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是任何革命运动都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战略关乎方向与目的，策略涉及路径与方法;战略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策略则必须随条件变化而调整。二者并非孤立并存，更非相互割裂，而是处于一种深刻的辩证统一之中。这种统一，可以用道与术的关系加以把握——道为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最终目的，术为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法与路径选择;道驭术，术载道，二者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互动、相互规定，共同构成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所谓道，体现的是革命的根本规律和最终目的，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它解决的是“为何战、为谁战”的问题。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道集中体现为三个根本原则：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归宿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防止异化论。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构成了革命道之第一要义。任何革命都必须首先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对象与领导力量。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明确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当代语境下还包括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些都是道的根本规定。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识，革命就会迷失方向，沦为盲目的冲动或改良主义的附庸。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政治归宿，这是道的第二重维度。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必须建立新的政权形式，这一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革命的成败——对敌人专政，对人民(主体是工农兵)民主。巩固政权的经济基础，即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防止政权变质的关键环节。没有这一制度保障，革命的成果便可能得而复失。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道的第三重规定，也是最为深刻的维度。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长期性，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可松懈，强调防止特权阶层形成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防御。这一维度将道从夺取政权延伸到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全过程，使道具有了动态的、自我反思的特征。它提醒即使在取得政权之后，道的坚守仍然面临严峻考验，术的运用仍然不可偏废。
如果说道解决的是方向问题，那么术解决的是路径问题。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法和路径，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它回答的是“如何战、在哪战”的问题。从革命史的实践来看，术的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城市中心起义模式、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以及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模式。
城市中心起义模式，以经典欧洲模式和俄国革命为参照，其适用条件是工业发达、无产阶级集中、统治阶级力量固守核心。其核心逻辑是在全面危机爆发而统治阶级军队忙于对外战争的时候通过中心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掐断国家的神经中枢，以雷霆一击的方式夺取政权。这一模式在俄国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国家却未必适用，这恰恰说明了术必须与具体条件相结合。
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当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且农村经济独立时，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以面制点，最终完成全国胜利，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城市起义的道路。它证明了术的创新空间是广阔的，只要立足于具体国情，就能够开辟出全新的革命路径。
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模式，则可以视为第三种模式。在工业发达、敌我力量悬殊、大城市敌人防御极端严密的情况下，切断大城市的外援与物资流通，以中小城市的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并控制农村，削弱敌人有生力量，孤立核心据点，最后夺取大城市。这一模式展现了术的层次性与灵活性，它不是对农村包围城市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术的进一步发展。
道与术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深刻的辩证互动。这种互动集中体现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国情的结合上，体现在“时”与“势”的把握上，体现在道对术的纠偏功能上。
术的取舍取决于“时”与“势”。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发展中的暗流涌动——从根本上影响着术的选择。力量对比的评估则更为直接：敌强我弱时，必须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或者中小城市包围城市的策略;当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时，才可以考虑攻坚。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正是对“时”与“势”判断重要性的经典阐述。术从来不是可以预先设定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产物。
同时道的绝对性指导对术发挥着纠偏功能。这种纠偏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防止术的实用主义倾向，即为打赢不择手段、背离群众路线。如果策略的运用损害了群众利益，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这种策略即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也终将因丧失民心而归于失败。二是防止术的教条主义倾向，即照搬外国城市起义或本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经验，而忽视当前条件下农民工力量等具体因素。教条主义的本质是将术固化、神圣化，使之脱离了道的活的灵魂。
这种纠偏机制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术在失败中调整，但道在调整中更加坚定。每一次策略的失败，都促使革命者重新审视“时”与“势”，重新思考术与道的关系，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二者的统一。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曲折与反复的。但正是这种曲折与反复，使得道的真理性和术的有效性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与历史的证明。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的这句论断深刻揭示了术的重要性。但术之所以成为生命，恰恰是因为它承载着道的灵魂。没有道的术，是盲动;没有术的道，是空谈。革命者既要做理想主义者——坚守道的根本原则，也要做现实主义者——灵活运用术的多种形态。最终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评判标准将道与术统一于实践，统一于历史，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实践的道是抽象的，离开历史的术是僵化的，离开人民利益的革命是空洞的。马列毛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既是对道的定位，也是对术的要求。在道与术的辩证统一中，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不断互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对于今天的实践者而言，深刻理解并掌握这种辩证关系，依然是把握方向、开辟道路的思想前提。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