织。考虑到它们的基本要求是反动的，我们显然与它们毫无瓜葛。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参与到围绕我们都支持的要求的共同动员中，同时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者加入到真正基于民主的和更全面、更积极的纲领的社会运动中。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所参与的社会运动可能更倾向于自行组织动员，这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关键在于衡量力量关系，而我们不希望做任何可能为这些反动的社会运动增加可信度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都凸显了参与社会运动并在其中奋斗的必要性，以推进那些能够挑战资本主义政策和社会组织的需求和纲领，组织民主和团结，对抗种族主义或反动的纲领——这些纲领试图实施极右翼思想，维护资本主义利润。
三、传统左翼的谬误
不幸的是，我们关于社会运动的方法在激进左翼中并不普遍。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组织也有着悠久的社会运动传统，但是它们不是致力于建设统一的社会运动，而是建立“阵线”(front)组织。这些阵线组织的主要目的不是推动社会斗争前进，而是作为党的传声筒。虽然这种做法没有被激进左翼的其他组织以同样的方式理论化，但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ST)和以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SP)为中心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往往也倾向于采用类似的方法。
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在这些项目往往中零星地投入一些活动家来充当“领导”——一次一个——并且主要是基于这些运动是否有潜力帮助招募党员来判断，而不是围绕动员问题本身的客观重要性。
一些并非完全属于同一框架的组织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在这些组织中工作。
这种情况在每个大洲甚至每个国家都有发生，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它破坏了运动的团结(试图将运动党派化)，同时也因此使整个激进左翼在社会运动中的声誉受损(被认为只是操纵并利用社会运动)。同时，我们应该警惕相反的危险：即我们对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民主性的支持，不应导致我们无法推进我们自己的整体政策且无法为我们的旗帜争取活动者。
四、运动的核心危险
(一)官僚主义/缺乏民主
任何社会运动都存在官僚化危险，除非基层活动家对组织的方向有实际影响——即使在没有带薪工作人员，或带薪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和义务工作人员相差无几的社会运动中，这种情况也成立。新组织的启动通常是因为有一个紧迫的共同目标——这意味着许多人不会关注官僚化问题——一旦酿成错误，之后就无可挽回，而且会削弱社会运动长期维持自身的能力。当组织变得更大时，随着组织结构越发笨拙，这种危险也会更大。一些组织因为专注于游说和影响政客和非政府组织，而不太乐于讨论这些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恩庇主义(Clientelism)和自助主义(self-helpism)
1991年世界代表大会文件《拉丁美洲：群众运动和女性主义流派的动态》提出了恩庇主义和自助主义的危险。所谓恩庇主义，即是认为政党应当从对社会运动的援助当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对政党的支持);而所谓自助主义，则意味着运动只是提供那些本应为社会总体提供的服务(如慈善/福利/救济等等……它们容易使运动沦为民政部门的延伸)。
就社会和政治问题向国家提出要求的巨大优势在，它将责任归于应有之人，即整个社会及其机构之上，使群众运动更容易具有政治性质。成功的斗争和动员不仅会提高她们的整体意识，也提高了她们自身的力量和信心。
然而，实践告诉我们，依赖国家并非没有危险。一方面，这可能存在恩庇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赢得某些部分需求的妇女可能会被卷入提供服务的行政机构中。
我们认为，这种危险只能通过争取运动中最彻底的民主来避免，这是所有社会运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普遍困难。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有时组织起来满足人们直接需求的运动对于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运动是必要的。例如，巴基斯坦同志为获释的政治犯提供食物，这些政治犯没有其他生活来源，而且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这些形式有助于预示运动的形成，进而在其他情况下可以成功地向国家施压，要求其持续或更广泛地提供服务。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妇女解放团体发起了社区托儿所运动，她们占领了闲置的建筑，并自行设立上述的机构，最终促使一些地方议会引入了此类服务。
(三)分裂
虽然我们支持运动的交叉和相互支持——有时也被称为“各种运动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运动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接受每一方的要求。例如，在“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内部就专门设有妇女和青年部门，以回应她们在土地和粮食主权运动中的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德国的环境运动“是时候停止了”(Ende Gelände)中，有人建议它必须对各种政治问题都表明立场，这就可能会分裂并削弱运动。
(四)左翼主义
我们还必须注意反对社会运动中的左翼主义逻辑，其特点是：(在政治路线和斗争方法上)一味地为激进而激进;拒绝妥协，拒绝与社会运动中被视为不够激进的其他进步派别有任何联合;与群众的阶级意识的脱节，不信任群众的阶级意识。在革命运动衰退的时期，这种逻辑往往占据上风，试图用抽象的激进主义来抵销群众运动的相对弱势。
五、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衰
到目前为止，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的协调主要是通过世界社会论坛(WSF)和其地区论坛的实现的。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首次于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直至2016年，每年举办一次。2005年左右，世界妇女大游行和农民之路退出了世界社会论坛世界理事会，这既是其影响力下降的反映，也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
论坛的参与人数起伏不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参与其中的社会运动自身的起伏，并同时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的发展。论坛兴起的背景首先是1995—2005年的斗争周期，然后是之后的又一个周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愤怒者(Indignados)/占领运动发展的斗争周期，抑或是阿拉伯之春当中，世界社会论坛都没有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导致国际层面彼此协调的社会运动的产生。早期论坛的政治背景主要是拉丁美洲的运动进展——在1994年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Zapatista uprising)后的“会谈”(Encuentros)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工作，并使之集中化。同时，随着巴西劳工党(PT)的壮大，卢拉在2003年首次当选，大大提高了其声望。西雅图反对世贸组织的大规模示威——包括大量工会成员的参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在北美和欧洲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八国集团的群众动员(2000年4月的华盛顿，2000年9月的布拉格，2001年7月的热那亚)。
早期论坛的第三个关键推动力是从2002年秋季开始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反战运动，即抗议入侵伊拉克——这场抗议始于2003年3月入侵之前，并在入侵之后持续进行。
这些并不是唯一的从一开始就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主要组织，其他关键组织还包括“废除非法债务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Illegitimate Debt，CADTM，1990年成立于比利时)、农民之路(1993年成立于比利时)、课征金融交易税以补助公民协会(ATTAC，1998年成立于法国)、世界妇女大游行(2000年成立于魁北克)。各地的工会和工会会员也支持该项目，包括来自巴西的统一工人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CUT)、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合(KCTU)、南非的争取社会主义行动工人组织(WOSA)、法国总工会(CGT)和统一工会联合会(FSU)、德国工会联合会(DGB)的工会如金属工人产业工会(IG Metall)或服务行业工会(ver.di)、比利时的联邦FGTB、CSC，在英国的UNITE和RMT，在意大利的FIOM，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工会如劳工笔记(Labor Notes)，及革命工团主义的工会(西班牙的总工会(CGT)、意大利的基层委员会联合会(COBAS)、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STI)、基层工会联盟(USB)、巴西的民众和工会中心—冲突(CONLUTAS)、阿根廷工人中央联盟(CTA)、法国的联合民主团结工会(SUD Solidaires)——现在的国际劳工团结与斗争网络的一部分)。
在2001年的第一次论坛之后，组织论坛的巴西组织起草了《原则宪章》。这里有两点值得评论：首先是对政党的态度(在宪章文本中，政党几乎总是与执政党混为一谈)，例如“论坛不接纳政党和军事组织的代表。接受本宪章原则的政府领导人和立法机构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此外，政党不能作为论坛的一部分组织研讨会或在场地内设立展位。但该声明也反映了运动内自治主义观念，强调平行权力，而不是对抗和拆解国家。“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口号可以而且确实得到了对此及其他辩论持有不同观点的各种流派的支持。
第二项声明禁止论坛本身发布像我们这样的宣言或声明，但同时也为社会运动的集会创造了空间，这些运动可以并且确实这样做了。第四国际在反全球化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中投入了大量资源，也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建设本身。我们的同志在召集社会运动的集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5年到2015年，这些集会发布了一系列些重要的声明，这些声明虽然与论坛本身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仍然产生了影响。
我们应尝试评估，这种形式的运动的相对萎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例如粉红浪潮(Pink Tide)的退却、新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反战运动的衰落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运动领导层/主要政治流派的战略失误所致。
六、结论
我们先前关于社会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重要性的集体讨论为本文奠定了基础。讨论的主题包括：它们在动员和激进化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阶级方面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发展纲领性要素和要求方面的贡献——这些都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纲领。这种方法是我们几十年来政治潮流的一项重大进步，而系统规范这一方法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为了能超越大会本身，而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讨论。
最重要的是要对这项工作得出的理论和实践结论作补充。我们在此已经可以指出一些亟需发展的主题：
●贫苦农民、农业工人的运动是否挑战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战略关系的假设;
●原住民社群的战略角色及其对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等其他社会运动的重要贡献;
●在其他运动陷入衰退或需要大幅改变重点和调整组织形式的时期，为什么反债务运动反而成功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
●反动社会运动的角色——尤其是来自亚洲和北非;
●妇女和LGBTQI+运动当前的力量关系，以及我们在此面临的新的理论挑战。
我们还注意到，我们在两个特定的压迫问题上的集体讨论还不够深入——即围绕种族主义和种族化的问题，和围绕身障人士的问题。
种族主义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其自我组织的历史不仅在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而且在全球北方也有很大不同(因为它涉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历史和当前因素——如殖民关系的不同性质、前殖民时期定居者—原住民群体的不同存在、奴隶制经济催生的非洲裔人口、迁徙运动的不同形式和成因，所有这些都塑造了种族主义的不同的经验方式以及反种族主义斗争和运动的不同形式。同时，我们对黑人激进主义和黑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的回应还不够深入。最后，我们还没有找到原住民和黑人的自我组织运动之间的交叉点，如这在巴西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贡献同样重要。
在身障人士问题上，身障人士运动及个人活动家和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了大量理论化工作。然而，身障人士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交叉点较少——尽管有一些身障人士的群体组织是交叉性的，特别是与女性身障人士运动。此外，尽管左翼总体上在组织或参与身障人士运动，或在团结身障人士运动方面存在历史性弱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是身障人士社会模式的拥护者。身障社会模式认为，身体或智力损伤本身并非身障人士受到压迫的原因。
相反，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因其自身需求导致的对身障人士的社会排斥。我们支持身障人士自主的自我组织，我们也必须为所有社会运动和左翼组织争取尽可能的无障碍的组织方式，以确保他们融入左翼——这意味着声援身障人士及其对组织的要求，支援他们选择的策略。在这一领域，我们的一些组织正展开工作并发展有关理念——我们欢迎就相关理论和实践发表意见。
在危机和动荡的背景下，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不断诞生并被重塑，因此会不断有新问题需要探讨。
特别是，如果忽视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兴起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运动的重大发展，以及对以色列种族灭绝行径的回应，那会是很大的疏忽。我们对这一运动的力量也做出了一些评估——其国际传播、领导层的年轻化和女性化、在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当中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面孔，以及这一团结运动与其他的社会运动之间的积极关系，还有该运动的弱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力量相对不足，以及显然对巴勒斯坦全体人民而言极其不利的力量对比。这些评估需要根据实际的运动的后续发展进一步发展并更新。
在此形成的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和定位，为我们第四国际在各国和国际层面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依据。
附录一：女性主义妇女运动
2021年，第四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妇女运动的新崛起》(中译文可访问：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尽管该决议稍早于当前文件，但仍可作为了解当前运动状况的有益补充。
附录二：LGBTIQA +组织活动
本附录并不声称会全面呈现LGBTIQA +斗争或运动的全貌，而是基于我们集体的，尽管不完整的经验，梳理出当今运动和左翼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一、在统治阶级对LGBTIQA +政治的态度方面，我们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这与其他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一方面，恐同、厌女以及尤其针对跨性别者的仇恨政治，是一些极右翼运动的核心动员手段。特朗普及其周围的人群是最显而易见的代表。我们同时也不应低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作用，以及在梅洛尼(Meloni)所领导的意大利对同性恋伴侣的父母权和收养权的攻击。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声称在“人权”框架内捍卫LGBTIQA +权利，但其核心观点是：(1)LGBTIQA+家庭(如传统家庭一样)可以在社会再生产中取代国家服务;(2)粉红市场是资本牟利的有用场所。这种趋势也已经存在了数十年，虽未及移民问题上那般怪诞，却也在助力极右翼议程。同时，这始终是一种主要针对并迎合顺性别的男同性恋者的议程。
二、LGBTIQA+运动缺乏国际团结以及活动，这使我们不易评估其政治力量对比。雪上加霜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及相关地区论坛曾为运动内的激进团体提供了一些关注点，但如今它们不再发挥同样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总结出一些总体趋势。
三、在消极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并找到更有效的揭露和反对方式——一股明显的反跨性别思潮的发展。这种倾向——其中许多最突出的人物是顺性别女性——绝不仅存在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以及极少数双性恋个体。在运动中，他们虽然通常只有少数人，但危害极大。从政治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融入更大的图景，一些人似乎乐于与极右翼活动家沆瀣一气，同时又宣扬一种“性权利”愿景，这种愿景实际上是在利用刻板的性别和性取向观念，呼吁“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并会极严重地分化运动。这些思潮大多对性持否定态度，并对性工作者群体表现出极度的敌意。
四、然而，在积极方面，也有许多发展值得记录：
(1)在年轻人中，尽管极右翼思想有所增长，但在许多背景下，对探索性取向和性别表达的态度也更加积极。这促成了诸如非二元性别和无性别等新身份认同的发展——这些身份在以往时期并不以同样方式存在，在某些背景下，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社会区隔也有所显现。即存在着碎片化的风险——由于早期斗争的经验教训缺乏有效的探索渠道，情况更加复杂。此外，晚期资本主义给最边缘化群体造成的原子化和孤立，可能导致因挫败感而滋生的宗派主义。
(2)一些围绕艾滋病问题(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组织方式在一些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争取国家保障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猴痘并未产生相同影响，但在环境危机使其他疾病大流行不可避免的世界里，我们应以此为鉴。
(3)众多酷儿活动家，包括跨性别和女同性恋活动家，在捍卫和拓展身体自主权的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在许多地区和大陆上，捍卫和拓展法律及实践中的堕胎权仍至关重要。与之同时，酷儿活动家也参与了这些运动，其为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青少年争取医疗服务的斗争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4)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期间，对黑人跨性别者生命受到了显著关注，这特别令人鼓舞，尽管我们无法就此得出关于不同地区黑人/原住民/酷儿和跨性别运动之间关系的结论。
(5)激进的酷儿和女性主义活动者常常公开声援巴勒斯坦，拒绝以色列以哈马斯无可质疑地搞性别歧视和异性恋霸权为借口，来掩盖以色列社会中的“粉红清洗”(pinkwashing)。这些活动者正确地指出，巴勒斯坦的女性和LGBTIQA+人群同样是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在以色列统治下(无论是“绿线”内外)，巴勒斯坦的LGBTIQA+人群所遭受的压迫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法而加剧;即使与西欧或美洲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相比，以色列社会也远非妇女或LGBTI+权利的典范。这些组织和队伍既建立在地区内酷儿活动家和组织长期工作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国际声援运动的内部人士长期工作的基础上;但随着运动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的增长，它们变得引人注目。尽管在一些国家(例如最初在丹麦)出现一些紧张局势，但总体而言，这一发展使酷儿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而且与反帝国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更容易被以前可能被排除在外的群体所接受。这些活动者所提出的问题需要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团结运动的讨论当中。
附录三：反种族主义运动
就种族主义和种族化而言，尽管我们在结论中提到了许多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起重大世界事件对这些运动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导致了分裂：第一起是2001年在德班举行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不容忍现象的世界大会”，另一起则是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在德班会议上，激烈的辩论和相互冲突的主张集中在以下问题：犹太复国主义是否是一种种族主义形式?反犹主义的抬头是否源于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是否应当要求每个曾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道歉，以及是否要承认奴隶制是反人类罪并进行赔偿?如何重申难民权利及保护少数族裔、文化、语言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必要性?如何防止对罗姆人(译按，中文常译成吉普赛人，但目前罗姆人并不接受此称呼)和流散在各地的民族的歧视?以及是否明确承认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遇袭事件则被用作借口，加剧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形式，即伊斯兰恐惧症。我们正在目睹反种族主义斗争中的两大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放弃了生物学种族主义(人种意义上的种族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种族主义;后来又出现了宗教种族主义;21世纪初，以国家反种族主义及其反对仇外心理(刻板印象和偏见)和人际歧视为基础的道德反种族主义运动，被一场由年轻一代有色人种推动的更为激进的运动所取代。他们旨在对抗制度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特别是由国家、社会机构及政府共谋所发展出的种族主义。
2020年，第三起事件撼动了反种族主义领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动员，也是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延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彻底改变黑人及非洲裔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包括思想、教育、博物馆和公共空间的去殖民化)。这些斗争特别突出了警察暴力特别是种族主义实践。从现在起，反种族主义斗争必须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针对移民、寻求庇护者和被拒绝庇护者;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黑人恐惧症和罗姆人恐惧症(至少在欧洲)。在支持受压迫和被种族化人群的自我组织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将这些斗争统一成一个激进、广泛、多元且统一的运动(汇聚的斗争)，同时捍卫交叉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有责任揭示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战争，对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西方、俄罗斯和……的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原料掠夺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全球南方的结构调整和债务危机，全球变暖等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分析向宗主国移民的各种原因。因此，一方面，开放边境以及捍卫迁徙与定居自由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应允许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并留住其知识分子，阻止人才流失。
最后，反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反对极右翼政党，以及同所有帮助其在政治舞台上存在和思想上正常化的结构(媒体、国家政策、执政党)作斗争。这需要我们在战略层面(长期)和策略层面(短期)思考我们与其他社会团体的联盟，以共同对抗法西斯威胁。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国家的威权主义与镇压的主要目标与极右翼的主要目标之间的一致性，他们都是：移民，种族歧视的对象、妇女、LGBTQIA+人群、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工会和左翼活动家……若没有这些遭受最强烈地压迫的人的参与，我们将无法加强反法西斯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主义在社会整体以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抵抗所有这些压迫。
原文链接：
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world-congresses/874/696
[1]译按：中文版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7910b.htm
[2]译按：英文版见：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world-congresses/538/53
[3]译按，比如在中国大陆很有名气的上野千鹤子属于二元系统理论，参见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