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落网之后,有人翻出他早年的讲话视频。镜头里的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谈社会责任,谈产业报国,谈百年企业的愿景,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每一个表情都经得起特写。台下掌声如潮,镜头扫过,每张脸上都写着信服二字,仿佛坐在台上的这位先生,刚从道德模范的颁奖礼上赶来。
后来的事情,报纸上都登了。虚假重组,资产腾挪,几万亿的窟窿,多少家庭的首付打了水漂,多少楼盘的脚手架锈成了废铁。

有意思的是这位许先生在台上讲那些话的时候,大抵是真诚的。至少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在聚光灯打亮的那一秒,他脸上的诚恳有迹可循,语气里的激昂有迹可循。至于台下另一套操作,那属于另外一个频道,另外一套语言,另外一种逻辑。两个频道并行不悖,当事人安之若素,丝毫没有精神分裂的迹象。
一个人可以同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和道德的废墟,且切换自如。这大抵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
许家印绝非孤例。足协的主席们在台上大谈公平竞赛的时候,脸上的正气大概也做不了假。红十字会的领导们在台上呼吁公开透明的时候,语气里的恳切大概也做不了假。那些后来落马的官员,在台上作廉政报告的时候,台下的人大概也听得频频点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本领:说话的时候全情投入,做事的时候全情投入,两件事之间隔着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谁也碰不着谁。
看到这些,难免会想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演?明明手里握着权力,明明可以直接说"我就是要赚钱",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穿西装,打领带,对着镜头讲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
因为道德这东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表演、可以消费、可以积累的商品。台上的人宣讲道德,如同商人展示商品,华丽的包装,精致的话术,印有各种认证标志,至于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那是另一回事。台下的人观看道德,如同消费者浏览橱窗,看看就好,信了就输了。
这是商品拜物教在精神领域的延伸。商品本来是人手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凝结,可一旦它以商品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便披上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外衣,仿佛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自行增值、自行支配人的命运。
人创造了物,物反过来支配了人。道德也是一样。道德本来是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反映,可一旦它被权力所掌握、被媒介所传播、被利益所包装,它便脱离了人的真实生活,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支配人的力量。人在道德表演中,做的从来自己,演的是一个"应该成为的人"。

意识形态这东西,天生就是头足倒置的。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道德本来应该从人的真实生活中生长出来,应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在意识形态的倒置中,道德变成了人的生活的枷锁,变成了否定人的方式。说的和做的之间那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便由此而来。台上的人按照自己的真实利益行事,嘴上却宣讲着普遍道德,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跟个人的虚伪关系不大,跟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性分裂关系很大。
尼采把这道裂痕看作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分野,马基雅维利把它看作君主的伪装术,可他们都只看到了表象。他们把这道裂痕归因于强者的狡诈和人性的幽暗,却没有看到,这道裂痕的根源在于人的异化,在于人创造的道德反过来支配了人,在于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
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便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异化。每个人都在演,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演,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知道自己在演,可没有人愿意先停下来。停下来的代价太高了。你不演,别人在演,你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成了那个被淘汰的人。演,成了一种自我保护。不演,成了一种冒险。异化最阴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被异化的人主动维护异化,让被支配的人主动配合支配。
道德的败坏,源头总在高处。低处的浑浊,不过是高处冲下来的泥沙。当掌握道德话语权的人自己率先践踏了道德,当道德从人的生活的表达变成了人的生活的枷锁,道德便失去了真实的根基,只剩下表演的外壳。
话说到这里,大概很多人要松一口气了。好嘛,原来都是上面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我们一个小老百姓,能改变什么呢?我只能适应,只能同流合污,然后在酒桌上痛斥世风日下。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上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层的自我革新,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精致、最隐蔽的犬儒主义。它看起来很深刻,很清醒,很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只说了一句话:跟我没关系,我改变不了什么,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
用批判来掩盖不行动,用"看透了"来逃避"该做什么",这是犬儒主义的最高形态。

历史上何曾见过既得利益者主动让出利益?何曾见过掌权者主动约束权力?有的只是被逼到墙角之后的让步,让步的背后,永远是自下而上的压力。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等于把刀递给刽子手,然后站在原地等他自己放下刀。
风气是自上而下,改变应该是自下而上。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句话的分量,常常被低估。它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性"。没有天生的善人,也没有天生的恶人,有的只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具体的人。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善恶标准、行为选择,归根到底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生长出来的。
当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反复向他证明,守规矩的人处处碰壁,钻空子的人左右逢源,那么他的道德观念便会随之扭曲。这跟人性的堕落关系不大,跟社会关系的扭曲关系很大。
一个班级里,班主任收受礼品,任课老师有偿补课,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不会把诚实守信当回事。学生们并不傻,他们只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一个社会的道理,与一个班级的道理,相去不远。
异化有四个维度。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道德的表演化,是人与人的异化的典型表现。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实的道德关系,只有表演与观看、算计与防备。
普通人常说"大环境就这样,我不这样活不下去",语气里满是无奈。可这个"大环境"从何而来?它从天上掉不下来,从地里长不出来,它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日复一日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沉默和参与日复一日维持下来的。
普通人的犬儒、算计、冷漠,是对异化关系的被动适应,可这种被动适应本身,又在生产着新的异化。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重叠。这便是异化最阴险的地方。
有位做小生意的人,常在酒桌上抱怨如今的合同如同废纸,说翻脸就翻脸。有人借着酒意问他,那你自己呢?他愣了愣,随即笑了,说我那叫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就得饿死。
他嘴里骂的是"大家都这样",可他自己便是"大家"中的一个。而他之所以觉得"大家都这样",是因为他见过太多身居高位的人这样,而且这样的人个个混得风生水起。
普通人的犬儒,有一个漫长的学徒期。师傅在台上,徒弟在台下。可徒弟学成之后,自己也成了师傅,又去教新的徒弟。
守规矩的人看着不守规矩的人加官进爵,讲诚信的人看着不讲诚信的人逍遥法外,有底线的人看着没底线的人呼风唤雨。这样的戏码日复一日地上演,再铁石心肠的人也要犯嘀咕:我守着这些条条框框,究竟图什么?
规则这东西,从设计之初便是给守规则的人准备的。

资本的逻辑有一种把一切都商品化的倾向,道德、良心、尊严,概莫能外。当一个社会的最高刻度是金钱和权力,当一切事物都可以折算成利益的时候,道德便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
台上宣讲道德,是为了积累道德资本,换取信任、贷款、地位和资源。台下践行不道德,是为了积累物质资本,换取真金白银。两笔生意,各算各的账,互不亏欠。
许家印们的表演,便是这种道德商品化的极致样本。他们并非不知道道德为何物,他们太知道了。知道道德的包装价值,知道道德的人设红利,知道道德可以换来多少真金白银。道德于他们而言,如同商品的外包装,华丽、精致、印有各种认证标志,至于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那是另一回事。
犬儒主义的定义: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他们依然在做。这个定义用在掌权者身上,严丝合缝。掌权者知道规则的内容,知道规则的边界,知道规则的神圣性,可他们依然不遵守,因为他们有不遵守的资本,有不遵守的权力,有不遵守之后不受惩罚的把握。下层的人看在眼里,便也学会了这套逻辑。知道道德的内容,知道道德的边界,知道道德的神圣性,可依然不遵守,因为遵守的代价太高,高到普通人承受不起。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循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每个人都在做错的事,每个人都在指责别人做错了,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个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像一个莫比乌斯环,沿着它走,永远走不出去。
那么,循环从何处打破?
你改变不了许家印,改变不了足协,改变不了红十字会,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你叫得出名字的大人物。可你能改变你自己。你能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在该较真的时候较真,在该拒绝的时候拒绝。你能在所有人都演的时候,先把自己的面具摘下来。你能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先开口说一句"这样不对"。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很琐碎,很不起眼。可正是这些琐碎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才一点点抬高了底线,一点点压缩了权力的空间。历史从来不是几个伟人写就的。历史是千万个普通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说了自己该说的话,然后共同推动的。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些话到今天还没过时。
道德的重建,不可能靠台上的人幡然醒悟,不可能靠几份文件几次讲话,只能靠台下的人一点点觉醒,一点点争取,一点点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动,结果永远没有人动。第一个停下来的人,就是改变的开始。
总有人要先停下来。总有人要先把面具摘下来。总有人要先说一句:我不演了。
那个人,可以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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