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数即性取向与众不同的人自古有之，本文无意去论证人类的生理特征如何使其成为可能;本文力求回答下面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一、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联合统治(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今天的性少数，作为和父权制直接对立的、因而在过去一直被压制的性少数，为什么能够空前地发展起来?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对待性少数群体和性少数文化?
为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概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中颠倒了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并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时至今日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通俗公式。
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政教合一的国家或者在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就是经济，等级身份同时是经济地位，人甚至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还没有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它还困扰于后者的条条框框。即便明清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大量商人、市井阶层，但商业活动始终处在皇权、重农抑商政策、宗族礼教的强力约束之下，私人领域无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始终没能演化出和政治国家分庭抗礼的市民社会。
在完成的市民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婚恋、性关系不再是宗族事务，而被划入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中最重要的是财产权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附带的性取向自由，虽然逐渐得到市民社会的承认，但是对于整个政治国家——以私有制因此也是以父权制为前提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仍然是见不得光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可是)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于是矛盾不断发生：资产阶级一边利用商品化与自由人权解构传统宗族，客观上为性少数提供了生存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土壤;一边又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行传统父权制的家庭规范。
可是，前提毕竟是前提，国家对性少数的过分压制，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到了今天，在更大的敌人——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国家选择和部分性少数群体握手言和、转而“同仇敌忾”地将矛头指向革命力量!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活动家应该怎么对待性少数群体，怎么看待性少数文化?有人大嚷大叫道：“打倒资产阶级猎奇文化!警惕腐朽之风混进革命队伍!”在他们看来，白左政客和性少数群体是沆瀣一气，同性恋和其他种种“猎奇”的观念都是资产阶级为了分化无产阶级阵营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而非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本身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他们重犯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也就是说，正像不能简单地把宗教看作骗子编造的谎言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性少数观念粗暴地看作资产阶级的凭空胡说，这就忽视了它们的现实基础。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把革命群众分成异性恋和性少数，就像“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只能有利于性少数群体中的“神父”(资产阶级豢养的身份政治精神领袖)，而不利于广大被“神父”蒙蔽并且和“神父”利益直接对立的性少数群众，更不利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为这无疑是把群众推到“神父”即推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正像路德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一样，市民社会的人恢复了信仰的自由。这一切都很游刃有余，可我们毕竟还是在市民社会里游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或人类社会，正像信仰的自由必将代之以信仰的消失一样，性取向的自由本身也会不复存在，因为社会性别与性取向范畴本身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前提而走向消亡。
性少数观念和宗教虔诚固然不是社会的未来，但毕竟是社会的——起码是部分的——现状。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从虚无缥缈的可能出发，而必须从自相矛盾的现实出发;就是说，为达到美好的未来，就必须着眼痛苦的当下。当下痛苦的现实就是：性少数观念和宗教虔诚不仅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醉生梦死、虚荣奢靡且行将就木的生活中，更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保持着它的重要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打倒性少数，传播无神论和“健康”的性取向万岁，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则回答说：恐惧创造救世主，矛盾产生性少数。由此得出结论说：要想消灭群众头脑里的种种落后观念，必须消灭这些观念(如宗教虔诚和性少数)的物质基础，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本身，必须呼吁广大群众——不管他们是宗教信徒还是无神论者，不管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团结起来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列宁说：“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的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因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主席：《实践论》)
费尔巴哈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利用性别议题分化无产阶级阵营，依靠“彩虹经济”大搞消费主义骗局。于是，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决不能得出把性少数群体不分阶级地一棍子打死的糊涂结论，而要一分为二：区分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群众，不只是信教的和性少数的群众，而是所有被剥削压迫的群众，他们必然有落后的地方，有很多缺点，甚至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是决不能因此把他们拒之门外，而要吸引并鼓励他们进入阶级斗争的大学校。在这所学校，他们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我们不要妨碍他们改造自己，而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这样我们也能很好地改造自己。
还有疑虑的读者，请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们认为：没有少数群体的解放，就没有普遍的人的解放;而离开普遍的人的解放，少数群体的所谓“自由”也终究只是市民社会内随时会破碎的迷梦。
被社会鄙夷的异类呵!无论你们是妇女、性少数还是教徒，都应该站起来追求尊严与自由，但你们所追求的尊严与自由，其物质基础只能建立在消灭雇佣奴隶制的革命实践之中。唯有打碎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罪恶机器，打破阶级与压迫的锁链，我们才能走向那个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消亡的不只是阶级压迫与身份藩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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