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中写道：“做一个宣传家，第一，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你要相信，只要你肯不厌烦的向人说明你的理由，解释他的疑惑，终究他是可以接受你的宣传的。不要因为几次宣传的失败，便灰了你的心。第二，必须对于所要宣传的理论，自己有充分的明了，而且对于一切反对理由都要能够答辩。自己没有弄清楚的道理，不要拿来宣传。若是人家反驳你，你答不出来，这不但使那个人不相信你的话，而且旁边听的人，亦要因此看轻你的主张。第三，要表现出来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态度，但不可骄傲自大，惹起被宣传人的反感，亦不可畏怯，使人家不相信你自己对于你的主张没有把握。第四，你要极力避去一切专门名词，用极普通易懂的话传述你的意思。你的话要清楚，要使人容易听得懂。你可以用引人注意的方法，但不可太过，太过便使人看轻你。第五，你要知道被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你说话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证明你所说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不要拿他完全不懂得的事情，做你辩论的根据。第六，对于反对你的人，不要轻易驳斥他，你要研究他何以反对，从他的立足点去引导他，只要你自己有一番研究，尽可应付一切反对的理论。”此六点作为工作方法，力量是巨大的，是一片大海，反观我们的经验以及看法算是水滴，可是如果能起一定帮助的作用的话，相信也算是润泽之功吧。一般说来，宣传工作中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不是单纯的情绪问题，而是政治品质、阶级立场和认识论问题。本期截取了在宣传工作中比较常见的因群众“落后”而急躁、愤怒、失望的现象，指出其实质是把先锋队的先进性当作特权，将矛头错误地指向旧制度的受害者而非旧制度本身的偏颇，并且从灌输论、群众路线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入手，觉察到这种情绪背后的主观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根源，感到很有必要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改造与“从惊堂木到播种机”的方法改造，强调要善于利用经济斗争引导政治觉悟、善于顺势而为与策略退却进行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
当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如果对宣传对象表现的急于求成以及急躁、愤怒、失望等等，这牵扯到党与群众关系、先锋队的本质以及革命者修养等等方面，对此不能停留在心理层面的什么“情绪管理”，而必须上升到政治品质、阶级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先锋队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因为它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群众之所以是群众，正是因为他们还受着旧世界观的束缚。如果因为自己掌握了理论，就要求群众立刻理解并认同理论，这实际上是把先锋队的“先进性”视为一种特权。对群众表示愤怒，本质上是对“群众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先进”的抱怨，这便陷入逻辑倒置，因为如果群众都已经自发地具备了科学理论基础，那还需要先锋队做什么?还需要党做什么?要知道群众的落后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罪过，而是旧社会剥削制度在经济、文化上长期压迫的结果。对群众的“落后”感到愤怒，却忽略了造成这种落后的制度根源，没有将怒火对准产生愚昧的旧制度，反而将矛头对准了受害者(群众)，这只能说明宣传者在潜意识里将群众视为“被审判的对象”，而不是“被解放的对象”，这种情绪模糊了敌我界限，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也不能忽略“可争取对象”还是“落后分子”，宣传者应该在工作中区分这两类人。无产阶级是区分敌友的，对于长期观察真正落后甚至反动的，是巴不得予以彻底的粉碎而后快的，而对于可争取的，应予耐心争取，列宁说：“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有两种同盟军，一种是直接的，即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种是间接的，即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在这里，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必要的妥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同盟军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见《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央统战部网站，2008年9月28日)。当然，要有原则性，“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出，在面临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形势时，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站稳阶级立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绝不以原则作交易”(见孙寿涛、朱芳菡《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阐释及启示——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
面对群众的冷漠或恐惧对抗，宣传者如果表现出烦躁和情绪化，这暴露出其工作方法的僵化和主观主义错误。群众的落后意识(如小资偏见、对政治的冷漠)往往是因为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或者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宣传影响，就是说，群众的“冷漠”和“恐惧”是旧世界对他们进行精神统治的自发表现。宣传者如果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将这种“对抗”视为群众对他的个人的否定，就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看到群众的冷漠时，不应感到烦躁，而应感到责任，因为这种冷漠恰恰证明了旧世界观的强大，证明了政治工作必须深入、细致、耐心。烦躁的根源可能是宣传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这违背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规律，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换言之，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并非主观态度问题，而是由思想意识本身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反复性所决定的客观规律。违背这一规律，任何看似热忱的宣传攻势都难免流于形式，终将陷入“急躁—反弹—再急躁”的循环困境。
列宁“灌输论”核心在于，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摩擦，如果出现情绪化，可能是宣传者畏惧困难，畏惧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潜意识里是希望群众像“顺从的学生”一样听课，一旦群众表现出“逆反”，他就失去了耐心，这是很不可取的，因为群众不接受理论，可能是灌输的方式不对，或者灌输者还没有学会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说话。同时将个人情绪带入革命工作，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体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革命道路的曲折是必然的，群众觉醒的过程必然是螺旋式上升的，宣传中遇到挫折时表现出“烦躁”，这很大程度上说明其精神支柱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客观信仰，而是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的虚幻满足感上，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历史的过程”不是由那些自命不凡的思想家或少数杰出人物所决定，而是‘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8页)，一个成熟的先锋队战士，在群众最不理解他的时候，恰恰应当是要最冷静、最坚定的时候，因为群众的暂时理解与否，从来不是衡量真理价值的标尺，真理的价值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自觉把握，需要经历从“自在”到“自为”的漫长过程，先锋队的冷静，正是对这一过程客观性的尊重。
先锋队是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而不是群众的主人。应该摒弃那种“我来拯救你们，你们必须感激我”的救世主心态，群众接受理论往往需要过程，烦躁是毫无意义的。先锋队的任务是做一把“手术刀”，切除旧思想，哪怕病人会喊疼、会躲避。同时应该改造工作方法，从“惊堂木”到“播种机”(解决“怎么做”)，那种拒绝做耐心工作、只求痛快淋漓骂倒一切的倾向是不可取的，列宁指出：“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63页)既然群众有“旧世界观”，就要善于利用旧世界观中的矛盾作为突破口，而不是单纯地对抗。对于“可争取对象”，要像慈母对待生病的孩子一样耐心，用他们身边的具体利益(经济斗争)引导他们认识抽象真理(政治斗争)，对于“真正的落后”分子，则狠狠的孤立(必要时的打击)。建立“工作中没有个人情绪”的铁律是很有必要的，当感到愤怒和烦躁时，宣传者也要自我批判，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祟。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在遇到阻碍时，应该是“调查现状、分析矛盾、调整策略”，这好过发脾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把群众的“愚昧”看作是敌人的罪恶，从而激发更强烈的战斗意志，而不是滑向对群众的失望。顺势而为也很重要，不要试图在群众还没准备好时强行推动过高的要求，因为导师教导我们要善于退却，善于妥协(在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宣传者不能克服这种由于群众落后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是很不利于事业发展的。真正的先锋队应该是(极力培养之)在群众最黑暗、最水深火热之时候，能够高举火炬坚信黎明的人。最后用方志敏烈士的话做结尾：“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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