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人总将双双赴死的殉情故事奉为绝唱，戏曲传唱、文墨渲染、网络铺陈，把一场怯懦的自我毁灭，包装成忠贞纯粹的浪漫。
早年间，面对旧中国青年受压轻生、因情殒命的乱象，青年时期的教员在《非自杀》中写下一句话，“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彼时赵五贞反抗包办婚姻、花轿自刎，本是封建礼教吃人酿成的惨烈悲剧，然而世人却只叹其贞烈，无人深究制度之恶。教员一针见血点明：自杀从非反抗，而是弱者在强权重压下无力突围的消极屈服。生死的价值，从来分轻重、辨正邪。正如《为人民服务》中所写：“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一判断同样可以延伸：困于一己私情、消极避世的自我毁灭，同样是毫无价值的死亡。
一切文化乱象皆根植于对应的社会环境。封建时代的殉情悲剧，有其必然的制度成因。彼时礼教桎梏人身、宗族掌控命运、婚姻全凭包办，底层男女毫无自主选择权，更无经济独立与人格尊严。真挚的情感与腐朽僵化的旧制度激烈冲撞，弱小的个体无力对抗整个时代的枷锁，无路可走之下，唯有以死亡完成最后的无声控诉。
但悲剧最可悲的从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后世对悲剧的刻意篡改与盲目美化。旧时代的文人不愿批判吃人的礼教、不公的等级制度，反倒将制度压迫催生的苦难，改写为缠绵悱恻的风花雪月。统治阶级更是默许纵容这种叙事流传，其用心极为险恶：将阶级压迫的社会悲剧，偷换为个人命运的情感悲剧。民众的怒火不再指向腐朽制度，转而沉溺于情爱离合的唏嘘，被压迫的苦难被弱化，反抗不公的斗志被消解，慢慢安于束缚、甘于沉沦。
同样，时至今日，封建糟粕的审美经久不散，根源在于当代文化阵地的价值失衡。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追逐流量红利，刻意渲染悲情、美化消极、放大情绪痛苦;正向的奋斗精神、集体价值、革命信仰传播乏力，致使很多青年精神空虚，只能将私人情爱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一旦寄托崩塌，人生便看似彻底溃败。
人的一生承载着责任、理想、事业与集体价值，绝非单单依附一段情爱关系。可在资本主义异化的叙事里，人的社会属性被剥离，个体被窄化为只为情爱存活的附庸。无数青年因此陷入误区：一旦感情受挫，便精神崩塌、自我否定，甚至萌生轻生念头。更荒诞的是，这类消极的自我毁灭，仍被舆论美化成纯粹、赤诚的爱意，持续误导后人。
今人所有的情感压抑、生存焦虑还有精神内耗，不是简单的缘分散尽、情爱无常，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全面异化与持续压榨。内卷的生存环境、不稳定的劳务关系、被资本主义规则束缚的人际关系、被消费主义掏空的精神世界，才是痛苦的来源。但资产阶级最狡猾的地方，是制造苦难的同时，刻意转移矛盾：让年轻人把制度性的压迫苦难，全部归因为个人情感、自我性格和命运无常。
这正是资产阶级最乐见的结果。劳动人民和青年学生自杀消沉、自我消亡，等于主动消解阶级矛盾、自动减少反抗力量、替剥削体系清理不稳定因素。制造痛苦的资产阶级毫发无伤，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却先亲手了结了自己。
我们为何绝不应当自杀?因为自杀是对阶级压迫的投降，是对苦难的妥协，是对生命的辜负。唯有活着，才能与我们真正的敌人抗争到底!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不止是显性的剥削者，更是自发性消沉、私人化内耗、放弃斗争的投降主义。当一个人困于小情小爱、囿于个人得失，便会看不清真正的压迫源头。
真正的解脱不是一死了之，而是要清醒地活着、坚韧地活着、斗争地活着。情爱受挫，让我们看清当今阶级社会当中的人情商品化、关系功利化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困难，让我们看透剥削体系制造不公、制造异化的本质。看透乱象、认清根源，我们便再也不该自我内耗、自我毁灭。
苦难不是命运的馈赠，是制度的产物;敌人不是自己，不是爱人，是压榨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故而我们唯一的出路，是留存自己的生命与力量，立足现实条件，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以长期的奋斗与抗争，对抗异化、打破压迫、推翻制造苦难的旧体系。活着，就是保存革命力量;清醒，就是挣脱精神奴役;斗争，就是改写底层人民的未来。
真正的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不是捆绑生命的枷锁，而是并肩前行的支撑。真正的忠贞，不是相约赴死，而是各自成长、好好生活、携手对抗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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