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是如何充沛的——纪念武昌起义115周年

孙中山十次起义输在悬浮：会党靠不住，群众无根基。武昌赢在扎根，根就扎在营房里、扎在士兵的心里。组织不是从天而降去“发动”他们，而是长在他们中间，生根发芽。所以机关可以被抄，名册可以被夺，领袖可以被杀，但战斗力还在。

孙中山十次起义输在悬浮：会党靠不住，群众无根基。武昌赢在扎根，根就扎在营房里、扎在士兵的心里。

三国时，孙权改鄂县为武昌，取“因武而昌”之意，这名字自带尚武基因，用时髦的话来讲：武德充沛。

到了1911年，武昌的“武”更是密集。革命阵营里有著名的“三武”：蒋翊武、孙武、张振武，组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后，蒋翊武任临时总指挥，孙武做参谋长，张振武主持联络与后勤。

孙武原名孙葆仁，1907年干脆改名“武”，对外声称自己是孙文的弟弟。论革命宣传里的“借势营销”，孙武是祖师爷级的人物。

组织也很“武”。新军里的秘密团体“文学社”，前身叫“振武学社”。之所以改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是会员对文学感兴趣，只因为名字太扎眼，秘密团体还是要低调些。

不过话说回来，名号都是虚的。所以这篇文章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115年前的武昌，武德究竟是怎么充起沛来的?

前车之鉴：十战十败

先看反面教材。

从1895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前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乙未广州、庚子惠州、丁未黄冈、丁未七女湖、丁未防城、丁未镇南关、戊申马笃山、戊申河口、庚戌广州新军、辛亥黄花岗。十战十败，精神可歌可泣，局面惨不忍睹。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1900年惠州起义，会党好汉们打得起劲，海外接济一断，弹药告罄，只好含泪解散;1907年镇南关起义，孙中山、黄兴亲自登上炮台，据说先生亲手放了一炮，感慨这是革命以来头一回亲手打炮，然而数百人守着孤零零的炮台，粮弹无一接续，只能撤退;1908年河口起义，会党武装一度攻克要隘，最终弹尽粮绝，数百人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缴械遣散。

最悲壮的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林觉民起义前夜写下著名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字字泣血;一夕血战，死难者尸骸枕藉，潘达微冒死收殓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黄兴痛心疾首：“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十次失败，病根大同小异：

其一，靠会党。江湖兄弟平时喊得震天响，临阵既无训练又无纪律，胜则一拥而上，败则一哄而散。

其二，靠空降。起义军大多从香港、越南边境打进去，人地两生，根基全无，全指望海外汇款买枪买弹，接济一断，也就无牌可打。

其三，靠个人勇烈。敢死队冲锋陷阵，牺牲的全是精华，死一个顶梁柱，局面立即崩塌。

其四，也是最根本的：没有群众。起义像烟花，在夜空里炸开，围观者拍手叫好，然后各回各家。百姓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清军士兵更不觉得自己该掉转枪口。

孙大炮之名，大概也因此而起。

精神上，孙中山“愈挫愈奋”;方法上，这条路必须升级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失败，却透出一点新气象——革命党人第一次认真在新军里做工作。可惜火候未到，仓促发难，最终难免一败。

把“新军路线”的火候练到纯青的，是武昌。

革命沃土：湖北新军

武昌的新军，是张之洞一手培养的。

这位湖广总督练新军、办学堂、派留学生，办得有声有色。科举一废，大批读过书的青年没了出路，纷纷投军——湖北新军成了著名的“秀才军”，士兵识字读报，关心国事，一点就透。张之洞的本意，是练一支保大清的强军;结果这支新军的文化底蕴，使它成为革命宣传的最佳受众。

张之洞搞洋务，当然是想挽救大清，1909年张之洞去世，没能看到自己一手养的兵，两年后亲手给大清送终。

有了土壤，还得有人播种耕耘。湖北革命党人最了不起的本事，就是在新军中持续不断地的工作与积累。

1904年，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名义上补习科学，实际上革命排满，成立不过数月即事泄被端。1906年，刘静庵借美国圣公会的阅览室办起日知会，读书会里发展同志，不久又因萍浏醴起义事发被查封，刘静庵被捕，把牢底坐穿，病死狱中。接着，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1908)、振武学社(1910)次第而起，前边的刚被端，后边换块牌子再来。到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成立：为了避官府耳目，名字还是文雅些好。

蒋翊武，上过师范学校的文化人，为了革命，进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当兵。刘复基也是有文化革命党人，一头扎进蒋翊武所在的营。加上杨王鹏、李六如，一群职业革命家集体变成大头兵，白天出操站岗，晚上串联结社，四十一标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群众路线：文学社的真功夫

文学社的工作法，说穿了就是四个字：群众路线。

组织上，文学社在新军中层层有代表：棚有棚代表，队有队代表，营有营代表，标有标代表，层层直通文学社。用后来人的话说，这叫“支部建在班(棚)上”。文学社发展会员极严：要有人担保，要经过考察，风声一紧就全体蛰伏。慢是慢了点，但基础是扎实的。

成绩单很能说明问题：1911年1月文学社成立时，会员八百余人;到5月，增至三千余人，遍布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再加上共进会成员，湖北新军一万五六千人，革命党人已占将近三分之一。

宣传上，文学社有一件大杀器：《大江报》。这份报纸把新军士兵当基本盘，替士兵说话，揭露军中黑幕，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报上指名道姓地骂。士兵们把《大江报》当作自己的喉舌。1911年7月26日，报上刊出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澂震怒，查封报馆，逮捕经理詹大悲、编辑何海鸣。两人昂然入狱。报纸虽然封了，可报纸上的话，早已走进无数士兵心里去了。

日常工作也是细致的：帮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办识字班，闲了陪士兵谈心，请吃宵夜;感情处深了，再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讲国势，讲革命。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磨，一个班一个班地啃。

资源整合：共进会的长处

在武昌新军里做工作的，不止文学社一家。另一个重要团体是共进会，1907年在东京成立，是同盟会里一批急性子另立的山头，嫌本部“缓不济急”，专事长江流域，连口号都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

共进会在湖北的掌门，正是“借势营销大师”孙武。经费则靠刘公，一个襄阳豪商之子，家里拨巨款让他进京捐官，他大笔一挥，把捐官的银子原封不动改投了革命。

由孙武、张振武主持的共进会，擅长联络会党、筹措经费、置办物资。他们在汉口开酒楼，在租界办机关，宝善里就是他们的秘密据点。但共进会短板也很明显：会党虽多，在新军士兵当中的根基，远不如文学社扎实。

起初，共进会按同盟会的老路子，把宝押在会党上。结果还是老问题：江湖兄弟收钱办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事的指望却聊胜于无。碰了几年壁，孙武们终于向现实低头，把重心转向新军。工程八营的熊秉坤、二十九标的蔡济民，这些共进会的营代表，也一棚一棚地做起士兵群众工作。

殊途同归：革命大联合

于是，同一个兵营，两家团体各自拉人。同一个士兵，可能上午文学社来谈心，下午共进会就来结义了。

两家互相看不上。文学社嫌共进会江湖气重，封官许愿，闹哄哄不像干大事的;共进会嫌文学社土里土气，磨磨蹭蹭，不知几时才能成事。

但底下早就合了。士兵不管什么山头，很多人两个团体的名册上都挂了号。比如在革命前夜牺牲的彭楚藩，就是两边都算的同志。基层的融合倒逼上层，门户之见必须克服，革命大联合势在必行。

1911年夏，黄花岗惨败的阴云未散，同盟会中部总会派谭人凤亲赴武汉调停。据说初见蒋翊武，谭人凤见蒋社长敦厚得像个庄稼汉，心里直打鼓;深谈几轮，方知深浅。老先生两头抹稀泥，又带来上海的声援，局面终于破冰。

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组成统一指挥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掌门孙武任参谋长，实际操盘手刘复基常驻机关坐镇，指挥部就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日子先定在中秋，“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老黄历让官府提前紧张，遂又改期至10月16日。

历史没等到10月16日。

成与败：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1911年10月10日夜的枪炮声响彻武昌城，革命成功了。

但这个成功着实来得一波三折，起义前状况频发。

10月9日正午，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孙武为起义装配炸弹，结果炸药燃爆，俄国巡捕循声而至，起义名册、文告、印信、旗帜、款项，一锅端走，转手交给了清军。

瑞澂如获至宝，全城戒严，按名捕人，被捕者达三十二人;各营子弹也被收缴入库。小朝街85号机关随即被抄，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相继落网，10日凌晨三人在督署辕门前英勇就义。

指挥蒋翊武签署起义命令后被迫出城逃亡，参谋长孙武躺在医院，刘公藏匿。机关尽毁，骨干牺牲。起义的领导层，一夜之间被清空。革命似乎一时无望了。

瑞澂也是这么判断的：杀了三个为首的，再张榜安民，大事可定。另外，他手里还握着几千人的名册。

孙中山后来在《孙文学说》里下过著名的判断：“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他又说，武昌新军中赞成革命的，大部分已被端方调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

先生的话，对了一半。瑞澂逃跑、端方调兵，确实是意外。但我们回到那个夜晚：总指挥逃了，参谋长伤了，军师就义了，名册抄了，机关毁了，就这样一个被抽掉全部首脑的组织，枪声一响，成千的士兵却像排练过千百遍一样：有人占楚望台，有人抢蛇山，有人会攻督署，有人维持街市，这就不能用意外来解释了。

意外成功的背后，是多年努力后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