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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回惠村记

刘洋 · 2014-02-19 · 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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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以“人民”之名办起农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公共性的可持续的文化活动。

   一

我的老家在豫东,春节返乡听母亲说村庄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村里成立了腰鼓队。不过村里的腰鼓队有些奇怪,平时不在村庄表演,一到礼拜堂,就表演的热火朝天。

母亲说的礼拜堂,是邻村按照三自原则办起的基督教会点,辐射有附近6个村庄。到了礼拜堂才发现,表演的不仅有本村的腰鼓队,还有其他村八十岁的老太太打快板、六十多岁的老人组合耍扇子、三四十岁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表演小品、甚至还有小学生跳舞唱赞美诗。表演之投入,气氛之热烈很具有感染力。

相比礼拜堂,村庄里的气氛就淡多了,集体文化活动是看不到的,甚至有村民跟我说连炮仗都懒得放了。村道上稀稀疏疏站些人,看见我显得很高兴,聚拢来跟我聊,“别说平时很冷清,现在过年也没有气氛,大人没感觉,小孩也不兴奋了”。他们把这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每家人平时都能吃肉喝酒,谁还稀罕过年呢?”,“家家都安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天线锅’,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呢”。村民们说4里外的石村有一个文化活动大院,是由我原来的初中母校旧址改造而成,但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文化活动设施而荒废,平时大门紧锁,被一些种植大户占据放置机械等杂物。那么村民闲暇做什么?也只有打打麻将、玩玩扑克、聊聊天了。

聊天也不能瞎聊,村庄里的事情是不能乱聊的,聊不好会出事。一位大娘跟我说,“现在的人都很恶,你比他们强,他们要找你茬;比他们差,他们看不起你欺负你,关系太紧张,不好相处。”不聊村庄人和事,那就只能天南海北天马行空,谈谈习主席的出访,聊聊日本首相的不靠谱。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不见了,村庄里发生的事一律成为别人的私事,盗伐河堤上的树木、偷采河里的淤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谈,久而久之村庄失去了“公共性”。

公共性指涉的是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精神,失去公共性的村庄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有个表妹在广州读研究生,她来我家走亲戚时说,她过年回来不是因为村庄,而是因为家庭。很多小时的玩伴也对我说,要是能够把妻儿老小接到城市去,那肯定不再回村庄。

  二

与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一样,老家惠村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家家的青年人要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是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和不便外出打工的老人,在这样人财物大量流出的村庄,咋看起来,文化活动还真是难搞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礼拜堂就可以搞起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来呢?这个很难用宗教的感召效应来解释,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信教者其实并不是真的信教,我问过很多老人,她们跟我说来礼拜堂不是要听讲经人讲经,想听也听不懂,她们去基督教点就是因为那里热闹,还有那里教人向善、孝敬父母、人人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这些他们不但听的懂,而且还津津乐道。

意思很明白,礼拜堂之所以能聚拢起人,首先是成了一个交往的平台,可以使留守的妇女老人们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公共性,一种平时在村里要回避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公开教训那些不孝敬父母的儿媳妇,偷鸡摸狗损害他人利益的二流子,私下偷情不遵守伦理道德的越轨者,仗势欺人的为富不仁者,因为这里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这里是以“基督”之名,以基督之名是不怕得罪人的。

礼拜堂能组织起文化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村民对“公共性”的需要。在社会学里有个“安全阀”机制的概念,这里的惠村也一样,平时的激烈竞争和紧张关系、对村庄事情的不满总要有个释放和表达的空间以避免公开的冲突,这时候文化活动往往是最好的途径。例如有个节目表演的是四个人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故事,抛开形式不讲,这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对四种人的批判:一是挑拨离间,喜欢嚼舌根的人;二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人;三是只想着挣钱,置穷亲戚于不顾的人;四是看不上老人,认为老人是“废品”的人。小品批判了这些不顾集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强化了村庄中的公共价值理念,因为不指名道姓,被批判的人往往能够悄然接受并有所醒悟,观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共同价值规范的温习。在这里,公共性和文化活动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

礼拜堂能办起这样的文化活动还在于其活动保障。除了有场所、有简单的道具之外,他们还注意培训挖掘骨干和积极分子,例如出资培训活泼大方的青年妇女学习钢琴乐器、发动退了休的老校长担任文化活动组织者等。另外,他们的剧本也很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注意运用广受村民欢迎的表演形式,例如当地农民都耳目能详的豫剧曲目《抬花轿》。这些节目不但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而且也是经过各基督教点广泛交流筛选的,这些都使其文化活动保持了较强的吸引力。

  

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农村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又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更具人气、更可持续。礼拜堂的文化活动仅是副业,其目的是要以“基督”之名来吸引更多人信教,且仅在圣诞、春节两个时间点举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以“人民”之名办起农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公共性的可持续的文化活动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的文化细胞也是无穷的。在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的演出现场可以体会到,即使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公共文化活动也完全大有可为,妇女能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老人也能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更是吸引农民广泛参与的原因所在。通过文化活动,村民们能够充分展现自身的才华和价值,表达自己对村庄事件的态度和意见,唤起村民对公共规则的关注;同时还可以舒缓因竞争导致的紧张的心理状态,调节因分化产生的潜在的阶层矛盾,这才是农村文化活动能够长久有力持续下去的关键。

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彰显公共性,不是修一座书屋,放一场电影那么简单,更需要调整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重点支持开展农民集体合作的文化活动,例如文艺汇演、运动会、日常广场舞、节庆舞龙狮等;重点支持开展体现公序良俗、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彰显伦理道德规范的戏剧曲艺巡演、弘扬集体道德风尚的“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评比活动等。还需要撬动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保证文化场所、基础设施到位;加大人才培养,挖掘农村文化活动骨干,并通过剧本写作比武、村庄展演等方式提高水平;加大组织保障,通过成立妇女老人文化活动协会等方式发育文化合作组织,确保公共文化活动的可持续。

这样的农村文化建设,能使留守村庄的村民多一层生活的意义,使漂泊在外的游子多一份萦绕的乡愁,使村庄不再是一个亟待逃离的地方,而真正成为一个心可归宿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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