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借农村内置金融将农村社会有效组织，内置金融不仅解决了农村社会中的借贷难的问题，而且可以借内置金融来组织农民，凝聚农民。一旦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远超过个体农户的力量，就可以形成与各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资源对接的能力。
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农村不断失血，其中最严重的失血是农民的存款通过银行流入城市，农民要用钱却无钱可用，农民因此不可能不贫穷。有两个数据可以相互补充证明农民失血的严重性，一是每年城市要从农村吸走数以万亿计的存款，二是农村贷款极难，民间借贷利率极高。正是大量农村存款被城市吸走，导致农村金融荒，从而使急需用钱的农户贷不到款，只好高息借钱。高息借钱既无法创业赚钱，又因为要支付高息而愈借愈穷。
这种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农村存款会被城市吸走，除了体制原因以外，农村借贷的信息不对称也是极关键原因。农民贷款原因复杂，且贷款量小，基本没有有效抵押物，有贷无还，正式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与农民进行贷款交易的能力，这些正式金融机构因此从农村撤出网点，亦属正常。
但金融的需求是存在的。金融需求有两个不同层面，一是生产需求，一是生活需求。生产需求大致包括投资办厂，做生意，购买生产工具等等，生活需求则是青黄不接时的救急，或生老病死时的急需。这两个层面的需求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方面，一是维持的方面。发展的方面是说，借金融来获得更大利益，比如贷款办厂、搞多种经营;维持的方面是说，通过借贷来维持住现有的生产生活局面。无论如何，农村存在金融需求。
农民有金融需求，在农村办金融就可能赚钱。前提是，借贷出去的钱可以收得回来，贷款风险不太大，且收贷成本不很高。正式的金融机构很难与需求复杂贷款量少且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户打交道，但民间金融却可能克服正规金融机构的以上缺陷，在农村发育出来并可以赚钱。在传统中国，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收租，二是高利贷。高利贷的前提是可以收得回贷款，在新中国成立前，收贷是很血腥的。现在民间金融，收贷不回来，带有黑社会背景势力就可能出场。
无论通过什么办法，只要解决了借贷风险，民间金融在农村就是可以赚到钱的。茅于轼在山西农村搞小额信贷试点，以21%的年息向农民放贷，又收回了绝大多数贷款，他们就可以在几年内拿走接近2000万元的利息。这当然是新的城市剥削农村，因为利息被茅于轼这些城市人拿走了。这是自由主义者借市场经济的话语实现的对农村的剥夺。
李昌平最近10年一直在进行农村合作金融的实验，他发明的办法是农村内置金融。所谓农村内置金融，即将民间金融限定在村庄熟人社会之内，借贷、存款，都只允许在村庄内发生。这样一种内置金融有两大好处，第一好处是，借贷是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发生的，信息完全对称，因此几无道德风险，几乎每笔贷款都可以收回。只要贷款可以收回，办金融就是只赚不赔的，道理很简单，每笔贷款都得支付利息，在扣除熟人社会中并不高的交易成本后，贷款利息几乎是净赚。所以，熟人社会的内置金融是可以赚钱的。第二个好处是，内置金融只吸收本村存款，且所有利息都留在村庄，从而使内置金融所赚利息没有流失，而是留在村庄中作为村庄发展的润滑剂。这样一来，农村内置金融既发挥了调剂余缺、解难救急的作用，又没有将农村的资源流失出去。
更妙的是，李昌平所组织的内置金融的主体是村里老年人，名称叫做“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每年利息的大部分给老年人分红用于养老。金融互助社通过制度设置比较有效地控制了金融风险，这个内置金融就几乎是必然赚钱的，所赚利息给到农村老年作为养老，可以说是利尽其用。一旦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金融互助会组织起来，农村老年人这个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绝对主体(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去了)就成为了建设村庄，维护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中坚力量。
也就是说，可以借农村内置金融将农村社会有效组织，内置金融不仅解决了农村社会中的借贷难的问题，而且可以借内置金融来组织农民，凝聚农民。一旦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远超过个体农户的力量，就可以形成与各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资源对接的能力。
这个意义上讲，李昌平倡导并一直亲身实践的发展农村内置金融的意见，十分值得重视。通过政策注资、贴息，以发展内置金融为手段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应是推动当前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办法。
不过，发展农村内置金融也并不是解决所有农村问题的万应灵药。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试图通过农村内置金融去支持农民办工厂、调结构，寻找让农民借金融贷款来致富的道路，就会不仅让贷款农民陷入的巨大风险中，而且很可能拖垮内置金融本身。当前有一股很强的声音认为，农民之所以不能富裕，是因为他们无法贷款来发展生产、创办企业，若农民可以用自己耕地住宅抵押贷款，他们就有了创业资金，就可以发财致富。这种认识大成问题。在有9亿农民其中7亿仍在农村的情况下，在中国早已由工业品的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时代早已过去的情况下，不说农民无法获得巨额贷款来创业，即使可以获得，农民创业的失败率将也是极高。农民致富主战场早已不在农村而只可能在城市，大量贷款支持农民进行农业投资，在有9亿农民情况下，其结果只可能是农产品全面过剩，农民投资血本无亏，这是由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决定的，与政策无关。若农村内置金融的目标是要去让农民致富，这个金融一定会破产。
好在李昌平很清楚农村内置金融本身的风险及其局限。他说要控制农村内置金融的规模，要适应农村内部对金融的需求。若如此，我们就是在相对消极意义上即不是指望靠农村内置金融让农民致富，而是通过内置金融为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燃眉之急，同时又可以获取适当利息，这个适当利息又可以将农村农民组织起来，这样的金融，就是最好的金融了。这样的金融也许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却使现在的生产生活可以维系，农村社会有了新的组织活力。
这就已经极其重要了!
2012年12月1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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