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聊到七千人大会上，刘的发言和毛主席存在着微妙又重大的差异，那么他都讲了些什么?大会酝酿着什么危机，又是如何解决的?
1962年1月27日是七千人大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刘代表中央做报告，他这次讲话，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没有念稿子，是做口头报告，以阐明文字报告的精神实质并做适当补充说明。刘的讲话，每一个点，都与毛主席有着微妙的不同。
关于形势，他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书面报告定稿时加入了毛主席的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刘显然有自己的看法，大会上不方便讲透的话，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两周之后的西楼会议上，给讲了出来，他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现在我们的困难还没有过去，困难还很大，还没有到谷底。他还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字眼：非常时期。这酣畅淋漓的讲话，显然，刘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是有保留的，是憋了一口气的。
那么，毛主席怎么看待当前困难问题的呢?在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上升了。大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上，毛主席又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毛主席还说，1959、1960年他不那么愉快，1961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的确，1961年是调查研究之年，有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又具体制定了许多措施，以前大刮的五风被遏制，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办法，形势显然已经明显好转。以后人的眼光看，1961年也的确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与错误，刘讲了两个三七开。一个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个则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人祸“的说法本意是追究导致困难产生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人和人制定的政策是的确是内因，天灾是只是外因。问题在于七分人祸的表述，过于夸大人的错误程度了。关于成绩和错误，1964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同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讲得更严重。“显然，毛主席是对这种夸大错误的做法很不满。
关于责任，刘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据与会者回忆，他讲这一段时，会场里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很嘈杂。从回忆文章看，刘的这个表态，引发了不小的震动的和不同的反应。一些来自基层的干部，三四年来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听到说中央负责，感到非常得解气;但还有一些同志，觉得他的讲法虽提了中央，但丝毫不提自己，作为一线总负责的始作俑者隐在后头，还成了纠错之人，言外之意，就是毛主席该担主责，感受很不好。退居二线的毛主席的发言，还是那么襟怀坦荡。毛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其实，从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起，毛主席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自我批评了。
关于三面红旗，刘在大会上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态度模糊的办法。据负责整理他口头报告稿的邓力群回忆，刘的口头讲话比后来公布的整理稿刺激多了，刘讲：三面红旗还要看历史的考验，现在暂时不提三面红旗了吧。他还说，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够，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总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五六七次，一直总结他十年，搞清楚究竟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这个讲话，明显，对三面红旗是有极大保留的，毛主席则始终坚持三面红旗，他认为出问题是因为“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而随着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样的方针和办法已经起得成效了，典型就是人民公社六十条。
如此多的分歧，难怪1967年4月，李云鹤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些分歧，尤其对形势的判断和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属于重大的原则和政策的分歧，可以说危机已经在酝酿，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困难。
大会上第二个主题发言的是林帅，他1月29日的讲话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他在讲话中全面肯定了三面红旗，然后说，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还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林的讲话引发了那些来自地方，知晓毛主席的比如给生产队长那封信被扣押，没有往下发的那些干部的深深共鸣——毛主席纠左的努力为什么执行不下去，一下子就有了答案。毛主席对这篇讲话，评价“很好“，并要求整理出来下发大会。这是他唯一评价过的大会主题发言。
有人将七千人大会比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是恰如其分的。但是，分歧仅仅是潜藏了起来，并没有得到解决。在1962年，这些分歧会在具体工作中显现出来，并引发毛主席深深的思考和担忧。这些分歧在1962年如何呈现的呢?我们之后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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